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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研究十八篇

中国印度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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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我其南迈耶?昆仑、须弥(喜马拉耶)两重障壁,峻极于天。我其西度耶?流沙千里,层冰满山。呜呼!我乃数千年间,不获与世界所谓高等文化诸民族得一度之晤对。伤哉!酷哉!天之啬我以交通,乃至此极。吾家区区文物,乃不过吾祖宗闭户自精辛勤积累而仅得之。《记》不云乎:“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彼西方之民,何修而多友,我乃并一而无之也。

环境能熏造性质,我民族受此种交通之酷遇,自然养成几分保守的单调的气习,固无庸讳言。然使一民族对于外来文化而无容纳之可能性,则其族非久遂成为“僵石化”,而决不足以顺应生存于大地。畴昔西方之人,颇以此缺点代吾致疑惧。虽然,吾得有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当秦汉以前与我接触之他族,其文化皆下我数等,我对之诚不免贡高自慢,然吾族绝未尝自满以阻其向上,绝未尝自是而不肯虚受人。魏晋以降,佛教输入,贤智之士,憬然于六艺九流以外,尚有学问,而他人之所浚发,乃似过我。于是乎积年之“潜在本能”,忽尔触发,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 )。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

尤当注意者,本篇所记述,确为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下列诸贤之远适印度,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而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士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以此种种原因,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质而言之,则西行求法之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惟其如此,故所产之结果,能大有造于思想界。而不然者,则三家村妇朝普陀,非不虔敬,而于文化何与焉?明乎此义,则知吾所谓“留学运动”,非诞辞矣。求法高僧,其姓氏为吾人所耳熟者不过数辈;东西著述家所称引,亦仅能举二三十人。吾积数月之功,刻意搜讨,所得乃逾百。以其为先民一大业,故备列其名表敬仰,次乃论次其事也。

西行求法古德表

表注:

[1]原误作“二八九”,今改正。

[2]原误作“三二七”,今改正。

[3]原误作“卷八”,今改正。

[4]原误作“三七五”,今改正。

[5]原误作“卷七”,今改正。

[6]原误作“十五年”,今改正。

[7]全名为《萨婆多部律摄》,又称《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有部律摄》。凡十四卷。印度胜友撰,唐代义净译。

[8]原误作“杂阿毗昙心经”,今改正。

[9]《高僧传》卷一《昙摩难提传》原文为:“乃愿欲出家,……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

[10]原误作“叔”,今改正。

[11]原误作“三十七年”,今改正。

[12]原误作“四〇三—四二七”,今改正。

[13]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14]《出三藏记集》卷九原文为:“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

[15]原误作“宋元嘉中故重寻《涅槃后分》,遣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今青州)舶破伤足,因疾而卒。”今改正。

[16]此处原略“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博闻奇趣,远参异言。往”数字,以省略号识之。

[17]原误作“获其梵本”,今改正。

[18]此处原衍一“之”字,今改正。

[19]“复”字原脱,今补正。

[20]原误作“太”字,今改正。

[21]原误作“十二”,今改正。

[22]元魏太武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故“太武末年”至少应在440年以后才较为合理。另有一种可能,即“太武”为“太延”之误。因(433—439)与“太延”之(435—440)较为接近。

[23]原误作“十四”,今改正。

[24]原误作“五二三”,今改正。

[25]“冬”字原脱,今补正。

[26]《洛阳伽蓝记》卷五原文为:“云与惠生……向西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

[27]《魏书·嚈哒传》原文为:“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求访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

[28]原误作“《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今改正。

[29]原误作“十三年”,今改正。年号“武平”者,为时仅六载(570—575),而说“十三年”者,乃以“武平六年”加上“往返七载”所得之和,乃想当然耳。

[30]原误作“五七四”,今改正。

[31]原误作“大隋受禅,暹等赍经应运”,今改正。

[32]原误作“耽摩主底”,今改正。“耽摩立底”,一般译作“耽摩栗底”。

[33]原误作“宝罗筏”,今改正。

[34]原误作“供舍”,今改正。

[35]原误作“六九四”,今改正。

[36]原误作“卷二十七”,今改正。

右(上)表所列,共得百零五人,其佚名者尚八十二人(康法朗同行者佚三人。智猛同行者佚十三人。昙学等同行者佚六人。昙无竭同行者佚二十三人。宝暹等同行者佚二人。《求法高僧传》中佚名者十人。不空同行者佚二十五人)。呜呼!盛矣。据《求法高僧传》所述,则距义净五百余年前,尚有由蜀川牂牱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许人[1]。其年代确否虽未敢定,然有专寺供其栖息,事当非诬。再考印度境内华人专寺,其见于载籍者有四:

(一)东印度殑伽河下游之支那寺[2]。

(二)迦湿弥罗之汉寺[3]。

(三)王舍城中之汉寺[4]。

(四)华氏城东南百里之支那西寺[5]。

此诸寺者,殆可称为千余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会馆。夫必学生多然后会馆立,然则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姓氏失考者,殆更不止此数耳。

求法运动,起于三国末年,讫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区年代以校人数,其统计略如下:

西第三世纪(后半) 二人

第四世纪五人

第五世纪六十一人

第六世纪十四人

第七世纪五十六人

第八世纪(前半)二十一人

右三、四两纪之西游者,皆仅至西域而止,实今新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请求法者欲往末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则唐既定天下,威棱远播,如履户庭也。其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九六四—九七六)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6]。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〇五人中,惟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个人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者六十五人,以隶今地,则各省所得统计略如下:

甘肃十人河南八人山西七人两广七人

四川六人湖北五人直隶四人陕西四人

山东四人新疆四人辽东四人湖南三人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享;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再将各人之行踪及生死列统计表如下:

(一)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法护、法领、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僧景、慧达、沮渠京声、康法朗、慧睿、智猛、昙纂、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惠生、宋云、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玄奘、玄照、运期、智弘、大津、义净、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继业。

(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朱士行、慧常、进行、慧辩、僧建、慧简、慧嵬、慧应、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大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于法兰(死于象林)、慧景(死于小雪山)、道嵩(死于波沦)、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宾天竺道中)、智猛同行者一人(死于葱岭西)、智岸(成都人死于郎迦)、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彼岸(同上)、昙闰(死于渤盆)、常慜及其弟子一人(死于诃陵)、法朗(死于诃陵)。

(六)留学中病死者六人。

师鞭(年三十五)、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七)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

道生、师子惠、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罗病死)、义辉(行至郎迦戍病死)。

(八)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九)留而不归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道希、慧业、玄恪、智行、大乘灯(并留印度)。

(十)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

法净、僧绍、僧猛、昙朗、王伏、子统、法力、云启、道方、明远、义朗、义玄、解脱天、慧炎、慧轮、道琳、昙光、僧哲、玄游、灵运、无行、乘如、贞固、孟怀业、道宏、慧、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右(上)统计表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次):

悟空四十年

智猛三十七年

义净二十五年

惠生、宋云等十九年

慧日十九年

玄奘十七年

大乘灯十二年以上

玄照第一次十一年第二次不归

智严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不归

慧轮十年以上

大津十年

不空九年

智弘八年

宝暹等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五人团,法勇等二十五人团,昙学等八人团,宝暹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槃》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其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函》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abel r 'emusat )以一八三六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 koue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英人(samue beal )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 -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宝云《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昙景《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

《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僧佑《出三藏集记》引其一段。

(五)法勇(即昙无竭)《历国传记》。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六)道普《游履异域传》。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七)法盛《历国传》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八)道药《道药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九)惠生《慧生行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十)宋云《家记》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是否《家记》异名,今无考。

(十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藏中。近人丁谦著有考证。

法人(stanislas julien )有法文译本,一八五七年刊行,题为:m émoires sur les contr ées occidentales.英人(samuel beal )有英文译本,题为:si -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附)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彦悰笺。今存。

慧立为玄奘弟子,记其师西游事迹。法人(julien )以一八五三年译成法文,题为: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thsang et ses voyages dans l 'inde entre les an ,n ées 629 et de 6 42 de notre ere.

(十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日本高楠顺次郎有英文译本,一八九六年在牛津大学刊行,题为: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附)义净《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今存。

此书为求法高僧五十余人之小传,其名具见前表。书中关于印度地理掌故尚多。法人(ed ,chavannes )以一八九四年译成法文,题为:memoirsurlesreligieux éminentsquiallerentchercherlaloidansles pays d 'occident 。

(十三)无行《中天附书》。今佚。

《唐志》未著录。《求法高僧传》言有此书。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题为《荆川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

(十四)惠超《往五天竺国传》三卷。久佚,今复出。

《唐志》未著录。《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近十年来从敦煌石室得写本残卷,收入罗氏《云窗丛刻》。

(十五)继业《西域行程》。今佚。范成大《吴船录》节引。

以上十五种,皆前表中诸留学生之遗著也。其原书首尾具存者,惟法显、玄奘、义净三家。然全世界研究东方文化之人,已视若鸿宝。倘诸家书而悉存者,当更能赍吾侪以无穷之理趣也。其他留学界以外之人关于地理之著述尚多,实则皆受当时学界间接之影响也。举其可考者如下:

(一)道安《西域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郦道元[7]《水经注》征引多条。道安未尝出国门一步,此书盖闻诸曾游西域者。据《水经注》所引,其关于葱岭以西之记载,颇不少。疑道安朋辈中或有先法显而游印度者矣)。

(二)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三)彦琮《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目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其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四)彦琮《西域玄志》一卷(隋、唐志未著录,《法苑珠林》卷百[8]著录。今佚)。

(五)《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

(六)裴矩《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七)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十六、《法苑珠林》卷百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所引。玄策为贞观末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韦弘机《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9]等录。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通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者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干,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入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10]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11]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放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12]。广州夙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候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途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魂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即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路稍榛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藏人、阿剌伯人所阨,欲归无路[13]。故《求法传》中人物,遵陆者什无一二,盖有所不得已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何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14]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15]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16]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17],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18]自余各书描写艰状者尚多,不具引。故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见本传)。慧立之赞玄奘亦曰:“磋乎!若非为众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见《慈恩传》)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北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凉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海路艰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难,亦正颉颃。故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传)。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涉川之非坦途,可以想见。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也。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1] 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惟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因无可疑耳。

[2] 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惟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因无可疑耳。

[3] 梁启超原注:《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王玄策《西域志》云:“罽宾国……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波,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

[4] 梁启超原注: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惟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5] 梁启超原注: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惟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6] 梁启超原注: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录》卷一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

[7] 原误作“郦道安”,今改正。

[8] 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

[9] 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

[10] 此处原脱一“寺”字,今补。

[11] 《高僧传》卷第七《慧睿传》原文为:“睿……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12] 梁启超原注: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

[13] 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阿剌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存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

[14] 《佛国记》此段原文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15] 原误作“卷”字,今改正。

[16] “渴不能前是时”数字原脱,今补。

[17] 原误作“燥”,今改正。

[18] 《法显传》原文为:“葱岭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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