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取士，亦行科举之法。文公以绍兴十七年，举建州乡贡。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明年春，登王佐榜进士，列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剌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一年春，诠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学人常不胜吏事，文公则不然。在同安时，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廨中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轩，以令甲所当为者大书楣间。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出入之簿，逐日点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

同安有寇警，分守城之西北隅，循行所部，循勉慰饬，谕意吏士，士皆感奋为用。相城之隅，得隙地以为射圃，属其徒日射其间。其后盗虽溃去，而圃因不废，间往射如初。观此，则文公亦不忽武备。

宋时，主簿兼学事。文公之在同安也，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有本县进士徐应中议论纯正、王宾操履坚确，请赴学，待以宾客之礼，俾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余人，行峻不苟，遂请为学识。又以为治而防以法制，而义理不足以悦其心，则亦无以使之知所趋而兴于行，乃增修讲问之法，使职事诸生，相与渐摩，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学者翕然从之。

为同安诸生劝学文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爱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阴也。今闻诸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各已散去，岂爱日之意哉？”宋时，县学多有藏书，以便学者借阅，即今图书馆之权舆矣。然往往虚行故事，敝刓残脱，官不知理。文公尝奉檄至帅府，愿橅（同摹，谓就版摹印也）府中所有书以归，俾学者得肄习焉。帅即日属官工橅以予，归建经史阁以藏之。盖宋时州郡，皆有书版，即便流通，校雠精审，又足正坊本之失，意甚善也。

同安秩满，代者不至，申建宁府状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缺。”遂弃官归，以奉亲讲学为急。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

【批评】

科举以言取人，难得真才，前人论之详矣，今已废而不用。学校考试，虽以平日积分为主，而亦不能不弃文不论。盖文之所尚，惟在器识，搬演科学，即能及格，又何由知其所志乎？惟言心声，衡文巨眼，以此观人，百不失一，观蔡兹之取朱子，其可知也。

绍兴十八年登科录，以朱子之故，其书留传至今。《粤雅堂丛书》中有刻本，亦犹宝佑四年登科录之以文文山见重也。

学人不喜治事，身临民社，往往弹琴赋诗以鸣高，搜奇躭异以为乐。誉之者且以为真名士，且以为非俗吏。吏以治民为务，既不治事，不知国家要此官何用。

学非仅空言，必验之事而后见。既厌实事，则彼所孜孜矻矻，自以为学者，皆无用之学，程子所云玩物丧志而已。

学校但讲形式，则学者亦以形式应之，形式果足以造就人才乎？必如朱子之言“理义有以博其内，规矩有以约其外”，而后能收作人之效也。

宋代选拔官员，也是实行分科取士的办法。绍兴十七年，朱熹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考官蔡兹对别人说：“我评卷时取中一名后生，三篇策论都是要为朝廷谋划大事，以后必然会成为不同寻常之人。”第二年春天，中了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诏书授予他同进士出身（不是进士但是按进士出身对待）。绍兴二十一年春天，朱熹再次参加选拔考试，获得中等，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掌管文书的佐吏。

读书人多数不能胜任政事，但是朱熹则不这样。在同安县任职时，他在岗位工作上非常勤勉，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完成，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即使劳心费神也不退缩。朱熹办公的地方有一间休息的房间，他将其改名称作高士轩，把法令要求做的事用大字写在门楣上面。每次征收税赋，都要提前进行公示，收支的账本每天进行核对签字，避免差役从中做手脚。

同安县有贼寇之患，他负责带人巡守城中的西北角，深入所管辖队伍，勉励慰问将士，整顿军机，士兵们都深受感动，乐为所用。他在城角找了一个地方，辟建了一小块地作为射箭场所，朱熹带着他的属下每天在其中练习射箭。在此之后盗贼虽然散去，但射箭场所却没有被废除，还是像往常一样操练士兵。根据这件事，可以知道朱熹也不忽视武备。

宋朝的时候，主簿还兼任主管教育。朱熹在同安时，选拔城邑中有才华的百姓做学生弟子。同安县的进士徐应中评论事物真诚公正，王宾操守品行坚定，朱熹就邀请他们入学，用对待宾客的礼仪对待他们，使这些学生能够有楷模标准可以学习。还有一位柯君翰，在家中讲解传授经教，经常有一百多人求学，他品行高尚，毫不马虎，于是朱熹请他过来担任老师。朱熹又觉得靠规矩制度管束他们，如果所学的义理不能够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么也没办法让他们知道学习的方向和自觉应用于日常行为，于是增加了修习讲问的教学方法，让这些学生相互探讨切磋，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学习的人纷纷来跟他求学。

朱熹又劝导同安的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说：“学习知识就像追赶不上那样，追赶上了又像会担心失去一样，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是君子勤奋学习不知疲倦、珍惜利用点滴的光阴的原因。现在听说你们早晨起来上学，还没有到中午就都各自离开了，这哪里是珍惜光阴的做法呢？”宋朝时，县里的学馆多数都有藏书，从而方便学习的人借阅，即是现在所谓的图书馆的萌芽。然而学馆往往没有按照规定落实，书籍磨损残缺脱页了，官吏也不知道整理修缮。朱熹曾经带着公文到帅府，请求复印（橅，同摹，刻版进行复印）帅府中所藏有的书籍并拿回去，使学生能够有书学习。帅官当天就让下属将印刷的模板交给了朱熹，他回去后建设了经史阁用来收藏这些书籍模板。因为宋朝时候的州郡都有各自的印刷书版，方便在民间流通，文本校勘核对也比较精确，还能够修正民间书坊刻印书籍的谬误，这个主意非常好。

朱熹在同安县任职期满，继任者没有来。他向建宁府提出请示说：“我在同安县任职已经四年，应当辞去官职回家。我因为母亲年迈生活困难，不能够等待递补官职。”于是放弃官职回家，把侍奉亲长，讲授学问视为第一要务。他离开后，同安的士子思念他的教导，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共同在学宫为朱熹立祠。

【评论】

科举靠文章选拔人才，难以获得真正的人才，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科举已经废止不再实行。学校的考试，虽然以平时学习的积分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但也不能不完全放弃考察文章。因为文章所尊崇的是一个人的气度格局，演算科学算式即便能够及格，又从哪里能知道这个人的志向呢？只有文章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依靠锐利的鉴别能力来品评文章，借此观察一个人，一百次中无一次失误，从蔡兹录取朱熹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

绍兴十八年科举的登科榜因为朱熹的缘故，榜文到现在还留存着，《粤雅堂丛书》存有翻刻的版本，这跟宝佑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状元及第而被重视的性质是一样的。

学者不喜欢具体的政务，虽然在基层政府供职，但往往通过弹琴赋诗来自命清高，以搜索传说奇异的东西作乐，赞誉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名士，而且觉得他们不是落入俗套的小吏。然而官吏的职责就是治理百姓，既然不理政务，不知道国家选拔任用这样的官员有什么用处。

学习不仅仅是空谈大论，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来检验才能见证所学。既然都厌恶具体事务，那么他们勤勉不倦地学习，自认为是已经学到了知识，实际上都是没用的学问，这就是程颢所说的玩物丧志的表现。

学校只是讲授知识的表象，而学习的人也只是用表面的东西来应对，这种靠形式来传授知识的方法真的能够造就人才吗？前提是必须像朱熹所说的“用义理来丰富他们的内心，用规矩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然后才能收到培养人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