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至于成为历史争论的问题——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勃鲁姆先生的保证——1938年3月我访问巴黎——达拉第先生继勃鲁姆先生任总理——英意协定——同苏台德领袖谈话——德国将领的疑惧和抗争——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斯大林与贝奈斯——俄国国内的阴谋和清洗——达拉第6月12日的声明——希特勒对凯尔特的诺言——维德曼上尉赴伦敦的使命——8月27日我在塞顿·布瓦向选民发表演说——8月31日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苏联大使到恰特韦尔庄园来访问我——我给外交部的报告——9月7日《泰晤士报》社论——博内先生的问题和英国的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危机演说。
有几年，关于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事件中的做法究竟明智还是愚蠢，似乎要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问题，然而，根据战后从德国方面得来的资料，尤其是从纽伦堡审判中得到的材料，却显出未必是这样。争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如果英法采取坚决行动，是否能使希特勒让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军事政变？第二，从慕尼黑事件到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大国的地位与德国比起来，是否比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有所改善还是更坏？
关于在慕尼黑危机中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结束的事件，已经有过许多的著作，而且今后还会有人加以论述。这里只想提出几个主要事件，并说明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因为希特勒决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结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并向东扩张，而他又深信法英两国的领导人因酷爱和平和未能重整军备所以都不想打仗。
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惯用的伎俩。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确有不满情绪，但被他尽量加以扩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们边境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德国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日耳曼同胞，应该为他们争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德国政府公开表示关心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地位，这同德国在欧洲展开政治攻势的秘密计划是密切相关的。纳粹德国的政府公开宣布的目的有二：把所有在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并入德国版图之内，然后向东方扩张其生存空间。至于德国政策中比较不那么公开的目的，则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不至于在打起仗时成为苏联的空军基地，也不能成为英法两国在军事上的补充力量。德国参谋部早在1937年6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于草拟入侵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了。
有一个草案这样写道：
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军在西线作战的后方所存在的威胁，并且使俄国空军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军基地。1
1《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4页
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奥地利领土，是进攻波希米亚堡垒所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当侵略奥地利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坐在汽车里对哈尔德将军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哈尔德立即明白了希特勒这句话的意思。这使他看到了前景。这也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图，但同时也表明如所看到的，希特勒对军事的无知。他说：“德国军队要从南面向捷克进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过林茨的那条单轨铁道，会完全暴露出来，因而进行突然袭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战略观念是对的。德国本土的“西墙”正在加强，虽距完工为时尚远，但已足使法国军队引起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恐怖回忆。希特勒确信无论法国和英国都是不愿意打仗的。
在德国军队向奥地利进军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国大使向巴黎报告，说戈林曾对驻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保证，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3月14日，法国总理勃鲁姆先生对驻巴黎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声明，说法国将毫无保留地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这些外交上的保证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大陆上整个战略形势已经改变了。德国人的议论话题和大军现在已可以直接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了。在这些边区里，居民属于日耳曼种族，他们有一个爱借故生端的、活跃的日耳曼国家主义党，一发生纠纷，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3月底，我去巴黎同法国领导人进行探索性的谈话。政府对我恢复同法国的接触表示赞同。我住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先后会晤许多法国重要人物，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甘默林将军，保罗·雷诺、皮埃尔·科特、赫里欧、路易·马兰和其他一些人。有一次，我对勃鲁姆说：“德国的野战榴弹炮，在射程方面，当然也在打击力方面，据说都比你们法国改装过的七十五公分口径的重炮好。”他答道：“关于法国的炮兵的情况，难道我要你来告诉我吗？”我说：“当然不是，但请你问问你们的技术专科学校，最近给他们举行过一次关于新式七十五公分炮的火力比较的展览，但完全没有使他们信服。”他立即改变了态度，显得温和而友好。雷诺对我说：
“我们很了解，英国是不会实行征兵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支机械化军队呢？如果你们有六个装甲师，你们就会有一支强大的大陆性军队了。”或是意思是如此的话。当时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乐的上校曾写过一本受到许多批评的书，书中说明现代装甲车辆的攻击力。
大使和我同弗朗丹三人共进午餐，吃了很久。我在1936年曾见过他，现在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那时他负有责任，态度激动；现在他没有担任官职，就比较冷静和稳定了。他深信法国除了和德国妥协之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我们争论了两个小时之久。甘默林也来看我，他对当时法国陆军的力量很有信心，但当我问到他们的炮兵时，他就不大愉快了，因为他对这一方面非常内行。他在法国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当时法国国内政治不断动荡不安，勃鲁姆内阁不久也将倒台，这就分散了法国政府对欧洲舞台出现的危险的注意力。因此更有必要对于一旦出现全面危机时两国所应共同承担的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加以明确的规定，以免产生误会。4月10日，法国政府改组，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这两个人将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中担负法国政策的责任。
为了阻止德国进一步发动侵略，英国政府根据张伯伦先生的决定，在地中海方面谋求同意大利取得和解。这样做就会加强法国的地位，并且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情。由于艾登下台，墨索里尼已得到一定的满足，他觉得自己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比以前更为有利了，所以他不拒绝英国这种登门认错的表示。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以此来回报意大利对中欧表示难以估计的善意。外交部对这一项交易表示怀疑。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你真该看看外交部给我的草案；这真是使北极熊也得冻死的。”1
1法伊林，前引书，第350页。
我同外交部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有所怀疑：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8年4月18日
意大利协定当然是墨索里尼的彻底胜利。他在地中海设防来对付我们，他征服阿比西尼亚，他在西班牙横行霸道，现在却获得我们的真诚接受。条约中规定我们非经“事前磋商”不得在塞浦路斯设防，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至于其余部分，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拼凑几句补白罢了。
然而我又认为，要直率地反对这个协定，那还得慎重考虑。这已是既成事实了，并已被称为走向和平的一步。这个协定无疑地可以使地中海的火星不至于燃点起欧洲大火灾。
法国为了不致和英国各行其事，自必如法炮制，以求自卫。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可能：墨索里尼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德国干预多瑙河盆地。
在我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先知道你的看法和意图。我以为英意协定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企图同德国搞一个类乎更冠冕堂皇的协定，一方面用以抚慰英国人民，同时又让德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使德国的东欧计划日趋完备。
上星期，张伯伦曾秘密向（保守党协会）全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说，他“没有放弃同德国达成同样协议的希望”。他们对此表示冷淡。
与此同时，我们在空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使人失望……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4月28日
……关于意大利协定，我同意你信中的意见。墨索里尼所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以前曾经答应过而又被他自己破坏的东西。除此之外，只有把军队从利比亚撒出这一点是新的，他派到该地的军队，其原来的目的，也许纯属扰乱性质。现在显然正像我以前所预料的一样，墨索里尼在罗马会谈开始以后，仍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使佛朗哥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话，那么，要是还有人竟然相信墨索里尼肯停止干预，他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说，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实行起来恐怕也困难重重。它要等到意大利离开西班牙之后才能生效。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必须要多少个月之后才能办到，而且重要的并不在于意大利步兵是否留在西班牙，而是在于他们的专家和德国人都坚持有权呆在那里，这就使将来要确定是否已经撤退十分困难了，但也许有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问题。据我所知，那里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我担心在这个时候承认意大利的地位，就会大大地损害我们在阿皇几百万有色臣民中的威信。
我对于你之认为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协定这一层，是完全赞同的。毕竟现在它还不是一个正式协定。如果我发表什么言论可以被认为更有碍于协定的实现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过错了。这也是我在辞职演说和在利明顿的演说中答应不这样做的。
据我看来，国际局势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却在于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因为这也许会被人用来作为松懈国防努力的借口。鉴于时局的严重，这种努力实在做得太不够了……
希特勒正警觉地注视着局势。对他来说，使意大利在欧洲危机中最后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就考虑要加紧进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他虽然已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但也许最终还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以便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意大利能参加德国的一边。柏林方面当然要研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的公开言论的。西方两个大国劝捷克人为了欧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们这种意图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满意。亨莱因领导下的苏台德纳粹党，现在又提出在这个与德国相邻的地区实行自治的要求。他们的步骤已在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的演说中加以宣布了。接着，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见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紧进行煽动。
5月12日，亨莱因访问伦敦，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更详细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见见我。于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厦和他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担任翻译。
亨莱因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主管外交、国防、经济和交通等事宜。各政党在议会内均得自由发表意见，政府应按多数决议施政。边界要塞可以由捷克军队驻防，当然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开到边区。苏台德日耳曼人区，可能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均应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说，他们应有其自己的城乡参议会和一个区议会；在区议会中，对于在业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地区中的有关地方性的事务，都可能提出辩论。关于事实问题，例如边界的划定，他愿意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国际联盟委任的法庭给予解决。各个政党应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在自治区内，应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语区域中的官吏，如邮政、铁路和警官，当然应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在税收的总数中，应以适当比例拨给这些地区作为行政费用。
捷克驻伦敦公使马萨利克在事后获悉这次会谈，他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既不妨碍捷克共和国的独立，又能和平解决公认的种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德国心怀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话。但对这个条件，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5月17日，亨莱因同捷克政府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谈判。
亨莱因从英国返捷克的途中曾访问希特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选举即将举行，德国政府为了这次选举作准备，进行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关于德国军队向捷克边境推进的谣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问这件事。德国的否认并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们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军队作局部动员。
※ ※ ※
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德国的企图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时候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顾问举行会议，下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后来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他说：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2）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1
1《希特勒演讲集》，第二卷，第1571页。
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一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三十五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的防务构筑虽然已经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时，德国只能抽出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可能动员一百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虽然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茵兰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个事件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那些胜利的大国，在军事上显然还占着优势，如果他们再一次放弃他们的责任和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也即是常识和审慎的途径，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还存在着俄国，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属斯拉夫种族。在这个时候，它对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威胁性的。
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关系以及与贝奈斯总统个人的关系，都保持着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种族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关于这几件事，这里有必要略加说明。这是在1944年1月贝奈斯总统到马拉喀什来看我时告诉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当贝奈斯说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同法国一致行动的条约义务时，德国大使回答说，不必宣布废除条约，只要在战争发生时不实行动员或不出动军队就可以把条约破坏无遗了。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类的建议也无法表示愤怒。他们对德国害怕到了极点，尤其是考虑到德国随时可以提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动，就可以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和日益严重的危险。
于是他们对这个建议不加批评，也不置可否，搁起不谈就是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到1936年秋，德国高级军事方面送交贝奈斯总统一个信件，大意说，要是他愿意利用元首的建议，就应迅速行动，因为俄国马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情，那时将使他给德国的任何帮忙都变成无足轻重了。
当贝奈斯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发觉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正在频繁地传递俄德两国政府重要人物之间的信件。这就是所谓军人和共产党老赤卫队的叛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个以亲德政策为基础的新政权。贝奈斯总统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了斯大林。1
1有一些事实证明，贝奈斯的情报先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想把这个情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再转告斯大林，但这并不因此就勾销了贝奈斯对斯大林的帮助，所以这事关系不大。
接着，苏俄就进行了无情的、但也许并非不必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进行了一连串的审判。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些审判中大显身手。
虽然共产党老赤卫队不大可能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都极其嫉忌斯大林，因为他们是被斯大林撵出的。因此，按照极权国家的标准，自然最好是同时把他们加以清除。革命时期的老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还有派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苏联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不少陆军高级军官，都被枪毙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军官，被“清算”者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俄国军队以牺牲其军事效率为代价肃清了亲德分子。苏俄政府显著地转向反德倾向。斯大林个人对贝奈斯总统深为感激；
苏俄政府极其愿意帮助他个人和他的受威胁的国家来抵抗纳粹危险。希特勒当然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但我不知道，英、法两国的政府是否都很明了。在张伯伦先生和英、法两国的参谋部看来，苏俄1937年的清党，主要是俄国军队内部的分裂，是由于残忍的仇恨和报复，把苏联弄得四分五裂罢了。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一个以恐怖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用无情的手段来确保政权，是很可以巩固政府的地位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所要表明的显著事实，就是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斯大林与贝奈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界对德国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贝奈斯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全都不知道。英、法两国的驻捷克公使也茫无所知。齐格菲防线虽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障碍。
德国陆军是新建立的，其确实人数和战斗力尚难加以精确估计，而且显然有所夸大。此外还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的危险。最关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战争。
尽管如此，达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证，宣称法国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是神圣的、不可规避的”。过去有人认为，十三年前的洛迦诺公约意味着在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得以签订以前东欧一切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空谈；现在由于达拉第发表了这个重要声明，这种议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历史的前面，法国和捷克在1924年所订的条约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效力；
即在多事的1938年时，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曾一再重申这一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6月18日宣布了向捷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
希特勒致凯特尔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进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至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1
1《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号。
希特勒为了混淆视听，派他的随从副官维德曼上尉到伦敦。哈利法克斯勋爵在7月8日接见这位特使，外表上装成好像德国大使馆也不知其事。他表示：元首因为英国对他的提议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不快。英国政府是否可以让戈林到伦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某种情况下，德国是会把进攻捷克的行动延缓一年的。几天以后，张伯伦同德国大使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之前，为了澄清布拉格的局势，英国首相曾向捷克建议，派遣一个视察员到捷克斯洛伐克，以便促成友好的妥协。英王7月20日巴黎之行，使哈利法克斯有机会和法国政府讨论这个建议，经过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两国政府同意进行调解。
1938年7月26日，张伯伦在议会上宣布派朗西曼勋爵到布拉格，为的是就地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次日，捷克政府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法案草案，作为谈判的根据。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议会上说：“我不相信目前欧洲各国的负责人都想打仗。”8月3日，朗西曼勋爵抵达布拉格，同有关各方进行一系列冗长的和错综复杂的谈判。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谈判终于破裂了，从此局势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8月27日，这时已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报告说，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曾去拜会他，大使说他“又接到墨索里尼的书面训令，请德国及时告诉他可能对捷克采取行动的日期”。墨索里尼要求得到通知，使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法国边境采取必要的措施”。
※ ※ ※
8月间，令人忧虑的情况日益严重。27日我向我的选区选民说：
我们在这个赛顿·布瓦的古森林里，光是这个名字就使我们回想起诺曼时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国人的心，实在很难理解在欧洲盛行的凶暴情绪。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你们一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报导，一个星期好，一个星期坏，一个星期好一些，一个星期坏一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欧洲和世界的整个局势，正在不断地走向一个绝不会再拖延下去的顶点。
战争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德国家庭中征召入伍的庞大军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胁就无法解除。一个并不受别国威胁也不害怕别国的国家，却将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战时编制，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在我看来，我也必须坦白告诉你们，把这一大批力量实行战时编制，就是存心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某种结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勋爵赴布拉格，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希望——真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调解使命获得成功。现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调整他们的国内情况，对于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们的国家陷于分裂，都准备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和文明世界就势必面对纳粹德国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国纳粹党方面某种突然的狂暴行为，对一个个国发动进攻并加以征服。这样一种事件，恐怕就不仅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坏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各国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英国和英帝国，必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尽他们的责任，就像他们在历史还没有忘记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大臣们有一些接触。我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关系，由于我同政府之间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自然不免受到影响。我同艾登的想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对于他的继任者却不能这样说了。尽管如此，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朋友，并且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时我也给他写信。偶尔，他也请我去看他。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8月31日如果贝奈斯作了让步，而朗西曼也认为这个建议公平合理，但仍然被对方拒绝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为了加强制止希特勒暴行的阻力，在本星期之内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不至于使你为了可怕的保证承担责任。
第一，是否可以由英法俄三国提出联合照会，说明：
（1）他们对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2）他们对德国的军事部署深感焦虑；（3）他们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4）德国如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这三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拟好这个照会之后，应由三国驻美大使把它交给罗斯福过目。我们还应竭力促使罗斯福对这个问题尽可能加以支持。我认为可能他会给希特勒送一封信，强调指出时局的严重性，说他认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因而殷切希望事情得到友好的解决。
依我看来，这种办法会使德国官方的和平分子有坚持立场的好机会，而希特勒也许可以同罗斯福进行会谈而找到下台阶。固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难预言，只能当作一些希望罢了。·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一·个·联·合·照·会。
有可能挽救局势的第二步，就是调动舰队，并把后备小舰队和巡洋舰队编入现役舰队。我的意思并不是召集皇家后备舰队或实行动员，但我认为，可以把五六个小舰队提高到第一舰队的规模，还可以利用大约二百艘拖网船作反潜艇之用。采取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就可以在海军港口造成声势，作为阻止德国发动战争的威慑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也是一种及时的戒备，反正只会对我们有利。
我冒昧地希望你对一个以前曾亲身经历这类日子的人提出的这些建议不要见怪。很明显，行动迅速是至关重要的。
※ ※ ※
9月2日下午，我接到苏俄大使一封信，说是有一个紧急问题想马上到恰特韦尔来看我。我同麦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谊已有多时了。他也时常同我的儿子伦道夫会面。我接见了这位大使，在略为寒暄之后，他严谨详细地告诉我下面的事。他还没有说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这次谈话，是因为苏联政府宁愿通过我而不愿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议，以免可能遭到拒绝。他们显然希望我把听到的一切向政府报告。
大使虽没有这样说，但他并没有请我保守秘密，这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感到事关重要，在转告政府时得非常小心，避免参加上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们相互之间引起争论的语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进行考虑时有偏颇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 1938年9月3日我个人从绝对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报。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汇报，虽然不是别人要求我这样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大使正在休假）往访李维诺夫，以法国政府的名义，问他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袭击时俄国将给予什么援助，特别是考虑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的困难。李维诺夫反问法国打算怎样，他指出法国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俄国的义务则是以法国的行动来决定的。法国代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李维诺夫还是对他说：第一，苏联决意履行他们的义务。他认识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但他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对俄国显然很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李维诺夫认为，为了克服罗马尼亚的勉强情绪，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联盟。例如，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国，德国是侵略国，这就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决定让俄国的陆军和空军过境。
法国代办指出，国联行政院或许不能达成一致的决议。李维诺夫答称，多数票的决议就够了，同时罗马尼亚可能在行政院表决时加入多数的一方。李维诺夫因此建议，以出现战争危险作为理由，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召集国联行政院开会，国联各会员国可在一起进行磋商。他认为时间也许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后来他又告诉法国代办说，俄国、法国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参谋部应立即举行会谈，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苏联准备参加这种会谈。
第四，李维诺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谈话，外交部当然有这次谈话的副本。在那次谈话中，他主张应由爱好和平的各国就维护和平的最妥善办法进行商谈，也许最好能发表一个包括法、俄、英三大国在内的联合声明。他相信美国对这一声明会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这些话，都是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说的，是俄国政府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态度比较温和些，所以我认为除非亨莱因与贝奈斯的谈判出现新的破裂（如果出现破裂则过错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希特勒确实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激怒他。
你当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些消息，但我认为李维诺夫的话是极端重要的，我不应该置之不理，不向你报告。
我把报告口授写好以后，立即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9月5日以谨慎的口吻答复说，他认为现在如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采取行动，对时局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认为在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根据亨莱因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回来的报告重新检讨整个局势。”
他又说，局势仍然使人十分忧虑。
《泰晤士报》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
捷克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苏台德人最近的建议，如果现在他们又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德国的目的不仅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计划，即割让某些异族居民居住的并与其同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
这当然是意味着把波希米亚要塞防线的全部地带交出来。虽然英国政府立即声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但国外的舆论，尤其是法国的舆论并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往访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法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阐明英国将采取的立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先生宣称，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们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问题：“明天希特勒也许就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就立即动员。法国会回头问问你，‘我们要进军了；你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军？’英国将如何答复呢？”
下面是经过内阁同意的答复。这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转交法国的：
我当然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明白答复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内指出的，这个问题的本身虽然简单明白，但决不能同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分隔开来，而在现阶段，这样的情况显然纯属假定。
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1
1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