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堕落的民主国家饶舌一番了，但希特勒并不确信这一点。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历史学家和别的人，那些不必考虑每天怎样过和怎样去行动的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说，如果希特勒继续扩充实力两三年之后才动手，他或者早已掌握全世界的整个命运了。不过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生命或国家生活中，并不存在十拿九稳这回事。希特勒决定赶快进行，要在他的全盛时期发动战争。
布洛姆堡因为不相匹配的婚姻事件，使他在军官团的势力有所削弱，首先被免职了；然后，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又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元首不仅对国家的政策，也对军事机构掌握了直接支配权。因为一个人好歹是有天赋的和权力很大的，对别人又能施加那么可怕的惩罚，他总要尽可能在极其广大的领域内来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意志。他这时的权力与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争以后的权力颇为相似；当然他没有拿破仑驰骋战场亲自指挥，获得重大战役胜利的光荣。他的光荣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胜利而得来的；他周围的人和追随者们都知道，这种胜利完全出于他一人，出于他的判断能力和敢作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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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之渴望吞并奥地利共和国，除了在《我的奋斗》中明白说过他决心把所有条顿种族纳入帝国里面这个理由之外，他还有两个理由。如果奥地利归德国所有，就是既打开了捷克的门户，也获得了通往西南欧的更为宽广的道路。自从1934年7月多尔富斯总理被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以来，用金钱、阴谋、暴力来进行颠覆独立的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奥地利境内的纳粹运动，随着希特勒在别处取得的成功，无论在德国国内或对协约国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日益壮大起来，但它必须逐步前进。在名义上，巴本奉令同奥地利政府维持最友好的关系，促使奥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纳粹党为合法团体。在那个时候，墨索里尼的态度对于希特勒尚有约束的作用。多尔富斯遇害后，意大利这位独裁者乘飞机到威尼斯，接见和抚慰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奥总理遗孀，那时意大利的大军在奥地利南部边界集中。但现在到了1938年初，欧洲各国的分合和价值标准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如果法国想突破它面前那条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日益坚固的齐格菲防线，恐怕非作大量牺牲不可。德国的西方大门已经紧闭。无效的制裁，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毫无损害，反而激怒了他，把他赶进德国的阵营。他很可能津津有味地想起马基亚维里的名言：“人所必报的是小仇，而非大仇。”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似乎一再被人看透了，只要暴力行为没有直接攻击到他们本身，他们是会向暴力低头的。这时巴本正在奥地利的政治结构中进行巧妙的活动。许多奥地利显要都在他的压力和阴谋之下屈服了。对维也纳非常重要的旅行业，因时局动荡不定而大受妨碍。恐怖分子的幕后活动和扔炸弹的暴行，使奥地利共和国的脆弱生命岌岌可危。
德国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可以促使最近取得合法地位的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参加维也纳的内阁，从而取得对奥地利政策的控制权。1938年2月12日，即希特勒取得最高军事统率权后的第八天，他传唤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先生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奥总理服从命令，同他的外交部长施米特一起去了。现在我们已见到许施尼格的记载，其中有下面一段的对话。1
1许施尼格：《奥地利安魂弥撒》，第37页以后。
希特勒曾经提到奥地利边境的防务。所有这些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些也许需要用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克服的东西，从而引起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
希特勒：我只要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间你们边界上所有那些可笑的虚张声势的东西都将完蛋。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以上吗？谁知道——也许我将像一场春天的风暴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维也纳，那时你就会真正体验到点什么了。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人丧命。军队之后，褐衫队和“奥地利兵团”也要跟着来的！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报仇，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你要把奥地利变为第二个西班牙吗？所有这些，如果可能，我是愿意避免的。
许施尼格：我将取得必需的情报和停止在德国边界建筑防御工事。当然，我知道你是可以长驱直入奥地利的，但是总理先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如你这样做就会引起流血。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行动可能意味着战争。
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谈阔论喽。但在这背后，有许多痛苦和流血的事实存在。许施尼格先生，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这头一次的谈话是在上午十一点举行的。经过一次正式的午餐后，那些奥地利人被叫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见到里宾特洛甫和巴本，一个书面的最后通牒提出来了。所有的条件是不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内阁保安部长，对所有在押的奥地利纳粹党人实行大赦，把奥地利纳粹党正式并入由政府创导的“保卫祖国协会”。
稍后，希特勒接见奥地利总理。“我再对你说一遍，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实行这个协定。”在德国约德尔将军的日记中，有下面的记载：“许施尼格和施米特再一次受到了最严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力。到晚上十一点，许施尼格签订了这个“协定草案”。1于是巴本陪同许施尼格一起坐着雪橇经过白雪皑皑的公路回到萨尔茨堡。在路上，巴本向他解释说：“是的，元首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你已经亲自体验过了。但你在下次来的时候就会舒服得多。元首可以说是真正的惹人喜欢的。”2
1《纽伦堡文件》（英国陛下政府出版局），第一编，第249页。
2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51—52页。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
我很高兴告诉诸位先生，在过去几天以内，我们和一个因为许多理由和我们特别密切的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谅解，德国和日耳曼的奥地利连结在一起了，这不仅因为两国都是同一民族，也因为两国共享一种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鉴于执行1936年7月11日协定所遇到的困难，形势迫使我们设法肃清在实现最后和解的路途上的种种误解和障碍。假使没有做到这一层，那么很明显，不论有意或无意，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不能忍受的局面，可能从而导致极为严重的灾难。
我很高兴能够向你们保证，我们这些想法同应我之邀请来访问我的那位奥地利总理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的想法和意图就是两国彼此设法使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其办法是，在现有的立法下，使抱有国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民能够享有在日耳曼的奥地利中别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样法律权利。
与此有关的是，应该对和平作出切实的贡献，要颁布大赦，要通过在尽可能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个人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进行友好合作，使两国之间取得更深的了解，所有这些都是7月11日协定范围内的事及其补充。在这一方面，我愿在德国人民之前，向奥地利总理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他基于伟大的谅解和热情的诚意接受了我的邀请，和我一起工作，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能满足两国最大利益的途径；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为了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无论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日耳曼的子孙。1
1《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第二卷，第1407—8页。
很难找得到比这个更地道的欺诈和伪善的样板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一定得益不少。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以引述，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奇怪的是在任何自由国家里的有知识的男女，对希特勒这些话本来早就该嗤之以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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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又得回到在前一章里讲过的在英国的严重局势。在第二天，2月21日，英国下院就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他的次官克兰伯恩勋爵的辞职，进行一场大辩论。克兰伯恩是一个“动于衷而不形于外”的人，他对艾登很忠诚和信任，愿意同进退。艾登自然不能公开提到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和这个建议所受到的挫折。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次要的。
艾登说：
我已经说到使我和我的同僚之间出现裂痕的直接分歧，但是，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那我就是不坦白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一·件·与·意·大·利·完·全·无·关·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十·分·重·要·的·决·定·才·是·根·本·的·分·歧。
他在结论中说：
我不相信，如果让外国有一个印象，相信我们屈服于不断的压力之下，就能够对欧洲的局势缓和有所推动。……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我确信进步首先有赖于民族的气质，而民族的气质又必须以坚决的精神表现出来。我深信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精神。如果不让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我认为对我国和对世界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艾德礼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艾登先生的辞职，在意大利正被宣布为“墨索里尼的又一次大胜利”。“我们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件事，‘你看我们领袖的威力多么大，英国的外交大臣已经下台了。’”我到第二天才发言，在发言中我对辞职的两位大臣作了一番赞扬。我也支持艾德礼先生的指责，我说：
上周是独裁者们的一个美满的一周——是他们所未曾有过的最美满的一周。德国独裁者已经把他的铁掌伸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身上，而意大利独裁者对艾登先生的仇恨也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终局。他们之间的冲突已为时甚久。墨索里尼已取得胜利，现在对此不能有所怀疑了。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尊严、力量和主权都不能使前外交大臣所肩负的任务获得成功，这些任务是由全国人民和议会的公意委托给他的。……
这就结束了这件事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受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委托，担任某种职务的那个英国人终于去职了，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则在为了国内的理由正迫切需要有所成就的时刻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全世界每一块地方，不管在那里，不管是实行什么制度的政府，凡是英国的朋友，都感到沮丧，而英国的敌人则兴高采烈。……
前外交大臣的辞职，也许很可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俗话说得好，大冲突通常由小事引起，但不会因为小的理由而发生。前外交大臣恪守我们久已置之脑后的传统的旧政策。首相和他的同僚却采取另一种新政策。旧政策的内容就是极力在欧洲建立法律秩序，通过国际联盟建立有效的防止侵略者的力量。新政策是否以为不只是在感情上和自尊心上，而且也在物质上作出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屈服来和极权国家妥协，就可以保持和平呢？
有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欧洲是混乱的。欧洲发生混乱的部分，是受议会政府统治的那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在大独裁者方面有什么纷乱。他们知道需要什么，而且谁也不能否认，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一步都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世界安全最严重的、并且大部分是无可挽回的损害，都是在1932到1935年间造成的。……对我们来说第二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是在1936年初德国重占莱茵兰的时候。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现在我们处于他的第三次行动的时候，但是这次机会，并不像以前那么有利了。奥地利现在已受奴役，·我·们·也·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欧洲大陆的形势继续演变着。墨索里尼派人传了一个口讯给许施尼格，说他认为奥地利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态度是正确而又巧妙的。他保证意大利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绝不会改变，明确表示他个人的友谊。2月24日，奥地利总理自己向议会致词，欢迎同德国解决纠纷，但又相当尖锐地强调，如果有越出协定具体规定的情形，奥地利决不接受。3月3日，他经奥地利驻罗马的武官交给墨索里尼一封密函，通知意大利领袖，说他打算举行公民投票，以加强奥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二十四小时后，他接到驻罗马的奥地利武官叙述他与墨索里尼会面情形的回电。在谈话中，领袖谈得很乐观，他说局势将会改善。罗马和伦敦间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可以缓和，这肯定会减轻当前的压力。……至于公民投票问题，墨索里尼提出警告说，“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投票有满意的结果，人们会说是伪造的。如果结果不好，政府的地位即将受不了；如果结果是没有决定性的，则投票毫无用处。”但许施尼格已决定进行。3月9日他正式宣布：在3月13日星期日，奥地利全国各地将举行公民投票。
最初风平浪静，赛斯—英夸特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就接受了这个主张。但到11日晨五点半，许施尼格被电话铃闹醒了。
维也纳警察局在电话里告诉他：“一小时前，德国萨尔茨堡边界实行封锁，德国税务人员已经撤退。铁道交通已经切断。”
奥地利收到的第二个报告，就是他派驻慕尼黑的总领事发出的电报，告诉他该地德军已经动员；假定目的地——奥地利！
上午晚些时候，赛斯—英夸特跑来，说他刚接到戈林的电话，通知说公民投票必须在一小时内宣布取消。如果在限定时间内没有答复，戈林将认为赛斯—英夸特已不能自由通电话，因而他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许施尼格获得了负责官吏的报告，知道军警不尽可靠，于是就通知赛斯—英夸特说，公民投票将予以延期。一刻钟后，赛斯—英夸特回来见许施尼格，手里拿着戈林的答复，这是在一张电文纸上记下来的：
只有奥总理立即辞职，两小时内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这才能挽救局势。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实行，德军即将开进奥地利。1
1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66、72页。
许施尼格当即进谒米克拉斯总统，提出辞职。他在总统室时，收到了意大利政府打来的密码电，电文说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高年的总统态度很坚决，他说：“这样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坚决拒绝任命一个纳粹党人为总理。他决定迫使德国人做出可耻的暴力行动，这正是德国人早已准备好的。
关于德国的反应，在约德尔将军3月10日的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许施尼格没有同他的阁员商量就突然命令在3月13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这是·在·没·有·计·划·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使执政党取得巨大多数的办法。元首决定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当晚，3月9日到10日的夜间，他召见戈林，又把赖歇瑙将军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召回来。舒伯特将军和格莱斯—霍斯顿诺部长也奉命前来，后者本来和区领导人（伯克尔）同在莱茵兰选帝候领地。凯特尔将军在一点十五分把情况通报有关方面。十点钟，他乘车到总理府。十点十五分，我跟着去总理府把原有的“奥托计划”草案交给他。十三时凯特尔将军通知作战参谋总长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因事留在伦敦。纽赖特暂管外交部事务。元首要把最后通牒送交奥地利内阁。他给墨索里尼发出一封私函，说明迫使元首采取行动的理由。1
1《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1页。
第二天，即3月11日，希特勒下令德国武装部队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经过长期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奥托计划”开始实行了。在紧张的整个一天内，米克拉斯总统始终以坚决的态度拒绝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的要求。在战后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希特勒和他派到意大利领袖那里的特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的电话谈话记录曾被用作证据。这段对话很有趣：
黑森：我刚从威尼斯宫回来。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您问好。他已从奥地利方面获悉了，因为许施尼格把消息告诉了他。那时他曾说过，这（指意大利出兵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可能只是一种恐吓；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因此告诉他（许施尼格）事势既不幸达到这个地步，也就无法改变了。然后墨索里尼接着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轻重的。
希特勒：请你转告墨索里尼，在这件事情上，我决不会忘记他。
黑森：是的。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现在仍然准备同他订立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协定。
黑森：是，这一点我也已经告诉他了。
希特勒：一待奥地利问题解决，我甘愿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黑森：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愿意订任何协议——万一我们卷入战争，我不再害怕在军事上陷于可怕的形势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确是非常感谢他，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么援助，或发生什么危险，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和他为敌，我将坚决同他站在一起。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1
1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102—3页，及《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8—259页。
1943年，希特勒把墨索里尼从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他的确遵守了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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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维也纳胜利进军向来是这位奥地利下士的梦想。3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奥地利首都的纳粹党曾计划举行火炬游行，以欢迎这位英雄征服者，但到时却不见大军驾临。只有三名巴伐利亚的军需官乘火车到达维也纳，为入侵的德军布置营房。这时这三个不知所措的军官被大众抬起来游行，以资点缀。后来，误时的原因慢慢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声音隆隆地越过了边界，快到林茨时却走不动了。虽然气候和道路的情况都很好，但大部分的坦克车坏了，摩托化的重炮兵出了毛病。从林茨到维也纳的路上，挤满了重型军用车辆，把交通堵住了。希特勒特别宠爱的第四军团司令赖歇瑙将军被认为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这件事也暴露出德国陆军在其重建的现阶段中尚未成熟的情形。
希特勒自己乘汽车经过林茨时，看到车辆拥塞的情形，大为震怒。轻坦克在拥挤混乱的道路上设法开了出来，七零八落地在星期日清晨开进维也纳。装甲车和摩托化重炮只好用火车运到维也纳，用了这种办法才算及时赶到参加仪式。希特勒在兴高采烈或惊惶失措的群众之中乘车进入维也纳的照片，是大家都看过的。但这个神秘性的光荣时刻却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背景。事实上，德国元首对他的军事机器的明显缺点大动肝火。他申斥他的将领，而将领们也反唇相讥。他们提醒希特勒，说他不听弗里奇的警告，说德国的军事地位尚不能冒大战风险。后来，表面上的样子还是保持住了，正式的庆祝和游行也举行了。星期日那天，在大批德军和奥地利纳粹党人占领维也纳之后，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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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宾特洛甫先生这时正要离开伦敦，返国就任外交部长。
张伯伦先生特别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欢送，我和我的妻子应首相邀请出席作陪。席上一共约有十六个人。我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在卡多根爵士的旁边。正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外交部信差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开，全神贯注地看。接着他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到首相的坐处，把信交给首相。虽然卡多根的举动没有表现出发生了什么乱子，但我不由得注意到首相显然有点心神不定。不一会儿，卡多根把信收回重新入座。后来我听说信的内容是说希特勒已向奥地利进军，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正在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宴会仍顺利进行，没有半点停顿。但不久张伯伦夫人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了若干暗示，便站起来说：“让我们大家到客厅里喝点咖啡吧！”我们陆续走进客厅，在我或者在一些其他人看来，张伯伦夫妇显然希望快点把这个宴会结束。大家都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闲散地站着只等同贵宾说再会。
但里宾特洛甫先生夫妇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气氛。
相反，他们拉着主人夫妇喋喋不休地谈了约半小时之久。有一阵，我同里宾特洛甫夫人谈起来，我以临别赠词的口气说：
“我希望英国和德国将保持友好。”她庄重地回答说：“请你当心不要损害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他们都完全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把首相拖住，使他不能去办理公事和接听电话，是一个好策略。最后张伯伦先生对大使说：
“对不起，我得去处理急事。”说完立即走出房间。里宾特洛甫夫妇还是不走，因此我们大部分人都托词脱身回家。我想他们终于也走了。这是里宾特洛甫被绞死前我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
侵略奥地利的暴行和征服这个美丽的维也纳连同它的声誉、文化及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使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次日，即3月14日，我在下院说：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像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势的演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
多少个朋友将因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又说：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
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国际均势，对于所谓小协约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小协约国这个国家集团，我必须说明一下。把小协约国的三个国家分别来看，可以说是三个二等的国家，但它们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大强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根据最密切的军事协定联合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矿藏和原料。两国都有庞大的军队；而它们的军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在英国人的耳朵里听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称似有些怪异。它无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家。它的陆军无疑只比我们大两三倍。它无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军火供应。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他们有一条要塞防线；而且他们有着表现强烈的生存意志，有着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处在孤立状态之中。根据和约，汉堡虽然是它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封锁。现在它和开往南欧以及经南欧而到西南欧的铁路与水路的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它的贸易可能被迫缴纳毁灭性的过境税，就是说，一种完全可以制其对外贸易于死命的过境税。这个国家是以前的奥匈帝国境内的最大工业区。除非在势必举行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否则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断，或者马上就要被切断。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料供应以及它在那里建立的自然市场的联系也许会立即被切断。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结果也许会使这个小国的经济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谓小协约国的中心，已经打进一个楔子了。这几个小国，在欧洲有过不受侵扰的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任何人在我们乡土上有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一样。
现在俄国人发出警报了。3月18日，他们建议举行会议以讨论时局。他们希望讨论一下，如遇德国对和平有重大威胁时，要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在国际联盟行动体制内履行法苏协定，哪怕是商量一个纲要也好。这个建议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应都很冷淡。法国政府由于别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他们国内的飞机工厂发生严重的罢工。佛朗哥的军队正在深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班牙地区。张伯伦表示怀疑，态度消沉。他非常不同意我所提出的关于前途危险的看法和为了抵抗这些危险所主张的方法。我一直竭力主张，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
法伊林先生告诉我们，首相曾在3月20日写信给他的姐姐，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温斯顿所说的“大联盟”，其实在他提到之前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同哈利法克斯谈过，并把这个想法提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研究过。这是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设想；而且直到你进而考虑它是否切实可行之前，会觉得这一设想几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具体考虑时，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德国如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法国或我们都毫无办法来救它。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并且由于法国对它有条约义务我们对法国也不能给予任何保证。1
1法伊林，前引书，第347—348页。
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一个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根据错误的推理得来的。在现代大国或联盟之间的战争中，要保卫某个区域，并不单靠同一地区的努力。这涉及到整个战线的力量对比。这种情况，在战争尚未开始和战争还可避免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当然无需思索就可以报告首相，英国的海军和法国的陆军不可能部署在波希米亚山头阵地上而置身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希特勒入侵的军队之间。的确，这是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的。但德国如果肯定地知道越过波希米亚边境一定会引起全欧洲的大战，那么，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许还很可能阻止或延缓希特勒进行下一次的进攻。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价值已给丢光了，希特勒的权力和威望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这时他却贸贸然向波兰提出保证，试想张伯伦先生这种在私下说的出自内心的推理竟错误到何种程度！
1938年3月24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对俄国动议的看法：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其间接的，但势所必致的后果，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过，首相也不能躲避所面对的残酷事实：当时存在着“国际信任的重大妨碍”，政府对英国在欧洲的义务迟早必须作明确的解释。我们在中欧将负什么义务呢？“如果战争爆发，参战国家大概不会只限于那些承担法律义务的国家。战争将打到哪里为止？哪些国家会被卷入？这都是无法预测的。”此外必须注意“排他性国家集团”固然有其弊害，但不这样做就只有让侵略者逐一消灭，各个击破，这样，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而且，这种想法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是非问题。事实上毕竟还有国际联盟及其宪章哩。
首相的路线现在是很明白地规定了：“同时向柏林和布拉格施加外交压力，对意大利采取姑息态度，对法国的义务则作严格限制的解释。为了执行前两点，对最后一点必须作慎重和精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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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须请读者向西移到“绿岛”1去。“到提珀勒里去要走很远的路”2，但有时还是禁不住要去那里看看。由希特勒占领奥地利起，到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暴露止这个期间，我们必须转过来说说我们遭到的另一种性质大不相同的不幸。
自1938年初起，英国政府一直与南爱尔兰的德·瓦勒拉先生进行谈判，到4月25日双方签订了一个协定，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英国放弃占有南爱尔兰的昆斯敦和贝雷黑文这两个港口作海军用途的权利，并放弃在拉夫·斯威利的基地。这两个南部的港口，在我们海军防卫和粮食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22年我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处理过内阁当时所作的“爱尔兰方案”的细节问题。当时我把海军大将贝蒂请到殖民部，由他向迈克尔·科林斯3说明这两个港口在英国取得供应的整个系统中的重要性。他立刻获得了科林斯的信服。科林斯说：“你们当然必须占有这些港口，它们是你们生命所必需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其后十六年中，一切都很顺利。昆斯敦和贝雷黑文为我们安全所必不可少这个理由，是容易了解的。它们是加油站，我们的驱逐舰队就是从那里向西开入大西洋搜索潜水艇和保护将开进英国而到达狭窄海口处的船队的。拉夫·斯威利也是保护船只开到克莱德湾和默尔西河口所必需的。放弃这些地方，则我们的舰队，此后向北开就须从拉姆拉希出发；向南就要由彭布洛克码头或法尔默思开出。这样就会把我们海军的行动半径和保护范围在内海和境外都缩小了四百多哩。
1爱尔兰的别称。——译者
2提珀勒里是爱尔兰的一个地方，所引这句话出自一首英国军歌。——译者
3爱尔兰代表。——译者
参谋长委员会竟然同意放弃这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保障，确实使我难以置信。直到最后一刻，我还以为至少已保证在战时我们还有占用这几个爱尔兰港口的权利，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议会上宣布，英国放弃这些港口并不附有任何条件。后来我得到确实消息，英国政府这样爽快答应德·瓦勒拉先生的要求使他也感到十分诧异。他之所以把这一条列入要求之中，原来只是为了讨价还价，只要其他各条能有满意的解决，这一条原是可以放弃的。
查特菲尔德勋爵在他最后写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说明他和其他参谋长们所采取的方针。1凡是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个人仍然深信，这样毫无理由放弃我们在战时可以使用这些爱尔兰港口的权利，是对英国国家生活和安全的一个重大损失。很难设想有比这更不动脑筋的事情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不错，没有这些港口，我们最后也把难关度过了。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港口就无法度过难关，我们也会用武力重行占领，而不致因此活活饿死。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这种缺乏深谋远虑的迁就妥协的例证很快就使我们丧失许多船只和生命了。
1查特菲尔德勋爵：《前车可鉴》，第18章。
整个保守党，除了代表北爱尔兰的几个议员外，全都支持首相。像这样的一种步骤，自然使身为反对派的工党和自由党也感到很高兴。因此，5月5日我站起来提出我的抗议时，我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大家带着怀疑的心情耐心地听我发言。有些人甚至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竟然提出这种毫无希望的抗议呢？我从没看到下院有比这更完全的错误。这时距宣战只有十五个月了。等到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胜败的时候，议员先生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因为我的演说词已经在《进入战斗》一书中全部引录，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引了——除了这一点：没有正视战时南爱尔兰的中立问题。
〔我问道〕如果我们同某个强国发生战争，我们能够保证南爱尔兰或他们自称的爱尔兰共和国不会宣布中立吗？这个敌国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肯定是在一切方面对南爱尔兰给予全部豁免，如果南爱尔兰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中立的可能性。这样的中立，也许我们不久就会体验到的。很可能当我们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却不能使用那些港口；
当我们需要保护英国居民使之免于匮乏甚或饥饿时，我们很可能要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谁愿意自己伸着头往绞索里套呢？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竟然会考虑这种做法呢？我们一旦撤出这些港口，都柏林政府想拒绝我们使用这些港口，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里有的是大炮，也可以布设水雷。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了。我们过去对这些港口曾享有权利；我们把这些权利放弃了；我们希望由此而取得他们的友好亲善，亲善到足以能为我们忍受艰苦。可是，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友善态度，“那么我们就重占这些港口”，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有这样做的权利了。在一场大战争中，我们如被宣布破坏爱尔兰的中立，我们就为世界舆论所不齿，我们参战的目的也得被玷污……我们为了空虚的幻想和贪图安逸，正在抛弃切实的和重要的安全手段。
《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关于防务的协定……使联合王国政府解除了1921年英爱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曾使政府负起在战时保卫科克、贝雷黑文和拉夫·斯威利等设防军港的沉重而微妙的任务。
如果把直布罗陀交给西班牙，把马耳他交给意大利，一定还可以解除得更彻底哩，而且两个地方对于我们居民的实际生存的关系还没有像南爱尔兰那些港口那么直接。
关于这个可悲的而又可惊的插曲，我就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