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掌握大权——他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会谈——朗西曼使命的结束——英法对捷克的压力——贝奈斯总统的屈服——福歇将军放弃法国国籍——我在9月21日的声明——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声明——苏联实力的被漠视——兀鹰齐集在厄运注定的国家的周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英法内阁的拒绝——威尔逊赴柏林的任务——我在9月26日往访唐宁街——哈利法克斯的公报——英国海军动员——在德国前线的后面——贝克将军的免职——希特勒与德国陆军参谋部的斗争——哈尔德将军的阴谋——9月14日阴谋失败的所传原因——9月26日德国陆军参谋部给希特勒的意见书——雷德尔海军上将的进谏——希特勒的动摇——张伯伦9月27日的广播——他第三次建议访问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吁——9月28日下院的好戏——慕尼黑会议——一张废纸——张伯伦凯旋归来——“光荣的和平”——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的判断再度证实——道德和行为的一些普通原则——法国和英国走上致命的道路。
张伯伦先生控制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则是他的主要亲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来越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首相走。内阁深切不安，但还听从张伯伦。下院中的政府多数党被党的议会领袖所操纵。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执掌着我们的国家大事。这个人不论对他所应负的责任或他应尽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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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1
1法伊林，前引书，第367页。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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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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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件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国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对我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三十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后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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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维佐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演说，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觉得它今日所处的地位可以称为一种‘微妙的形势’，它曾是——我们也许已经可以用‘曾是’这两个字了，其理由我马上就告诉你们——不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兰、马扎尔、露西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我要郑重声明，它有必要用一个通盘的办法来加以解决。”1
1见里普卡：《慕尼黑及其后》，第117页。
捷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回来后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再来并表明已接受这个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候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应延长他以前提出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在谈判未获结果之前不调动他的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动。
讨论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整个早晨，张伯伦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它们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他们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那天晚上十时三十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十时半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者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这时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说，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会发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责备德国总理对我谋求和平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响应。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是一个不会引起战争的问题。”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讨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所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之高确实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次日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人必须在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他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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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处在类似的情况时一样，危机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在这关键的一天，下午三时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俄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绪和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大约八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现在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就立即发表了。
在早一些时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厦寓所时，我发现已有十五位先生齐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保守党党员：塞西尔勋爵、劳埃德勋爵、爱德华·格里格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布雷肯先生、劳先生。大家的情绪极为热烈。各人的意见集中于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使俄国参加。”保守党内的意见如此热烈，表明了他们已完全抛开阶级、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等想法，表明了他们的情绪之高，这使我深深感动，惊叹不已。我把唐宁街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说明公报的性质。大家听了都大为安心。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
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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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十一时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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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两国政府展示的坚硬的正面背后的情形。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对希特勒的计划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还准备加以阻止。在三月间，在德国进犯奥地利之后，他曾送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列举详尽的事实来证明：连续不断的征服计划势必招致世界性的灾祸，使新近复兴的德国再度陷于崩溃。希特勒对此不作答复。停了一段时期。贝克不愿分担元首决意进行战争的历史责任。到七月间，他们二人之间出现对立。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实现时，贝克要求希特勒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冒险。于是他们二人就决裂了。希特勒对贝克说，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陆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都要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贝克因此就请求辞职。他的辞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位将军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自此之后，他就不到陆军部办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职，并委派哈尔德来继任他的职位。贝克后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但光荣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内人才知道的。现在元首和他的专家顾问之间也开始了一场持续的严重斗争。贝克是陆军参谋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们之间不但在职业意见上一致，而且对非军人的、政党方面的命令同样都有反感。看来九月危机已造成了使德国将领感到担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对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随着所有这些形势的发展，人们的情绪上升到狂热的地步。
首先，我们得到了哈尔德将军所作的关于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的报告。这件事的证据还不限于哈尔德的详细叙述。计划肯定是有的，只是当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那我们就不能精确判断了。将军们曾一再计划造反，但到最后关头总是由于种种原因而给打消了。他们被盟军俘虏之后，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厌其详地说明他们曾经如何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无疑问，那时有过这种阴谋计划，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也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尔德说），我们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德国能够摆脱这个疯子。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我们并不想把纳粹领导人杀死，只是想把他们抓起来，成立一个军政府，向人民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正在被引到确实无疑的灾难中去。
参加这个阴谋的有：哈尔德将军、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柏林卫戍司令）、托马斯将军（装备署署长）、布罗克多尔夫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他们还秘密告诉了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他也表示赞同。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和正常军队的调动的一部分，他们顺利地把一个装甲师调到靠近柏林的地区，只需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开到柏林。证据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慕尼黑危机时，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驻在柏林之南。赫普纳将军的秘密任务就是在接到信号时立即占领首都、总理府和重要的纳粹部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师后来被拨归维茨累本将军指挥。椐据哈尔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当时对于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曾作过极其周密的布置。“当时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则政变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在中午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去见维茨累本把计划订好。当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八时执行。到下午四时据哈尔德说，维茨累本的办公室接到张伯伦要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元首会晤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在会议中哈尔德告诉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他作为总参谋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就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所说的柏林内部危机的故事，是否属实，历史家将会进行调查。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如果这件事终于被认为属历史事实，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除此之外，参谋部方面还有其他虽不那么激烈但还热心的努力，以谋求抑制希特勒，这是毫无疑问的。9月26日，由汉内肯将军、勒布将军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府请求晋谒希特勒，但被打发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将领在陆军部开会。他们一致同意拟订了一份意见书，送到总理府。这个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国发表。1意见书分五章，另有三个附录，一共十八页。第一章的重点是叙述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说明德国人民士气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欧洲战争。又说，如果发生战争，就必须把非常权力授予军事当局。第二章叙述国防军的恶劣情况，并说“军事当局只好对许多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不加过问”。第三章列举德国军备的各种缺点，尤其着重说明匆促完成的齐格菲防线的缺点，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地区，又缺少防御工事。意见书又说，集中在纪韦的法国军队恐有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最后强调军官太少，说是要使陆军能达到作战力量，至少要有四万八千个军官和十万个军士，如果现在就进行全部动员，至少有十八个师缺乏有训练的下级指挥官。
1由拉韦尔涅教授发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国和外国政治年刊》上。见里普卡，前引书，第212页及其后。
这一个文件还提出种种理由，证明为什么除了严格限于局部战争之外，失败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陆军军官中，相信德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在附录中，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上的评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即使没有同盟国的援助也能打三个月，而德国在波兰边界和法国边界方面，在波罗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护的军队防守。在奥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万的兵力来防止人民暴动和捷克可能发动的进攻。最后，参谋部认为，在三个月的期间内，很不可能使冲突只限于局部地区。
陆军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后又由德国海军部长雷德尔海军上将再加以强调。9月27日晚上十时，元首接见雷德尔。
雷德尔提出了措词激烈的呼吁。几小时后，传来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希特勒动摇了。上午二时，德国电台正式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德国官方通讯社给英国新闻界一个文告，再一次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在这时候，这个人和他的惊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紧张压力，一定是极其猛烈的。显然他已经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他面临着不利的舆论，又受到陆、海、空三军将领的严重警告，他能毅然改变方针吗？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长期以来依靠威望来维持他的统治，现在又能否经得起退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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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元首和他的将领之间进行搏斗的时候，张伯伦自己又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说：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他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
的下午二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于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1
1法伊林，前引书，第372页。
与此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最后呼吁。电文是：“我希望阁下通知德国总理，说你愿意派代表出席。我还希望你尽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议，使我们的人民不致陷于战争。”
这次危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伦敦和巴黎之间似乎没有进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虽然双方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说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张伯伦未经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内阁的同僚商议就写出这两封信的时候，法国内阁正沿着与此相平行的路线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新闻界是极力反对同德国较量的；我们也知道，经法国外交部授意的巴黎报纸又如何影射那个曾提到苏联的英国强硬公报，说它是伪造的东西。法国驻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项进一步的建议，准备把立即移交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加以扩大。当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来电，劝告希特勒应该接受张伯伦的举行会议的意见，并说意大利也愿意参加。
9月28日下午三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这时张伯伦正在向下院演说，报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况。在他的演说快要结束时，坐在楼上贵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希特勒邀请他去慕尼黑的电报传下来交给了首相。张伯伦那时正在叙述他给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采取的这一步骤所得的结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发出通知……说意大利虽然准备完全履行支持德国的保证，但他考虑到英国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设法把他通知威尔逊爵士本来要在今天下午二时采取的行动至少延迟二十四小时。我看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对当前形势重行考虑，设法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说，他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二十四小时……这还没有完。我还有些事要报告下院。我现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会晤。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请。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是会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说了……我深信下院会同意我现在就立即动身，看看我在这最后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么。
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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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在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俄国参加，捷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词率直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晨二时签字。它在基本各点上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苏台德区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准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1
1法伊林，前引书，第376页。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1
1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位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签订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1
1引自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一卷，第561页注释。
法伊林，前引书，第381页。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
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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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1，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1教友派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译者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