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京文化学社曾刊行胡适君《白话文学史》讲义稿。该稿近经胡君根本改编，遂为此书，仅成上卷，凡四百七十八页，每册定价一元七角，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内容起汉迄中唐，为十六章，都二十余万言，其中诗文选录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胡君自言，“这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盖以白话文学为主体，而传统文学为背景云。此书之主要贡献，盖有三焉。

（一）方法上，于我国文学史之著作中，辟一新谿径。旧有文学通史，大抵纵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铺，横的方面为人名辞典及作品辞典之糅合；若夫趋势之变迁、贯络之线索、时代之精神、作家之特性，所未遑多及。而胡君特于此诸方面加意。

（二）新方面之增拓。如《佛教的翻译文学》两章，其材料皆前此文学史上作家所未尝注意，而胡君始取之而加以整理组织，以便于一般读者之领会也。

（三）新考证、新见解。如《自序》十四及十五页所举王梵志与寒山之考证、白话文学之来源及天宝乱后文学之特别色彩等，有极坚确不易者。至其白话文之简洁流畅，犹余事也。

然吾人读胡君之书，认为有可商榷者数端。

（一）本书名“白话文学史”，吾人一顾其名，便不禁追问白话之定义。胡君曰：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那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摈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字了。（《自序》一三页）

吾人观此定义，其最大缺点即将语言学上之标准与一派文学评价之标准混乱为一。夫朴素之与华饰，浅显之与蕴深，其间是否可有轩轾之分，兹且不论。用文言之文法及vocabulary为主而浅白朴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于白话，然用语体亦可为蕴深或有粉饰之文笔，吾人将不认其为白话文乎？胡君之所谓白话，非与文言之对待，而为wordsworthian之与non-wordsworthian之对待。审如是，则直名其书为中国之wordsworthian文学史可耳，何必用白话之名以淆视听哉？吾人以为白话之定义当如下：

以语体之文法及“词笥”（vocabulary）为主之文字（当然可采用文言之文法及词笥）为白话文。

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语体之文法及词笥，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与白话却不能混而为一。准此以观，则《史记》《汉书》、古乐府歌辞之大部分、佛书译本及唐人诗歌皆非白话，而宋词亦非白话也。且如胡君之标准，何以翻译佛书可入白话文学，而《世说新语》却不及格，而当为“僵死文学”。又如：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曹植《名都篇》，见六五页所引）

可为白话文学，而同一作者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绿波。（《洛神赋》）

其晓畅及可解之程度未逊于前，何以却不合格，而当为“僵死文学”？以上不过略举一二例，亦可以见胡君去取之多由主观也。

（二）由上节之说，则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注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优劣不在此处讨论范围。）然胡君谓其在汉武帝时已作古矣，则请闻其说。胡君曰：

汉武帝时，公孙宏〔弘〕做丞相，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四页）

然胡君在隔三章后，却又曰：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诏……又如元凤二年诏……这竟是说话了。（四六至四七页）

夫前言汉武帝时之诏令已文笔艰深，以证明古文之已死；后却言直至昭、宣之间，诏令尚是明白如话。夫上文所引昭、宣诸诏，犹是古文也。胡君之说，岂非自相矛盾哉？实则公孙宏〔弘〕之所谓“尔雅艰深”，似指内容而不指形式，故直至昭、宣之时，虽有“文学掌故”而诏令仍明白如话也。察胡君致误之由，盖以凡小吏百姓“看不懂”者皆为“死文字”，凡古文（文言）皆是小吏百姓“看不懂”者。不知《盘庚》《周颂》固为古文，《论语》《左》《国》《史》《汉》亦为古文（别于当时语体）。古文为之而简洁，固可使明白如话，如上所举三诏是也。此固一派文言文作者之所追求，而虚浮之词藻、矫揉之雕琢，固亦彼等之所极力攻击也。

（三）论及我国故事诗之兴起，胡君谓：“建安、泰始之间，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悲愤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故事诗之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而此杰作即为《孔雀东南飞》云。按蔡琰《悲愤诗》实后人依托之作，苏轼《仇池笔记》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已先后疑之矣。考《后汉书·列女传》，献帝“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虏所获”。兴平元年距董卓之诛已二年，是蔡琰之被虏乃在董卓诛后，然自愤诗乃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是谓琰乃当董卓强迫迁都时，为其手下胡兵所虏，显与事实不符。吾人固或当疑《后汉书》所记有误，然吾人知董卓一生极推崇蔡邕，辟之高位，岂有其爱女反为董卓手下兵所虏之理？即或误被虏，亦何难立赎之返，而任其羁留？可知琰之被虏必在父死之后，而蔡邕之见杀于王允乃在董卓伏诛之后，故知蔡琰必不致当迁都时为董卓兵所虏，而《悲愤诗》为伪作也。大抵文姬以名父之女，陷没胡虏，曹操以盖世之雄，挥金营赎，其事颇喧动一时。流传既久，真迹略晦，好事文人竞托其辞为诗歌，故有五言《悲愤诗》、七言《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诸作，此外或尚有之。而前二种出现于刘宋之前，故范晔《后汉书》得采之入传。

魏晋之际，叙事诗最长者，如左延年及傅玄之《秦女休行》，不过三四十句、二三百字。更长者如《悲愤诗》，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已非其时之产物。就长篇之叙事而论，《悲愤诗》差可与《孔雀东南飞》比，而《秦女休行》两篇则非其伦也。故《秦女休行》而后有《悲愤诗》（大约晋宋之交），《悲愤诗》之后有《孔雀东南飞》（大约宋齐之交），诗体进化之渐则然也。胡君误认《悲愤诗》作于建安，遂断定建安、泰始间长篇叙事诗出现之时机已到，又信《孔雀东南飞》为此时之产物，以为恰与前说谐协，然《孔雀东南飞》之为晋宋以后、梁陈以前之作，今殆可断定。

胡君书中关于《孔雀东南飞》时代之考证，曾提前在《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第四、第九期发表。在今书出版之前，张为骐君曾为《〈孔雀东南飞〉祛疑》一文（见去年十一月《国学月报》二卷十一期）反驳之。张君（1）以诗中“交广”之分，证明其不能作于吴孙休永安七年以前。（2）以下官之称，证明其作于刘宋以前。（3）以青庐之名，证明其作于北胡侵入以后。吾人认为皆极确当，惟张君举诗中仪作玄〔支〕韵，又云魏文帝诗已如此，此点与胡君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中（去曹丕之死不远）之说并非不相立，故此证可不用。此外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龙子幡、织素、丝履之注意，及诗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虽不见于现存汉人记载，然不能断定三世纪中叶不能有之，因此处未具适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条件，不能应用默证，史法所应尔，非“过于审慎”也。又张君断定诗中“华山”二字决非地名，而用宋少帝时《华山畿》之典故，惟未举出理由。吾人窃以为本诗中有同类之例，可为佐证。其叙焦母语仲卿云“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此处用汉乐府《日出东南隅》中之典故，而作为此时实有之事，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之用《华山畿》典故，正为同类。然胡君尚没法躲避考证上之攻击，故曰：

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一○○至一○一页）

往者黄节君答陆侃如，亦曾为与此略同之说（原函见《国学月报》）。然但就此假说本身而论，实极含糊，而使其“《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一语之意义亦因之飘摇不定。胡君所谓“增减修削添”，其程度上果何如耶？或原作不过二三十句，如《秦女休行》之类，至齐梁而增成现今之形式，此亦胡君之假说所容许也。审如是，则毋宁谓其作于齐梁间乎？且就诗体之进化而论，此假说实不如谓其作于齐梁间之为优也。

胡君又反问曰：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一○二页）

此实极无理之反问。吾人请同样反问曰：“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候，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曹子建之诗又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夫彼故事，若著于琐记，吾人不解其何以不能传至二三百年后；不然，播为民间传说（不取诗歌形式），吾人亦不解何以不能传至二三百年以后。胡君受主观影响之深，有如此也。

（四）胡君以诗与人间生活相距之远近，而定“李杜优劣”，此标准未免偏于写实的与实用的，然见仁见智，随观点而殊，吾人不必多论。惟胡君论李白之人格，则未窥其真，胡君谓：

李白虽作乐府歌词，他似乎不曾用此作求功名的门路。（二八三页）

他似乎不屑单靠文词进身，故他的态度很放肆，很倨傲，天子还呼唤不到他，高力士自然只配替他脱靴了。（二八四页）

他始终保持他的高傲狂放的意气……他这种藐视天子而奴使高力士的气魄，在那一群抱着乐府新诗奔走公主中贵之门的诗人之中，真是黄庭坚所谓“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了。（二八五页）

是未免将李白理想化矣。

其实李白未尝不“弹铗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虽不称情，亦既为之矣。王门之与公主中贵之门果何异耶？其上贵官安州李长史书：“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幸乞详览。”（本集卷二十六）其上韩荆州自荐，亦言：“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若赐观刍荛……退归闲轩缮写呈上。”其以诗词为“求功名之门路”明矣。然犹未考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之自卑也。白于裴氏：“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因上此书，历言已学如何博、才如何高、品格如何优、声名如何大，末言：“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遂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吾人亦认此种词语带有几分conventinality，然岂亦豪放之“人中凤凰麒麟”所肯出耶？

然则遂以李白为无耻之猥人耶？曰又不然。盖以诗文为进阶，趋权贵以求用，乃当时普遍之风习，李白亦无例外，亦犹其醉后“天子呼来不上船”，命“高力士脱靴”为盛唐“解放之时代”（参看胡书二六四至二六五页）所不为骇怪。等是不能用以判断其人格之全体。李白之所以比较高上者，在其“曳裾王门”而“不称情”耳。此种内心之冲突，乃天才者（包括道德的天才）之所以异乎流俗人，而亦其痛苦之源也（注：吾非谓有此种冲突，则其行为之高下可不论）。且李白内心之冲突，实不止高傲之与卑抑，出世之与入世亦其一端也。胡君谓：

李白究竟是一个山林隐士，他是个出世之士，贺知章所谓“天上谪仙人”。（二九二页）

并引“我本楚狂人”一诗为证，并谓“这才是真正的李白”。诚然，彼有时实持此种态度，然有时却与此相反。当彼谓：

苟无济代（世）心，独善亦何益？

或谓：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时，其中心之诚恳，正如其谓“我本楚狂人……”时，胡君以其为应酬赠答诗中之套语，盖未知李白也。试观李白假其友人之口自述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蚪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持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制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本集卷二十六）

其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何尝多让？不然，彼何为汲汲然献诗大吏，曳裾王门，何为而附助永王璘？毋亦不奈一点入世之情耳。盖李白一生实为无穷之冲突，欲遁世而心不甘，欲入世而时不遇，彷徨飘摇，莫适所可。杜甫赠李白诗所谓：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此十四字，写尽李白之心境矣。冲静闲逸之隐士生活，李白盖无福消受也。质之胡君，以为何如？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8期，192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