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往者新文化运动之口号之一曰“一切重新估价”，此口号应用于历史上则生两种效果：一则务唾辱旧日所尊崇之人物，美称之则曰“打倒偶像”；一则务推奉旧日所鄙夷之人物，美称之则曰“打抱不平”。此一抑一扬之间，饶有立异标新、震骇世俗之资料，而其事又极易也。何易乎？取一家之书，东抄一段，西撮一句，加上易卜生行为派、科学精神、实验方法等字眼，加上光芒万丈（不足则益以十万丈）、前无古人等考语，而“造时代”（epoch-making）之书成矣。岂不易乎！此“大某某家某某”之所以日多也，其中之一为袁枚。

素痴曰：予读杨鸿烈君《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国学小丛书》，定价八角）之结论一章，而不知何以自处也。杨君之言曰：“说到（袁枚）先生的学识方面，除非是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号的大学者，才敢说先生有些微小慧、无甚学识的话，其余最大多数如著者一样的人，早已经五体投地、钦佩无极的了。”呜呼，予将“五体投地钦佩（袁枚）无极”欤，抑将自命为“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号的大学者”欤？二者俱不能，则将何以自处欤？虽然，此种私人之困难，非杨君所暇顾及矣。杨君精神之所注，已于其“开场白”中（原书第一页）说明矣，曰：“记得胡适之先生第一次给我的信有说，我是爱打抱不平的，生平最喜欢表彰那些埋没了的学者和文人。”杨君此书，首导言，次年谱，又次袁枚思想之根本，以下则述其“人生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教育学”“民俗学”、食物学，非袁氏不能为尔许“学”，亦非杨君不能述尔许“学”也。

二

不知学术史之大势，无充分之学术史常识者，不足与言一家之学。以不明一家在历史上之地位，则无从评判其价值，必致“见橐驼言马肿背”而动辄“五体投地”为过劳也。杨君推崇袁氏对于宋儒“去人欲存天理”说之攻击，以为戴震以前之惟一人，一若其发前人所未发者。不知宋儒窒欲之说在清初已成强弩之末，陈乾初、费燕峰辈已明揭反叛之旗，而代以适情瞰节之说（参看黄梨洲《南雷文定陈乾初墓志铭》及费燕峰《弘道书统典论》）。袁氏纵未必直挹其余流，亦不过时代精神之后来的展现，何足大惊小怪。且袁氏决非深澈自忠之思想家也。盖其人薄有聪明，少年得意，席丰履厚，放纵自恣，与俗同污，淫荡无耻，则借情欲神圣之说以自解自文。然犹未足也，则昌言曰：“妇人从一而男子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阳而抑阴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贵清而贱浊。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求其说之根据于良心、于理智而不可得，则归之于先王之深意。呜呼！先王，先王，天下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然今之所谓大思想家，所谓“解放思想界的束缚，尊重思想的自由”者（原书一四九页），固如是也。然此犹未足也。先王之深意不过抑阴扶阳而已，何以解于“两雄相悦，数典殊稀”“若从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之说欤？毋宁曰：先王之深意，扶我袁枚，而抑其余人类也。尤有妙绝言说者，杨君于原书第一四九页称颂袁枚“解放思想界的束缚，尊重思想的自由”，第一五一页却引袁枚诘难友人之言曰：“先生来书尊皇上为尧舜。尧舜之言，先生又不以为然，何也？”吾亦为复一声曰“何也？”

三

杨君曰：“袁先生所有对于文学的各种见解，在中国可谓独具只眼、光芒万丈的了。”读者请拭目一观万丈之光芒：

且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写口吻为工。……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皆其体之所以卑也。……此处不暇论纲常名教而先论文章体裁。

杨君之引此文（原书第六五页）旁加密圈，具见其五体投地。依袁氏光芒万丈之见，一切文学体裁皆当为主观的、抒情诗的；一切客观的文学，如戏曲（推而至于小说之不带自传性质者及史诗）之类，皆当拉杂摧烧，而莎士比亚及莫里哀及歌德等辈首当请出文学领域外矣。懿哉！曰然则袁氏反对八股文非欤，曰袁氏之反对八股文是，其所以反对之者则非。夫八股文之所以卑者，非由其代人立言，乃因其题材之限制、格式之限制及目的之贱耳。试读《桃花扇》中柳敬亭为左良玉讲《大师挚适齐》一章，何尝非代人立言，何尝不与八股同类？然却慷慨动人，为书中精彩之一段。语其实，一切纯粹文学大半为代人立言（即自传体亦非例外），而有赖于“描写口吻为工”。充袁枚之说，则文学只能限于写景与自白，古今论文之荒谬未有甚于袁枚者也。

杨君述袁枚论诗，极力推崇其以“爱情为诗的生命”（第一七八页），实则袁枚只知有淫欲，乌知所谓爱情！其所口笔不离者，赠妓弄妾之秽作，“桑间濮上之变风”而已（变谓变女为男也）。夫中外情诗之伟大者，在其能净化，能理想化耳。至若袁枚所作，不过下等之眩惑，而章实斋所谓“导欲宣淫之具”而已，何足以言文学！

袁氏虽卑鄙，然犹不敢尽背健康之正论，故其说诗教曰：“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虽曰“不过”，犹不能不承认其为“一端”也。而杨君之述此论，则谓袁枚“论诗的功用，只在心里的愉快”（第一七七页），不亦厚诬袁枚欤？

杨君谓袁枚“最反对那个在中国史学界如天之经、地之义的垂训主义”。按袁枚并非反对历史可垂训戒者，故曰：“史者，衡也、鉴也，狭曲蒙匡也。国家人物政事则受衡受鉴，而盛载于蒙匡者也。”袁氏所反对者，叙述外之“褒贬抑扬”耳，此则四百年前郑渔仲已摈斥之，而早已不成“天之经、地之义”。袁枚不过仍袭成说，而杨君盛称之，此又“见橐驼言马肿背”之一端也。

其附会可笑者，举两例如下。

（一）杨君于袁氏论“今之经，昔之史也”一段下，附言曰（第二○二页）：

这“六经皆史”一句话，胡适之先生诠释得最好。“我们必须先晓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晓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这里也可借来说，“既然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而古经都是先王所传的言，故皆有史料的价值”。

不知盈天地著作皆史，章实斋曾有是言，故胡适之诠释是也。袁枚则但言六经皆史，而未言一切著作皆史，安得以部分该全体，而断定袁枚之前提亦与章氏相同。

（二）袁氏云：“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非爱其亲也，爱其乳也。……今将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扩充之，则徒近乎告子食色为性之说，而与圣道愈远。”杨君释之曰：“以告子食色为性之说当做与圣道愈远，这样说教育能力之大，其植机颇得近日最时髦的行为派心理学的根据。”（第二六八页）按袁枚否认爱亲为良知，而未尝否能爱乳为本能也。其反对告子之说者，盖误认告子之所谓性有善的评价之意义，非以求乳为后天教育的成绩也。此又可见作者比附阿谀之殷，急不暇择也。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