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副刊自三十九期起，至四十一期止，已转载朱希祖君致本刊书二通毕。朱君以学者之态度，殷然赐教，至再至三，其关心真理，为近日论坛上所罕觏。吾人曷敢靳其一得之微，而不以贡献耶？读朱君来教，觉其答辩尚多牵强之处，爰申论如左。
一、“袭用”问题
朱君古代铁器先行于南方之说，实同于七年前章鸿钊君所主张，其所举证据亦大半相同。吾人立论素宽，虽诧于契合之奇巧，亦不欲抹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可能。今承朱君见示，盖已见章君（及松本文三郎）之文，惟（一）于其取证之相同，则谓“皆不举其名，以避繁冗”；（二）于其立论之同，则绝不承认。夫明著渊源，小注中一语已足，似无繁冗之虑；至其立论之同否，此非言语可争，惟有诉诸最雄辨之事实。
章君之立论：
春秋战国之间，吴越诸国，冶炼渐精，始制铁兵。（《石雅》卷下附录二十一页上）
朱君之立论：
春秋战国之际，既已渐入铁器时代，而杂器与兵器，既散见于诸子，而盛行于各国。然兵器以有刃为主，其铁须精炼，故其制造难于杂器，而创造此种兵器之地域，似南方先于北方。（《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一四八○页）
章君之证据：
（一）《吴越春秋》记欧冶造剑事。
（二）《越绝书》记欧冶造剑事。
（三）《荀子·议兵》篇：“楚人宛钜铁鉇，惨如蜂虿。”（以上见《石雅》卷下附录十七页上）
朱君之证据：
（一）《吴越春秋》记欧冶造剑事。
（二）《越绝书》记欧冶造剑事。
（三）《荀子·议兵》篇：“楚人宛钜铁鉇，惨如蜂虿。”（以上见《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一四八一至八二页）
此外朱君所增引《史记·范雎传》之文，则已见松本文三郎君之作。（《支那文化ノ研究》二八七页）。其引《墨子·备城门》《杂守》二篇之文，则适足为铁器先行于北方之证（说详下），似出章君下矣。
由上观之，则朱君与章君之同异，无俟烦言。朱君谓：“章君之主要目的在时间，拙著之主要目的在空间。”夫章君言“春秋战国之间”，朱君言“春秋战国之际”；章君言“吴楚诸国”，朱君言“南方”；章君言“始制”，朱君言“创造”、言“先”，吾人不知何所畸轻畸重于其间也。要之，事实具陈，读者可取而比较。关于此问题，吾人不欲再多耗篇幅也。
二、中国古代铁兵先行于北方之证据
《墨子》书中屡言铁器，而《备城门》以下数篇尤夥。日人松本文三郎《古代支那ノ鐵器ニ就イテ》一文征引至详，载《东洋文化之研究》二八九至二九○页。然松本君未以为宋人之器，可见其矜慎。朱君前以“墨子因楚欲攻宋，为宋守城而作《备城门》以下数篇”，因断定其中所言之铁兵为宋国之器。吾人据《墨子·公输》篇，知楚攻宋时墨子方在鲁，闻之星夜至楚，谒楚王，谓：“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夫既为墨子私人之器，则非宋人所有可知。使宋亦有其器，则何待墨子出其私人所有，何用墨子之弟子持而往待之耶？其非宋产，证据凿然，无可假借。欲推翻此说，必须有更坚强之反据。其他一切“莫须有”之主观揣测，皆无当也。不幸朱君所设六难皆属此类。墨子与宋国之关系，此为一问题，吾人不能以此遂断定其赍自鲁国之守器亦属宋产，犹吾人今日不能因某人与外国有关系，遂断定其身上之衣服必为洋货也。况诸守器之非宋产，已有确证耶！朱君又谓墨子之“自鲁附楚也，其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盖早在宋国，未必与谋。惟其守圉之学，早已在宋密授，预防大国之来攻”，因断定诸器“未必由鲁运宋，必为宋地制造可知”。按此实羗无证据之空想。持此方法以论古，则但闭门秉笔，便可造成古史一车，又何待吾人之孳孳探究耶？方云“盖”为“未必”，一转辄成“早已”“必”，此亦惊人之逻辑也。且朱君亦曾引《备梯》篇云：“子墨子其（甚）哀之，乃管酒堄（□）脯，寄于大（泰）山……以樵（谯）禽子。”则其守圉学之传授，乃在鲁而不在宋，已有明证。朱君又谓（一）“由鲁运宋，区区三百人，所持一切守圉之器，数日之内达到宋国必不能多，未必能当楚国数万之干戈”。按墨子但言“臣守圉之器”，未言“一切守圉之器”也，禽滑釐等但赍宋国之所无者足矣。朱君殆以为需他地之助，则必宋城中一切守圉之器皆无耶？朱君亦知其言之难成理也，故又曰（二）“即使三百人专持鲁地所产之铁兵与夫别种守圉之器……恐亦非数日所能输送”。朱君“恐”之，然何以证明禽滑釐等之不能耶？又曰（三）“且使墨向未仕宋，其弟子禽滑釐等与宋毫无关系，宋未必肯举国以从”。按墨子等曾否仕宋，与其赍自他国之守圉器之是否宋产毫无关系，前已言之，况诸器非宋所有已有明证耶！且宋国此时为何时耶？社稷存亡，系于一发。苟有拯之者，宁因关系之有无浅深而为迎拒乎？又曰（四）“墨子于鲁既不在官，鲁国所制兵器如何可使其弟子随便取携，输送出境？”按墨子明云“持臣守圉之器”，乃私人所有，与鲁国官府何涉？是时墨子已名重于世，时备鲁君咨询（见《鲁问》篇），岂如今日平民有“私藏军械”之惧哉？又曰（五）“墨子平日未必预积私财，自造兵器，以供毫无关系之各国所用”。按朱君未免小视墨子矣。“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而利天下者，为之”，何计及各国之有无关系？墨子固未必无私财；即尔，其弟子三百人可与共生共死者，岂皆穷措大哉？又谓（六）“楚惠王三十四年灭蔡，楚简王元年灭莒，《墨子·非攻中》篇均言及。蔡亡、莒亡与楚之将代宋之事，前后相去皆不过数年。墨子既以非攻，出死力代人守国御敌，何以不出鲁国所制守圉之器以救蔡莒，而听其灭亡？”按蔡莒之亡在墨子救宋之前，或此时墨子守圉之具尚未制备，或墨子闻知时，蔡莒已为楚据，虽救亦不及（墨家固善守不能攻，且非攻也），此皆可能之解释，不能执前说以断其所用守器为宋产，况其非宋所有，已有明证耶！朱君又引《孟子》记卫人庾公之斯“抽矢扣轮去其金”事，因“孟后于墨，卫近于鲁”，遂谓鲁国当不能有铁兵。按地既相隔，情形自殊。《史记·货殖列传》记战国以降之经济状况，于鲁则云：“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则鲁国实饶于铁矿而精于锻冶。即舍其他证据不论，安见墨子时无用铁兵之可能耶？
朱君又发现《备梯》篇“寄于大（泰）山”之语，与其前此“墨子因楚欲攻宋为守城而作《备城》以下数篇”之假设（吾人前此亦沿用此假设）相冲突。此发现实吾人辨论中之最良结果。由《备梯》篇之证据观之，则《备城门》等篇实不作于宋而作于鲁可知，而吾人铁器先行于北方之说因得更坚强之旁证。然朱君仍欲回护其铁矢、铁錍为宋器之说，因假定“在宋墨者因禽滑釐为宋守城而有《备城》之传说与记载”。又谓“事隔数世，传述不免有所增益错误，不特与事实不符，即与本书《公输》篇所载其事亦不能相合，何可作为铁证哉？”由此以观，则朱君承认《备城门》等篇为墨子后数世之传说，而（二）不能作为确据。由后之说，则朱君用以证明铁器先行于南方，为自相矛盾。由前之说，则此数篇至早当作于战国中叶。若此而可为铁兵先行于宋之证，则是时“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当敌斩坚甲铁幕”（《史记·苏秦传》），更可为铁兵先行于北方之铁证矣。
又朱君根据宋本《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中一“作”字，以断定云梯为楚将伐时公输所创，因言《备梯》篇与事实不符。此理由亦极脆弱。无论类书转引，不无差误，更无论一本之异文，不可为据；且上文云“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不云创作，可为反证。
吾人前引《逸周书》及《中庸》，朱君指为伪书不可据，不知伪书与伪事不容混为一谈。书虽伪，而其所纪与真书（《墨子》）契协，自可引为旁证。吾人取之，正此意也。假设《中庸》果为汉人伪作，其所载孔子之言全不可据，则汉人所作之《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内中所记春秋时事，其可靠程度，视《中庸》又相差几何？吾人试进而考之，则知二书虽不伪，其所记事实伪。而朱君沿章鸿钊君引以为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据，实根本不能成立。何以言之？
欧冶之铸剑，汉人此二书中始言其用铁。据战国时人所记，实用铜锡。《荀子》云：“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韩非子》云：“夫视锻锡而察青黄，欧冶不能必以剑。”此二书之不可据一也。
又《周礼·考工记》云：“吴粤之剑迁乎其地不能为良，地气然也。……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是吴越之特殊矿产乃铜锡而非铁，则“迁乎其地不能为良”者，宜为铜剑。此二书之不可据二也。
二书记欧冶铸剑历久不成，其夫妇二人乃断爪发投火中，并使童男童女数百人鼓橐送炭，而干将、莫邪立成。此种神话化之传说，稍有近代常识之史家决难置信。此二书之不可据三也。
郭璞（注）《山海经》，谓：“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枚，长三尺五寸，所谓干将也。”郭璞生当汲冢发现之时，其言可信，是则从实物证，可知二书之不可据四也。
章鸿钊君之引此二书，已致疑辞，今详考之而益信。惜乎朱君用章君之论证，而未暇注意其旁注也。
以上讨论铁器先行于北方之问题竟。此外枝叶问题，吾人为集中论点及节省篇幅起见，不能遍及。读者但取本刊第一次答书（三十二及三十三及三十四期）与朱君叠次来书比而观之，自能辨其得失矣。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6期，1928年11月19日
注释
[1] 朱希祖的答复和《文学副刊》的最后答复，参见其《关于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再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9期，1928；《关于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三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0、41期，1928；《关于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四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本报对于此问题之结论》，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4期，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