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曲”二體，原皆樂府之支流；特並因聲度詞，審調節唱，舉凡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依已成之曲調爲準；復因所依之曲調，隨音樂關係之轉移，而“詞”與“曲”各自分支，别開疆界。

宋翔鳳云：“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爲詞，以聲度之則爲曲。”（《樂府餘論》）“詞”“曲”皆有“曲度”，故謂之“填詞”，又稱“倚聲”，並先有“聲”而後有“詞”；非若古樂府之始或“徒歌”，終由知音者爲之作曲，被諸管弦也。

中國音樂，自漢魏以迄隋唐，爲一大轉變。所謂《房中》舊曲，九代遺聲，與夫“西曲”“吴聲”，並漸銷歇於陳隋之際。宋王灼云：“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碧鷄漫志》）此所謂“今曲子”，即“詞”所依之聲；其法原出龜兹人蘇祗婆。自周武帝時，傳入中國（詳《隋書·音樂志》）；至隋唐間而西域樂大盛，且漸普遍於民間；所謂“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舊唐書·音樂志》）是也。

據崔令欽《教坊記》所載開元以來“燕樂雜曲”，至三百餘曲之多；唐宋人填詞，即多用其中“曲調”。《宋史·樂志》亦云：“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弦。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匪直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應經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燕樂以琵琶爲主，而張炎言協音之法，亦取正於啞篳篥（詳《詞源》下）；篳篥亦出胡中，而爲燕樂中之主要樂器；故謂“詞”爲依“燕樂雜曲”之聲而成，可無疑也。

西域樂流行既久，漸染華風，所謂“因舊曲創新聲”，不免流於靡曼。金元崛興沙塞，所用純粹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舊詞至不能按；乃更造新聲，而北曲大備（參用吴梅説）；所謂“以吹笳鳴角之雄風，汰金粉靡麗之末俗”（《詞餘講義》）是也。明王驥德叙南北曲之淵源流變云：“入宋而詞始大振，署曰‘詩餘’，於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而單詞雙韻，歌止一闋，又不盡其變；而金章宗時，漸更爲北詞；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厢記》者，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弦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噍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嘆；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始猶南北畫地相角，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盡效南聲，而北詞幾廢。至北之濫，流而爲《粉紅蓮》、《銀紐絲》、《打棗竿》；南之濫，流而爲吴之《山歌》、越之《採茶》諸小曲，不啻‘鄭聲’，而各有其致。”（《曲律》）據王氏所言，南北曲之不得不隨音樂關係爲轉變，又可知矣。

“詞”爲文人娱賓遣興之資，以“清謳”爲主，不與舞蹈同用；歐陽炯所謂“綺筵公子，綉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間集序》）者，可想見其意趣。南北曲之“小令”、“套數”，其應用亦與“詞”同；“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作“小令”與五七言絶句同法，要醖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並見《曲律》）；實與唐五代之“令詞”相仿；特“曲調”變易耳。今故以“詞”“曲”同篇，借見演化之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