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同治間，爲清詩一大轉變；所宗尚爲杜甫、韓愈以及黄庭堅；而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以望重位高，實爲倡導。國藩詩雖未臻上乘，而提倡黄詩最力，轉移風氣，影響迄今；此治近代中國文學者所宜特别注意也。
嘉慶、道光以前，爲詩宗杜韓者，惟一錢載（號籜石，秀水人）；稍後有程恩澤（號春海，歙人）、祁寯藻（號春圃，山西壽陽人），雖並不爲王士禎、沈德潛二家之説所囿，而風氣仍未大開。迨何紹基（字子貞，道州人）、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同受業恩澤之門，遂傳其業，而珍詩尤稱絶詣。珍又與其鄉人莫友芝（字子思，號郘亭，獨山人）並稱，均多亂離之作。友芝序其《巢經巢詩》，謂：“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漓頓挫，不主故常。”陳衍則稱其“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石遺室詩話》）。雖其法得諸韓愈、黄庭堅，而特饒新意，境界别闢，真一代之奇作也。珍自公車報罷後，蠖屈鄉關，漂泊西南；友芝則受知於國藩，而與珍友誼最篤。國藩論詩宗旨，受珍影響甚深；清季詩人，皆間接被其薰染者也。
太平天國取金陵，金和（號亞匏，江蘇上元人）出入兵間，備嘗艱苦，就所聞見，發爲詩歌；極“以文爲詩”之能事，而一種沉痛陰慘氣象，視杜甫、鄭珍，猶有過之（參用陳衍説）。其詩確能表現時代精神，而用筆之奇恣，則亦韓愈與北宋諸賢遺法也。例如《痛定篇》：
賊婦作何狀？畧似賊裝束。當腰横長刀，窄袖短衣服。騎馬能怒馳，黄巾赤其足。自從入城後，忽效吴楚俗。夜叉逞華妝，但解色紅緑。彼或狐而貂，此或紗而縠。鬼蝶隨風翻，豈問春寒燠？頭上何所有？亦戴花與木。臂上何所有？亦纏金與玉。錦絝不蔽踝，但繫裙六幅。更結男子襪，青鞋走相屬。鴂舌紛笑嘩，麏集踞高屋。朝去朝賊王，官以女頭目。既定兄弟籍，乃盡姊妹族。大索從閨房，一見氣敢觸？慘慘眉尖蛾，撞撞心頭鹿。小膽皆鼠銷，修頸半蠶縮。吞聲出門行，敢云路非熟？十里更五里，尚謂行不速。喃喃怒駡多，稍重且鞭撲。襆被未及携，知在何處宿！求死無死所，求生則此辱。苦恨小兒女，徒亂人意哭。棄置大道旁，不復計慘毒。長者乞食呼，幼者蠅蜹簇。我急還家看，幸未被驅逐。
與金和同時，而以善寫窮苦稱者，有江湜（字弢叔，江蘇長洲人）。其人一生坎 ，“所寫窮苦情況，多東野、後山所未言；近人則鄭子尹、金亞匏未能或之先”（《石遺室詩話》）。其詩“古體皆法昌黎，近體皆法山谷，無一切諧俗之語，錯雜其間，戛戛乎其超出流俗”（彭藴章《伏敔堂詩録序》）；誠咸同間一詩雄也。湜尤工諷刺，有《擬寒山詩》四十首，極嬉笑怒駡之致；兹録一首爲例：
某甲善狎邪，能得名妓意。妓以名故驕，事之良不易。百端既盡歡，其術蓋已秘。某乙竊學之，入官爲能吏。
甲午（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中國創巨痛深。詩人黄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崛起嶺南，舉一時可慨、可悲、可歌、可泣之事，悉形歌詠，遂爲晚清詩壇，放一異彩。其論詩宗旨，謂：“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其運用之法，則主“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述事則“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人境廬詩草自序》）。又高揭“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之論，其富於解放精神如此！其官湖南按察使時，與巡撫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寧人）共倡新政；寶箴故與國藩善；遵憲詩學，宜其間接受國藩之影響。昌黎主“文必己出”，山谷則務生新，固革新派之先導也。遵憲詩關於感時撫事者，以《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臺灣行》、《度遼將軍歌》諸篇，爲最有歷史價值。例如《臺灣行》：
城頭逢逢擂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刈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讎虜！眈眈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户楚，何況閩粤千萬户？成敗利鈍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黄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黄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越一步。”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後者奪關飛猿猱，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縧，青絲辮髮垂雲髾，跪捧銀盤茶與糕，緑沉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導。”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黄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闢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譊譊！”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噫！嚱！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清之末季，詩人有樊增祥（號雲門，别號樊山，湖北恩施人）、易順鼎（字仲碩，晚號哭庵，湖南龍陽人）、陳三立（字伯嚴，晚號散原老人，江西義寧人）、陳衍（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人）、鄭孝胥（字太夷，號蘇盦，福建閩縣人）等，而陳、鄭影響爲大。三立爲寶箴子，爲詩“少時學昌黎，學山谷，後則直逼薛浪語（季宣）”。衍稱“其佳處可以泣鬼神，訴真宰者，未嘗不在文從字順中也；而荒寒蕭索之景，人所不道，寫之獨覺逼肖”（《石遺室詩話》）。晚居廬山，巍然爲詩壇老宿，而風格轉益遒上。例如《夜坐》：
松氣圍廬生夜寒，況移片月掛檐端。蟲聲鼠影都相避，只向孤燈訴肺肝。
孝胥詩“少學大謝，浸淫柳州，益以東野，泛濫於唐彦謙、吴融以及南北宋諸大家，而最喜荆公”（《石遺室詩話》）。然其精思健筆，轉與元遺山爲近。衍教授南北，善説詩，以爲“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石遺室詩話》）。又標“同光體”之目，而論詩不主一家云。
晚清詩壇，鮮不受陳、鄭影響，儼然江西、福建二派；江西主山谷、宛陵；福建則尚後山、簡齋、放翁諸家；近復趨向晚唐，以寫喪亂流離之痛。自“新文學運動”起，而其風亦少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