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萃编》卷八八载《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及碑阴题名。铭文撰人李荃，碑阴题名序撰人康杰并戴千龄书。《萃编》后附顾亭林、朱竹垞、叶奕苞、钱竹汀及《萃编》编者王兰泉跋，诸家考证虽详，但仍有存疑未决的问题，本文将作一点补充，以资参考。

一　撰文人李荃及结衔

铭文题署“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吴郡戴千龄书并题篆”。王兰泉跋云：

此碑撰文者李荃，书碑者戴千龄，两《唐书》俱无传。《新书·艺文志》有李筌注《孙子》二卷，又《太白阴经》十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筌”、“荃”不同耳（原注：《旧书·经籍志》无）。《金石录》但载大历十一年张同敬一碑，为戴千龄书，而于《安天王》则但载碑阴，云“分书，无姓名”，则不但未见碑阳，即碑阴亦未见其全也。

知兰泉于此碑铭撰文人李荃，与注《孙子》及著《太白阴经》之李筌是否为一人，未能断言。

今按敦煌所出《阃外春秋》残本撰人作李荃，与《封安天王铭》之李荃合。然《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杂史类》、《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子部兵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子部》、《通志》卷六七《艺文略》五、《文献通考》卷二二一《经籍四八》并于《兵家类》著录，均作李筌。考署名李筌的著作尚有《中台志》、《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亦名《黄帝阴符经》、《阴符经疏》、《骊山母传阴符妙义》）、《太白阴经》、《孙子注》等均作李筌。“筌”本来可作“荃”，《庄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荃，《经典释辞》卷二八《庄子音义》云：“七全反，荃音孙，香草也，可以饵鱼；或云积柴水中，使鱼依而食焉；一云鱼笱也。”释作鱼笱，则荃即筌，许多本子都径作“筌”。(1)而且分书从竹之字常写作从草，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从竹写作从草的更是不乏其例。因此，《封安天王铭》撰人和敦煌本《阃外春秋》撰人虽作李荃，仍不能判断与《孙子注》、《太白阴经》、《阴符经疏》撰人李筌为二人。前人于《封安天王铭》撰人虽少涉及，但见于记载的李筌所撰诸书均认为一人，并无异说。唯近人王重民先生对此提出了新的论断。《敦煌古籍叙录》卷二《阃外春秋第二》跋云：

唐同时同地盖有两李筌，一作“筌”、一作“荃”，罗氏（罗振玉）盖混而一之耳。《全唐文》卷三六一载李筌《黃帝阴符经疏·自序》，(2)称“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又卷三六四载李荃《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一文，并系以小传云：“荃官左羽林兵曹参军、直翰林学士、内供奉、上柱国。”然《全唐文》所载两文，实出于一李筌，故分之亦误。《阴符经疏》三卷，今尚有《珠丛别录》单本，以道家言言兵事，正与《太白阴经》合。其《封安天王铭》一文，纯系道家言，而《孙子注》又纯系兵家言（在吉天保辑《孙子十家注》中）。然则《集仙传》所称，《全唐文》所录，著有《太白阴经》、《阴符经疏》、《孙子注》、《封安天王铭》之李筌，为以道家而言兵者。盖取《庄子》“得鱼忘筌”之意以为名，故又号达观子，居少室山，迭任内外诸军职。著《阃外春秋》、《中台志》之李荃，则为儒家言者。亦居少室山，终于布衣；著书拟于《春秋》，意在分别邪正，褒贬善恶。与骊山老母之徒之李筌，迥异其趣。

按王跋以李筌、李荃为二人，筌、荃可通，已如上说。王跋所云“得鱼忘筌”之“筌”亦作“荃”。《封安天王铭》作者为李荃，王跋认为与《太白阴经》诸书作者之李筌为一人，《中台志》作者为李筌，王跋又认为与敦煌本《阃外春秋》题名之李荃为一人，知亦不拘守署名或“筌”或“荃”之差异，主要以内容的或儒或道为准。但是《封安天王铭》一文却很难作出“纯系道家言”的判断。文中说恒山“可久可大，取诸恒”，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聪明正直，害盈福谦”，说“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范围天地，幽赞于神明”，所用典故、成语大都出于《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反倒可以说“纯系儒家言”。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作道家或兵家言的与作《封安天王铭》的必非同一李筌。从所著书看来，《阃外春秋》叙“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虽名“春秋”，实是论兵的著作，所以除《新唐书·艺文志》外，诸书目录都列于兵家；《孙子注》、《太白阴经》之为兵书，自不待论，因此，李筌主要是个军事学家。《封安天王铭》一文记述玄宗崇封山岳的所谓“盛典”，是篇应用文，体裁应当庄重典雅，其敷衍儒经是与文体相适应的。《中台志》叙列代宰辅邪正之迹，当然与仙道、兵机无关；都不能以此论李筌属于哪一家。

关于李筌事迹，《四库总目提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兵家类太白阴经”条，罗振玉《雪堂校刊丛书叙录》卷下、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卷二《阃外春秋跋一》，都有考证，而以王跋引证最详。他们所据的前代记载不外下列十种书：

（一）唐范摅《云谿友议》卷上“南阳录”条。

（二）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一“李筌”条。

（三）宋曾慥《集仙传》（未见原书，据《太平广记》卷六三引）。

（四）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史部·职官类》“中台志”条。

（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阃外春秋”条。

（六）《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道家类骊山母传阴符玄义”条。

（七）《太白阴经序》及《进书表》。

（八）敦煌本《阃外春秋进书表》。

（九）《全唐文》卷三六一《阴符经疏序》。

（一〇）《全唐文》卷三六四《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所系小传。

（八）、（九）、（一〇）仅王重民先生《阃外春秋》跋中引用。其（七）《太白阴经自序》及《进书表》，则罗、王都以为后人伪作。

据王氏敦煌本《阃外春秋》第二跋附录李荃《进书表》，末称“天宝二年（743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表”，知其时尚未得官，后有内宦袁思艺宣敕，玄宗对此书颇为赞赏，命付史馆。很可能他就因进书得充翰林供奉，并授羽林军兵曹参军。这在当时不乏其例，李白即以布衣待诏翰林，杜甫献三大礼赋，以布衣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史部·职官类》著录李筌《中台志》十卷，称：

右唐李筌撰。起殷周迄隋唐，纂辅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乱、亡五类，以为鉴戒。唐相以李林甫、陈希烈附皇道。筌上元中（760—761年）乃自表天宝初迫以缀名云。

按晁氏没有记李筌官职，也没有说是布衣。我想如果他以布衣私撰此书，李林甫、陈希烈似乎也不必以缀名皇道为重，大概也是进呈的书，很可能他已入翰林，身居卑官末职，李、陈才得以“迫以缀名”。考李林甫以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十四年十一月以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旋改右相。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卒；陈希烈于天宝五载（746年）四月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四月迁左相，兼兵部尚书，十三载（754年）罢为太子太师。(4)林甫与希烈自天宝五载至十一载并相。《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天宝五载九月壬子记“于太清宫刻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侍于圣容之侧”，明年希烈与林甫并为左右相。晁氏称李筌于上元中自表“天宝初迫以缀名”，称“初”则《中台志》成书应即在天宝五、六载间。如果天宝三载进呈《阃外春秋》未即授官，至迟在天宝五、六载间亦必以进呈《中台志》得官，因为据《封安天王铭》，他在天宝七载（748年）已是“左羽林兵曹参军、直翰林学士、内供奉”了。

按诸卫参军是本官，直翰林院学士、供奉是差遣。值得注意的是李荃的翰林职称。人所习知，唐代翰林院本是词章、琴棋书画、医术等所谓艺能之士被召所处的机构，各以专长听候召唤，称为待诏。玄宗嫌中书舍人草写制诏迟缓，翰林院置在银台门内，地处内廷，才选择朝臣中文学之士入翰林，草写机要制诏，称为供奉。被选的翰林供奉如张说、张九龄都是当时第一流文人，名位俱高。翰林院中待诏与供奉地位高低不同，职司亦异。据唐人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供奉为学士，在旧翰林院之南别建学士院，为学士所处之地。旧翰林院中没有学士，更与草写制诏无关。虽然学士和学士院实自翰林院分出，但唐人记载却不加翰林二字，而且强调翰林院没有学士，其置学士要到德宗时代。(5)今据李筌题衔，则至迟天宝七载，学士院已冠翰林之名。又诸书多言翰林供奉改称学士，(6)据此碑题衔则李荃虽是直翰林院学士，仍有供奉之号。又直翰林院学士的职称亦不见记载，《唐六典》卷九《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置集贤学士，注云：“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知翰林学士院初置亦同集贤之例。羽林军兵曹参军正八品下，所以称直学士。

李筌当时有一定文名，所以能被选为翰林院直学士、供奉，博陵太守贾循远道请他作《封安天王铭》。

再往后，李筌有纪年的著作便是《太白阴经》。此书前有自序及《进书表》，罗振玉曾力斥为伪造。按自序题“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候臣李筌”，罗氏已指出“永泰无四年，二年十一月即改大历，作伪之迹显然”。今按李筌唐臣，似不当永泰上冠“唐”字，又河东节度使都虞候虽是军中要职，却不是官，自序虽不必题全衔，似亦不应只署军职而不具本官。此序《守山阁》本有注：“旧抄无此序，张刻本有之，今姑存以俟考。”则钱氏刻此书时已疑其不可信。其《进书表》则注云：“张刻本无此表，今依旧抄本。”表末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署衔与当时官制符合。值得注意的是所题“乾元二年四月”这个年月。自安史乱起，幽州是叛乱集团的根据地，朝廷怎么能任命刺史？为了志图恢复，虽也可能命官遥领，但总觉可疑。(7)今只能就书中内容推测成书年代似当在安史乱后一段时期。本书卷三《关塞四夷篇》大体据天宝间形势，诸道节度与《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所载八节度合，又加上自范阳分置的平卢，自碛西分置的北庭，仍是开、天间制度，又加上黃河北道及河南道。其黄河北道称“安北……今移在永清”。按《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条下称“（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城，及移安北大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初读此文，似安北府移永清栅即在天宝八载（749条），但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天宝十二载十二月称“改横塞城为天德军”；同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卫（军之讹）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

据此，知横塞军改天德军实在天宝十二载或十三载（753年或754年），安北都护府移治永清栅亦即在此时，《唐会要》牵连叙述，未加分别。(8)李筌既云安北“今移在永清栅”，《太白阴经》成书必在此年后。更为明显的是《太白阴经》卷七《祭文·总序》直称“唐元（玄）宗”。玄宗卒于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则成书更晚在代宗时（762—779年）。(9)

《郡斋读书志》说李筌于上元中自表申理，大概仍在当官，可能曾以郎中任荆南节度判官或节度副使（见下）。

《阴符经疏》的著作年代比较复杂。《道藏》闰一载《黄帝阴符经疏·序》称“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好神仙之道”，说他在嵩山虎口岩石壁中获得北魏寇谦之所藏的《黄帝阴符经》，后来在骊山遇见一位老母教导他读懂这部书。后来他依骊山老母的传授，作《阴符经疏》。《神仙感遇传》李筌条和《集仙传》“骊山姥”条叙李筌得《阴符经》事大致与序同，但文句各有增损。序也像后人所作，疑出于同一来源。《云溪友议》的纪载则很不相同，本书卷上“南阳录”条云：

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阴符经》，兼成大义。至“禽兽之制在气”，经年，懵然不解。忽梦乌衣人引理而教之。其书遂传于世……筌后为邓州刺史。（以下叙李筌在邓州任上，安禄山生于南阳，筌一见预知其为“假天子”。前人早经指出其说荒诞无稽。）

据此则李筌注《阴符经》在作《阃外春秋》之后，早已入仕为官。教道李筌读懂《阴符经》的是梦中所遇的一个“乌衣人”。骊山老母和乌衣人当然均出假托，无须多说。所云李筌作《阃外春秋》是任荆南节度判官时，也是臆说，《阃外春秋》进呈在天宝二年，有《进书表》可证。而天宝二年也还没有荆南节度。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荆南节度置于至德二载（757年），已在进呈《阃外春秋》后十四年了。更不论安禄山未生之先，那时节度使尚未形成制度。(10)但是说《阴符经疏》成书在《阃外春秋》后却有确证。经疏卷上《神仙抱一演道章》称“禄山、思明篡逆悖乱之臣”，显然成书必成于安史乱后。(11)

然而问题并不那样简单。《道藏》闰五还收录署名张果先生《黄帝阴符经注》一卷。《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张果传》说张果“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张果是个煊赫的神仙，当然难以追究他究竟活到什么年代，但本传和他书所记他的活动大致在武则天至玄宗时，开元末入山隐居，《新唐书》卷二〇四《方伎张果传》称果离长安后“至恒山蒲吾县，未几卒”，未及安史之乱。《道藏》闰五所收《阴符经注》专驳李筌说，《序》称：

近代李筌假托妖巫，妄为注述，徒参人事，殊紊至源。不惭窥管之微，辄呈酌海之见，使小人窃窥，自谓得天机也，悲哉！臣固愚昧，尝谓不然。朝愿闻道，夕死无悔。偶于道经藏中得《阴符传》，不知何代人制，词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编之，附而入注。

所云“妖巫”即指骊山老母。据序文可知此书旨在驳斥李筌的注释。如果此书确是张果所作，(12)则必李筌《经疏》早经传播，其成书年代就应当推前。但又怎样解释《经疏》中明见安史悖逆之文呢？不但如此，张果书中驳李筌说凡十四条，其中引李筌说不见或部分异于今传本《经疏》者达九条之多，则张果所见的李筌书和今传本《经疏》不同。这里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张果所见的是李筌的初稿本，成书至晚在开元间，那时他尚未入仕，故只署少室山李筌，今传本乃安史乱后的改定本。在改定时删改了一些被驳斥的论点和例证。当然，这一解释是以《道藏》闰五的《阴符经注》确为张果著作为前提的。

综上所述，可以列举如下九点：

（一）李筌、李荃应是一人。

（二）李筌早年居少室山，大致在开元间著有《阴符经疏》，流传于世。

（三）天宝二年（743年）进呈所著《阃外春秋》。

（四）天宝五或六载（746年或747年）进呈所著《中台志》。可能于天宝二年已因进书得官，至迟进呈本书时得官。

（五）天宝七载（748年），李筌官左羽林军兵曹参军事、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勋。

（六）上元中（760—761年）李筌上表，申明《中台志》中以李林甫、陈希烈列于皇道，出于被迫。官职不详。

（七）大致在代宗时（762—779年）《太白阴经》成书。

（八）安史乱后某年，改定《阴符经疏》。

（九）李筌于安史乱后可能以郎中出任荆南节度判官或荆南节度副使。

二　安禄山的郡望质疑

《铭序》称：

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

按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称“（天宝）七载（748年）六月，赐实封三百户，并赐铁券，封柳城郡开国公”，碑立在五月，故封爵仍是“柳城县开国伯”。《事迹》载录《进封郡公诏》，记禄山官，与碑微异，称：

骠骑大将军、兼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大夫，范阳郡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范阳节度、经略、度支（按当作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兼平卢节度使、度支（当作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及平卢、河北转运、并管内采访等使、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

碑失记“羽林大将军”。“副大使”下又漏“知节度”。唐制，亲王出镇为节度大使，例以副大使知节度事。天宝七载出镇范阳的亲王无考，然禄山既是副大使，“知节度”三字不可省。“采访处置使”上不系“河北”或“管内”字也不妥。官职次序，碑、诏参差，碑列御史大夫于最后，亦当以《事迹》所载诏书列于“范阳郡长史”之上为是。《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称天宝九载（750年），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通鉴》卷二一六同，系于九载八月丁巳。据《通鉴考异》司马光是见到《事迹》的，却不从《事迹》而同《新书》。但《事迹》纵或可疑，碑文乃当时所刊，虽有失漏，决不敢妄加官衔，何况《事迹》所载诏书还是坚强的旁证，以此知《新唐书》、《通鉴》系于九载是错误的。(13)

碑称禄山为“常乐安公”，常乐应是禄山郡望，诸家题跋都没有说明这个郡的所在，精于地理沿革的钱竹汀也未加考释，王阑泉跋称：

碑称禄山之贯曰“常乐安公”，常乐未详。河北冀州魏齐周皆置长乐郡，别无所谓“常乐”者。两《唐书·禄山传》称其为营州柳城人，则距冀州甚远，非以“长乐”为“常乐”明矣。

按籍贯与郡望有别，南北朝隋唐称某郡某人往往指这一姓族的郡望而非本贯。禄山虽是营州柳城胡人，仍不妨别附高望。但禄山为什么有取于常乐，常乐又在哪里？确是问题。

按常乐是唐代瓜州属县，北魏至北周时曾为郡，历见于《隋书》、两《唐书》的《地理志》、《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瓜州”条。其沿革比较复杂，今综述如下：西晋惠帝分敦煌及酒泉二郡置晋昌郡，属凉州；前凉于敦煌置沙州，晋昌为沙州属郡。北魏太武帝废沙州为敦煌镇，晋昌郡亦废。孝明帝改镇为瓜州，分旧晋昌郡为晋昌、常乐二郡。常乐郡领凉兴、广至等四县。北周合四县为凉兴一县，常乐郡只领一县。隋初废郡，改凉兴县为常乐县，直属瓜州。唐初，治敦煌之瓜州复为沙州，别置瓜州于常乐县，县改称晋昌，又于广至废县置常乐县。(14)

简单地说，在北魏末至北周，常乐是瓜州（治敦煌）的属郡，在隋唐是瓜州（隋治敦煌，唐治晋昌）的属县，地在今甘肃安西东南。

常乐为郡的时间较短，又非汉魏旧郡，禄山祖先和他自己似乎都没有和这个常乐郡发生关系，以常乐为禄山族望是很难解释的。当然，唐人称某郡某人也往往和本人及祖先实际上并无关系，只是标识门阀而已。然而标识安氏门阀的却并无常乐。《元和姓纂》辑本卷四“寒韵安氏”条只“姑臧凉州”一望。安氏是姑臧大姓，隋末李轨割据凉州，兴亡命运，以安修仁、安兴贵弟兄为首的胡人向背几乎是决定性的因素。(15)安氏本是胡人，无所谓族望，但在唐代，武威（治姑臧）安氏官爵十分显赫，禄山也是胡人，如果依附高门，为什么舍武威而取久废之常乐呢？这一点很难解释。

安禄山的来历非常复杂，本文不拟多谈，据《文苑英华》卷六一九邵说《代郭令公（子仪）请雪安思顺表》称：

安禄山，牧羊小丑，本实姓康，远自北番，来投中夏。思顺亡父波主哀其孤贱，收在门阑，比至成立，假之姓氏。及禄山拥旄蓟北，思顺授钺朔方，虽则兄弟，而情非党与。

安禄山是否本是康姓，还是为了追雪由于兄弟关系而被杀的安思顺，才说他冒姓安氏，无从究诘。但禄山既自称安氏，并与思顺为兄弟，则常乐这个族望必就是安波主、思顺的族望。史籍并称禄山为营州柳城胡，难道营州柳城是禄山出生地，而安波主、思顺却是世居瓜、沙的胡人么？

三　贾循事迹

碑为博陵太守贾循所立，《铭序》称：

明威将军、守右威卫将军、使持节博陵郡诸军事、兼博陵郡太守、北平军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武威贾公曰循，时之杰也。

贾循，两《唐书》无传，(16)明威将军为武阶第四品下，又守右威卫将军，并是武资，当以军将起家，至北平军使则例为定州刺史（天宝改州为博陵郡，刺史为太守）兼职。(17)《元和姓纂》辑本卷七马韵下贾，有长乐、宛句、洛阳、广平、乐陵五望，并祖贾谊；又有河东、河内野王及濮阳三望不详所祖。其长乐一望称谊“十代孙龚居武威；龚孙诩，魏太尉”；广平一望亦称“贾翊之后”；宛句一望则云“谊九代孙秀玉，后汉武威太守，又家武威”；则此三望均得称武威贾氏。(18)姓谱出于家状，多依托名人，以贾诩为贾谊之后，本无据，贾循之称武威更无须辨其真伪。

贾循后来升迁为范阳节度副使，末节屡见史籍记载。《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记杨国忠、韦见素献策云：

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翽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

据《考异》，此段记载乃根据《玄宗实录》，《事迹》卷上所记同，知亦本《实录》。这一计策最后并未被玄宗采纳。

同书于本年十月记禄山反，“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19)按天宝七载，因有亲王为节度大使，故禄山以副大使知节度事，《事迹》载封禄山东平郡王制，其中称禄山衔为范阳节度、经略、度支（应作支度）等使，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封东平郡王在天宝九载五月，其时已无亲王领大使，故禄山径为节度使，置副使当即在本年左右。贾循于何年升迁，不可考。按禄山于本年二月为了发动叛变，请以蕃将易汉将三十二人，他对汉将是不信任的。贾循当是汉人，却在起兵时将根本重地交给他留守，可知他和禄山关系的密切不下于史思明（贾循死后，即以思明为留守）。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故。《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

安禄山反，俾光禄卿贾循守范阳。燧说循曰：“禄山负恩首乱，虽陷洛城，必当夷灭。公盍建不代之功，诛其逆将向润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禄山西不能入关，则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虽善之，计不时决，事泄，禄山果遣韩朝阳来召循。朝阳至范阳，与循语，阴伏壮士，以弓弦缢杀之。

《文苑英华》卷九七四权德舆《北平郡王赠太傅马公行状》记此事较简。《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所述同《旧传》，唯先云“（颜）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阳招贾循”，当是据殷亮所撰《杲卿传》。《事迹》卷下系此事于天宝十五载正月，所述稍有异文，称：

伪节度留后贾循，右虞候程超谋以范阳归顺，为禄山伪支度副向润客所觉，潜令送赦书使韩朝阳告之。庚寅，朝阳自洛阳致禄山意旨。将毕，命入别馆。循不虞朝阳之害己，与朝阳欵曲行礼。朝阳引之密语，抽佩刀斩之。遂宣伪诏，数循罪逆，并斩超，并传首东郡（都），戮及妻子。以平卢伪持节吕知诲为留后，亦为本军所杀。又加润客右散骑常侍代之。

此段叙事详悉，云韩朝阳为赦书使，必在禄山称帝后，故系年在十五载正月。又贾循、程超密谋归唐，不云因马燧或颜杲卿之劝。吕知诲也为本军所杀，河东留后杨光翽则先被诱杀，杨国忠曾策划取代禄山的三汉将留后这时全被禄山清除。

附录　张果驳李筌阴符经疏考异

《道藏》闰五张果《阴符经注》驳李筌说共十四条，其中引文与今《经疏》全同者仅二条，半同者亦二条，其他十条引文全不见今《经疏》，今列举如下：

（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李筌以阴为暗，以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

按《经疏》首为释题，称“阴，暗也；符，合也”，与引文合。

（二）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

按今《经疏》无此语。

（三）五贼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则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

按《经疏》有“在食为五味”语，与五音、五色等并列，不云“顺之则可以神仙不死”。

（四）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太公以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息，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

按今《经疏》云“邪正祸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耳目口也”，以下皆申述此意，并无三要为心神息之说。

（五）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灵，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其失也。

按今《经疏》此条下无圣人、愚人语。

（六）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炁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

按今《经疏》云：“日月运转，不差度数；大小有定，方显圣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功出焉。”张果当是概括上引文，但《经疏》未见“神炁能生圣功神明”之意，亦不全同。

（七）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

按今《经疏》云“师者兵也”，与引文合。

（八）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　　筌以项羽其目机，心生于物；以苻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按今《经疏》无项羽、苻坚语。

（九）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

按今《经疏》云：“天地万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报于万物；万物承天之覆育，自怀恩于天。”无“天地不仁为大恩”意。其释“莫不蠢然”，则云“凡此风雷，阴阳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动”。亦无“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之意。

（一〇）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

按今《经疏》斥丝竹之乐为奢淫，以为非至乐，未见“以奢为乐性”之意。又《经疏》但云“廉则可以致静”，非径“以廉为静”。

（一一）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按今《经疏》无引上述《孙子》语。

（一二）擒之制在炁。　　筌不知擒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蟒，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

按《经疏》所据本“擒”作“禽”，故以禽作注，但无玄龟、黄腰语。

（一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

按《经疏》称兵术曰“致兵于死地而反生”，即所谓“引《孙子》以用兵为生死”，但无以“丁公、管仲为恩害”语。

（一四）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圣人以其期圣，我以不其期圣。　　筌不了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

按今《经疏》但有前二句，无“人以虞愚”等二十字。解释以圣人、愚人对举，亦本经文，所驳“以愚昧之人而验天道”，不知何指。

如上所举，明显看到张果所驳李筌说绝大部分不见今《经疏》。张果但引李筌说，不记书名，然而驳的必是《经疏》，非李筌别的什么书，因为有两条完全与《经疏》符合，半合的也有二条。据此我们只能说张果所见的李筌《阴符经疏》与今传本不同。

————————————————————

(1) 见王叔岷《庄子校释》。

(2) 按此文实录自《阴符经疏》，正统《道藏》闰一有此书。

(3) 并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下。

(4) 李林甫、陈希烈任免并见《旧唐书》卷八、卷九《玄宗纪》。

(5) 以上并据李肇《翰林志》、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此二篇均收入宋人洪迈所辑《翰苑群书》。又《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吴通玄传》记陆贽云：“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只自至德后，天子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因在翰林院待进止，遂以为名……今四方无事，百揆时序，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学士之名，理须停寝。”陆贽以为至德后，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至德”当是开元偶误。

(6)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7)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称“（乾元二年）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支度、营田、经略等使，余如故”。其时幽州及河北尚未恢复。《太白阴经·进书表》也在乾元二年，但时在四月，尚在李光弼授幽州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使前。

(8) 《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四》“天德军”条称：“乾元（758—760年）后改为天德军，缘居人稀少，遂西南移三里，权居永清栅。”按改天德军在天宝十二载，《玄宗纪》有明文，而改名天德军与安北都护移永清栅为同时事，疑《元和志》纪年有误。

(9) 此条由孙继民同志见告。按《守山阁》本作“唐元宗”，《墨海金壶》本无“唐”字，“唐”字为后人妄加，“玄”作“元”乃清人避讳改。

(10) 据《安禄山事迹》卷下，安禄山死于至德二载（757年），年五十五，上推当生于长安三年（703年），那时并无节度使。

(11) 范摅以李筌作《阃外春秋》在任荆南节度判官时虽误，但李筌曾在荆南当官却是广泛流行的传说，《神仙感遇传》“李筌”条称筌“开元中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入山访道，不知所终”。杜光庭以李筌于开元中任荆南节度副使，误同范摅，但也说明李筌曾在江陵（荆南节度治所）任官。《集仙传》《骊山姥》条则云“仕为荆南节度使、仙州刺史”。虽然所记区域不同，但三书都说他曾在荆南当官，知此说流传较为广泛。

(12) 《旧唐书》卷一九一《张果传》叙张果著《阴符经玄解》。《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丙部·道家类神仙》著录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又《阴符经辨命论》一卷，无《玄解》。《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子部·道家类》著录张果《阴符经注》一卷，又《阴符经辨命论》一卷。《阴符经注》当即《唐志》之《阴符经太无传》。《道藏》本张果注序称“得阴符传”，“附而入注”，每章必首称“传曰”，可证。但不能知道是否即本传所记的《阴符经玄解》。《阴符经辨命论》也可能为一书之异称，因为驳正李筌说，所以名“辨命论”。

(13) 《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亦云“（天宝）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则天宝三载初授范阳节度，已兼河北采访使。

(14) 《旧唐书》卷一〇三《郭知运》、《王君传》并称“瓜州常乐人”，即指以广至废县置的唐代常乐县。

(15) 见两《唐书·李轨传》。

(16) 贾循，《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卷一九二有传——编者按。

(17) 武阶及北平军使并见《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

(18) 《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六马韵下贾亦祖贾谊，武威太守秀玉作季玉，其子机徙长乐，又乐陵、河南两望，河南一望称“世居姑臧”，均与《姓纂》不合。

(19) 《安禄山事迹》卷中作“以节度使贾循为留后”脱一“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