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南、北卫对立为中叶以后政局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为世所习知。唐代宦官专横，不仅中尉掌握了禁军，枢密使盗窃政柄，而且还具有一个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北卫的诸司使分部细密，组织庞大，与南卫以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相互对立。这一点为历代所罕见，同样以宦官专权著称的汉、明两朝也没有这种现象。《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记载王旦的一段话，说：

唐设内诸司使，悉拟尚书省：如京，仓部也；庄宅，屯田也；皇城，司门也；礼宾，主客也。虽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

所谓“事任不同”，当指职掌有区别，这也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内诸司使的设置又是侵夺了尚书省职权；而且不仅如王旦之说“悉拟尚书省”而已，自三省以至卿监，很多设有对口或相关的北卫诸司。

北卫诸司使之首是左右神策护军中尉、枢密使和宣徽使，相当于南卫的宰相。中尉掌握京城诸军以及京畿附近一带的行营，实际上除了中尉掌握的军队以外，朝廷再没有直接指挥的兵，其权势熏赫，气凌人主，为人所习知，不待赘述。

枢密使的设置虽在中叶，但枢密使的职务早就由宦官掌握。《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

力士所处的地位即后来的枢密使，只是还没有这一职衔而已。《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称：

永泰二年（766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代宗用董秀专掌枢密）(1)……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

据此，知代宗、德宗时但有宦官掌枢密，无使名，元和始置使。《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三月记宦官薛盈珍自义成军监军入朝，四月，“仍使掌机密”，此“机密”疑亦当作“枢密”。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合沿革”条称枢密使“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唯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2)。按枢密与中书门下的关系，犹如汉代尚书、中书与丞相之关系。(3)论实力枢密不如中尉，而地居近密，干预政事的机会较多，《通鉴》所记下列诸条可证。《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843年）五月壬寅称：

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

本条说武宗命相，“宰相、枢密皆不知”，没有提中尉，老宦官也只抱怨两个枢密使懦怯，同样不提中尉，可知照例枢密使得干预大臣的任命，中尉却不一定参预。同书卷二六二天复元年（901年）正月记诛王仲先、刘季述两中尉，昭宗复位后敕云：(4)

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桡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胡注：

大中故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

按此云“两中尉先降”，昭宗敕文也只说“枢密使侍侧”，知中尉在宰相奏事时已退出，宰相奏事毕，也不再上殿。我们知道宣宗大中间曾稍抑宦官之权，所以定制宰臣奏事，枢密只候旨殿西，不参谋议。但既“案前受事”，则传宣仍由枢密，仍有参预政事的机会。至于大中以先，如前所述，除授大臣，枢密例得预闻，所以武宗命崔铉为相，宰相、枢密不知为仅见之事。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尉掌握武装，足以控制朝廷，但两枢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可能更为重要。同书卷二五〇咸通二年（861年）二月记杜悰拜相后云：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公庆去，悰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惭悚而退。

按此事胡三省认为出于杜悰《家传》，又引洪迈《随笔》辨其不实，以为“野史之妄”。(5)按洪迈考证甚明，这件事大概不能尽信，但仍能反映某些真实。杜悰说“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与上引诸例相符，足证枢密的政治地位，实为北卫之首。

上引条中提到了宣徽使，这也是个高于诸司使的宦官首领。《金石续编》卷一〇《宫闱令西门珍墓志铭》称“大历之末，擢居宣徽”，设置时间与枢密使年代略同。(6)上引《通鉴》“咸通二年”条宣徽使似亦传宣诏敕，但这不是宣徽使本职。宋徐度《却扫编》叙宋代宣徽使职务云：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7)

按宣徽使在唐代已分南、北院，(8)宋代宣徽使的执掌自即继承唐代，所掌皆具体事项，主要部分为对诸司使所属吏职、工匠的管理，其典礼、宴会等供张也涉及诸司使。(9)职司虽然琐碎，却非限于一个机构，而是通管北卫诸司，因此地位与枢密并重。

中尉掌兵，枢密参政，宣徽通知诸司使事，都是北卫首领，下统北卫诸军诸使。诸司使则是分管各部门的具体事务，所谓“有司之事”。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所属诸司究有多少，唐人一般统称二十四司。《文苑英华》卷九三八杜牧《东川节度使周公墓志铭》称：

出为工部侍郎、华州刺史，八禁军、(10)二十四内司居华下诸籍没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词。

《樊川文集》卷一〇《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至）如禁司、(11)东西军、禽坊、龙厩、彩工、梓匠、善声、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来进取，挟公为首缘，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岁时不敢尝，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当其意，往往击辱而去。”

北卫诸司使所属诸色人是一种特殊户口，在史籍上常常见到对于诸军诸使影占人户的限止或裁减措施，(12)如杜牧之说，这些人身充色役，不隶州县，倚仗他们的特殊身份，欺压百姓，当然不是真正的劳动者。诸军诸使不限于北卫，但属北卫的为多。关于这一问题非本文所能详，但可以见到南、北卫对立，不仅在于宦官与士人，而且在京畿一带也存在于州县百姓与诸军诸使所属人户间。

杜牧所说二十四内司既没有列举，也为史籍所不详，(13)今就我所见的一些记载，作一粗略的考证。

（一）飞龙使。　飞龙使职务是掌握内厩马匹，领有大量有关养马、调马等人员。肃、代间宫廷政变，飞龙使起了重要作用。《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代宗）功高难制，阴引越王系于宫中，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

按当时李辅国掌握兵权，程元振是内射生使、飞龙副使，(14)所以能伏兵凌霄门，拥太子入飞龙厩。《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克明传》记克明等杀害敬宗后，称：“于时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则飞龙使也领兵，但可能兼指所领养马、调马人员。元振之后，代宗朝另一个当权宦官鱼朝恩也曾为内飞龙闲厩等使，(15)唐末马存亮、杨复恭都曾以中尉、枢密使退为飞龙使，(16)其地位高于其他诸使。

按飞龙本仗内六厩之一，《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殿中省”条：

六闲马，以殿中监及尚乘主之。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置仗内六闲：一曰飞龙，二曰祥麟，三曰凤苑，四曰鸾，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698—700年）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预。开元初（元年为713年）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而尚乘局名存而已。

按闲厩使与殿中监及太仆卿之关系不属本文讨论范围，这里只是说明内飞龙使设置的时间，并知闲厩使设置之后，殿中省名存实亡，内飞龙使亦当接受其指挥。自程元振、鱼朝恩为内飞龙闲厩使，地位开始提高。中叶以后，闲厩使只是管理旧马牧地，(17)管下并无马匹，京城官马全归飞龙使管理调度。《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

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十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月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仗下归厩去。广德元年（763年）蕃寇后，使司无使，频申论，飞龙不支，自后未至。臣忝职司，不敢不奏。”敕旨：“宜付飞龙使，依旧支置。”

按广德元年吐蕃入侵，牧马尽失，闲厩使虽然有置仗马之责，但马却要由飞龙使支付，飞龙不支，便难以置办。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叶以后闲厩使失职，正如以前之殿中监。

（二）军器使。　《旧唐书》卷一八四《吐突承璀传》：

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

按吐突承璀以中尉降为军器使，所任仍不轻。《唐会要》卷六六“军器监”条：

武德元年（618年）置，贞观元年（627年）三月十日废，并入少府监。开元三年（71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十一年（723年）十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加少监一员以统之。天宝六载（747年）五月二十八日复置。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十三日，又废置使，其监已下并停。

同卷《西京军器库》条：

乾元元年六月，敕军器监改为军器使，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其使以内官为之。

按武德以至天宝，军器监屡废屡复，当废时则隶属少府监，仍是南卫系统。开元三年以军器使为监，则早有使名，但是否必以宦官充使，不明。(18)至乾元元年废监置使，其使专任宦官，甲弩之制造调发事归北卫，南卫大概不再预闻。以后，“武德军器”屡见于《文苑英华》卷四二七至四三〇诸南郊赦书，知乾元置使后相承至唐末。

（三）弓箭库使。　《旧唐书》卷一八四《吐突承璀传》：

时弓箭库使刘希先取羽林大将军孙璹钱二十万以求方镇，事发赐死，辞相告讦，事连承璀，乃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

按弓箭库使亦是宦官显职。《文苑英华》卷九三二张仲素《内侍护军中尉彭献忠神道碑》，其人以元和元年（806年）充飞龙使，三年，授左神策军副使，六年，迁知内侍省事、充弓箭库使，同年十月，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新唐书》卷二〇七《吐突承璀传》记承璀出为淮南监军后，召为内弓箭库使，复为左神策军中尉，事在元和九年（814年），(19)《册府元龟》卷六六七记“魏弘简为内弓箭库使，宝历二年（826年）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上三人并以内弓箭库使升神策中尉。又《册府元龟》卷六六五记敬宗于长庆四年（824年）即位后，“赐两军中尉、枢密、飞龙、弓箭等使及诸供奉官锦彩、金银器有差”，又记文宗宝历二年（826年）即位后，赏功亦只举左右神策中尉、枢密使、飞龙使及弓箭库使，知飞龙、弓箭库二使地位高于他使。上引两诏不及宣徽，可能由于不预拥立，或缺位。

中尉掌握京城诸军及诸神策行营兵，飞龙使掌握马匹，军器使、内弓箭使掌握武器，京畿所有兵卒及武装配备全都由宦官主管，南卫的十六卫久已成为虚名，闲厩使无马可管，军器监、武器库并废，军事上南卫是处于无权的地位。

（四）鸿胪礼宾使。　上引《宋史·职官志》王旦语，认为礼宾使仿尚书礼部之主客，其实主客郎中所职的具体事务并在鸿胪寺。(20)鸿胪所管的有关国内诸民族及外国君长、使节等事，早在安史乱前已置礼宾院专司其事。《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条：

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二十七日，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已上，并令鸿胪勾当。

据此知天宝十三载以前已有礼宾院，自本年始归属鸿胪寺。当时礼宾院是否置使，何时由宦官充使，均不详。《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记朝恩带职有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787年）六月称：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

以下记李泌设策，使留居胡客分隶神策。其事出于李繁所撰《邺侯家传》。这里没有说以宦官充礼宾使。但《金石萃编》卷一一四大中五年（851年）《敕内庄宅使牒》，具衔为“使兼鸿胪礼宾等使特进知□□田绍宗”，知此职相承不废。

又考《宋会要·职官》二十五之一“鸿胪寺”条云：

凡四夷朝贡、宴享送迎之事，分隶于往来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本寺但掌祭祀朝会。

又同书《职官》二十五之二“礼宾院”条注云：

哲宗《正史职官志》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

按宋承五代，官制大抵沿唐中叶以后的变化，礼宾院所职也必沿袭唐代，只是宋代与契丹之关系至为重要，所以别置国信所，又有专管西域的怀远驿，在唐代当然统归礼宾院。观《宋会要》所云鸿胪寺“但掌祭祀朝会”，也是唐中叶后情况。不妨说，自有礼宾院，而鸿胪寺部分的职务废，自以宦官为礼宾使，而南卫不复预闻有关事务。

（五）五坊使。　《唐会要》卷七八《五坊宫苑使》条云：

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自宝应二年（763年）后，五坊使入隶内宫苑使。近又有闲厩使，兼宫苑之职焉。

据此，则五坊、宫苑合为一使。宝应二年后，五坊归入内宫苑，始以宦官为使。所谓“近又有闲厩使，兼宫苑之职”，实指以闲厩使兼领五坊宫苑，其事在宝应前，所云“近又有”，令人误会为在宝应后，可能是措辞不当。观《唐会要》上引条下即云：

开元十九年（731年）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其后，来擢、牛仙客、李元祐、韦衢、章仇兼琼、王、吕崇贲、李辅国、彭体盈、药子昂等为之。

上举诸人除李辅国外都不是宦官。据同书卷六五“闲厩使”条，列举圣历三年（700年）以后任闲厩使的姓名，自杨崇庆以至药子昂并见上引五坊宫苑使条。唯闲厩使有安禄山，五坊宫苑使无，则因禄山在外为节度使，不能兼内苑之职；五坊宫苑使有王，闲厩使条无，乃是偶漏。(21)可知开元、天宝间闲厩使必兼领五坊宫苑使。故《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殿中省监条称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下举五坊名同《会要》）。安史乱后，闲厩使失职，五坊始由宦官为使，其内宫苑也别自置使。(22)德宗晚年，五坊小儿暴横，历见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及两《唐书》纪传以及《通鉴》、《会要》，人所习知，今不赘举。宦官任五坊使最早有李辅国，见两《唐书》本传。此后最著者为仇士良，《文苑英华》卷九三二郑熏撰《仇士良神道碑》称士良于元和三年（808年）充内外五坊使，至元和十年才出为平卢军监军。十五年（820年）再任内外五坊使，又云“长庆初（821年），罢五坊使”，至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三任内外五坊使，七年（833年）转大盈库，领染坊，旋升飞龙使，九年，升左神策军中尉。据此知长庆初曾罢五坊使，大概不久即复置。

（六）内园总监裁接等使。　苑囿园地之事本属司农寺之上林署令，又置京都苑总监、京都苑四面监，并属司农。(23)但《唐会要》卷六六“宫苑监”、“西京苑总监”条与诸监并列，不属司农，其“西（两）京苑总监”条称：“永淳元年（682年）五月十日，置东都监管诸圃苑，未置已前，隶司农寺。”据此则似既置之后即不属司农。虽然本条说的只是东都宫苑监，西京苑总监想也只是名属司农，实具有相对独立性。

安史乱前宫苑总监是否有宦官充当，不详。(24)但两《唐书·李辅国传》并记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裁接总监使”。《文苑英华》卷四二七《宝历元年（825年）正月七日赦文》、卷四二八《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受赐诸司诸使中并有内园总监、裁接名色。但总监虽以宦官充当，是否有使名，不详，且李辅国以后似乎不一定由宦官充当。《唐会要》卷六六“西（两）京苑总监”条：

开成五年（840年）四月敕：“总监宜令内官司管，仍别置使，其总监及丞、簿共四员，宜并停。”

似乎直至本年才确定以宦官充使，而废总监及所属丞簿。

（七）中尚使。　《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中尚署令”条：

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及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皆供焉。

《唐会要》卷六六“少府监中尚署”条云：

本中尚方，天后时，去“方”字，避监号。开元已来，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

据此则玄宗时已有高品（即高级宦官）充中尚使。此后据《文苑英华》卷四二八、四二九、四三〇诸赦文，知相承不废。

（八）染坊使。　按少府监有织染署，置令、丞。其中分为织、组绶、线及练染之作。(25)染坊只是织染署所属作坊之一。染坊别自置使不知始于何时。《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初即位未改元，长庆四年（824年）四月镇压了染工张韶的反抗后，称“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张韶染坊役夫故也”。上叙五坊使引《英华》所录《仇士良碑》，文宗时士良曾领染坊使。

染坊以宦官充使，原先少府织染署所属织之事疑亦由宦官主管。《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织染署令”条称：“凡绫锦文织，禁不于外。高品一人专莅之。”似乎部分精美丝织作坊早就由宦官执掌。

（九）内作使。　《文苑英华》卷四二八《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同书卷四三〇《大中元年（847年）正月十七日赦文》诸司使中并见“内作”。(26)所谓“内作”包含哪些内容，不太明确。《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条注云：

有……短蕃匠五千二十九人，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

关于少府与工匠的关系、工匠类别，我曾有专文讨论，今不赘，(27)从本条中可以看到的是有所谓“内作使绫匠”、“内作巧儿”。又《百官志》“将作监”条称：“大明、兴庆、上阳宫、中书门下、六军仗舍、闲厩，谓之内作”。既属将作，当然指土木建筑。宦官充当的内作使，究竟主管原少府所属的内作（这大约应包括织染署的绫锦文织）呢，还是将作监所属的内作，不详。但不管怎样，总是侵夺南卫职司。

（一〇）翰林使。　《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部·谴责》称：

吕如金，宪宗时为翰林使。元和四年（809年）杖四十，配恭陵，行至阌乡而卒。如金以密书请托于盐铁使李巽，故有是责。

按《文苑英华》卷七九七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云：(28)

圣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详择文学之士，置于禁署，实掌诏命，且备顾问。又于内朝选端肃敏裕、迈乎等伦者为之使，有二员。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军国之重事，古今之大体，庶政之损益，众情之异同，悉以关揽，因而启发。

据此，知翰林使之职是宣示皇帝意旨，以便学士草制，又向皇帝报告学士们的意见。随着翰林学士职任之增重，翰林使也如《壁记》所说，参预了军国大政。使职设置不知何时，大概德宗时已有之。《壁记》又称：“先圣（指宪宗）躬勤万务，志清九有，筑坛互登，持柄骤移，赞命。(29)于是乎出号令，于是乎发急宣，密付波至飙去。二使之任，尤所重难。”则翰林使职任之重，实在元和用兵时。因此“征前院使之官族，断自元和已后”。杜元颖于元和十二年（817年）自太常博士充翰林学士，元和十五年闰正月以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加承旨，长庆元年（821年）二月，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0)《壁记》撰成于庚子即元和十五年五月，其时正为学士承旨。

（一一）学士使。　《文苑英华》卷四一八薛廷珪《授学士使郄文晏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制》：

敕：国家设翰墨之林，延髦硕之士，以润色鸿笔，发挥王猷，妙选内官，修辞立诚者，以与我言语侍从之臣朝夕游处……敬承宠渥，往莅清华，率由此途，以致崇达。

在宦官中这一职事看来也是所谓“清华之选”。《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内枢密使吴承泌墓志》：

圣上（指昭宗）虔承大宝……寻加内寺伯，判内侍省内给事……加内侍，充学士使。严、徐论思之地，枚、马视草之司，公之精识通才，光膺是选。丝纶夜出，得以讲陈；鸳鹭会同，靡不宴洽。改宣徽北院使。

从上引文看来，充当学士使的宦官，“丝纶夜出，得以讲陈”，也参预了议论，与上翰林使同。按薛廷珪于昭宗时为中书舍人，郄、吴二人并于此时为学士使，疑即翰林使的改称或异称，实是一使。

（一二）閤门使。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咸通十三年（872年）五月乙亥：

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閤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閤门使田献夺紫，配于桥陵，閤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卫，为受殷裕文状故也。

按《通鉴》卷二五二亦云“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敬述”，其人也是宦官。《文苑英华》卷四一八李磎《授閤门使李全绩中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等制》云：“夫荣参禁署，光总内朝，赞文武俾不失威仪，道君臣令无所壅隔。”李磎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亦在咸通末。(31)制文说明閤门使的职务是赞道官员朝见和通达奏状。《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863年）八月：

敕以閤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

胡注：

唐中世置閤门使，以宦者为之，掌供奉朝会，赞引亲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见、辞。唐初中书通事舍人之职也。

胡注甚明，閤门使的设置侵夺了中书通事舍人之职。宋代閤门使由武臣充当，凡唐代宦官充当的使职，五代及宋多用武臣，别见下文。

（一三）教坊使。　《文苑英华》卷九三二《内侍彭献忠碑》：

（贞元）二十年（804年），加正议大夫，内侍省内侍，仍赐上柱国，充教坊使。

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中书省”下有内教坊，注云：

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太常寺太乐署令”条称：

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715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按内教坊武德时已置，本以宦官充使，不隶太常。因为无所归属，所以《旧唐书》置于中书省下，实非属中书。至于左右教坊则以太常所属俳优杂戏改。玄宗时内外教坊并存。(32)《教坊记·序》称：“开元初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技。’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按范安及似非宦官，其人开元十五年（727年）曾为将作大匠。(33)则左右教坊初置时仍以朝臣充使。即中叶以后，教坊副使或以伶人充，不尽宦官，《唐会要》卷三四《论乐杂录》称：“太和九年（835年）文宗以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帅府司马。宰臣奏：帅府司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乃改授润州司马。”(34)据此则伶人可充副使。

（一四）如京使。　《旧唐书》卷一七五《庄恪太子传》见“如京使王少华”。(35)按王旦云“如京，仓部也”。《唐六典》卷三“户部仓部郎中”条：

（仓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仓储，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

又同书卷一九“司农寺司农卿”条云：

司农卿之职，掌邦国仓储委积之政令……凡京都百司、官吏禄廪，皆仰给焉。

户部之仓部与司农寺并掌仓储，尚书不过总其大纲，具体管理实在司农及州郡。京都官吏的俸禄请受，由司农主管。如京使之职当是主管直属内廷之仓廪俸食。

（一五）内庄宅使。　《金石萃编》卷一一四大中五年（851年）《敕内庄宅使牒》，具衔有“判官、内仆局承（丞）彭□，副使、内府局令、赐绯□□刘行宣，使、兼鸿胪礼宾等使、特进、知□□田绍宗”。三人并是宦官。关于内庄宅使的沿革、职掌近人考证甚详，今不赘述。(36)

以上列举十五使，大抵较为重要或多见于史籍，其他见于记载者也还不少。《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戊申敕：

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閤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

此九使本以宦官充当，这时已尽诛宦官，使名虽留，乃以文武官充。此九使中，小马坊、御厨、丰德库、客省四使即在前举十五使之外。丰德库当是内库。此种内库名目时有变更。据陆贽《翰苑集》卷一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知二库并玄宗所置。《文苑英华》卷九三二《仇士良神道碑》，大和七年（833年），“转大盈库，领染坊”。《隋唐石刻拾遗》卷下载《刘遵礼墓志》，记遵礼曾官大盈库使，时在大中五年。知琼林、大盈之类的内库例以宦官充使。陆贽请废二库，但大盈库唐末尚存。丰德库始于何时，不详。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称“后有左右三军辟仗使”，同书卷六六九《内臣部·朋党》称“田全操，文宗时为辟仗使”。《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内出废印二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胡注引宋白曰：“旧制，内官为三军辟仗使，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犹方镇之监军使。”(37)宋白叙辟仗使之职务甚为明白。

《隋唐石刻拾遗》卷下录《刘遵礼墓志》称：

（会昌）六年（846年）……加供奉官、转征仕郎、内仆局令、充监医官院使。

按《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尚药奉御”条云：“掌合和御药及诊候之事。”宫中医药本属殿中省，以后似归于翰林院。《唐会要》卷六五“殿中省”条载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敕云：

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

据此知殿中省之医官虽不废，实际上已是翰林医官的加衔。《文献通考》卷五五《职官》九“太常寺太医署”条云：

五代时，有翰林医官使。宋制，翰林医官院使副各二人，并领院事，以尚药奉御充。

宋制承五代，五代又承唐中叶后的制度。刘遵礼充任之“监医官院使”当即翰林医官院使。

唐代设置诸院使，多见记载。《金石续编》卷一〇《宫闱令西门珍墓志铭》称：

顺宗嗣位，爰选耆德以辅储皇，转为少阳院五品。永贞元年（805年）属今上龙飞，公以密近翼戴之续，赐紫金鱼袋，充会仙院使。元和元年（806年），改充十王宅使。

按少阳院太子所居，故云“以辅储皇”。《长安志》卷六《宫室》四“东内大明宫”条：“次北翰林门，内翰林院学士院，又东翰林院，北有少阳院、结邻殿。翰林门北曰九仙门。”据此知少阳院在翰林院北，九仙门之西南，相距甚近。《旧唐书》卷一四《顺宗纪》称德宗死后，“上（顺宗时为太子）力疾衰服，见百僚于九仙门”。《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805年）正月（按实是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始改元永贞）条：“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顺宗此时亦以太子居少阳院，所以能力疾出九仙门。(38)九仙门外为神策右军、右羽林、右龙武军驻屯之地，所以即在此见诸军使。又《旧唐书》卷一七五《庄恪太子传》记文宗谋废太子，称“太子归少阳院，以中人张克己、栢常心充少阳院使”。据此知德、顺、文三朝，太子并居少阳院，置使以主管院事。疑穆宗、敬宗为太子时亦居此院。《旧唐书》卷一七五《昭宗十子传》记宦官刘季述幽昭宗，立太子裕为帝，及季述事败，群臣请杀裕，昭宗曰：“太子冲幼，为贼辈所立。依旧令归少阳院。”可证直到唐末，太子仍居少阳院。

十王宅置于开元，《新唐书》卷八二《玄宗诸子传》末云：

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所谓庆、忠……等王，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39)

所云“中人押之”，当即十王宅使。后来又称“十六宅”。十王宅使实际任务是监视诸皇子，《旧唐书》卷一七五《宪宗以下诸皇子传》末史臣所谓“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六宅”乃“十六宅”省文，亦即十王宅，十王宅使的任务就是防闲禁锢诸王。

王旦说：“皇城，司门也。”《唐会要》卷七八“皇城使”条称：

天祐三年（906年）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伏乞准元敕条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

按时在唐亡之前一年，此时宦官早被诛戮，内诸司使如上所引《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所载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敕大都业已废罢，皇城使虽被保留，亦以朝臣充任。职务自当仍旧。

以上我们非常粗略地列举唐代内诸司使的职名、执掌等，疏漏当然很多。但就十分粗略的汇记，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北卫所属行政系统。这个起于唐代中叶的北卫行政系统，虽然由于宦官专权而产生、扩大，但并没有随唐末宦官的诛戮而废除，经历五代直到北宋仍然存在，以下我们继续考察唐末以至北宋初内诸司使的演变。

《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正月庚午，崔胤奏云：

“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是日，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记崔胤奏称“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两书都说崔胤请罢内诸司使，但“其事务尽归之省寺”一句，《旧传》所无。按内诸司使的机构十分庞大，职务复杂，宦官既诛，职务应当有所归属，崔胤原奏应有“尽归省寺”之请。但事实上不但当时并没有“尽归省寺”，直到宋代，仍然有诸司使列于省寺之外。《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敕：

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没有最后一句。据《考异》，这段记事出于《编遗录》，司马光说：“盖初诛宦官后，内诸司使皆以内夫人领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实录》改‘充使’为‘宣事’，误也。”据此知宦官诛后，内诸司使的机构曾由宫人接管，并未归入省寺，而这本来就是崔胤的初谋。《旧唐书》卷一七七《崔慎由附子胤传》云：

天复反正之后，宦官尤畏胤，事无大小咸禀之。每内殿奏对，夜则继之以烛。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

这一建议当时自然难以实行，天复三年由崔胤主持尽诛宦官，就实行了“以宫人掌内司事”的原来计划。但内诸司使的职务遍及宫廷及内外朝，非常复杂，不但“尽归省寺”只是空言，内夫人充使恐也只一部分专司宫内职务的使职。天祐元年“惟留宣徽等九使，余皆停废”，也只行于昭宗迁洛以后的短暂时期，其目的在于彻底剥夺昭宗在宫廷内的一点微弱力量，而不是真的要废除内诸司使，所以梁朝建立，这庞大的行政系统便重又恢复。《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云：

梁朝诸使司名目有：崇政院使、租庸使、宣徽院使、客省使、天骥使、飞龙使、庄宅使、大和库使、丰德库使、仪銮使、乾文院使、文思院使、五坊使（原脱“使”字）、如京使、尚食使、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内园裁接使、弓箭库使、大内皇城使、(40)武备库使、引进使、左藏库使、西京大内皇城使、闲厩使、宫苑使、翰林使。(41)

共三十使，乾文院使为文思院使改名，乃是重出，实为二十九使。租庸使唐代自开元至安史乱后，并以文臣充使，不属内诸使；左藏在唐代为太府寺所属国家正库，不闻以宦官充使。崇政院使即枢密使改称，司膳为御食改称，天骥为小马坊改称，乾文院为文思院改称，仪銮为同和院改称，并见记载。(42)尚食疑自御食使分置，其他诸使大抵仍唐之旧，有的使名虽不见唐代，职务仍同，如大和库之为内库使，宫院使主管内廷诸宫院，洛苑使主管洛阳内苑，唐代并有司此类职务的使职。因此，我们看到天祐废罢诸使，只是别有目的的临时措施。

梁代诸使虽大抵因袭唐制，却有巨大差异，即唐代诸使并由宦官充任，而梁代几乎全用武臣。

梁代虽然不再任用宦官充使，但唐代以枢密使为首的内诸使依然自成系统，与宰相为首的六部卿监并立。《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四开平三年（909年）四月朱温到河中，纪称：

壬寅辰时，驾巡于朝邑县界焦黎店，冀王友谦及崇政内诸司使扈从，至申时回。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谦扈从官。

崇政院使为枢密使改称，这里称“崇政内诸司使”，表明内诸司使以崇政院使为首，实是唐制的沿袭。同书卷六《梁太祖纪》六乾化元年（911年）七月称：

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宰臣视事于归仁亭子，崇政使、内诸司及翰林院并止于河南令廨署。

本条同样以崇政使、内诸使与宰臣对称。

梁代内诸司使除崇政院使以外，见于纪传的都是武臣。任宣徽使的有张筠、赵縠、韦坚，任客省使的有张筠、元相，任飞龙使的有娄继英，(43)任内皇城使的有徐当，任洛苑使的有董璋，任天骥院使的有李随权，任庄宅使的有段凝，任宣和库使（这也是内库，《五代会要》未见）的有李严。(44)这些人中张筠、董璋、段凝、娄继英两《五代史》都有传，(45)其他诸人事迹不详。但观史载，他们的本官都是诸卫将军，均为武臣无疑。

据上所述，梁代仍然存在着一个以崇政院为首的行政系统，任使职的都是亲信将校。在诸司使的演变过程中，梁代上承唐制，下启宋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后唐庄宗时有一次反覆。

天复三年（903年）诛宦官，河东并未执行。监军张承业是辅佐庄宗灭梁的大功臣。庄宗建立后唐政权后重又任用宦官，曾经下诏招集流散四方的故唐宦官。《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正月称：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46)

《通鉴》说内诸使“至是复用宦者”，那时士人与宦官并用。人所共知，五代时枢密使权重，庄宗虽也任宦官为枢密使，但当权的枢密使是郭崇韬，并非宦官。任枢密使的宦官有张居翰与宋唐玉，而“邦家之政皆出于郭崇韬”，居翰等并不当权。(47)崇韬被杀后，庄宗又用宦官李绍宏。不久庄宗被杀，明宗李嗣源即位后，由于绍宏曾对自己有恩，仍被任为枢密使，(48)而当权的枢密使为安重诲，亦非宦官。以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再也没有宦官为枢密使，任此职者大多数是武臣。直到周世宗始尽用文臣，那时范质、王朴、魏仁浦、吴延祚等相继为枢密副使。

庄宗时诸司使兼用宦官与“士人”，例如同光二年（924年）四月既见内客省使、内侍省内侍杨希朗，(49)三年九月又见客省使李严，李严不是宦官。(50)可能用宦官则加“内”字，后来分为两官，内客省使较高，却不一定是宦官。(51)同光朝“士人”为诸司使见于纪传的有引进副使杨希询、马坊使康福；(52)宦官任诸司使的有宫苑使王允平、飞龙使颜思威。(53)

明宗时又一次大杀宦官，史籍所载明宗朝充任枢密、宣徽及诸司使者，朱弘昭历任文思使、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枢密使（见《旧五代史》卷六六本传）、孟鹄曾任客省副使（《旧五代史》卷六九本传）、李从璋曾任大内皇城使（《旧五代史》卷八八本传）；此外潞王从珂称帝，刘延浩曾为洛苑使（《旧五代史》卷六九本传），他们都是武臣，没有一个宦官。以后历晋、汉、周三朝，同样不见宦官任诸司使的记载。当然，不能断言后唐明宗以后绝无宦官任诸司使，我们知道诸司使职务不少一部分涉及宫廷，必须由宦官执掌，但他们是否充使，并无明证。总之，五代时，除后唐庄宗朝有一次小反覆以外，梁代以武臣充当诸司使的制度基本上长期沿用。

宋代官制继承唐末至五代的演变，诸司使成为武臣铨选的阶官，然而这一个系统却仍然被保留，枢密使、宣徽使仍然作为诸司使之首。枢密院不仅主管诸司使的除授，而且还主管内侍省官的除授，宣徽院掌管诸司使副和崇班内侍供奉官的名籍，甚至掌管诸司使副的别籍分产。(54)诸司使本来是实职，后唐庄宗时康福为马坊使，仍然主管马牧。(55)大概五代后期，用以位置武臣，有的成为虚衔。到宋代，诸司使职衔只用以表示中、高级武臣铨选上的品级高卑，虽有使名，并非实职。即使是本使，也必须加上管勾、勾当、干办等名义才能理事。本官不釐务，以差遣行事，本是宋代官制特点，不足为怪，这里只是指出直到宋代，至少在形式上仍然还保留以枢密、宣徽使为首的诸司使系统。

这个作为武臣迁转高卑秩序的诸司使职名，即使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也没有废除，直到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废除所有诸司使副职名，而代之以某某大夫、某某郎等新的武阶官。(56)从唐代中叶到宋政和二年，大致经历了三百五十年，内诸司使行政系统的残迹才彻底扫除。至于诸司使的职务在先已以管勾、勾当等名义主管，以后也仍然这样，其中不小一部分有关宫廷的职务仍由宦官主管。

附记：本文为三十余年前旧稿，当时武汉大学迁徙四川乐山，书籍缺乏，只能就常见书稍加钩稽，极为粗疏。今稍加整理，也未能更多的搜集资料，特别是有关碑志，新旧出土的均未能引用，只是为研究唐代中叶以后宦官专政之局及诸司使系统的演变，聊备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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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通考》卷五八《枢密使》条同，但“董秀”作“董廷秀”。

(2) 《挥麈后录》本条前一段叙枢密设置之始，以为“永泰中始置内枢密使二员”，微误。永泰至贞元但有掌枢密事，无使名。

(3) 宋项安世《家说》称：“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则枢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官，始以枢密归之内侍。”按承受和进呈章奏，出纳诏命，本为门下省职司，但宫廷中亦必经由宦官，上举高力士无枢密使之名而实居其任即是。疑与中书门下堂后官之枢密房无关。

(4) 其事实在光化四年（901年），本年四月始改元天复，《通鉴》纪年例从后改之元。

(5) 按见《容斋随笔》卷六“杜悰”条。

(6) 代宗时但有掌枢密，实际上也就是枢密使。

(7) 《文献通考》卷五八“宣徽院”条叙职务略同。

(8) 《金石萃编》卷一一八《内枢密使吴承泌墓志》称承泌昭宗时以学士使改宣徽北院使。又《唐会要》卷七九《诸使杂录》下记天祐元年（904年）四月敕见“宣徽两院”，而二年二月十六日敕：“只置宣徽院使，以权知枢密事王殷充……其枢密使并宣徽南院使并停。”则唐亡前夕，南院合于北院，只一宣徽院使。

(9) 《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克明传》：“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按教坊伶人岁给亦由宣徽主管，击球诸人当是籍隶教坊，供奉宣徽。

(10) 八禁军指左右神策及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军，即唐代诏敕屡见的神策、六军。《樊川文集》卷七作“入禁军”，义亦可通解。

(11) “至”字，据《文苑英华》卷八〇五《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校改。

(12) 《文苑英华》卷四二三宝历元年（825年）四月《册尊号赦文》云：“京畿百姓多属诸军、诸使，或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兄子弟不受府县差役。顷者频有制敕处分，如闻尚未遵行，宜委京兆府重举用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十八日赦文条疏闻奏。”同书卷四二八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赦文、卷四二九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南郊赦文》，都提到诸军诸司影占人户的事。又《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也载有这类诏敕多条。

(13) 二十四内司恐是泛称，所以有“二十四”的数字，或因尚书二十四司而起。

(14) 《旧唐书》卷一八四《程元振传》称“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副使”，《新唐书》卷二〇七《程元振传》则称代宗即位前，元振已为“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据《旧书》卷一一《代宗纪》，即位后称“飞龙闲厩副使程元振为右监门将军”，知先已为飞龙副使，《新传》是。

(15) 《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册府》卷六六五《恩宠》。

(16) 《新唐书》卷二〇七《马存亮传》、卷二〇八《杨复恭传》。

(17) 《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条称：“至德（756—758年）已后，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宝应中（762—763年），凤翔节度请监牧废田给贫人及军吏已上者，相承数十年矣。”

(18)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八载《右军器使陈君暨东海县君徐氏志》，志文残缺，有“□右军器使”字，“右”上不知是什么字。这位陈君死于□元二年，跋文认为应是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证据是“县君徐氏”之父为司刑卿，而改刑部为司刑事在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咸亨元年（670年）复为刑部。按此说虽可通，但作开元二年（714年）也同样可通。妻父在四十五年前曾官司刑卿，死当在其后；女婿死在妻父官司刑卿后四十余年并不奇怪。但不管是上元或开元，开元三年前有军器使，与《会要》说合。至于这位陈君是否宦官，仍不明。因为唐代，宦官娶妻封赠和士人一样。

(19) 《旧唐书》卷一八四《吐突承璀传》称元和八年（813年）召承璀为神策中尉，但不云先充内弓箭库使。《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元年（806年）二月甲辰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内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按内召在八年，至京师在九年，二月授官。但上引《彭献忠碑》，献忠为左神策护军中尉，十二年致仕，未曾罢任。献忠、承璀分官左右中尉，左、右二字易混，不知孰是。

(20) 《唐六典》卷四“礼部主客郎中”条、卷一八“鸿胪寺卿”条。

(21) 《旧唐书》卷一〇五《王传》称：“八载（749年），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

(22) 《文苑英华》卷四二七《宝历元年正月七日赦文》、同书卷四二八《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诸司诸使中并见“内宫苑”。

(23) 《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

(24) 《旧唐书》卷九七《钟绍京传》称“景龙中（707—710年）为苑总监”，知玄宗前尚不以宦官充使。《事物纪原》内园条引李吉甫《百司举要》云：“则天分置园苑使，后改曰内园。”又曰：“司农别有园囿使。”或者苑总监与内园使并存。

(25) 《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织染署令”条。

(26) 《文苑英华》卷四二九《会昌五年（845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作“内中尚”，“内”下脱“作”字，指内作、中尚二使。

(27) 拙撰《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28) 此记由陈仲安同志见告。

(29) “赞命”下有脱文，疑下文“密付波至飙去”之“密付”二字错简，原作“赞命密付”。

(30) 见《翰苑群书》收录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

(31) 《旧唐书》卷一五七《李鄘传附孙磎传》。

(32)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杂录》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敕称：“内教坊博士及弟子须留长教者，听用资钱，陪（倍？）其所留人数，本司量定申者（省？）为簿。音声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这里特举内教坊，以别于左右教坊。

(33) 任二北先生《教坊记笺订》页一二引《唐会要》，此条见卷八七《漕运》。按宦官加将军号乃常事，将作大匠却不可能由宦官充当，如果此将作大匠范安及与《教坊记》之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一人，则初置左右坊时仍以朝官充使。

(34) 《旧唐书》卷一七六《魏謩传》文同。

(35) 《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三年（838年）记文宗欲废太子事，胡注：“唐置如京使，以武臣为之，内职也，未知所职何事。”按王旦之说，如京使自当以宦官充，职在仓廪无疑。

(36) 日本加藤繁有《内庄宅使考》（《中国经济史考证》收录），引证甚详。

(37) 本条承陈仲安同志举示。

(38) 《顺宗纪》作“衰服”，《通鉴》作“紫衣麻鞋”，不同。按《昌黎外集》卷六《顺宗实录》，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上……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二十四日宣遗诏，上服见百寮。”紫衣麻鞋出九仙门，所见者乃诸军使，《通鉴》本此。次日始成服，故服见百寮，不云在九仙门，本是二日事。

(39) 《旧唐书》卷一〇七《凉王璿传》叙兹事较详。

(40) 按梁避朱温祖讳“成”字，不可能有皇城使，据《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三年正月胡注作“大内皇墙使”是，下西京大内皇城使，“城”亦当作“墙”。

(41) 《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正月敕“内官不应居外”条胡注列举梁代诸司使名，不记崇政、租庸、宣徽、西京大内皇城使，余同《五代会要》，乾文院使与文思院使亦并见。

(42) 见《五代会要》卷二四、《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同。唯云“同和院使为仪銮使”，同和院使唐代未见，但并不排斥唐末曾有此使。

(43) 《五代史记》卷四五《袁象先传》，称子正辞“以父任为飞龙副使”，象先为梁贵戚，正辞得官当在梁代。

(44) 以上并见《旧五代史》卷九、卷一〇《梁末帝纪》。

(45) 张筠，《旧五代史》卷九〇、《五代史记》卷四七有传；段凝，《旧五代史》卷七三、《五代史记》卷四五有传；董璋，《旧五代史》卷六二、《五代史记》卷五一有传；娄继英，《五代史记》卷五一有传，《旧五代史》卷七〇有《李严传》，与此宣和库使李严非一人。

(46)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二同光二年正月亦载此事，略同。

(47) 《旧五代史》卷七二《张居翰传》。宋唐玉于同光二年四月由内客省使升任枢密副使，见《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

(48) 《旧五代史》卷七二《李绍宏传》，又张居翰、李绍宏并见《五代史记》卷三七《伶官传》。

(49)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

(50) 同书卷三二《庄宗纪》六、卷七〇《李严传》。

(51) 同书卷六六《朱弘昭传》，天成三年（928年）弘昭以内客省使迁宣徽南院使，弘昭非宦官。

(52) 同书卷九〇《杨彦询传》、卷九一《康福传》。

(53) 王允平见《旧五代史》卷三二《庄宗纪》六同光三年三月，颜思威见同书卷三四《庄宗纪》八同光四年二月。二人先后奉命采择宫人，故知是宦官。

(54) 枢密院、宣徽院职务并见《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55) 《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

(56) 见《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