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死亡本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已经结束时，都感到欣慰。一些乐观的观察家甚至把朱由检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回想起来，在1627年秋，这种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新皇帝就像他的差不多七年前即位时的兄弟一样的神秘。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1］ 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事实。他是一个把自己吊死在御花园里的皇帝，这时造反的军队正涌过京城的郊区。
魏忠贤的垮台
朱由检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在发育时期受到好几个皇妃的照料，其中一个据说是在天启朝因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的。［2］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宫中高死亡率的背景下，朱由检在他兄弟在位七年之后居然活了下来，单是这个事实就可能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值得注意。他在1627年10月2日正式成为明朝的第16个皇帝，年号崇祯。他死后有三个庙号（思宗，毅宗，怀宗），分别为明朝皇位的几个觊觎者所谥。他又称庄烈帝。
新皇帝还不到17岁，他上台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京城里没人知道他将对魏忠贤采取什么态度。最先知道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太监。10月9日，皇帝即位后七天，魏忠贤请求让他退休。［3］ 虽然受到拒绝，但告发魏忠贤的一些最忠实的党羽的奏疏，很快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崔呈秀，在经过相当犹豫之后，他被允许辞去兵部尚书的职务。12月8日，魏忠贤自己也被命令离开京师，去南直隶北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祖籍担任一个礼仪上的次要职务。
魏立即服从命令，几天之内，他和他的庞大的扈从队伍就从北京旅行125英里到了北直隶南部的阜城。他是在这里从他的效率很高的情报网知道皇帝下令逮治他的，他的罪名开列在那些源源不断送进宫中的奏疏中。他对等待着他的下场感到害怕，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太监在12月中旬一起缢死于阜城。此后不久，崔呈秀自杀。不管怎样，无论是他还是魏忠贤都没有得到好死。两个月后，他们受到公开的凌辱；他们的尸体被磔，他们的首级被分别悬挂在各自的家乡，以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们后尘的人。
魏忠贤死后，开始了对他的党羽的清洗。有二十多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其中有客氏、她的兄弟、儿子和魏忠贤的一个从子。其余的人被充军、戍边、削籍或受到别的惩治。［4］ 在全国各地所建的魏忠贤生祠或被推倒，或被派作其他用场。下令重修泰昌朝实录，并在翰林院的倪元璐——一个年轻的东林同情者的恳切请求下，［5］ 将魏忠贤的《三朝要典》的底版焚毁。同时，皇帝对魏忠贤弄权时被杀害或被处死的人的家属，公开表示关切。许多人作为烈士受到赠恤。他们的遗族受到馈赠并得荫官职。
残余的东林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似乎必然能像他们在天启朝初年那样主宰朝政。1628年末，韩爌回到北京并成为首辅。他立即联合其他新近任命的同情东林运动的官员，编一份魏忠贤党羽的名单，刊布全国。就在开始编辑这份名单之前，已有其他东林人物在京城担任了重要官职，袁崇焕则恢复了东北前线最高统帅的职务。袁崇焕与东林集团的确实关系不甚清楚，［6］ 但东林成员同情他在魏忠贤掌权时的遭遇，力主将他召回。
尽管东林的命运有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但年轻的皇帝看够了万历和天启朝的政治，努力使他的政府不受任何派别的控制。［7］ 1628年末，东林的追随者钱谦益（1582—1684年）［8］ 被推为阁臣。他在此之前被魏忠贤罢黜，是刚召回北京的。按当时朝中普遍反对宦官的态度，他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然而他的提名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1598年进士，死于1638年）的有力反对，温体仁在侍郎周延儒（1588—1644年）的支持下，指控钱谦益在1621年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9］ 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钱谦益应受到惩处。他被罢官并被削籍；他的几个支持者也受到惩戒。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企图得逞，崇祯朝遂失去免于党争的一线希望。
海上贸易的发展，约1628—1634年
17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因荷兰人和中国海盗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但由于著名的海盗首领和走私犯郑芝龙（1604—1661年）向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1607年进士，死于1640年）［10］ 投降，情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郑芝龙答应帮助政府控制他曾经参与过的非法活动。他结果很成功，三年内，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熊文灿建议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
不管菲律宾的海运、关税和其他记录是多么不完全，却都表明中国商人并没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17世纪20年代末，他们再次开始了同西班牙的大规模贸易。［11］ 到1632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人手中的白银数量，每年达200万比索，［12］ 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13］ 不完整的和有时是矛盾的贸易数字，使概括发生困难，但看来在17世纪30年代初，由于葡萄牙人通过澳门运入大量白银，中国同日本的商业活动也大有起色。［14］ 这些发展似乎给明帝国的这些与海上贸易最直接有关的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
经济衰退和西北的叛乱，1628—1631年
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幸运。1628年春，萧条的西北省份陕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到冬天，一些地区的情况骇人听闻，卖儿卖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时有所闻。当政府无能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爆发了叛乱，特别是在这个省的东部和中部。［15］
1629年初，当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而减裁驿站数目和人员时，局势恶化了。［16］ 这壮大了造反队伍，因为被裁的人员无以为生。官军中的逃兵和叛变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报告，造反活动很快就蔓延到全省。1629年3月，为了对付迅速恶化的局势，左副都御史杨鹤（约1604—1635年）［17］ 奉命总督三边军务，管辖陕西的大部分。
杨鹤虽是一个尽职的文官，但不是一个使人鼓舞的军事统帅。他在陕西两年半导致的结果有好有坏。尽管他在劝说造反领袖投降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甚至使他们的军队为政府所用，但他未能消灭那些不能信任的造反者。批评者指出，许多已经投降的造反者一有机会又叛变了。其他一些造反者根本拒绝投降，有一伙人使杨鹤大伤脑筋，他们从1630年夏至初秋占领了陕西东北一个战略城镇。1630和1631年，陕西的造反者对邻省山西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这个事态发展在当地和北京部引起了惊恐。虽然杨鹤初期的绥靖政策曾受到热情的支持，但皇帝渐渐醒悟。1631年10月，由于陕西的造反者愈来愈多，杨鹤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
1629—1630年的满族人入侵
1629年12月，努尔哈赤第八子和继承人皇太极（1529—1643年）［18］ 率领军队出人意料地从山海关西边入长城，直捣北直隶。不几天，他们占领了遵化的重要铁厂，并迫使袁崇焕从边境驰援北京。在他12月30日到达之前，城里就流传满族人散布的谣言，说他密附满族将领。满族人害怕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希望引起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谣言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几年前袁崇焕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1630年1月13日，他以通敌罪被捕。
随后的几个月，明朝军队在北直隶遭到一连串失败。1630年1月14日，满族人分兵占领北京以南30英里的固安。十几天后，受尊重的将领满桂（死于1630年）［19］ 在永定门外战死；2月中旬，当满族人终于退出北京地区时，国门前真可说是尸横遍地。［20］ 但是，满族人的出征并没有结束；他们接着扫荡了北直隶东部的几座城市，然后在山海关西南仅几英里的地方停下。
1630年4月，皇太极回到盛京沈阳，派阿敏去巩固，并如可能就扩大四个月前意外获得的长城内的据点，阿敏是朝鲜战役的英雄，当皇太极不在沈阳时，由他摄政。5月初，阿敏抵达北京以东125英里的永平（今卢龙），抵抗前辽东经略孙承宗指挥的一次进攻，孙复职才几个月。六月下旬，阿敏由于在几个方面受到中国军队的压力，他的供应线又有被切断的危险，被迫从山海关西边50英里的冷口退出长城。
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皇帝，他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阿敏的遭遇比他好一些。他一到沈阳就被捕，受审，被判了各种罪，其中包括从驻地逃走。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罪名，是他从北直隶撤退时，允许在几座中国城市进行杀掠；这对皇太极想取明而代之的计划是一个严重打击。［21］ 阿敏被免去死刑，于1640年在幽禁中死去。
大凌城之围及其余波
在1631年9月初皇太极包周新筑的大凌城之前，东北边境这时相当安静，大凌城是明要塞锦州北边的一个战略前哨，在山海关东北125英里。10月，派去的救兵被满族人击溃；到11月中旬，大凌城守军粮尽，食马，甚至同伴的尸体。最后，在11月21日，总兵官祖大寿（死于1656年）［22］ 投降，投降之前至少杀死一个希望继续战斗的将领。［23］ 祖大寿接着说服皇太极让他回到锦州，设计诱降守者。他后来食言，但皇太极已经在心理和战略上赢得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许多明朝将领，包括张存仁（死于1652年），［24］ 这时投降了满族人。
这些事件也影响到山东的政治稳定。1631年末，驻在山东登州的军队（他们许多来自辽东），奉命回东北抵抗满族人。当这些军队通过北直隶南部时，发生了兵变，叛军说服指挥官孔有德（死于1632年）［25］ 参加造反。孔有德迅即率领他们一路杀回来，横穿山东北部，围登州；1632年2月22日登州失陷。中军耿仲明（死于1649年）先叛降孔有德，为叛军开了登州城门。［26］ 这次叛乱的意外受害者是登莱巡抚孙元化（死于1632年），［27］ 他信天主教，善西洋炮法，登州陷落后被俘。叛军领袖后来释放了他，但皇帝不愿宥其“败”。这年晚些时候他在北京被处死。
同时，孔有德和耿仲明继续他们的叛乱。3月，他们包围登州西南60英里的重要城市莱州；4月，他们占领莱州和胶州湾之间的平度；8月，他们用计抓住几个重要官员。然而他们的好时光完了。10月初，六个月的莱州之围无功而解，10月10日，孔有德在莱州东北受到严重打击，被迫退到登州。当官军开始长期围困这个叛军据点时，形势就改变了。孔有德和耿仲明几次企图突围都没有成功，于1633年4月乘船逃往辽东，他们在那里投靠了皇太极。不久，他们就帮助满族人攻占了辽东半岛尖端的战略城镇旅顺。这两人都在对明朝的征服中发迹。
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这些军事挫折对朝廷有重要影响。1629年12月开始的关内战役，不仅导致袁崇焕的被捕与被杀，而且导致他从前的几个支持者的辞职。第一个离职的是辅臣钱龙锡（1575—1645年），［28］ 他是东林的同情者，于1630年2月因受到政府中反东林分子猛烈批评而辞职。几星期后，首辅韩爌也辞职，部分原因是他与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密切关系受到攻击，袁崇焕考进士时，韩为试官。其他倾向东林的官员在这时离职的有刑部尚书乔允升（1592年进士）和左都御史曹于汴（1558—1634年），他们两人在魏忠贤掌权时都因他们的政治关系受到牵连。［29］
这种逆转并不意味着东林集团在朝廷已经失去一切影响。在这个时期，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1630年2月，当北直隶的军事危机达到顶点时，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员为辅臣，其中两人与东林有关系。第三个是周延儒，他在两年前曾帮助温体仁罢免东林党人钱谦益。［30］ 温体仁则于1630年6月入阁。到年底，在1629年时曾经是亲东林的内阁，似乎由东林党人和他们的反对者平分秋色。
但是，这个平衡政策实际上把更多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政府。1631年7月，间或支持东林运动的大学士钱象坤（1559—1640年）［31］ 在与周延儒争吵后去职。两个月后，大学士何如宠（1598年进士，死于1641年）［32］ 也辞职回家，他在1625年时因同坚定的东林成员左光斗的友谊而被罢官。他辞职是因为同周延儒和温体仁合不来。［33］ 1631年12月，坐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因东北新近的军事失利在朝廷受到猛烈批评而引退，他是东林的英雄，也是内阁成员。
1631年，发生了另一个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部边境监视军队，这种做法在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皇帝的改变主意反映出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满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廷里经常不断的勾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这并不是说皇帝想回到前朝的黑暗日子，那时太监控制了皇宫和政府。相反，他似乎下决心独自对政策作最后决定。不过，1631年以后，太监的影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大的侦察网，［34］ 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1625—1626年的溃败的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17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10年中保持了一个聪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有像张居正在1572—1582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35］
温体仁在1630年7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17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1574—1636年）、何吾驺（1619年进士）、钱士升（1575—1652年）、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1579—1636年）。［36］
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1633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那年7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1632—1636年
虽然杨鹤在1631年10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1632年底，造反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37］
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1633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12月，他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这些地区由于受到1633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38］ 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12月27日，河南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1634年，一些造反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1634年3月和4月，造反军对长江沿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1634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陈奇瑜（1616年进士，1648年去世）［39］ 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接受李自成（1605？—1645年）［40］ 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1593—1695年）［41］ 和卢象昇（1600—1639年）［42］ 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1635—1636年，造反活动扩大，［43］ 对朝廷幸运的是，1635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44］ 不过，在1635年的2月和3月，仍有两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1636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1635年8月，名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死于1635年）［45］ 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被山西巡抚吴甡（1589—1644年）［46］ 击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乡陕西。虽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1636年8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1636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1634—1638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34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装起义。［47］ 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9月14日晚时机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48］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17世纪30年代中国东南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49］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1618至1637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50］ 最近有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分纳税人”。［51］ 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以17世纪的标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的东西。［52］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1634—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53］ 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54］ 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55］ 他们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19人。［56］ 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1635年3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亵渎了。［57］ 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年进士，死于1641年），［58］ 他从天启朝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于东林的黄道周（1585—1646年）［59］ 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年），［60］ 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1634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北部。1635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年末，在规定的27个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1637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1636年夏，皇太极派异母兄弟阿济格（1605—1651年）［61］ 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12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1571年和蒙古人所订的那样。［62］ 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1638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60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63］ 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1636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64］ 杨嗣昌特别沮丧；在1637—1638年间，气氛本来很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1637年，张献忠（1605—1647年）［65］ 和其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1638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10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1638年5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66］ 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1638年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1638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1639年6月，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都撒手不管，他于1639年11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1639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管他在1640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到1640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川东部。那年和1641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1641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1641年的头三个月，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3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1639—1644年
1639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难。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17世纪40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67］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68］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1639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69］ 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紧接1639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1639—1640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年干旱和蝗虫成灾，1642—1643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17世纪40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70］ 在这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71］ 在许多地区，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72］ 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17世纪40年代，尽管水、旱、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觅食。到1642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73］ 而曾经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1641—1644年
在杨嗣昌于1641年4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1640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74］ 10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延儒回到北京当首辅，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出了力。
由于周延儒在崇祯朝初期对钱谦益的削职起过作用，［75］ 东林支持他似乎令人惊奇，但他的复职是朝中互相斗争的派别妥协的结果，他们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使政府能全力以赴地应付威胁着王朝生存的军事和财政困难。［76］ 这个妥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某些理想主义的东林党人不能接受用以维持妥协的实用主义的做法。1643年初，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企图赶走周延儒；尽管他在以后几个月中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但他的四分五裂的政府在重重困难面前不能有所作为。
1641年初，张献忠在成功地侵入湖广之后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但到年底他已恢复过来，能和其他造反领袖一起进攻南直隶的西部。［77］ 1642年，他攻下这个地区的庐州、桐城和另外几座城市。但每座城市都不能占据多久。1643年初，张献忠把进攻南京的计划搁置起来，引军向西进入湖广，使那里的政府很快瓦解。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向他投降，包括省城武昌，它是1641年7月15日在短时期的围攻之后陷落的。张献忠有在武昌建立政府的念头，但官军从东边迫使他向南转移。10月初，他夺取长沙和衡州，随后几个月，他进入广东北部和江西中部，官军再次迫使他后退，1644年初，他回到湖广西北，考虑再次入川。
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到1641年秋，许多独立的造反领袖归顺李自成，在这年最后三个月里，他袭击了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然后他向北移动，在1642年1月中旬包围开封，这座省城是他在1641年想夺取而未取得的。2月中旬，他把注意力转到这座城市南边和东边靠近山东的地区，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击溃地方防御，积累力量，在5月再次包围开封。这次围攻持续了将近5个月，围攻结束时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有的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死于穿城而过的洪水，因为造反者在10月初挖开了黄河上的几处关键堤防。由于开封破坏得很厉害，李自成没有在这里久留，便转向更有希望的地区。到11月，他回到开封西南60英里的南阳附近。
政府很快从陕西调来一支军队，这使李自成感到意外，他于是调头向东，歼灭了河南残余的少数官军，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入湖广北部。1643年1月，他轻而易举地击败明将左良玉（1598—1645年）［78］ 指挥的纪律败坏和完全丧失士气的军队。左良玉和他的人马沿汉水流域溃退，李自成占领了战略城市襄阳。在随后几个月里，李自成除掉了造反队伍中潜在的竞争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政府的框架，代替明朝的统治。襄阳改称襄京，给这座城市增加了帝王气氛，在传统的官僚机构中任命了新的官员，李自成暂时忍住没有称帝，而是称新顺王。
但他一心一意要推翻明朝，1643年夏末，他回到河南，准备进攻北京。首先，他必须对付总督孙传庭（1619年进士，死于1643年），［79］ 他曾在1642年在南阳打败过他。自那时以来，孙传庭在陕西建立起一支可观的军队。虽然他怀疑实行进攻战术是否明智，但还是服从了京师来的命令，在秋末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在这次对造反军作战的初期，孙传庭相当成功，使北京的军事策划者很高兴。但后勤以及其他的问题，使他不能继续进攻，到11月初，他开始全面撤退。李自成追赶他，通过潼关进入陕西，11月中旬，孙传庭在一次勇敢的最后抵抗中被杀。1643年11月22日，李自成占领省城西安，并在两个月内控制了该省的绝大部分。他现在的事是向北京进军了。
他这次进军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得到满族人的威胁的帮助。满族人迫使明廷把人员和物资调往东北前线，而不能用来对付陕西和别的地方的造反者。1641年9月，总督洪承畴（他是在1638—1639年冬从西北调来抵御满族人入侵北直隶和山东的）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海关东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锦州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1642年夏末，皇太极在与明廷的秘密讲和失败之后，［80］ 派他的哥哥阿巴泰（1589—1646年）［81］ 和其他将领乘胜进入中国东部，远至南直隶北部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当它结束时，明廷在许多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无数官员和地方领袖在战斗中被杀或自杀。单是阿巴泰一人据说就攻下了94座城镇，俘虏人，夺得大量战利品。［82］ 不管这些数字怎样被夸大，无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丧失了免于失败的机会。
这次战役也导致了首辅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耻的结束。1643年5月，当满洲军队从山东北移，对北京构成威胁时，周延儒自请去京师东边几英里的通州督师。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去通州显然是决定与敌人交战，如果情况变得绝对必要的话，但是由于满族军队撤到了长城以北，通州没有什么战斗。尽管这样，他仍然声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6月下旬回到北京，大受奖劳。20来天以后，皇帝知道了这次“胜利”的真情，将他罢官。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以贪污罪被捕，于1644年1月15日赐死。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83］
［1］ 黄尊素传见《明史》[41]，245，第6360—6364页。
［2］ 见本章，《移宫案》。
［3］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关于这个奏疏的详细讨论，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200—205页。
［4］ 万燝传见《明史》[41]，245，第6367—6368页。
［5］ 赵翼：《廿二史劄记》[46]（序，1795年和1800年；上海，1937年重印；台北，1971年重印），第514—515页。
［6］ 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7］ 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6353—635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4—277页。又见贺凯：《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256页。
［8］ 《国榷》[498]，6，第5330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2—513页。
［9］ 崔呈秀传见《明史》[41]，306，第7848—7850页。
［10］ 《明史》[41]，110，第3379—3381页。
［11］ 《明史》[41]，112，第3492—3495页。
［12］ 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第17、32页。
［13］ 同上，第17—18、63—64页。
［14］ 布希：《东林书院》[13]，第57—66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376]，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71—174页。
［15］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8—71页。
［16］ 《明史》[41]，第7845页。
［17］ 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1—192页。
［18］ 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年，第10页。
［19］ 《明史》[41]，114，第3542页。
［20］ 《国榷》[498]，6，第5387页。
［21］ 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3页。
［22］ 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6835—684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87页。又见黄仁宇：《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137]，狄百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年），第415—449页。
［23］ 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年），第11—27页。
［24］ 詹：《衰亡》[18]，第10—11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与社会变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第28—29页。
［25］ 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48—150页。
［26］ 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7923—7937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7—279、1474—1478页。
［27］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1页；《明史》[41]，260，第6733—6738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566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20页；刘香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947—949页。
［28］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巴黎，1960年），第148—160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年》[8]（克利夫兰，1903—1909年），23，第29—92页。
［29］ 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254—255页。
［30］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年》[196]（坎布里奇，1934年），第34和42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年），第193—194页。
［31］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年》[10]（里斯本，1959年），第115—144页。
［32］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年），第1章。也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年），第15—51页。
［33］ 《国榷》[498]，6，第5469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25页。
［34］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6725—6728页。
［35］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3页。
［36］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6957—696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562页。
［37］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年），第342页。
［38］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页。
［39］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页。
［40］ 《明史》[41]，271，第6966页。
［41］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页。
［42］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页。
［43］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页。
［44］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页。
［45］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6484—6486页。
［46］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页。
［47］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48］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6492—6493页。
［49］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页。
［50］ 《明通鉴》[210]，4，第3165页。
［51］ 《明史》[41]，305，第7827—7831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页；和邓恩：《巨人的一代》[148]，第253页。
［52］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页。
［53］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页；251，第6487—6488页、6495—6499页；253，第653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页。
［54］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页；和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26—43页。
［55］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世纪30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年），第205—219页。
［56］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页。
［57］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页。
［58］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360页。
［59］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6765页。
［60］ 见地图26。
［61］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40页。
［62］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6893—6898页。
［63］ 吴甡传见《明史》[41]，252，第6521—652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94—1495页。
［64］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36—37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年），第43—45页。
［65］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36页。
［66］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67］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1—122页。
［68］ 同上，第119页。
［69］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年》[141]（剑桥，1978年）第63—64页。
［70］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51、69—70页。
［71］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45—158页；小叶田淳：《日本16、17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2辑，18，2（1965年8月），第256页。
［72］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89—132页。
［73］ 《明史》[41]，110，第3386—3389页。
［74］ 关于这次袭击，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39页。
［75］ 薛国观传见《明史》[41]，253，第6537—6541页。
［76］ 黄道周传见《明史》[41]，255，第6592—660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45—347页。
［77］ 杨嗣昌传见《明史》[41]，252，第6509—6521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8—1542页。
［78］ 阿济格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5页。
［79］ 关于条约，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页和第1372—1373页。
［80］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6页。
［81］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4页关于这一点的简要讨论。
［82］ 张献忠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7—38页。
［83］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4—565页关于这个决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