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和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明王朝的结束是在1644年4月25日午夜刚过不久，当时崇祯皇帝在一个忠心的太监陪同下，爬上御花园里的一座小山，自缢于寿皇亭。［1］

49天前，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军队横扫山西，进入北直隶北部，到4月24日，就在北京郊区扎营了。崇祯皇帝拒绝逃往南方和以他的名义在那里组织抵抗运动，最后企图打扮成太监逃出皇宫。这个企图失败后，据说他就不太高贵地去寻死，临死前把眼前的这场灾难归咎于几乎每一个人，就是不归咎于他自己。他的一些大臣表现得要高贵一点，他们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以自杀来报答皇帝和王朝给予他们的恩惠。

1644年4月25日早晨，李自成的士兵终于在京城的街道上出现，他们以值得注意的克制态度执行他们的任务。对老百姓施加暴力是不予宽恕的，抢劫者被立即处死；当李自成在午后到达皇宫时，城市已笼罩在一片平静气氛中。这种纪律和秩序主要归功于从前的明朝官员和儒生顾问，他们是在李自成在西北最后几年的战斗中参加进来的。这些人下决心帮助他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王朝。任何有损于李自成威严而合乎情理（如他们所认为的）地接替皇位的事情，都在禁止之列。

当李自成知道崇祯皇帝死了时，他似乎真的感到悲伤。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认为，这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任的人所接替。［2］ 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李自成一再推迟他的登基仪式，而宁愿保持顺王的头衔，这是1643年他在咸阳自封的。

无论李自成对登基有什么疑惧，组织与充实他的官僚机构却不能等待。虽然大多数重要职位由1644年以前投奔他的人担任，但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中缺乏合格的人员，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从成千留在北京的明朝官吏中选用有才能和专长的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困窘的安排。李自成从前的许多反政府宣传，曾直接指向北京的当权者，他和他的助手都不想原谅或忘记。由于这个原因，挑选出来为新政府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僚，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导致明朝覆灭的政策。

在没有在顺朝政府中得到职位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久就面临比失业更坏的命运。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的军队发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5月1日，他同意从拘留在城内各军营中的许多明朝官员身上筹措款项。知道要他们自愿捐输势必很难，负责这些军营的将领们就开始实行一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问，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许多俘虏困此丧命。到5月12日，就连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下令停止。但将领们对他们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满意，当得到释放剩下的俘虏的指示时，他们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北京的商界。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不久，顺朝的士兵就在大白天抢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明朝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李自成企图恢复秩序，但不成功，当他在5月18日骑马出京去指挥北直隶东部的一次战役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无疑是晦暗的。当他在东北受到最后一个明朝统帅吴三桂（1612—1678年）和满族将军多尔衮（1612—1650年）［3］ 的沉重打击，于14天后回到北京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就更加晦暗了。6月3日，在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中，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第二天，他放弃北京，去西安准备即将来临的许多次战斗。

1644年6月5日早晨，多尔衮的前锋到达京师郊区，当天下午，多尔衮和他的近侍住进了紫禁城。在近30年的公开战争之后，满族人终于开始统治中国。多尔衮立刻派兵追击向西逃窜的李自成。这事留待清史开头几章再讲。在那时以前，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

［1］ 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之研究》[277]（东京，1958年），第327页；奥斯卡·纳霍德：《十七世纪时荷属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402]（莱比锡，1897年），增刊，63；和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59页以下各页。

［2］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29，第203—258页；昌努：《菲律宾》[50]，第157、159页。

［3］ 《明通鉴》[210]，4，第3318—3320页；《明史》[41]，21，第6514—6515页。又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