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记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盖开天立极之君，天亶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
如北齐文宣帝，虽淫酗颠昏，而呓语谵言，辄预知来事，已属神奇。（见齐文宣帝能预知条内）至如辽太祖、金世祖二君，纪传所载，尤可征也。辽本纪：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时伯父当国，有疑辄咨之。既即位，征讨无不如意，遂成帝业。天赞三年，忽下诏云“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来在我，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诏下，闻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年大举征托欢（旧作吐浑）、党项、准布（旧作阻卜）等部，明年尽取西南诸国，乃诏曰“所谓两事者，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乃又大举兵亲征，天显元年，拔扶余城，攻辉罕（旧作忽汗），降其王大諲撰，以其地为东丹国，封皇太子为人皇王以主之，此又毕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谓丙戌秋必有归处者，至是亦验云。
又金世纪：
世祖尝能以梦占候战阵之胜负。如与博诺（旧作杯乃）战，世祖曰“予尝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会其弟颇拉淑（旧作颇剌淑）力战，果大胜。及疾作，妻纳喇氏（旧作拏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年耳。”颇拉淑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二年耳。”颇拉淑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及明年，纳喇氏卒，又明年，颇拉淑卒，临卒时叹曰“我兄真多智哉。”
初寝疾时，子阿固达以事如辽，世祖戒之日“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阿固达果前没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抚之，谓弟穆宗（英格）曰“乌雅舒（旧名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后果灭辽称帝云。
又世祖讨乌春归，纥石函部长阿海迎谒，世祖谓之日“乌春背恩叛我，我故诛之，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竭力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后其子阿疏果叛而致亡灭。
是二君者，岂非所谓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论者耶？
金制追谥帝后之滥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旧制皆四代，惟后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为亵滥。金之追谥，亦无限制。
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颜部。第四世绥赫（旧名绥可）始定居阿勒喀水（旧作安出虎水），有室庐之制。第五世舒噜（旧名石鲁）始官特里衮（旧作惕隐）。第六世乌古鼐（旧名乌古乃）始为女真节度使。（皆辽所授，辽以县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故节度与唐同名而实异）第七世和哩布（旧名劾里钵）及弟颇拉淑、弟英格（旧名盈哥），英格又传和哩布长子乌雅舒，皆相继袭节度使。至乌雅舒传其弟阿固达，始建号称帝。盖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
乃天会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谥，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乌噜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旧名跋海）曰安帝，妣曰节皇后。安帝子绥赫曰献祖，妣曰恭靖皇后。献祖子舒噜曰昭祖，妣曰威顺皇后。昭祖子乌古鼐曰景祖，妣曰昭肃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简翼皇后。世祖弟颇拉淑曰肃宗，妣曰靖宣皇后。肃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贞惠皇后。穆宗从子乌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为帝者，而追谥尊称至十一君，可谓滥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庙皆百世不祧。事俱见本纪。
按松漠纪闻：金九代祖名堪布，号始祖，八代祖名额噜，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苏赫，五代祖名舒噜，高祖太师名呼兰，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师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师名措格，伯祖太祖名乌噜斯。诸名皆与金史不同，盖当时国语本无汉字，惟以音相传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风气淳实，祖父一言，子孙终身奉之弗敢违。
女真俗：生子，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旧作唐括氏）生和卓（旧名劾者），次和哩布，次噶顺（旧名劾孙），次颇拉淑，次英格。及当异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顺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与和哩布同居，噶顺与颇拉淑同居。其后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继之；世祖卒，肃宗颇拉淑继之；肃宗卒，穆宗英格继之。兄弟间自相传袭，毫无争端。萨哈传所谓：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袭节度使，和卓无异言；世祖越噶顺而传肃宗，噶顺亦无异言，皆景祖志也。
世祖临殁呼穆宗谓曰“长子乌雅舒柔善，若办契丹事，阿固达能之。”穆宗后遂以位传乌雅舒，以及于太祖。兄弟间行之自如，无所勉强。
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传其弟乌奇迈，是为太宗。及太宗本无立熙宗意（名亶，太祖长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孙当立，与宗干、希尹等定议入奏，太宗以义不可夺，亦遂授熙宗为安班贝勒（旧作谙班勃极烈，金最尊官也，诸帝皆由此继大统）而继体焉。可见开国之初，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奋起一方，遂有天下也。
熙宗即位，亦敬礼诸叔。未几，宗磐、宗隽、达兰（旧名挞懒）等相继以谋反诛，帝亦酗酒，以疑忌杀其弟常胜、札拉（旧名查剌）。
海陵又手弑帝而夺其位，遂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宗弼子孙三十余人、舍音（旧名斜也）子孙百余人、诸内族又五十余人，草剃株连，几无类。
其去世祖、肃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变为仇仇，萧墙之内，横尸喋血，祖宗淳笃之风，一旦澌灭，而国脉亦几斩绝。幸世宗登极，以太祖子孙无几，曲为保全，从弟京谋逆当诛，犹贷其死，临御三十年，绝少诛夷宗族之事。
章宗时又以郑王永蹈、镐王永中之乱，遂疑忌宗室，凡亲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为其属，实以监之。驯至宣、哀之世，镐厉王（永中）子孙禁锢已四十余年，卫绍王（永济）子孙亦禁锢二十余年，至大中始释而国已亡矣。
自古家门之兴，未有不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以大其基业。及其衰也，私心小见，疑妒攘夺，恩谊绝而门祚亦随之，家国一理，应若鼓桴，此可为炯鉴也。
按晋书载记：秃发乌孤临死，谓群下曰“方难未静，宜立长君。”遂传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将死，亦曰“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檀嗣业，以成先王之志。”（檀，利鹿孤之弟）檀有才略，其父尝谓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诸兄不授子而欲传于檀云。此可见小部落之兴，亦由于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
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
又以女真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真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及破辽获契丹汉人，通汉语，于是诸王子皆学之。
勖少时，即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辄作诗以见意。（勖传）
宗翰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宗翰传）
宗雄从猎，为流矢所伤，养疾两月，习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传）按勖为都统，宗翰、宗雄为元帅，时尚未灭辽，而已好学如是。盖王气所钟，生皆异禀，故文艺之末，不学以能。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海陵尝使画工密图杭州湖山，亲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纪）其中秋待月赋、鹊桥仙词，尤奇横可喜。（见桯史）又尝令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与进士杂试，亲阅卷，子聃第一。（子聃传）是并能较文艺之工拙。
计熙宗登极时，年仅二十余。海陵当宗弼行省时，已在其军前，则其习为诗文，尚在用兵开国时也。（辽王宗干延张用直教子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事在天眷之前）
世宗尝自撰本曲，道祖宗创业之艰难。幸上京时，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尝修赏牡丹故事。
晋王允猷赋诗，和者十五人。
显宗在储位，尤好文学，与诸儒讲论，乙夜忘倦，今所传赐右相石琚生日诗，可略见一斑。迨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瓙以书画传世，则濡染已深，固无足异矣。
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灭辽以前，其名皆本其国语，及入中原，通汉文义，遂又用汉字制名。
如太祖本名阿固达，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乌奇迈，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旧作合剌），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噜讷（旧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乌禄，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玛达格（旧名麻达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乌达布（旧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宁嘉苏（旧名宁甲速），而又名守绪也。
此帝王之二名也。
他如乌页（旧名乌也）之名勖也，舍音（旧名斜也）之名杲也，萨哈（旧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旧名粘没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额尔衮（旧名讹鲁观）之名宗峻也，鄂尔多（旧名讹里朵）之名宗辅也，斡布（旧名斡本）之名宗干也，乌珠（旧名兀术）之名宗弼也，摩罗欢（旧名谋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旧名阿鲁补）之名宗敏也，托卜嘉（旧名塔不也）之名宗亨也。
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
又如布萨忠义之本名乌者也，赫舍哩志宁之本名撒曷辇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罗索也（旧名娄室），唐括安礼之本名干鲁古也，伊喇慥（旧名移剌慥）之本名移敌列也，富察世杰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执中之本名呼沙呼也（旧名胡沙虎），阿勒根彦忠之本名窊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
盖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亦各有所当也。
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而无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尧）讳，凡太祖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为崇，民间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谓孙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体，应将示字依兰亭帖写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旁之犯，如叶字作，泯字作泜，正是如此。”乃拟熙宗庙讳亶字，从面、从且；世宗庙讳雍字，从系。自此不胜曲避矣。金记注官最得职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
大定中，伊剌杰（移剌杰，时修起居注）言“每屏人奏事，虽史官亦不得与闻，无由纪录。”世宗以问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者，记注官独不避，自此始。（本纪）
黄久约为谏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将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久约传）则不惟记注官不避，即谏臣亦不避矣。
载笔者在旁，则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于正，记注官听诸切近，据实书之，宜其所记之详且密也。
章宗时，
完颜守贞修起居注，与同官张暐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与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视朝，则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府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今臣等回避，并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上从之。
又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守贞及庭秀传）故章宗本纪所载帝训亦多，皆注官之得其职故也。
大定中乱民独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大定七年，大兴府曾奏狱空，赏钱三百贯，以为宴乐之费。其政简刑清可知也。然二十余年中，谋反者偏多。
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旧名合住）谋反伏诛。
九年，契丹爱实喇（旧名外失剌）等、冀州张和等，俱以谋反伏诛。
十一年，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
十二年，北京曹资等、西北路纳哈塔齐锡（旧名纳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琼等，俱以谋反伏诛。
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
十八年，献州人殷小二谋反伏诛。
十九年，密州民许通等、济南民刘溪忠等，俱以谋反伏诛。
二十年，布沙堪（旧名蒲速）群牧所罗和（旧名老忽）谋反伏诛。
二十一年，辽州民宋忠等乱言伏诛。二十三年，潞州民陈圆乱言伏诛，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反伏诛。
此皆载于本纪者。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岂世宗综核吏治，凡有奸宄，有司俱不敢隐，故奏谳独多耶？抑有司争欲以发摘邀功，遂以轻作重，以见其勤于吏事耶？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传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
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等二十一人，皆罢之。（本纪）
又命秉德廉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令皆罢去，惟杨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郎中。（邦基传）
又宗贤为永定军节度使，秉德访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曰“我使君廉明类此。”秉德器之，遂超迁两阶。（宗贤传）
此皆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
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间官吏奉法。
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进两阶；贪污官：浚州防御使事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移剌道传）
后以廉问使者或以爱憎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
章宗即位，
乃置九路提刑司核之。（宗雄传）寻又以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设按察使，其所举劾，又差官核察之。于是权削望轻，官吏无所畏惮。
贾旋奏“差监察时，即别遣官龤往，更不核察。”从之。乃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者，女真人以汉人偕往，汉人以女真人偕往。”此金代考核官吏之大概也。
盖创设之始，上下奉法，甄别必公，及其久则弊渐生。如元季亦尝遣使，而情贿转甚，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于故常之时，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尝无补云。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三年，则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贫富而籍之，以应科差，谓之推排物力，亦谓之通检。
大定四年，梁肃奉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损为能，肃所检独称平允，朝廷敕诸路以肃为法。（肃传）大定十四年，又诏议推排法，朝臣谓宜止验现在产业，富察通言“必须通检各穆昆（旧名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自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则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矣。”（通传）
章宗时，屡遣使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尝谕推排使贾益谦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益谦传）
是朝廷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意存轻减。然高汝砺疏云“推排止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贫弱者抑屈而无诉，难望物力均矣。”（汝砺传）
张万公亦言“适足长告讦之风，增猾吏之弊。”（万公传）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物力为功，督责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乃妄加农民田产，笞击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盈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至与商贾同应上役，岂立法本意哉？”（永元传）
是通检之法，虽欲均徭役，而实滋抑勒告讦贿诈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与宋吕惠卿所创手实法正相似。
手实法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赀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息钱一，隐匿者许告，有实则以三分之一充赏。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邓绾极论其害，谓“民间养生之具，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且民之生计赢缩不时，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徒使嚣讼者趋赏报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于王、吕所创新法不改，而独此手实之法，特诏罢之。以宋暂行即罢之敝政，而金代数十年行之不变，故虽以世宗之求治，而无救于民病也。”（按宋史吕公绰传：官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畴芜秽，公绰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时已有按产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则令之出钱，又自有别。）明安穆昆散处中原
金初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百夫长也；有明安，千夫长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穆昆之副曰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之奴仆曰阿里喜。无事则课其所属耕牧，用兵则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斡、青狗两明安旧地。
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
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
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
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
金史完颜勖传：女真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
此以辽地为汉人也。
贺扬庭传：世宗谓杨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
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
元史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
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
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
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画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
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
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
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
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
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
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
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衍庆宫图画功臣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灵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
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阇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旧名习失），皆功臣最著者也。
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银青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随国公和尼（旧名活女）、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开府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乌延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耶律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旧名阿离补），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
大定十五年，又图吓舍哩志宁、吓舍哩良弼。
泰和元年，续图石琚。
此一朝策勋典故也。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
宋吴璘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璘传）
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玠、刘子羽传）
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捍矣！
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
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侂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
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大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
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
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
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
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
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为宋人所败），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
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
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
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
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庀ㄆㄧv：治理），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
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从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潢霫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查辽、金、元史，有白霫、辽霫，按古霫居潢水之北，匈奴别支，俗同契丹，潢霫、白霫、辽霫应为同一。）
金俗重马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
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敢。（阿疏传赞）
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
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至殡所，阅赗马欲取之，（赗马：赗，赠死之物。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阿离合懑传）
观此，可见金源氏之重马也。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
金以坏和议而亡
宋南渡后，至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见和议条）
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已解围矣！后以迁汴之举，致蒙古借口，再起兵端，残破河北，蹂躏关陕。
至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副以遗留物，因而与之讲解。哀宗下省院议，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谓“朝廷先遣使，则于国体有亏。”遂止。（合达传）
正大六年，蒙古兵围庆阳，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时适有大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来决战！”斡骨栾归，以其语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统大兵入陕。（牙吾塔传）
是时金兵不复南侵，宋人亦有继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饷。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绝。
蒙古围汴，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已退兵矣！而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
此皆不度时势，徒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迁于汴，河朔残民往往自相团结，各保一方，朝议择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权，能复一道，即授以本道观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于是封建之议起。
九公
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使燕宁为东莒公，是为九公府。
其中武仙最富强，张开次之，余皆各保一方。其后日渐摧败。如郭文振徙卫州，至不能军，但寓于卫；张开不能守潞州，闲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实与匹夫无异。
此九人外，又有史咏亦为平阳公，乃胡天作死后，咏继之而封者。传赞谓他书所载，有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盖正大间续封，如史咏之继胡天作者。
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传，余皆无之。
其后又有十郡王之封。（见国用安传）
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张瑀、张左、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九公各有传，十郡王无传，惟德全、安国、封仙、杜政略见国用安传中。盖此十郡王本哀宗发空名宣敕，听用安于同盟中，有功者赐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无大功绩可纪，故无传也。
金末赐姓之例
赐姓本始于汉初。北史李弘传所谓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姓刘氏；秦贞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是也。其后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当国时，因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绝灭，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其次为九十九姓后，赐姓之广，自此始。如杨忠赐姓普六茹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寇和赐姓若引氏、耿豪赐姓和嵇氏、辛威赐姓普屯氏、樊深赐姓万纽于氏、周摇赐姓车非氏、李楷赐姓独孤氏、郭衍赐姓罗氏、侯瑱魏赐姓侯伏氏、周又赐姓贺屯氏是也。（静帝时诏各复本姓）其有倚为腹心者，则赐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罗协，皆赐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弘修皇室谱，分为帝系、疏属及赐姓三篇。
隋因之，如杨义臣本姓尉迟，文帝因其父战死，乃赐姓杨，编之属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罗艺、高开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赐姓李氏是也。唐末赐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贞、李顺节等皆附于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
金末亦多有赐姓者，财力既殚，爵赏又滥，不足以系人心，故设此以劝功，然其制亦不同。
有赐本国大姓者，如东永昌赐姓温都氏（旧作温敦）、包世显、包长寿、包疙疸赐姓乌库哩氏（旧作乌古论）、多隆乌（旧名睹令狐）赐姓哈萨喇氏（旧作禾速嘉）、何定赐姓必喇氏（旧作必兰）、马福德、马柏寿赐姓瓜尔嘉氏（旧作夹谷）、杨沃衍赐姓乌凌阿氏（旧作乌林答）、资禄赐姓女奚烈氏、李辛赐姓温撒氏是也。
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怜、李霆、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皆赐姓完颜氏是也。
其附入属籍之处，又有差等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者，赐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
京师至通州河闸，本元时郭守敬所开。守敬传：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工既成，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创，至今为永利者。
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两阶。是此河实自玉始。守敬传所云不用一亩泉者，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闸，往往得旧时砖石故址，当即玉遗迹也。盖燕都自金宣宗迁汴后，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来都之，其间荒废者已四、五十年，旧时河道久已湮没，守敬得其遗址而开浚之，遂独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于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载，除一后三妃外，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余人，凡宗室被杀者，皆纳其妇女。
曹王宗敏妻阿兰（旧名阿懒），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旧名阿虎迭）妻阿里库（旧名阿里虎），从嫂也；
其女重节，则从侄女也；
宗本子萨尔拉（旧名莎鲁剌）妻、宗固子呼喇勒（旧名胡里剌）妻、和色哩（旧名胡失来）妻、秉德弟嘉里（旧名纠里）妻，皆从嫂也；
寿宁县主实库（旧名什古），宗望女也，静乐县主布拉（旧名蒲剌）及锡纳（旧名习捻），宗弼女也，实古尔（旧名师古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
混同郡君苏哷和卓（旧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都（旧名余都），宗本女也，皆再从姊妹；
鼐喇古（旧名奈忽剌），皇太后表兄张定安妻也；
富尔和卓（旧名蒲鲁古只），丽妃妹也；
海陵皆私之。
其纳之宫中者，则封为妃缤，在外则分属于诸妃位下出入。
鼐喇古出入元妃位，富尔和卓出入丽妃位，苏哷和卓、伊都，出入贵妃位，实库、重节，出入昭妃位，布拉、实古尔出入淑妃位。
锡纳夫素赫（旧名稍喝）、苏将和卓夫苏色（旧名撒速）皆为近侍，每值宿，海陵谓之曰“尔妻年少，遇尔值宿，不可令宿于家。”每召入，海陵亲候廊下，立久，则坐于侍婢高实古（旧名高师姑）膝上，高实古曰“天子何劳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乃难得也！”苏哷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责之日“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
此外如沈璋妻为太子光英保母，及耶律彻妻侯氏，皆以入宫侍皇后而奸之者也。
节度使乌达（旧名乌古带）之妻定格（旧名定哥）与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杀其夫而纳之者也。
秘书监文之妻实格（旧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纳于宫中者也。
萧拱妻色特尔（旧名择特懒）之妹曰密哷（旧名弥勒），海陵使拱迎之于汴，既入宫，非处女，遂以疑杀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密哷之命，召拱妻入宫而乱之者也。
亦有先宠幸而后杀之者：阿里库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节，阿里库责重节，遂缢杀阿里库。
又萧唐古特（旧名堂古带）妻扎巴（旧名察八）既入宫，封昭媛，时唐古特为护卫，札巴使侍女遗以杂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于宫。
每幸妇人，则教坊奏乐，撤帷帐，或妃嫔列坐，率意乱之，以为笑乐。
幸室女不得遂，则使元妃以手左右人。
女使辟拉（旧名辟懒）有娠，欲幸之，则以麝香水揉腹而堕其胎。甚至徒单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与淫乱，使伺太后动静，福娘增饰语言，遂成弑逆之祸。
此皆载在后妃传后者。
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丑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按本纪世宗尝曰“海陵以近习掌记注，故当时行事，实录不载，当访求书之。”又贾益谦传：当时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迁，故史官修实录不免附会云。然则金史所载，皆世宗时编订者也。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
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
北齐书称文宣狂暴，尝奸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妇女，无亲疏皆与之乱，或以赐左右。
彭城王浟母尔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从，则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则以鸣镝射杀昂。
斯固已灭绝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
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
然以其权谲刚厉之资，智足以饰非，威足以驭下，其时国运方强，使仅守其故业，虽淫恣乱伦，或尚不至陨踣。正如齐显祖强记威断，群下不敢为非，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者。乃又大举伐宋，空其国以争人之国，与隋炀之征高丽，如出一辙。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灭亡也。隋书记炀帝征高丽，
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
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两，送高阳载衣甲。
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
耕稼失时，民不聊生。于是天下大乱，帝亦被害于扬州。
而海陵之伐宋也，
尽起诸路招讨司及明安、穆昆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虽亲老丁少，亦不得留侍。
所造军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于鸟鹊狗彘，无不被累。
籍民马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死者不绝于道。所至刍粟无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可就牧田中。”共调马五十六万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为差，富民有调至五、六十匹者，仍令养饲以俟。
由是盗贼并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海陵又恶闻盗贼，言者辄罪之。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东海张旺、徐元等反于南；契丹伊喇斡罕（旧名移剌窝斡）等反于北。曷苏馆（地名）明安（猛安）福寿、东京穆昆（谋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公言于路曰“我辈往东京立新天子矣！”
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至瓜州，为其下所弑。与隋炀之被害，亦如出一辙。
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营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金史一一书之，所以垂戒千载也。
按石虎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之，石无大小，辄随流去，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又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性好猎，体重不能跨鞍，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于其上。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以大辟论，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死者百余家。
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诸侯王九等，发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人以充之，郡县乘此夺人妇女九千余人。其子石宣又私令采亦及万，缢死者三千余人。又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
命子宣出猎，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万，出金明门，石虎升凌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复何忧？”宣校猎既遍，又令石韬出猎亦如之。后宣杀韬，虎又杀宣，极惨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鉴等皆不得其死。
冉闵乘乱诛诸羯，于是赵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闵下令“赵人斩一羯，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死，凡二十余万，亦多有高鼻多须而滥死者。虎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皆自相残害。（晋书载记）此又隋炀帝、金海陵以前之最无道者也。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
金初创业皆兄弟子侄，出则领兵，入则议国事，为相者多兼元帅，其时枢密院虽主兵柄，而节制仍属尚书省。（白华传）
如宗翰为固伦贝勒（旧作国论勃极烈）兼都元帅，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汴京初置行台，宗弼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尚书省治之。”宗弼兼统其事。后入朝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
可见兵事皆宰相参决也。
及明昌以后，则兵事惟枢密院主之，而尚书省初不与闻。盖是时蒙古勃兴，北鄙骚动，惟恐漏泄传播，故惟令枢密主之，其后遂为枢密院之专职，而宰相皆不得预。
贞祐四年，陈规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灵所系，近诏军旅之事专委枢密，而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也。伏望战守大计，须省院同议。”杨云翼亦奏“尚书，出政之地，今军旅大事，宰相不得与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时军事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白华传）
天兴元年，始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国旋亡也矣！（按宋制，边事兵事亦枢密院专主，富弼奏请令宰相兼枢密，乃从之，见弼传）
悯忠寺故事
京师宣武门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悯忠寺也。朱竹垞谓此寺典故，有“辽时，闻宋真宗讣，建道场于此。”及“金大定间，策试女真进士于此。”二事。
按道场建醮，事具辽史。
金策试女真进士，系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论试女真进士于悯忠寺。寺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捏等曰“文路初开而有此兆，得贤之征也。”中选者，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后多为显官。此载在金史选举志。今又得数事：
辽史兴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献后忌辰，帝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
宋王曾记契丹事云：燕京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宋使至辽，遣馆伴导以游观。
又北狩录：宋徽宗至燕山，馆于大延寿寺，钦宗馆于悯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颜纲至，囚于悯忠寺，明日，杀之。
宋史：谢枋得至燕，寓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
此皆悯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额尔古讷（旧名讹古乃）善驰驿，日能行千里。天会八年，从宗翰在燕，闻余睹反，宗翰令驰驿往探，额尔古讷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昏也。（本传）
避孔圣讳
金史：明昌中，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诏有司“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著为令。”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
金末种人被害之惨签军之弊
一代敝政有不尽载于正史而散见于他书者。
金制：以种人设明安、穆昆（旧名猛安、谋克）分领之，使散处中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民各有界址，意至深远也。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承安中，主兵者谓“种人所给田少，不足豢身家，故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给之。”于是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及宣宗贞祐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恃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仇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事见元遗山所作张万公碑文。又完颜怀德碑亦云：民间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甚至掘坟墓，弃骸骨。惟怀德令临淄有惠政，民不忍杀，得全其生。
可见种人之安插河北诸郡者，尽歼于贞祐时。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绝不载此事，仅于张万公传中略见之，则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签军之弊，见刘祁归潜志。
金制：每有征伐，辄下令签军，民家有数丁者，尽拣取无遗。贞祐初，有任子为监当者，正赴吏部选，亦签监官军，其人诉于宰相仆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备黄河修潼关，又下令签军，祈之父刘元规曾官户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监察御史刘从益亦家居，俱选为千户，既立部曲，当以次相钤束，后亦罢之。
此可见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