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
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
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
如刘慎行、邢抱朴、室昉、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玦、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
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
其编为史册，
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吓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
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
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
金二次修史
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旧作移剌子敬）等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琪，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
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本某年有闰，大任本某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
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
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哷（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哷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是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
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
其聂哷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吓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哷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吓噜曰“昔聂哷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哷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
又吓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
且辽史隐讳之处，亦不止此。
欧史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攻梁，已而安巴坚背约，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临殁以一矢属庄宗报仇，后果为庄宗击于望都，大败而去。而辽史则以克用结好之事，为约其共攻刘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约之迹，此其讳饰一也。
欧史德光灭晋后，归殁于滦城，契丹人剖其腹，实以盐，载之北归。晋人谓之“帝”。辽史并不载，但书其自悔之语，谓“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私财，二也；不遣诸节度归镇，三也。”而赞其如秦穆之能悔过。又记其迁晋主母子于黄龙府时，仍以其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及庖人、茶酒司等从行，又以晋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见其加惠于亡国之处。
凡此有善则书，有恶则讳，可见皆耶律俨在辽时所修原本，而陈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时修史之草率，并唐书、欧史亦不复校勘，概可见矣！
宋史宋琪传：琪本幽蓟人，故知辽事最详，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机始强，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子，长东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还，死于途。东丹之子永康代立，起军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号曰‘睡王’。二年，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番将守兴之女，即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叙安巴坚以后世次继立之处，俱与辽史同，惟名字不合，盖契丹以国语为名，本无正字耳。辽史立表最善
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惟与宋和战、交际之事，则书于本纪而不复立表，盖以夏、高丽、女真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
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了如。辽史虽旧无底本，而元人修史时，既于金史立此表，独不可于辽史亦立此表乎？
且辽史与宋交涉之事书于本纪者，前后亦不画一。澶渊既盟之后，凡两国遣使、生辰、正旦以及庆吊等事，不特逐年详书，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遗。及兴宗再定和议，加增岁币之后，则惟书吊大丧、贺即位之事，其余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书，何其前详后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则此等皆可于表内见之，前既免于繁冗，后亦不至简略矣。而辽史无之，此又修史诸人之失也。辽史疏漏处辽史又有太疏漏者。
国号
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
皇太妃呼纽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纽（旧名胡辇）于怀州，囚夫人伊兰（旧名夷懒）于南京，余党皆生瘗之。明年，赐皇太妃死于幽所。按统和十二年，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尔古（旧名乌古）等及永熙宫军抚定西边，以萧达林（旧名挞凛，宋史名挞览）督其军事，此即皇太妃呼纽也。达林传亦称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尔古部及永熙宫军讨之，凡军行号令，太妃悉委达林。其后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疏亦言“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多。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远之道。”则此皇太妃不惟有辟土之大功，且有靖边之长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传内当专立一传，乃并无其人，何也？
圣宗后萧氏
又圣宗统和四年，纳皇后萧氏，皇太妃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内外命妇亦进会亲礼物。此后乃圣宗元配也。统和十九年，以罪降为惠妃。后虽降，而其为圣宗原配，终不可没。后系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传内亦宜有专传。乃但以统和十九年另立之齐天皇后特立一传，而此所娶之后，绝无一字及之，何耶？
自称辽兵
且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此亦修史者之疏也。
辽帝皆有简便徽号辽帝皆有一二字简便徽号，当时为臣下所称，后世亦即以此别之为某帝，初不称庙谥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顺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圣宗曰“天辅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时，群臣上尊号，即有此二字。
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称。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
其后耶律淳僭位，亦号“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亦号“天祐皇帝”。达实殁，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亦号“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亦号“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
按元制，每帝亦有国语徽称。如太祖曰“成吉斯皇帝”（旧作成吉思），世祖曰“色辰皇帝”（旧作薛禅），成宗曰“鄂勒哲图皇帝”（旧作完泽笃），武宗曰“库鲁克皇帝”（旧作曲律），仁宗曰“布延图皇帝”（旧作普颜笃），英宗曰“格根皇帝”（旧作格坚），文宗曰“济雅图皇帝”（旧作札牙笃）是也。
但元制系以国语为尊奉之称，辽制则不用契丹语而以汉字尊称，故不同耳。
辽后族皆姓萧氏
辽后族皆姓萧氏。
后妃传引耶律俨所修实录，谓：其先本伊苏巴里氏（旧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汉高祖，故称刘氏，以伊苏巴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又谓：太祖舒鲁后（旧作述律后）兄子名萧翰，妹复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云。
是实录以后族姓萧，为太祖所赐。而国语解谓其说不合，故陈大任不取。
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旧作二审氏），曰巴里（旧作拔里），曰伊苏济勒（旧作乙室巳）。太祖娶舒鲁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归，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由是巴里、舒鲁、伊苏济勒三族，皆为萧姓。
是赐姓又自太宗始。
按薛居正五代史萧翰传：翰父阿巴有妹，为安巴坚后，翰妹又为德光后，德光入汴，将命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本无汉名，乃赐姓名萧翰，自是翰族皆姓萧。
欧史亦谓德光欲留萧翰于汴，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云。
是后族姓萧，实太宗所赐也。
既为太宗所赐，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称萧？盖皆后人所追氏也。而诸外戚之姓萧者，可类推矣！
萧氏于辽最贵，世与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辽太祖三子皆舒鲁后所生，长名贝（旧名倍），已立为太子，后得东丹国册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让位于其弟太宗（德光），身自归东，丹寻浮海适唐，赐姓名李赞华，为唐末帝所害。（后以子世宗登极，追谥义宗）
太宗崩，世宗（贝子时为永康王）以从子入嗣。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从弟入嗣。
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从子入嗣。
皆未先为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萧燕燕正位中宫后始生圣宗。圣宗以冢嫡嗣位，享国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称贤主，此为古今来正后所生储君继体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为皇太子。
兴宗（圣宗子）则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宫人也。
道宗母系仁懿萧后，然道宗生于兴宗藩邸，仁懿尚未为后。道宗宣懿萧后则既册为后始生子浚，寻立为皇太子，后被伊逊（旧名乙辛）所谮，母子皆不得其死。
天祚帝系浚为太子时元妃萧氏所生，亦尚未为后也。
辽官世选之例
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兴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是也。
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萧氏，世预北宰相之选。按辽本纪：太祖四年，以后兄萧达鲁（旧名阿布齐）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然萧塔喇噶（旧名塔剌葛）传：其祖当安禄山来攻时，战败之，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则世选官本契丹旧制，不自辽太祖始也。
萧思温传：为北府宰相，上命世预其选。萧和斯（旧名护斯）传：官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辞曰“臣子孙贤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诏“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旧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预北南院枢密使之选，异母兄弟世预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之选，太保查剌世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耶律辖哩（旧名谐里）征宋有功，世预节度使之选，萧达鲁（旧名敌鲁）善医，世预太医选。”此可见辽代世选官之制，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辽之世选官，与元时四集赛（旧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旧名木华黎）子孙安图（旧名安童）、哈喇哈斯（旧名哈喇哈孙）累世皆为宰相，阿噜（旧名阿鲁图）自言“我博尔济（旧名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是元时丞相多取于四集赛之家，与辽之世选宰相，大略相同也。
辽族多好文学
辽太祖起朔莫，而长子人皇玉贝已工诗善画，聚书万卷，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田园乐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
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
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
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
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
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
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
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
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旧名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
此皆宗室之能文者。
又耶律纽斡哩（旧名褭履）工画，坐事犯罪，写圣宗御容以献，得减死。后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实。陛辞，仅一视，默写之。及出境，以示饯者，骇其神妙。
此又宗室之以画著名者也。
辽燕京京师本唐范阳节度使治，府曰幽州，军曰卢龙。
辽太宗会同元年，晋主石敬瑭遣赵莹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来献，乃诏以幽州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又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
按石晋才以地来归，太宗驾至，即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则非辽所建之宫殿可知也。
是年冬，始诏燕京建凉殿于西南堞。
建一凉殿，尚特书于本纪，更可知太宗初入时，并未别有改筑。盖幽州自安史叛乱，已称大燕，后历为强藩所据，唐末刘仁恭僭大号于此，必久有宫殿名，辽但仍其旧耳。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门为元和门，外三门，一为“南端”，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龄”。
开泰元年，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幽都县为宛平县。
太平五年，驻跸南京，幸内果园，宴时，值千龄节，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适至，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至夕，六街镫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盖辽以巡幸为主。
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又有春水秋山，岁时游猎。
从未有久驻燕京者。是年偶度岁于此，故以为仅事也。
今其基址，亦有可约略者。
辽史地理志，谓：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门及南端“万春”、“千龄”等门，则大内之门也。
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是唐藩镇牙城，本在悯忠寺之西。辽志云：大内在西南隅。宋王曾记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
是辽之南京，即唐幽州镇之旧治，确有明证。金初因之，宋钦宗至金，馆于燕山东南悯忠寺。此寺犹在东南也。
海陵始扩东南二面而大之。（详见金筑燕京条内）
元世祖又广其西北而截其东南。（详见元筑都城条内）
明徐达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则又广之于东。（详见明筑都城条内）盖至是凡数改矣。惟王曾记：自卢沟河至幽州六十里。今卢沟桥至京不过三十里。辽、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卢沟宜近，乃较远于今，何也？盖今卢沟桥乃金章宗时始建，辽时卢沟河尚未有桥，其渡河之处，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金广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尝至燕也。熙宗始诏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
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修筑。有司以图来上，并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善地何益？尧舜居之，何以卜为？”（本纪）是时张浩举苏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护役皇城。（见浩、石各本传）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来都之，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寻又征其钱，赐营建夫匠帛。（本纪）
今按蔡圭传：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墓在城内，相传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圭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世宗），诏改葬于城外。
又刘頍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二百贯，令頍改葬于城外。
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怦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围入城中，至大定始迁出也。
元筑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尝驻跸。世祖即位，尚在开平。中统二年，始命修燕京旧城。盖自金宣宗迁汴后，燕京入于蒙古，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至是已四十余年。班朝出治之所，无复存者。故中统元年，车驾来燕，只驻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谓宫阙未定，凡遇朝贺，臣庶杂至帐殿前喧扰，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始建宗庙宫室。（刘秉忠传）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人筑宫城，又敕修筑之费悉从官给，并免伐木夫役税赋。是年，初建东西华及左右掖门。十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
十一年正月，宫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贺。此俱见本纪。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
此元时迁筑燕京之明据。朱竹垞所谓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东，大迁民以实之，燕城以废是也。二十年，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二十六年，又修宫城，乃立武卫缮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挥使治之。
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事皆散见纪传。
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
德胜门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门，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胜门外八里也。
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汇于积水潭，置（闸门）以运通州之米，世祖还自上都，见积水潭舳舻蔽水，大悦。积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时粮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为禁地也。（见守敬传）永乐初封于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事见刘侗帝京景物略。
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门以内也。
明南北京营建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
水东日记云：洪武门外至中和桥六、七里长街，乃富民沈万三家络丝石所砌。
以此类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间也。明史严震直传：时方事营造，集天下工匠二十万户于京师，震直请户役一人，各书其姓名术业，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间也。
朱煦传：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筑之科。
是工筑并及于官吏也。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
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乃宫殿多移在元旧城东三、四里。盖自徐武宁平燕废元都，已缩其地为北平府，今德胜门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门故址，可见武宁已割旧都西北一带于城外也。
萧云龙镇北平，建燕邸，改筑北平城。（云龙传）刘侗帝京景物略亦谓：徐达命云龙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
是城郭已另筑也。
姚广孝传：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宫。
景物略亦谓：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永乐登极后，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里许，悉如金陵之制云云。
是宫殿亦另建也。
今以明史各列传参考之，当时大工大役亦不减洪武之创南京矣。
自永乐五年，实始营建。
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董建北京。（广传）
十五年，薛禄以后军都督董北京营造。（禄传）
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规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传）
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邝野以北京执役者钜万，奉命稽省病者。（野传）
叶宗人为钱唐令，督工匠往营北京。（宗人传）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
邹缉疏言“建造北京，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势，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缉传）
永乐十九年诏云“赖天下臣民，殚竭心力，冒寒暑，涉风霜，趋事赴功，勤劳匪懈。”（景物略）
是可见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
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流贼传）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干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朱竹垞日下旧闻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之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徐达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及嘉靖筑新城，此数寺又围入城内。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亦旧时郊外地也。元之宫阙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为燕邸，而非因大内之旧云。此可以参证。
金史
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然好问传：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好问言于张，欲据以撰述，后为乐夔所沮而止。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今金史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
按完颜勖及宗翰传：女真初无文字，祖宗时并无纪录，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中多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纪咸得其实云。
今按世纪，初臣辽而事之，继叛辽而灭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锡馨（旧名石显）、和诺克（旧名桓）、萨克达（旧名散达）、乌春拉必（旧名腊醅）、罕都（旧名欢都）、伊克（旧名冶诃）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皇统八年，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
大定中，修睿宗实录成，世宗曰“当时旧人惟古云（旧名彀英）在。”令史官持往就问之，多所更定。（见古云传）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
卫绍王被弑，记注无存。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
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借手也。
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
如李石传谓：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如出两人。史又称其未贵时，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见石惶恐，石乃待之弥厚。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
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
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刘二书。
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
然谓其全取元、刘之作，则又不然。如王若虚传：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为树碑纪功以属祁，祁属草后，好问又加点窜。此事元、刘二人方且深讳，（见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及祁归潜志）而若虚传竟直书之。
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非全事钞撮者也。
又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补叙，徒滋繁冗。金史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人详叙之，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可以旁见侧出，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
如珠赫店（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战，太祖自将，则书于本纪；
获辽主、取宋帝，则详于宗翰、宗望传；
渡江追宋高宗，则详于宗弼传；
富平之战，则详于宗弼及持嘉晖（旧名赤盏晖）传；和尚原之战，则详于宗弼及古云传；
泾州、西原之战，则详于古云及萨里罕（旧名撒离喝）传；正隆用兵，则详于海陵本纪及李通传；大定中复取淮泗，则详于布萨忠义（旧名仆散忠义）、吓舍哩志宁（旧名纥石烈志宁）传；
泰和中宋兵来侵，则详于布萨揆（旧名仆散揆）、宗浩、完颜纲传；
兴定中发兵侵宋，则详于约赫德（旧名牙吾塔）传；
巩昌之战，则详于博索（旧名白撒）传；
禹山之战，则详于伊剌布哈（旧名移剌蒲阿）传；
三峰山之战，则详于完颜哈达（旧名合达）传；
汴城括粟之惨，则详于锡默爱实（旧名斜卯爱实）传；汴城之攻围，则详于博索及完颜纳申（旧名奴申）、崔立传；
归德之窜，则详于白华传；蔡州之亡，则详于完颜仲德传。
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最得史法。
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之忠于辽，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则但书其殉节而死事之详，听入辽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夹叙法，附书道温二人于宗望传、徐徽言于罗索（旧名娄室）传，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而文法亦不至枝蔓。
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刘祁、元好问二传皆不载。王若虚传则谓：崔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时崔立自称郑王，若虚为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
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
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
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碎尸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即若虚）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
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
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中国。而金史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好问见而愤之，特改其肆逆之语，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
崔立功德碑，传谓元兵入城，不果立也。是碑虽未得立，而出于何人之手，反成千古悬案。
若虚传载：翟奕召太学士刘祁、麻革辈，好问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瓯北引郝经诗“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谓作碑者另有其人，非刘祁，尤非元好问，直以金史所载为诬。然又以“且莫独罪元遗山”，谓究有干涉，而解以删改初稿，以去肆逆之语，遂蒙诬名。
郝经，金亡时方九岁，后使宋为贾似道拘留十六年。
其诗“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缕析如下：
“滹南先生付一死”指若虚所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然其终未死也，非唯不死，且与好问共删定碑文。依其诗意系谓若虚为名节尚曾不惜一死，惟其终未死也，故后文“林希更不顾名节”之“更”始有意义。
“林希更不顾名节”见宋史希传即明，惟“兄为起草弟亲刻”则难解其义。林希，北宋人。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希以久不得志，遂朋奸逞毒于元祐诸臣，凡黜司马光、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是典出于此。
“兄为起草弟亲刻”，若谓林希为兄，则必有弟相与狼狈为奸，然林希弟旦，元祐初为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疏劾章惇、吕惠卿等，乃正人也，故传论谓“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则“兄为起草弟亲刻”非林希、林旦明矣！然典出何处？亦无从查考。
按元好问淹贯经传百家，名震京师，乃金末文学巨擘。天兴初，好问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后，不仕。刘祁，为太学生，甚有文名，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
若虚传载：若虚拒作碑文，翟奕乃召太学士刘祁、麻革等，好问以众议已属，喻其无让。祁等先固辞而别，促迫不已，乃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共删定而成。则初稿乃刘祁所作，而好问复自为之，若虚共删定也。而郝经诗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瓯北谓“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则初稿即刘祁所作也，又谓“非祁所作，必另有其人”，而传中翟奕所命者又别无他人，则好问所见原稿究出何人之手？自相淆乱矣！
好问先以众议已属，喻刘祁、麻革等无让。既云众议，好问必与其事也；而祁草定后迳付好问，则前文“促迫不己”者，好问亦必在其中也；好问以未惬而自为之，既成并示若虚共删定之，则若虚亦为襄助者矣。盖文人畏死惜名，若虚不作碑文，不过惜一己之名；好问先不自作而以众议迫祁，其心亦然。惟刘祁所作不合其意者，何也？浅见率断：祁之原稿必甚忤翟奕之意也！其以示好问，好问无从删改而自为之者，其因必为此也。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者，即郝经后所见碑文，殆好问之文也。至“林希”、“兄弟”者，凡指丑诋国家，朋比为奸，败坏名节之人，故末谓“且莫独罪元遗山”，即明可罪者乃金亡偷生辱国之诸臣，非仅好问一人而已。
金史失当处
金史体例亦有可议者：
世纪补
本纪之前先列世纪，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缔造功业。而本纪后又有世纪补，则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辅、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极追尊为帝者也。（宗峻追谥景宣帝，庙号徽宗；宗辅追谥简肃帝，庙号睿宗；允恭追谥光孝帝，庙号显宗）
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为一传，冠于列传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显宗、顺宗，明史兴宗、睿宗之例，最合体裁。
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系追谥之帝，已入世纪，此三人亦系追谥之帝，不便入列传，故又为世纪补附于本纪之后，亦创例之得者也。
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后因海陵废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号亦从削夺，而列于宗本等传。此固当时国史记载如是，及异代修史时，则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编作本纪，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于世纪补，以从画一。况宗干开国元勋，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辅上，即世宗登极，亦尝改谥明肃皇帝，后因允恭之奏，始降封辽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纪，则海陵登极时，亦尝降封宗峻为丰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杀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传与完颜奴申同卷。
此编次之可议者一也。刘豫为金子皇帝，则属国也；天会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齐合兵侵宋，皆金国大事，而金史一概不书。此记载之可议者二也。
张邦昌、刘豫俱受金封册，宇文虚中亦仕金官至特进，金史固宜立传。吴曦叛宋降金，己册封为蜀王，其死也，又赠以太师，招魂葬之，虽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传。乃邦昌等三人皆有传而曦独无之。
时青虽阴受金官而身在宋，屡以宋兵攻金；其叔时全则仕金为同签枢密院事，屡为金侵宋。是宜传全而以青附，乃反传青而以全附，亦属倒置。
宗弼用兵，处处与韩常俱。富平之战，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创，奋呼搏战，遂解围出宗弼。仙人关之战，宗弼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鞭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于昭关。宗弼传内屡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因于汴，或道亡，监吏惧罪，乃尽杀之以灭口。后衍庆宫图画功臣，韩常以骠骑大将军亦得绘像。是韩常固金初一大将，累有战功，金史必宜有传，乃竟无之，亦属挂漏。此纂辑之可议者三也。
至如诏诰之类，既载于本纪，则不必复载于列传。
乃天辅五年，使都统杲伐辽，诏书三道，既详于纪，而杲传又备载之，不异一字。
完颜苏哷（旧名素兰），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旧名术虎高琪）之奸恶，既详于苏哷传，而高琪传又备载之。累幅不尽，此又叙述繁复之可议者也。
又如辽史叙本国之兵，不曰我兵，而曰辽兵。金史宣宗以后，叙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叙本国之兵，亦直曰金兵。（见徒单、兀典等传）盖异代修史，不必内本国而外敌国，直书金兵，亦自明析。
至金太祖本纪：拒辽兵于鸭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战大胜，辽人常谓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满万。殊属语病。
卫绍王纪：大安二年九月，忽书京师戒严。盖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从未见蒙古起兵之事，使阅者茫然不知何处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书大元太祖来征。一似上年之戒严别有兵祸，而非蒙古者。
又纥石烈牙吾塔传（今作吓舍哩纳赫德）：太昌原战胜，既解庆阳之围，时元使斡骨栾来，行省蒲阿等因此一胜，志气骄满，乃谓斡骨栾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是此召衅之语，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内族垂庆使北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是此语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传中自相岐互。
（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元兵开钧州路，纵金兵走，而以生军夹击之，杨沃衍、樊泽等皆战死于路。沃衍传：已入钧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从，乃自缢死。两传亦不符合。）
辽金二史各有疏漏处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曰金，年号曰收国，凡二年，又改元天辅。辽史：珠赫店之败，在天庆四年。则金之建国应在天庆五年。乃辽史本纪，是年并不载金建国之事，直至天庆七年，始云：是岁女真阿固达（旧名阿骨打，即今太祖也）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金。则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称尊，而收国两年俱抹煞矣！此辽史之疏漏也。
金史：太祖初以乌奇迈（旧名吴乞买，即金太宗也）、萨哈（旧名撒改）等之请，始建国称帝；其改元天辅也，亦以乌奇迈等上大圣皇帝之号而改元，并无杨朴定策之事。辽史又载杨朴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册封。”是杨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载此事，并列传亦无杨朴其人。金史避讳处
辽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上临轩，命诸酋起舞，独阿固达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上密谕枢密使萧奉先以事诛之，奉先以为粗人，释之。其弟乌奇迈、尼玛哈（旧名粘没喝）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上喜，辄加官赏。阿固达归，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真赵三等拒之，阿固达虏其家属，赵三走诉咸州详衮司（旧作详稳），详衮司数召阿固达，不至，一日，阿固达率骑五百突至，详衮司与赵三面折庭下，阿固达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复至。
此事载辽史而金史不书。
及天祚帝亲征，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真主聚众面，仰天恸哭，以激励其众，谓“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战耳。”又天祚帝遣萧实讷哷（旧作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皇帝，金以册文无兄事之语，不称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遂不受，以书复之。
事皆载辽史而金史亦不书。又如宋刘锜顺昌之捷，金葛王乌禄从乌珠（即兀术）来攻，亦大败而去。宋史本纪及锜传载之甚详，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纪不叙其事。
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旧作纥石烈胡沙虎）弑卫绍王后，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劝其迎立也。（见镒及胡沙虎传）
而绍、宣二纪皆不载。
萨里罕（旧作撒离喝）被李世辅（即李显忠）劫执，将挟以归宋，追兵至，世辅乃与折箭为誓，推下山。（见完颜彀英传）
而萨里罕传不载。
珠格高琪（旧作术虎高琪）为相，专宠作威，与高汝砺相倚，高琪主机务，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见珠格高琪传）而汝砺传绝不见附和高琪之处，反载其谏阻遣兵护麦及阅田、征租、榷油等事，皆与高琪异议者，其与高琪意合，只谏阻遣使与宋议和一事而已，传赞稍示贬，谓其循默避事，贪恋不去，士论颇以为讥。然终未著其党附之迹也。
至张邦昌传，亦但云金立邦昌为大楚皇帝，时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质始回，康王入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后以隐事诛之。
传中并不见僭位称号之事，一若金册立后，即向康王劝进，而康王之杀之，不免冤抑者，则并邦昌亦为之回护矣。
金史误处
辽史：天祚帝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耶律淳守燕，帝遁入夹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辽史名回离保）、耶律达实（大石）及李处温、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立淳为帝，改元建福。未几，淳死，众又立其妻德妃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将迎天祚次子秦王定为帝，皇太后称制，改元德兴。
是淳年号建福，萧氏年号德兴也。
而金史左企弓传乃云：辽天祚帝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淳自立于燕，改元德兴。则以其妻之年号为淳之年号矣。
又辽史：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后，过平州，张壳（辽史名壳，金史名觉）数以十罪，皆缢杀之。
而金史惟企弓传记其为张觉所杀。仲文传则云：为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正。勇义传云：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公弼传云：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俱不见被害之迹，一似考终于官者。
况企弓传已叙明降金后，金授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授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此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则临死时应以金官书之。乃仲文等传所云翰林侍讲学士、宣政殿大学士、权乾州节度使之类，仍是仕于辽之官，尤觉两无所据，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纪传不相符处
金史有纪传不相符处：
元光元年，（金宣宗，宋宁宗）用兵侵宋，主兵者完颜讹可也。本纪既书：遣元帅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下又书：讹可、时全军大败，讹可当死，面责而释之。时全传亦载：五月师还，全令军留淮收麦，讹可恐雨至水涨，不得善归，力争之，全不听，是夜暴雨，水大至，为桥以济，遂为宋兵所袭。乃讹可本传绝无与宋交兵一字，亦可见记载之疏矣。
宋本纪嘉定十二年，书金帅讹可攻枣阳。孟宗政传亦书讹可枣阳败归之事。金史本传转不载，何耶？
金史氏名不画一
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女真语本无正字也，故流传于宋，往往记载互异。至金史一朝之书，则纂修者应各传彼此校订以归画一。
乃一撒离喝也（今作斡里雅布），熙宗纪作撒离合，睿宗纪作撒离喝。（宋史作撒离曷）
一合达蒲阿也（今作哈达布哈），本传作合达蒲阿，讹可传又作合打蒲阿。
一阿忽带也，冯璧传作阿虎带，讹可传又作阿禄带，其下又云阿鲁带。
一撒合辇也（今作萨哈连），一传中忽作撒合辇，忽作撒曷辇。
纥石烈执中（今作赫舍里执中），即胡沙虎也（今作呼沙呼），乃纪传忽而纥石烈执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纥石烈胡沙虎。
内族承立，即庆山奴也，乃本传忽而庆山奴，忽而承立蒲。
察琦，即仁卿也，乃本传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
此皆修史时仓猝成书，不暇刊正，故多歧误也。
宋史金人名多与金史不符
金史书本国人名，已多彼此互异，流传于宋，益多伪误，故宋史所记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竟无一可核对者。
如李若水、宗泽等传之粘罕（今改尼堪）、斡离不（今改斡里雅布），韩世宗传之挞辣（金史作挞懒，今作达兰），岳飞等传之兀术（今作乌珠），吴玠传之撒离喝（今作萨里罕）、娄宿（今作罗索），张浚传之仆散忠义（今作布哈忠义），吴璘传之合喜（即金史徒单合喜，今作图克坦喀济哈），汤思退传之纥石烈志宁（今改赫舍哩志宁），李宝传之完颜郑家奴（今作郑家努），赵方、扈再兴传之高琪乌古论庆寿（今改乌库哩庆寿）、完颜赛不（今作完颜萨布）、完颜讹可（今作完颜额尔克），孟珙传之移剌瑗（今作伊喇瑗），
尚二史名字相同。然挞辣，金史作挞懒；娄宿，金史作娄室，其字已不画一。
此外尚有可以意会者，
如兀术为韩世忠扼于黄天荡，世宗传谓：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金史宗弼传则谓：遣移剌古（今作伊喇古）来援，盖即一人也。
毕再遇传：有纥石烈都统。按金史是时统兵者为纥石烈志宁。则都统乃志宁也。而宋史但记其姓。其他如悟室（见洪皓及韩世忠传）、聂儿孛堇、牙合孛堇、讹里也（世忠传）、拓跋耶乌、乌陵思谋、忔查、粘罕索孛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夏金吾（岳飞传）、没立、乌鲁折合（吴玠传）、胡盏、习不祝、完颜悉列、耶律九斤（吴璘传）、室捻（秦桧传）、耶律温（王德传）、蒙恬镇国、五斤太师（魏胜传）、万户撒八（杨再兴传）、完颜蒲辣都、千户尼厖古（毕再遇传）、阿海、完颜小驴、合答、奇哥（赵方传）、从义、衲挞达（扈再兴传）、巴土鲁（张威传）（巴土鲁音同巴图鲁，后者满语为勇士）、温端、兀林达（孟珙传）等，
考之金史，绝无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无一相合者。
宋史李显忠之取灵壁也，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已而琦背约来拒，显忠屡败之，遂复灵壁，而虹县未下，显忠又使人说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来降，遂复虹县。又进克宿州，金帅孛撒率十万众来战，显忠败走。按金史纥石烈志宁传：是时窝斡叛党括里、扎八逃入宋，显忠用其谋，攻取灵壁。而无所谓萧琦者。虹县叛降之将，则都统奚挞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张子盖传有招降金将萧鹧巴及耶律造哩之语。鹧巴或扎八之伪，而显忠传又无鹧巴其人。（孝宗本纪：萧琦、萧鹧巴系两人）至所谓金帅孛撒者，盖即仆散之伪，然是时仆散忠义驻汴梁，未尝统兵，来统兵者，乃志宁也，宋史称孛撒又异。总之金人名本无正字，即以音相呼，流传邻国，益至以伪传伪，故二史各记所记，两不符合。
惟扈再兴传之从义，有可以意揣者。当时金遣使至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从宜”，从义盖从宜之伪，乃出使之官号，而非人名也。
宋史邢恕传：恕之子倞馆伴（馆伴：蕃使入国门，则差馆伴使，在驿、趋朝、见辞、游宴。）金使赵伦，是时肃王使金未回，朝议亦欲留金使以相当，伦惧留，乃谓倞曰“金有余睹者，本辽大臣降金，今尚领契丹精锐，而心贰于金，可结以图金。”倞以闻帝，遂赐余睹诏书，纳伦衣领中，厚赉遣还。伦归，献其书，金主怒，遂再发兵灭宋。是诡词诱宋结余睹，归而献其书者，赵伦也。而金史萧仲恭传，则此乃仲恭所为，并无所谓赵伦者。岂仲恭使宋时，改易姓名耶？伦亲在宋，宋人记其姓名，又非传闻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异，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处
宋金二国交涉之事，二史本纪所载事之大者，大概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于韩州。金纪在十月，宋纪在八月。七年，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金纪在五月，宋纪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刘之变，则避兵渡江，当是二月）
八年，立刘豫为子皇帝。金纪在九月，宋纪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拘王伦于河间。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月。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宋和议成，兀术画淮水中流为界。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一月。
皇统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归。金纪在八月，宋纪在次年六月。
如此类者不一，盖或得之传闻，或据起事之日，或据讫事之日，故有先后不同也。
又如钦宗之北迁。金纪谓天会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宋纪但书帝如青城，又书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则不书。
皇统二年，金纪：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宋纪但书：金使刘筈等九人入见，藏金国书于内侍省，而不及册立之事。
盖皆为本朝讳，国史书法，固如是也。
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纪但书：五月，兀术趋汴，撒离合趋陕，是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按是年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复蔡州、颍昌、淮宁等州，及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泇口、潭成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吴璘有扶风、石壁砦之捷，王彦有青溪岭之捷，田晟有泾州之捷。战争方始，何得云河、陕尽平？而金纪一概不书，盖当金兵初入东京，留守孟庾即以城降，其余州郡亦望风而靡，或降或走，兀术即奏河、陕尽平。其后韩、岳、张、刘、吴之交兵，则在六月以后，虽各有克捷，未几诸将奉诏班师，所得州郡，复为金有，故金纪一概不书。而于是年十二月，总书宗弼奏宋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率兵渡江一语以括之也。皇统元年，金纪书：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画淮水中流为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庐州，二月，王德败金人于含山，杨沂中、刘锜等败金人于柘皋，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遇伏败还。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则金兵己还矣。金纪所云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则记载之误。其后正隆南侵，大定议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概相符。惟兴定以后，两史本纪各有详略不同。
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纪但书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师。二年，亦多详于淮南，而入蜀师只书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纪亦但书淮南之役，而陕西进兵兴洋则不书。宋纪又专详兴洋之战，而淮南交兵，则总叙于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纪书淮南之战甚详，而宋纪并无一字。正大二年，金纪书光州之战，三年，金纪书寿州之战，而宋纪亦并无一字。
金史最简而转详，宋史最详而反略，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异
宗弼（兀术）渡江追宋高宗，
据本传：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宁，即由江宁取广德，路至杭州。初未尝由镇江过兵也。
而宋史韩世忠传：是时世忠由镇江退保江阴。不知何故？及阅赤盏晖（今作持嘉晖）传：晖从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苏州、秀州，皆败之，遂至杭州。则知是时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盖宗弼自和州渡，晖等自瓜州渡）
世宗传亦谓：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阴也。
至黄天荡之战，宋、金二史亦颇互异。
宋史世忠传谓：兀术自杭北归，至镇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术不得渡。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与二酋相持于黄天荡四十八日。有献谋于兀术者曰“凿土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乃一夕凿渠三十里。次日无风，我军帆弱不得动，金人以小舟纵火，得绝江而去。是金军凿渠出江，即在黄天荡渡江北去也。
金史宗弼传则谓：宗弼自杭还军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遂自镇江溯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将至黄天荡，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宁。会移剌古（盖即世忠传所云孛堇太一）来援，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宗弼军以火箭射其五緉，舟皆焚，遂败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江宁，又从江宁出江而后败世忠，则其绝江北去，当在江宁府城之北，非复黄天荡矣。
参观岳飞传谓：兀术自杭州趋建康，飞设伏于牛头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军扰之，金兵惊乱。兀术次龙湾，飞又破之。则兀术乃归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从黄天荡北去，而不至江宁，则何必凿老鹳河以通秦淮耶？（金纪：天会八年三月，宗弼及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四月，又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云云，是亦明言两地也。）
宋金二史传闻之误
金史拔离速（今作巴）传：天会四年，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按是时宋高宗闻警即至镇江，往杭州，未尝至建康也。又奔睹传：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攻东平，奔睹仓猝出御，时桑柘方茂，奔睹多张旗帜于林间为疑兵，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去。飞又以十万众围邳州，守将告急，奔睹语使者“城西南有堑深丈余，急窒之。”飞果从此穴地入，以有备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在京西，复蔡、颍、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宋高宗纪及刘锜传：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遣兵趋扬州，刘锜使员琦拒于皂角林，大败之，斩其统军高景山。按金史乌延蒲辖奴传：大定二年，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领兵与宋兵战于庆阳。又世宗纪：大定四年十二月，尚书省奏都统高景山取商州。亦见徒单合喜传。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战功，何得于三年之前已被杀？
金宣宗兴定中南侵，统兵者为完颜赛不，据宋史赵方传，谓：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按金史赛不传：赛不自侵宋归，屡用兵于河北、河东及京兆，直至哀宗天兴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驴之乱，自经死。距兴定用兵已十余年，且无被诛之事也。又宋史孟珙传：珙与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按金史栲栳，即乌古论镐也（今作乌库哩镐），蔡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乃杀之。是镐未尝降也。
以上各条，两史参校，始见其歧互，盖皆传闻之误。
宋金用兵须参观二史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故纪传多不可尽信。
宋南渡自绍兴七、八年后，与金交兵，互有胜负。如宋史李显忠传：显忠既克宿州，金孛撒步骑十万来攻。显忠亲战于城南，孛撒大败。明日，复益兵至，显忠又战百余合，杀其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五千。是夜，统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斩首二千余，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城，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会邵宏渊不肯助战，显忠不能孤立，乃退军。是显忠军虽退而未尝败也。而金史赫舍哩志宁传：志宁来复宿州，先令诸军多张旗帜于州西为疑兵，自以大军驻东南，世辅（即李显忠）果先出兵州西，步骑数万，背城而阵，外以行马（即拒马，架木置以长枪，锋刃朝外，以御骑兵）捍之，别出兵向东门攻志宁，为蒲查所败，志宁使夹谷清臣撤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兵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欲斩败将，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其虚实。明日乃再战，世辅大败，遂乘夜脱走。是志宁之战，又屡胜而未尝一败也。
又如金史乌古论庆寿、赫舍哩约赫德（旧作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叙其南侵淮、泗之功，并无一败衄；而宋史赵方、扈再兴、孟宗政、赵葵等传，叙其破金兵之功，亦无一败衄。
又金史武仙传：宋孟珙来袭仙于顺阳，仙仓猝率百余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军稍集，遂大败珙。而宋史孟珙传：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乃退屯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众七万，仙易服遁。而并无为仙所败之事。仙传：蔡州破后，将士皆散，仙渡河北走，为泽州戍兵所杀。亦不言为珙所败而遁走。
是各史纪载互异，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国自述其败，而后见彼国之真胜，否则别见于他传者，其胜败亦差得实。又或此国叙战胜之难，亦可见彼国拒战之力。
如张浚富平之败，五路丧师，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传：是役也，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创更战，乃拔宗弼出。又娄室传：富平之战，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兵力战，势复振，遂败张浚兵。是浚此战，先胜而后败也。（宋史张浚传，谓：刘锜先力战败金兵，而锜传转不载）宋吴玠和尚原之战，据金史宗弼传：宗弼攻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遇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二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是吴玠之胜，乃真胜也。
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阿鲁颍传，谓：宋将岳飞等乘间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大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又宋史仇悆奏高宗谓“我军已习战，非昔时比，故刘锜能以少击众，敌大挫衄。”宋汝为上丞相书，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仇悆、宋汝为二传）又仇悆奏高宗，谓“去夏诸将各举兵，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计。”（此绍兴十一年所奏）是刘锜顺昌之捷及诸将战胜之绩，皆是实事。
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金人攻复宋将吴璘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吴璘之败，固属显然。然金史徒单合喜传：是时吴璘在陕、蜀，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令赤盏胡速鲁改守德顺，吴璘以二十万众围之，合喜使诸将来援，璘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特里失乌也、乌延蒲离黑等并力与战，日已暮，乃解。已而璘又来犯，据德顺，陷巩州、临洮等，合喜遣将连战，璘又恃其众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军于德顺、镇戎之间，断其饷道，璘始引去。是璘虽退师，而其先与金人力战之处，可因合喜传而见也。
又金史术虎高琪传：泰和五年，吴曦奉表以蜀地来降，章宗命高琪往册为蜀王。已而宋将安丙诛曦，遣李孝义（宋史作李好义）率兵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郊堡，高琪御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战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见有伏，乃退整军，而宋兵又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如此数次，孝义始解围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战，又因高琪传而见也。
至如纥石烈牙吾塔（今作赫舍哩约赫德）侵宋，本传叙其功，几于横行无敌。然冯璧传，谓：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坚壁不战，绝无所资，故无功而归。又纥石烈胡失门传：牙吾塔不奉行省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是牙吾塔之侵宋，观于冯璧、胡失门二传，始知本传所侈功绩，多属铺张。故阅史必参观各传，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