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的忽邻勒台

虽然蔑儿乞和乃蛮的异己部分仍在继续反抗，森林部落还有待征服，［1］ 但到1205年，铁木真实际上已经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为了使他的地位正统化并宣布这个新生的强大联盟的诞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开了大忽邻勒台。进行这一庄严时刻的地点选在斡难河河源。尽管没有进一步的地理细节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会是在蒙古人的神圣之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举行的。在那儿，他们神话中的祖先，苍狼与白鹿，养育了所有蒙古诸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者的官方名单。然而，从《秘史》中保存的，根据忽邻勒台决议而产生的任命高级军事职务的冗长的名单来看，显而易见，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参加了，当然也有铁木真的那可儿和他的近亲。

大会开始后，第一项程序就是升起铁木真的九游白旗，对草原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举动。白色，也许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颜色；而数字九为本土固有传统，自古以来便与好运和其他魔力联系起来。这样，秃黑（tugb）旗帜的亮出，表明并大肆宣扬了铁木真的时运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据草原的政治观点所给予他的对“毛毡帐篷下的人”实施统治权的权力。如果拉施特有关会议程序的记载可以接受的话，［2］ 忽邻勒台然后又授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称号。成吉思汗，通常解释为“海洋般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享有普遍的统治权力。根据波斯史书的记载，这一称号被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3］ 公开授予铁木真。于是铁木真正式即位，接着他对他的种族各异的追随者——以后都被称为蒙古人［4］ ——发表了讲话，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帮助与忠诚的感谢。仪式一结束，成吉思汗就投入到组织他的领地这一重要事务中。

行政

在1204年乃蛮战争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进制组建了他的军队，他还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怯薛）。最初组建时，这支卫队包括70人的白天护卫（秃鲁华，turgha’ud）、80人的夜间护卫（客卜帖兀勒，kebte’ud）和1000名勇士（把阿秃）组成的特殊队伍。怯薛作为一个机构，直接出自于成吉思汗在12世纪80年代晚期最初组建的家族统治体制。它的全体成员，像家族体系的成员一样，从他的那可儿中征募。从编制方面而言，他们既作为护卫（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卫者，同时又作为照顾他个人需要与照看他财产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区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在后者的职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职务有管家（扯儿必）、厨师（宝儿赤）、箭筒士（火儿赤）、门卫（玉典赤）和牧军马者（阿塔赤）。此外，护卫们还兼管女性随从与小执事诸如牧骆驼者与牧牛者的行为，照管汗的帐篷、马车、武器、乐器和府库，预备汗的饮食。［5］

随着成吉思汗权力与财富的继续增长，怯薛的行政与经济职权也自然随之增长。怯薛从1150人到1206年1万人的大幅度扩充，不仅仅是出于安全和威信的考虑，更主要是用来满足新生蒙古帝国不断增长的行政需要。而且，由于怯薛世家体制既提供了个人服务，又提供了运转机构，通过它们，成吉思汗管理着他迅速增长的属民、领土和经济收益，故而无论他去哪里——去战斗或围猎，这一体制总是伴随着他。这样，早期蒙古国家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帝国护卫军，处于其统治者选择落脚的任何地方。

这时，成吉思汗还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来监督与协调新扩大的行政体制的活动。他选择了被他家所收养的塔塔儿弃婴失吉忽秃忽来担任这一职务。大断事官的职责多种多样。根据成吉思汗发布的命令，他将划分并分配属民，即决定怎样把属民分配给各军事单位与汗室。正如他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国最高的法律权威；与怯薛中挑选出的成员合作，他将审判所有的恶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杀的大权。同时，他被指令制定并维护一部“青册”（阔阔·迭卜帖儿），在那里面，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札撒）都被保存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时的判例。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面。由此可见，阔阔·迭卜帖儿是一个法典与人口登记的混合物。［6］

1206年定期进行登记的方法的采用，很有可能是由于成吉思汗具有远见的决定所产生的，这一把其本族语言写成书面文字的决定产生于数年之前。在1204年，当乃蛮人被击败时，一名服务于乃蛮宫廷的畏兀儿人官员塔塔统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与这位有学识的俘虏进行长谈后，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然后教他的儿子们认识新字母。被收养的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来写本民族语言的人之一。塔塔统阿还介绍了印章在官方事务活动中的用法，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采用。［7］

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进蒙古军队的十进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传统。然而，它被采用的规模则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军事单位方面并没有多少数字可提供。而在1206年却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军队战斗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个类似名单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8］ 根据前者的材料，1205—1206年乃蛮人被打败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后，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极度扩充的有生力量组建了95个千户（敏罕）。在此之上还要加上10个千户组成他的私人护卫军。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数目则表明从蒙古诸部征调的千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总数129个。这些军队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名义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成吉思汗军队的纯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5万与12.9万之间。随着蒙古人的领土扩张，同一制度又被强加于属民——草原游牧部落和定居民——身上，到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的数量，虽然在任何地方没有被记载，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数量的好几倍。

千户，而不是更有名的万户（土绵），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基本军事单位。当需要增加时，10个千户会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万户。其中一个下级千户的指挥官被任命为这一更大组织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户。看起来，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领都永久地作为千户长（那颜，蒙古语noyan，复数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军队时，也还是如此。大部分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其家族成员，由于这个原因，军队许多最高级长官都拥有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类似乎不太重要的头衔。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蒙古军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和听从调遣。他们没有超人的技术优势，也没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军队都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据我们所知，成吉思汗的训言（札撒）似乎主要是关于军队纪律方面的。残存下来的片断表明，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是严厉的，而且军事单位共同对其单个成员的行为负责。

指挥官在战场上有效地协调大兵团运动的能力是蒙古军事机器的另一个明显证明。这一听从调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时期经常性的训练，通常以各军事单位加入的大规模狩猎为形式。这也有纪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无济于事。［9］

蒙古军队除了它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重要的行政职能。在1204年和1206年产生的千户的全体成员包括服兵役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与奴隶。每一个千户既是一个军事单位，又是同一官员那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十进位的建置给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暗中破坏部落的权力与忠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军队纪律和团结一致来取代它。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破坏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给混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孛斡勒）。只有表现忠诚的旧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许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一种族的千户。例如，弘吉刺人被允许以一个部落组成千户，以他们自己的首领为长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的部落，不论它忠诚的纪录如何，也只是被束缚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并服从于严格的军事纪律。千户，既是军事动员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体系

在13世纪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管怎样，他们自己满意的是，这使成吉思家族的统治权合法化并为他们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虽然这一体系肯定到13世纪40年代已经定型，但这些原则被最初表达并传播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顾问们在他称汗时已经注意到了称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虽然蒙古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也许是后来被加上去的，但在这个时候概括整个思想体系是非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像许多其他欧亚民族一样，植根于神圣的王权观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天（蒙哥·腾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后者保证他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险的及时警告和战场上出乎意料的胜利，都被用来证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到过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运和由此而产生的统治君权。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周围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更加自负。根据蒙古地区以前的突厥传统，好运（qut）和君权与对这些神圣山脉的占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确实，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在那里他们的汗必须驻留，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这可能是为试图利用这一地区固有的好运并动摇游牧世界的观念。［10］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后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习惯于向其邻国发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们宣布有权，如果不是义务的话，将全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边界之外的所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国家都被要求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权。因为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张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厉的惩罚。［11］

天命与一统天下的主张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原则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体观念中可以找到完全与突厥人类似的观念。虽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汉人影响，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进的这些观念，不论其原始出处如何，均是通过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儿人作为媒介传入的，而后者对蒙古国家在其形成年代时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12］

早期的征服

除了帮助加强和巩固成吉思汗对东部草原地区的统治外，1206年的忽邻勒台还制定了各种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肃清不亦鲁黑汗及其追随者的战斗，这导致了乃蛮的灭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诸部。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贝加尔地区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战而降，并向他们的新统治者进献了皮毛、猎鹰和骟马等贡品。随着他们北部边界的安定和即将开始的新的征兵，蒙古人现在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直接转向他们南边的邻居了。

到1207年，已出现金朝边界防卫体系开始被破坏的明显迹象。女真人没有能够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动下的统一，而且他们在戈壁地区的主要守护人——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公开与成吉思汗进行了谈判。主因（汉语为乣）为居住在敏感的金—党项—汪古边界地区的一混合种族，他们经常充当金朝的军事辅助力量。当他们起来反抗其领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时，女真人的边界问题就更加恶化了。女真人确信汪古部首领为骚乱的中心，于是刺杀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于金廷的成员能代替他。然而，他们的计划没有奏效，其继承人，被杀害的君主的一个侄子，立即与女真人决裂，并正式承认了蒙古的宗主权。［13］

由于控制了有战略意义的汪古领土，成吉思汗现在既能够对金朝、又能够对西夏的党项人王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决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于1205年和1207年对其领土进行过试探性进攻。一支大军集结起来，向南进军，于1209年春末进入党项人的领土。在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下，蒙古军队击败了西夏的边界守军，一直推进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黄河的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并于10月包围了它。当正面攻击证明无效后，蒙古人试图引黄河水淹没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然而，他们的计划在执行中出现失误。黄河平原的灌溉渠水冲破了堤坝，在淹没西夏首都的同时也淹了蒙古人的阵地。面对意想不到的变化，双方决定寻求结束敌对状态。1210年1月开始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党项君主向蒙古人称臣，保证派军队支持蒙古人今后的军事行动。作为回报，成吉思汗解除了围困，并从西夏领土撤回了他的军队。随后，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带着新妻——一位党项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军队首次打败了一个强大的定居国家的军队。

返回家园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两个定居民族畏兀儿人和哈剌鲁人的投降。然而，这次，他们的降服是自愿而不是被迫的。畏兀儿人长期作为哈剌契丹王国（以准噶尔地区和斜米列奇为中心）的属民，在他们宗主的压迫统治下，多年来已变得越来越不满。1209年，畏兀儿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叛乱，杀死了驻在他们首都的残无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员。为了寻求蒙古人的保护，畏兀儿君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达了忠诚和服从。后者很高兴，命令巴而术带着适当的贡品亲自来蒙古宫廷。因为成吉思汗正在进攻党项，耽搁一段时间后，畏兀儿君主终于有机会在1211年春天到克鲁伦河畔朝觐了成吉思汗。作为第一个自愿加入帝国的定居国家君主，巴而术被认作成吉思汗名义上的“第五子”，而且排在归顺诸国国王的首位。［14］ 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鲁人阿儿思兰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觐在巴而术之后。与畏兀儿人相似，阿儿思兰汗当机会来临时，摆脱了哈剌契丹的统治，自愿更换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军队贡献了附属军队，但重要的是，为数众多与文明发达的畏兀儿人为他们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练的行政管理和办事人员，他们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所重用。蒙古人对畏兀儿人这种性质的服务的严重依赖导致了蒙古人在官职设置、财政制度和政治原则上大受突厥影响。

对金朝的最初进攻

蒙古人的下一个对手金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但他们对军队的需求也是极为广泛的。在西部，他们卷入与党项人的边界战争；而在南部，他们面临着南宋，后者从未放弃重新占领北方的企图。就在1206—1208年间，金宋发生了冲突，虽然金朝获胜，但它南部的边界安全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

完全了解了金军的部署后，成吉思汗于1210年对他的敌人采取了第一个敌对步骤，即与金廷断绝了朝贡关系（约从1195年开始）。然而，他推迟了军队的实际进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没有了其他的直接敌人，现在成吉思汗能够集中力量进攻他最强大的近邻金朝了。［15］ 蒙古军队于当年年初从克鲁伦河出发，春季到达了汪古部领地，他们利用那里作为即将发起的入侵的出发地。全军的中路军和左翼即东翼军由成吉思汗率领，沿金朝北部边界攻占了许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门的关键要塞居庸关。金廷向他们遭到威胁的边界派出了大批援军。但他们在北上途中被各个击溃。金朝的防御由于这些失败而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蒙古军队的小分队能够抵达并掠夺中都的近郊地区。同时，蒙古军队的右翼即西翼军在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率领下在西面进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躏了农村，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敌军。当1212年初撤退的命令下达后，两面的蒙古军队撤回北方，放弃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们所占领的金朝领土。所有能掌握的资料均表明，1211年的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掠取战利品和获得情报，而不是获取土地。［16］

金朝军队迅速重新占据了他们的边界地区，以准备迎战下一次进攻。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来，又开始进攻女真人的外围守军。诸要塞如居庸关再一次被攻克，而且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务交给其附属部队后完成的。一旦边界防线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进，比以前更加深入金朝疆土。他们到达黄河北部的农耕地区对，军队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破坏山东、河北和山西。一些城市被占领并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开阔的农村，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都绕开坚固的据点。

到1213年末，蒙古军队已严重破坏了金朝的心脏地带，开始撤回北方。但是这次他们保留了对所有重要边界通道的控制，并留下一支军队包围中都以进行封锁。包围城市的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惊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许多贡品——金、丝和马——作为结束敌对状态的回报。蒙古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按约于1214年春天解除封锁。金廷由于这次经历而失魂落魄，他们利用这次解围的机会撤离中都，转到开封；1214年夏季，他们以开封作为新都。

当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离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他的军队返回不久前包围过的城市。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通过猛烈攻击占领中都的企图没有成功。最后，成吉思汗于1215年1月来到中都战场，亲自指挥进攻。当蒙古人显然已阻挡住金朝的援兵时，守城军队的士气开始瓦解，这座城市于5月底向围攻军队投降。在被占领后的几个星期内，都城被有计划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毁。在他的直接军事目的完成和对大量战利品进行适当登记后，成吉思汗离开中都回到蒙古，并且在被占领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军。

然而，都城的陷落并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严重挫折。1212年，蒙古大将哲别横穿辽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时，暂时占领了金朝的东都东京（今辽阳）。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惨败，反过来还促成了另一居于东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乱。自从他们自己的辽王朝在1115年（译者注：应为1125年）灭亡后，他们一直不愿意作金朝的臣民。乘着其对手不断溃败的机会，蒙古军队于1214年成功地进攻了辽河两岸的金朝据点。东京于1215年再次被占领，随后成为契丹叛乱首领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据地，他现在已正式向蒙古称臣。［17］ 到下一年为止，女真人故乡东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见地图25）如果此时蒙古军队集中进攻，也许会使金朝完全崩溃，然而，在西域所发生的事件不久将会使成吉思汗花费近十年的时间率领蒙古军队主力向西发动一系列的进攻。

西征

蒙古人进入西域开始于1208年，当时，他们组织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去对付叛离的蔑儿乞与乃蛮部民组成的联盟，后者在西蒙古额尔齐斯河上游建立了一个行动基地［18］ （见地图26）。蒙古军队摧毁了叛乱，杀死了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长期的敌人脱黑脱阿。残余的蔑儿乞人逃到畏兀儿领地，后又来到钦察草原，而乃蛮余部则逃入哈剌契丹即西辽的领地。后一群人的首领是屈出律，他的父亲太阳汗在1204年与蒙古人作战时阵亡。

屈出律逃难时，哈剌契丹王国正忙于与占据西突厥故地和呼罗珊大部分地区（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个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进行争斗。乃蛮首领在一段时间内混水摸鱼，最后与哈剌契丹君主结盟。不久，他成为国王主要顾问并且利用这一受信任的职位于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国的权力。日趋衰落的西辽帝国在屈出律强有力的领导下迅速得以恢复。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撤回到锡尔河上游地区，并且于1213—1214年将其统治权力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占优势的穆斯林居民那里。

乃蛮篡位者的成功开始引起成吉思汗对西方的注意。正当此时，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了算端摩诃末耳中。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到达中国北部成吉思汗处，以探听这支东方新生力量的消息。成吉思汗热诚地欢迎了使团成员，表达了与他的西方邻邦建立和平关系和商业往来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团回访摩诃末，使团于1218年春季到达花剌子模。谈判开始了，几天以后，算端同意签订一项与成吉思汗建立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条约。然而，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久就由于发生在锡尔河上游的一个花剌子模城市讹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结束了。

条约签订后不久，这座城市的首领显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许，杀死了一支蒙古人组织的庞大贸易商队的成员，夺取了他们的货物。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惩罚犯罪官员、归还被没收的货物。由于难以确知的原因以及对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诃末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轻蔑地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蒙古统治者被这些暴行所激怒，开始准备发动战争。

在对付他的新敌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对其他两个前线的行动。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秃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乱不容忽视。叛乱开始于1217年而且不断扩散，直到1218—1219年冬天，术赤率领蒙古军队的右翼才到达南西伯利亚并迅速平定了叛乱。［19］ 其次，在东突厥斯坦必须清除屈出律与哈剌契丹。这一地区的进攻在哲别的领导下开始于1216年，他受命毫不拖延地解决乃蛮人，并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到1218年底，屈出律被杀，通向花剌子模地区的哈剌契丹领土也被蒙古军队所占领。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随即沿额尔齐斯河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由蒙古正规兵和从属国征集的大批附属部队组成的大军于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进发。主力军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向锡尔河南部敌人的人口中心区进发，而一支掩护部队贝在术赤的率领下进入锡尔河北面的草原地带，在那里与那些和花剌子模统治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游牧部落钦察和康里交战。摩诃末与他的将领们的建议相反，并没有与入侵者在开阔地带交战，而是用他数量上胜过蒙古人的军队去守卫王国的各重要城市。虽然这些决定或许葬送了他获胜的任何机会，但还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费时的和破坏性的围城战。讹答剌、花剌子模、也里和撒麻耳干的陷落都是特别的流血事件，在那儿，蒙古人驱使解除武装的战俘冲向严密防守的城墙，为他们的攻击部队提供“人障”。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来反抗他们的新主人并被重新征服后，又扩大了屠杀的范围。在这些城市中，野蛮的报复行为正式以集体处决的方式降临于人们身上。

当摩诃末得知他的战略失败后，惊慌失措地逃到了里海中的一个岛屿上，他于1211年前后死在那里。他的儿子与继承人札兰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军队继续进行不懈的抵抗。为了追赶强有力与劲头十足的札兰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队追踪他，从伊朗北部穿过阿富汗斯坦进入了印度，然后又回到伊朗和哲儿拜占。虽然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札兰丁总是能设法逃脱追捕，但是英勇顽强并不能长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国的灭亡。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罗珊已被征服，蒙古守军和镇守者（达鲁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尽管札兰丁的事业已毫无希望，但他拒绝投降，仍继续他徒劳无益的抗战，直到1231年他死于曲儿忒匪徒之手。

随着花剌子模境内有组织的抵抗结束，蒙古人开始着手准备他们下一步的一系列远征。速不台和哲别这时正在与谷儿只和哲儿拜占作战，他们请求允许他们越过高加索山去进攻钦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应了。这样，在1221年，速不台发动了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著名远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武力侦察。他率领着由三个万户组成的一支军队进入了南俄罗斯草原。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条流进黑海的小河）战役中击败了斡罗斯诸王公和西部钦察人组成的联军。接着，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罗斯诸公国直到第聂伯河，而后才折回向东，在与伏尔加地区的不里阿耳进行了一次短暂交锋后，于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获得必要的情报后，术赤受命发动一次后续战争以使西部草原纳入蒙古版图。

成吉思汗在此同时从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军队，1224年夏季他到达额尔齐斯河，1225年春季到达蒙古中部。回到家乡后，他计划发动另一次战役：1223年党项君主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对金战争的军队。蒙古统治者决心严惩这一不忠行为。

木华黎的对金战争

当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达克鲁伦河时，蒙古对金的进攻暂时减少了，但并没有停止。成吉思汗最能干和最受信任的将领之一木华黎继续努力清除辽河流域的女真军队，1216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占领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后，木华黎于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报告。出于对他战绩的满意，成吉思汗赐予他“太师国王”的称号，并且任命他为统帅，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去夺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国北方领土，即太和岭以南的土地。

木华黎于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时改名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军事指挥机构。他控制下的军队包括蒙古左翼军的2.3万人，扩编的由7.7万名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组成的附属军队。后者在与金朝战争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励和奖赏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满意，大量金军指挥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挥官，带着他们整个的军队投奔过来。正是这些起关键作用的附属军队的扩充，占去了木华黎可使用军队的3/4。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们军队大部分的中军和右翼军从中国北部撤出进行西征后，也还能对金朝保持不断的压力。［20］

在新战役的初期，木华黎从中都和西京发动了一场三路的攻势，企图从金朝手中夺取山西、河北和山东。率领中军主力推进到河北的木华黎，不久就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进攻的方式夺取城市，这使双方都损失惨重。而有时花费这样高的代价所夺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虽然进展非常困难，但木华黎仍缓慢推进。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张柔巩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战果后，木华黎又将注意力转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战略堡垒。在太原于10月被攻陷后，蒙古人得以稳固地向南推进。到1219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狭长地带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华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1220年的夏秋两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残余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后，他推进到山东西部，于十月未经战斗而占领了重要城市济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错误军事卷入，使1220年蒙古人进展顺利成为可能。1217年，在与蒙古人战斗的间歇期间，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对宋开战，因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对金廷的朝贡。从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发动的一系列进犯虽然常常在局部获得成功，但他们从未获得绝对胜利。宋朝尽管在开始时遭受挫折，但仍拒绝谈判，他们继续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汉水流域一度设法击溃了金军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作法显然得不偿失。从宋朝得到的疆土无论如何也不够补偿他们在北方丢给蒙古人的土地。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明显破坏了他们对付木华黎军队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惧，在1220年，他们征集了一支新军，准备进行反击以重新获得他们损失的一些地区。新军刚组建起来即进攻山东东部，在那里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汉人起义（红袄军），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当木华黎得知了这支新军的存在后，他立刻在1220年底从济南移师南进，在离开封不远的黄河南岸的一个浅滩黄陵冈对其发动了进攻。他以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敌军，而且由于这次成功，蒙古人扩大了他们的控制地区，占领了除山东东部和陕西之外的黄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领土。山东东部仍在红袄军手中；陕西则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在任命汉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区之后，木华黎回到北方，沿路进行扫荡。同时，金廷由于反攻失败，派出了一个由乌古孙仲端率领的使团来到西部成吉思汗处，商讨可行的和谈条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称号，这样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须撤出陕西。然而，金廷认为过于苛刻，所以敌对状态仍继续存在。

在1221年中期，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木华黎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了一次巨大攻势。在首次越过鄂尔多斯之后（这得到西夏军的默许，西夏还提供了为数5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华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陕西北部和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领之一蒙古不花指挥在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在木华黎和他的军队于1222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长安和凤翔等许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这紧要关头，西夏军队的突然撤回更进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由于进攻力量大大削弱，木华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在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他回到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挥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带孙代替，但是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已减。金朝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刻结束了与宋朝敌对状态，将其军队撤回到山西南部，收复了以前丢失给蒙古人的一些领土。红袄军在与其结成松散联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这一形势扩大了他们在山东的统治，而且短暂地占领了河北的部分地区。后者的行动促使武仙的突然叛变。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将领，1225年，他又一次转变立场，这一次，他将其命运与宋朝联系在一起。面临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决定对付反叛的党项人，蒙古人在以后的几年中，只得满足于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对中国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蒙古人绝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习惯，而且很难依靠自身能力从事复杂的定居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练专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经商经验、愿意帮助蒙古人管理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开始组织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骨干，这些专家来自契丹和汉人官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抛弃金朝的职位而投奔了蒙古人。［21］ 到1211年发动对金作战为止，成吉思汗的身边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又非常熟悉中国北部情况的顾问。

随着蒙古人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势头，叛投者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汉人官员在第二次波动中数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现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阵营中效力。没有进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员按惯例都保留了他们管理县和州的旧有职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征调本地区的人力物力，为蒙古人的军事机器服务。

改变立场的汉人和契丹人军事将领参加了进攻金朝的战争，他们或者独立作战，或者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这些将领由成吉思汗或后来的木华黎批准任职。他们得到汉式或蒙古式的官职，被授予权力的符牌（蒙古语：gerege或baisa，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中书省（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12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式的路（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个行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22］ 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那可儿）。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相当于千户（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于1221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23］ 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24］ 毫不奇怪，自13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25］ 由于1217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13世纪20年代，中国北部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1213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1211—1227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的极度征用与勒索。［26］ 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骑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alba khubchiri“差发”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类人是宗教人士。1219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可，1223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2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1217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质的，从来没有得到蒙古统治当局的积极支持。这种情况直到金朝最后灭亡与13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时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与成吉思汗之死

当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他曾向党项人征兵，但由于党项人违背了以前的誓约，所以要求没能实现。数年以后，党项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为了恢复与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派出军队帮助木华黎从金朝手中抢夺陕西的地盘。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发生逆转，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这些军队，这反映出西夏宫廷的严重分裂状态。一个属国的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既是一种军事威胁，又是一种对蒙古人声望的挑战，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让党项人作出解释并使他们永远保持协调一致。

为了试探西夏宫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进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提出一项建议，给党项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国臣服一次最后的机会：他们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须立即给成吉思汗的宫帐送去一个儿子作人质，以担保他以后的忠诚。但是，西夏没有对这项建议给予答复，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们与金朝签订了和平条约，这就更加触怒了蒙古人。［27］ 战争于是不可避免了。

与1209年快速进攻中兴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战役有着预定的目标，即征服或摧毁西夏王国的西部地区以使其都城、宫廷与王国的其他地区隔开。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进攻党项人在戈壁西部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马可·波罗称为亦集乃，汉人称为黑水——开始了战争行动。不久，那里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军队向南进入甘肃走廊，进攻肃州城和甘州城。到夏末，这两座城池均被攻陷，肃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脚下山脉凉爽的大帐指挥了这两场战役，现在他重新组织军队，一部向西进攻瓜州，其余的则向东进攻西凉。后者为西夏王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于7月不战而克。随后，因获胜而士气旺盛的蒙古军队又受命越过黄河，向西夏的都城中兴进发。1226年末，他们抵达并包围了都城南边的一个重要设防要塞灵州。当西夏统治者感到威胁，并派出一支大军去解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时，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队渡过黄河并打垮了西夏援军。到1227年初，中兴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围，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成吉思汗的军队包围中兴府后，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进军，并于1227年春夏两季进攻金朝西部边界的据点。然而，在8月，这位蒙古首领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显然，由于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马旧伤复发并引起了并发症，导致了他的死亡。他死于六盘山南麓某处，死讯被暂时封锁。为了实现他的临终遗愿，对西夏都城的围攻一直持续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为止。

西夏王国灭亡后，成吉思汗的遗体立即被运回蒙古，葬于不儿罕·合勒敦。军队被留下来巩固新取得的战果，但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则停止了。这因为皇族及其主要顾问和将领们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们领袖的去世，并把汗国的诸项事务安排妥当。

［1］ 篾儿乞人与乃蛮人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219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2］ [76]《秘史》，第123节（55页）记载说，远在1206年忽邻勒台之前，铁木真就得到了这一称号。如果这是确切的话，后者的会议只不过是重新确认了这一长期保持的称号。然而，我更倾向于拉施特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这里有两点理由：首先，铁木真在他统一蒙古之后，比在这之前获得这一崇高称号似乎更合乎逻辑；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错误地使用称号。

［3］ [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08页。晃豁坛氏族的帖卜·腾格里，亦以阔阔出而知名，是铁木真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响力的顾问。他于1206年的忽邻勒台后，在挑拨成吉思汗与他的弟弟拙赤合撒尔的不和的企图暴露后不久失宠。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这位一度强有力的萨满在一次摔跤比赛中被蒙古统治者的另一位兄弟铁木哥斡赤斤杀死。有关这一情节，参看[429]让—保罗·鲁：《成吉思汗朝的萨满》，第424—427页。

［4］ 即使它的成员包括许多异族的、毫无联系的种族群体，联盟中的领导部落仍然把它的同一种族（ethnonym）（已成为有政治色彩的）加于全体之上，这是游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5］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4—38页。

［6］ [385]帕维·鲍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复原及其内容》。[742]刘铭恕：《元代之户口青册》。

［7］ [653]宋濂等编：《元史》，卷124，第3048页。

［8］ [76]《秘史》，第202节（141—142页）；和[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99—413页。

［9］ 有关蒙古军队的武器、训练与纪律，见[463]丹尼斯·塞诺尔：《内亚的战士》和[465]丹尼斯·塞诺尔：《论蒙古的兵法》。

［10］ 成吉思汗于1220年指定哈剌和林作为他的首都，但直到窝阔台时期的1235年才开始营建都城，见[653]《元史》，卷58，第1382页。

［11］ 有关蒙古人意识形态的开拓性研究是[529]埃里克·沃格林的《1245—1255年招降欧洲君主的蒙古令旨》。亦见罗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论成吉思汗的帝国思想基础》。

［12］ 关于与突厥类似的观念，见[158]彼得·b.戈尔登：《西欧亚大陆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政治组织和国家观念》。

［13］ [42]保罗·d.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3—68页。

［14］ 有关这一情节，见[13]托巴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页—248页。

［15］ 有关对金朝的战争，见[301]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

［16］ [76]《秘史》，第248节（第184—185页）；[227]札奇斯钦：《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与冲突》，第198页。

［17］ 关于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义，见[225]札奇斯钦：《契丹反对女真压迫的斗争：游牧与农耕》。

［18］ 巴托尔德详细论述了西征，见[29]《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457页；[380]i.p.彼得鲁合夫斯基：《1219—1224年蒙古军在中亚的远征及其后果》。

［19］ [76]《秘史》，第239节（第173—174页），错误地将术赤对森林诸部的战争系于1207年。对《秘史》年代混乱的考释，见[372]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卷，第5、57页（注39）、第60页（注58）。

［20］ 黄时鉴仔细地计算了木华黎能够使用的军队的数目，见[847]《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对战役的叙述，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第45—55页；以及[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39—282页。有关1217—1225年蒙金战争中宋朝的作用，见[379]查尔斯·a.彼得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第204—220页。

［21］ 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22］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128—132页。

［23］ [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与》，第35页（以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24］ [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79页。

［25］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335—336页；[313]拉弗梯译本，第2卷，第965页。

［26］ [653]《元史》，卷153，第3609页，记载刘敏于1223年被任命负责燕京（中都）地区的税收。这也许表明一个更有序和熟练的征税体制在这时已被引进某些固定地区。但在13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总起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中央控制下的统一有序的税赋征收计划在中国北方存在。

［27］ [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283—308页；[373]伯希和：《注释》，第1卷，第304—330页；[262]克恰诺夫：《蒙古—西夏之战与西夏的灭亡》，第46—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