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与铁木真，1150—1206年
种族分布
1236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部。到1241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成员。
13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12世纪的分裂和纷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24）。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
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儿坚，irgen）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元——氏族（斡孛黑，obogb），而后成为独立实体，它们为了牧地、政治领导权和它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帝国内在基础的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1］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上游。乃蛮是一个有着固定首领（罕）的相当凝聚而稳固的群体，直到12世纪末，统治家族的内讧才切实地破坏了他们的统一。由于乃蛮最接近位于吐鲁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鹘文化的中心，所以总体上他们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较为先进。乃蛮从他们南面的先进的定居近邻畏兀儿那儿学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也共有相同的宗教传统，即受到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克烈，在乃蛮的东面，在他们邻居的影响下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整个12世纪，他们拥有稳固的统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他们领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与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上游。这一地区由于战略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东部草原所有成功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东南部地区，是戈壁地区的心脏，居住着说突厥语的汪古部。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马可·波罗笔下的ten-duc——刚好位于靠近战略要地鄂尔多斯沙漠的黄河拐弯处的北面。这儿构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称西夏王朝的边界。显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聂思脱里派的坚定信徒，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是女真人的臣属。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据着大兴安岭西坡。他们在12世纪晚期与金朝保持着联系，而且在那时，他们由几个不同首领相当松散地进行统治。弘吉剌与他们西边的近邻——蒙古部保持着经常性的通婚关系。这一习俗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依然继续。
怯绿连河（又名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南面的草原地区，属于蒙古高原更强大和更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儿人。在金朝的煽动下，塔塔儿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女真人为了保持游牧部落的分裂状态和他们自己边界的安全，积极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克烈和蒙古的冲突。由于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规模的屠杀而造成的各个部落之间的长期不和，成为12世纪中叶所特有的现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正好位于塔塔儿的北面。在12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的25年里，他们自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状态，这样，就常常成为他们的邻居进行劫掠的牺牲品（见后面《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节）。在所有东部草原部落中，蒙古也许是最分裂，而且看起来最不会产生能够统一“毛毡帐篷下的人”的领袖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篾儿乞的领域。三姓篾儿乞，正如他们的称呼，共分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贝加尔湖的南边。虽然三姓篾儿乞偶而也联合起来发动对邻部的袭击，但他们像其他居住或靠近于森林地区的部落，如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儿吉思和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样，并没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会等级
与草原游牧部落的一般情况一样，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数量的假定有联系的氏族“斡孛黑”组成。这些氏族通过父系追溯到称为始祖的祖先。［2］ 因为其全体成员被认为是一个骨头（牙孙，yasun），即同一祖先的后裔，所以氏族本身是实行族外婚制的实体。它的领导成员决定迁徙路线、分配牧场、组织狩猎和劫掠，而且作出有关加入或退出部落联盟的决策。这些氏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常常容易分成许多分支：当氏族在数量上增加或经历了内部的倾轧后，他们分裂为氏族分支，这些分支依然能够繁殖而发展成新的氏族。由于不断有氏族分支脱离原始的主系形成为另一个氏族，而且由于取得军事成功的大氏族具备了部落的许多特征，所以，史料对这些氏族的命名相当模糊和混乱，这使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某个分支的确切形态或它同其他诸分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迅速瓦解。［3］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ay-il）。这是蒙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帐（格尔，ger）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组成一个古列延（gure’en），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需的，贵族出身总是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忽邻勒台（khuriltai）。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底层是孛斡勒（bo’ol），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n■k■d，单数为n■k■r），或被译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那可儿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那可儿是贵族成员，他们和不属于他们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统治者保持着自由的关系。有一些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能力和忠诚的孛斡勒，比如说著名的木华黎统帅，成吉思汗把他从奴隶阶层提升到伴当阶层。那可儿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据我们所知，他们同他们的主人没有血缘关系。
最后，从结构方面而言，12世纪蒙古诸部是非常复杂的实体。通常，这样一个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组成，为了政治需要，这些氏族和分支根据一个公认的但却是人为设计的家谱而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隶属这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第二位而且数量最多的牲畜是绵羊，它们和最末种类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在南面荒凉的戈壁地区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长角的牛，也有丰富的数量，用来提供肉食、牛皮和运输。运载部落首领帐篷的有名的大轮车（格尔·帖列格，ger tergen）即由一队牛群来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类的副产品如阿剌亦黑（ayiragb，发酵的马奶，突厥语称忽迷思，kumis）、酸乳酪和各种干乳酪是蒙古人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粪便也有用处，当它干燥后，是荒芜草原上燃料的主要来源。
为寻找水草而进行的经常性迁徙放牧既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每年有一个从春天经夏天到冬天驻营的固定的周期。冬天营地经常由几个有关联的阿寅勒共驻，通常位于受到保护的河谷，有较为永久性的设施。因为蒙古人的畜群很复杂，由具有不同行进速度和对饮食要求差异很大的牲畜组成，所以迁移时，牧民必须精确地盘算每天迁徙的距离、选取的路线、预期的季节状况等等，以适应畜群的不同需要。这样，他们庞杂的畜群（加上人和财产）的每次重要迁移都成为一个复杂的后勤供应问题，需要仔细计划和实施——这对蒙古人是一种训练，后来在远距离的军事战役时，他们能很好地加以运用。
由于严酷的环境状况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维持畜群的能力，游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场去放牧，就显得很必要。氏族极其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和平地分配草场，裁定有关牧地的内部纠纷，在与外敌的竞争中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单个的牧民会认为，有保障地、季节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领地，比个人、永久拥有土地会更好；换句话说，即收益权比所有权更好。
虽然蒙古人对草原游牧有着很强的依赖，但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增加了他们的食物供应，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有利于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特别是对他们的畜群有着经常威胁的狼群的数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为单位进行的狩猎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这加强了个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亲缘集团所组成的队列间的协调。
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部落经济中狩猎的相对重要性要大大增强，以至于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r）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区别开来。虽然狩猎是他们的支柱，但西伯利亚的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马匹，按照游牧的（虽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总是被看作基本的劳力来源，正在扩张的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常从中抽取人力。
农业不是游牧家庭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但对蒙古地区的居民来说并不陌生：西伯利亚的部落，至少叶尼塞河地区的部落，在土地上种植，就像沿着长城的汪古部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欧亚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纯粹的游牧经济而不与定居世界联系或接触。的确，纯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假设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最好把草原游牧生活看成一种统一体，它既包括近乎定居的迁徙生活，又包括几乎固定的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却从未实现的“纯粹”游牧社会，这种社会从自己的畜群中获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费的东西。［4］ 对所供给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饲料的需要，以及对茶和丝料之类奢侈物品的渴求，也曾在游牧部落中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永远不能彻底满足对这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游牧部落必须被迫转向他们的定居邻居索取农业产品。就蒙古地区的部落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承认和中国保持不断的经济联系。得到所需产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向汉人“进贡”来换回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奢侈品之类的“赠品”。如果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绝交易的话，那些游牧部落就会以武力相威胁。简言之，草原居民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来强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纳贡物的权力。
这一经济交往总是使游牧部落陷入错综复杂的与汉人的政治联系网中，汉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纳贡体系作为控制或操纵野蛮人的一种方法。这样从汉人的观点来看，赠予货品、贵族爵位或赂贿的目的，从总体上来讲，政治大于经济。［5］ 这种性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在草原人民中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虽然这对汉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游牧部落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联合——部落联盟，而且产生了形式上的国家结构，其基本作用是处理与定居国家的关系，摆脱它们的威胁。主要的游牧帝国总是产生在定居国家的边界附近而不是在欧亚草原的最深处，这就是原因所在。［6］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有了一致的确认。［7］ mongol（更确切应为mongghol）的族名，最早以“蒙兀”的形式见于唐代史书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蒙兀总是被描绘成汉人熟悉的一个庞大的种族群落——室韦的一支。在可确定的他们最早的家乡小兴安岭附近的阿穆尔河南部地区，室韦通过原始农业、养猪、狩猎、捕鱼和放牧等手段来弥补贫乏的生活。虽然室韦以出令人畏惧的勇士而闻名，但他们很少给邻居造成威胁，这是因为没有部落的中央集权：缺少至高无上的首领，所以政治领导权被广泛地分散在数不清的传统酋长手里，他们的权力无法扩大到当地的部落之外。根据唐代的材料，室韦被认为是突厥汗国的臣民，而后者在553—745年统治着蒙古高原。
在10世纪的某一时期，室韦的组成部分蒙兀开始向西面的斡难河（今鄂嫩河）迁移，在那儿他们成为与他们语言上有联系的契丹的属民。［8］ 他们向西向南继续他们的迁移，最后于11世纪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一带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家园。蒙兀从东北北部到东蒙古地区的迁移，使他们在混合经济中更加依赖草原经济。新的牲畜——骆驼和绵羊，加入了他们牛群和马群的行列。森林地区部分季节的、有限的草原经济，转变为草原地区一年四季的、完全的草原经济类型。
蒙古人自己有关他们起源的传说没有点明他们原来的家乡，只是暗示了使他们来到鄂嫩河—克鲁伦河的迁移。根据记载在《秘史》中的神话，［9］ 蒙古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条苍狼（译者注：孛儿帖赤那）和一头来源不明的白雌鹿（译者注：豁埃马阑勒）。这对夫妻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区。越过同样不知名的海或湖，然后占据了不儿罕·合勒敦（burkhan khaldun）周围的地区，不儿罕·合勒敦是一座山，现在认为即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河源附近肯特山脉的大肯特山。在这儿，他们的惟一子嗣巴塔赤罕降生。他是一位男性，是所有的众多蒙古部族的始祖。
我们获知，巴塔赤罕的第11代孙名叫朵奔篾儿干的，娶了豁里剌儿部的一位年轻女子阿阑豁阿。在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朵奔篾儿干死后，她与驾着月光的神人又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斡孛黑的创建者，这是蒙古氏族中最古老的氏族，铁木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就出生于此氏族。
虽然成吉思汗早期祖先的谱系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成分，但它仍透露了有着重要历史内涵的蒙古社会结构的一些有趣特点。首先，巴塔赤罕与成吉思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只是建立在惟一的父系血统基础之上。根据蒙古人自己的“官方”记载，阿阑豁阿这名妇女，是从虚构的过去历史存在的血缘系统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她在其他均为男性的血缘线中的重要和尊贵位置清楚地表明了蒙古社会中妇女的崇高地位，预示了她们后来将要在帝国的出现和巩固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部落和氏族有着虚构的祖先。虽然从理论上讲，蒙古部落和它的高贵氏族孛儿只斤的所有成员都有亲缘关系，但每个部落或氏族的成员都包括非男性亲属的群体。外来成分的融合——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依附氏族或群体——在朦胧的和传说中的过去，仅仅用“发现”共同的祖先这一权宜之计而实现。这样，正如我们先前所探讨的，部落和氏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产生的，是用编造系谱、用神话传说的祖先给血统上无关的各部分提供虚构的血缘亲属关系来实现的。这样的作法使无关的种族群落间有了后来制造出来的共同血统（也就有了相互的义务），它是草原游牧部落间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共同与必要的因素。
在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海都似乎是史料最全的第一人。在老一辈世系中，他是孛端察儿的玄孙。根据拉施特保存的材料，［10］ 海都在几个蒙古氏族之上实行了松散的宗主权力而且成功地使一个沿克鲁伦河从事游牧生活的部落——札剌亦儿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虽然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但海都显然在辽王朝（907—1125年）的最后几十年中都很活跃。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海都的孙子合不勒建立了最初的蒙古“国家”。他使用可汗的称号而且统治着所有的蒙古人。［11］ 拉施特告诉我们，在合不勒时代，蒙古人和女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后者显然把蒙古团结一致的发展看作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为了缓解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女真人决定通过谈判使蒙古人进入他们的纳贡网。他们邀请合不勒来宫廷，但外交行动失败了。这个蒙古首领，先在一次盛宴上饱餐一顿，之后开始大醉，在激动之余，他用手抓住皇帝，揪了他的胡子，接着被人制服。最初，金朝皇帝（蒙古和波斯史料中的阿勒坦汗或“金”汗）决定宽恕这一鲁莽行为，允许合不勒回去。然而，出于另外的考虑，他又派官员去追赶，要把这个自命不凡的首领追回宫廷进行严惩。皇帝追赶合不勒的动因仅仅是为了诱使他进入陷阱而杀死他。当这些事件后不久合不勒死去，女真人才没有进行报复。
在汉文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一插曲的直接印证，但是金代编年史记载了1135—1147年间由于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北部边界而被迫采取强硬的军事对策。［12］ 虽然女真人与合不勒流产的外交谈判和蒙古人的袭击看起来似乎是有联系的，但这并不能够确确实实地肯定：金朝的记载从没有把合不勒这一名字同边界骚乱联系起来。人们仅能根据大体上的年代推断，他是这有问题的10年中蒙古人的首领，故而有可能是袭击的发动者。
不管怎样，合不勒死后，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不减。不久以后，蒙古人通过他们与弘吉剌部的婚姻关系，卷入了与塔塔儿人的严重纠纷。女真人向后者提供支持以削弱和分化他们桀骜不驯的邻居。面对这些难以对付的敌人，蒙古人迅速地召开忽邻勒台，选举俺巴孩作为他们的新汗。作为泰赤乌氏族的建立者，俺巴孩是海都的第二个儿子察剌孩的后裔，这样，他就是已故合不勒的从兄弟。他的统治时期显然很短暂，当他被塔塔儿人捕获并移交给金廷后，即行结束。在那儿，他被钉在木驴上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以后，蒙古人选定合不勒的第三个儿子忽图剌作为俺巴孩的继承人。汗位回到孛儿只斤氏族使俺巴孩的子孙泰赤乌氏族产生了怨恨，这是以后的日子里，两氏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深仇大恨的根源所在。
忽图剌统治时间，我们仅仅知道他为了报复塔塔儿人参预害死俺巴孩而对塔塔儿人开始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进攻。他死时周围的环境和是否有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被提及。蒙古人力量和团结的衰落和瓦解，不管是否由他的死亡而引起，可以相当肯定地确定在12世纪60年代，即铁木真出生的那10年。
虽然在合不勒、俺巴孩和忽图剌统治下达到的暂时统一构成了向国家形式迈进的第一步，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试验性步骤，是一个意义易被夸大的步骤。这三个人从本质上讲，是在战争期间被推举的部落军事首领或汗。他们并不是《秘史》记载的永久性的皇帝或可汗（khaghans），《秘史》错误地记载了年代。而且，甚至没有恰当的证据暗示这个时候出现过任何类型的行政机构或者独立的、与传统的血缘结构相对立的权力系统。［13］ 对这一短暂统一的经验和回忆也许对蒙古民族的团结有益，但对于后来蒙古帝国赖以建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基本原则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初步的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铁木真的家庭和青年时代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子。也速该是孛儿只斤氏族的分支乞颜牙孙的一名成员，这个分支显然是由他的直系祖先建立的。也速该在有关蒙古人反对塔塔儿的战斗中首次被提到。我们获知，在12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俺巴孩被俘获和被处死的时候，也速该把他后来的新娘，即弘吉剌部的诃额仑，从同她订婚的一个篾儿乞人那里绑架走。娶了这位心甘情愿的诃额仑后，也速该参加了针对塔塔儿人的袭击行动，这些行动也许就是由他的叔叔忽图剌发动的。
他在一次攻击后刚回来，诃额仑就在鄂嫩河谷的某处，生下了她四个儿子中的长子铁木真。有关铁木真早期的孩童时代，原始资料中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甚至没有提供确切的出生日期，虽然实际上可以肯定他于1167年来到这个世界。［14］ 在8岁的时候，铁木真被带到他母亲所在的氏族——弘吉剌，以挑选合适的妻子。也速该为他的儿子选中了弘吉剌首领之一德薛禅的9岁女儿孛儿帖。出于真诚的表示，也速该留下铁木真与他未来的岳父在一起，自己则离开而返回自己的营地。在回来的路上，他碰到了一群塔塔儿人并加入了他们的筵席。招待他的主人认出他就是大规模进攻他们的首领，决定暗地里进行报复。他的食物被掺入毒药，当也速该过了三天回到家里后，他病倒了，而且在他的长子被带来见他之前就死去了。
也速该的死很快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他家庭的个人不幸。在也速该活着的时候，他虽然不是一个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仍有一小群跟随他的部下，而且显然对孛儿只斤氏族的领导有某种发言权。他大概死于1175年或1176年，他死后，他的亲属和支持者开始瓦解。自从忽图剌当选之后就对孛儿只斤氏族怀有忌妒之心的泰赤乌氏族首先逃走。也速该的近亲和属民，在俺巴孩的不满的寡妻鼓动下，不久也加入了逃跑的行列。尽管诃额仑坚定地努力阻止这一叛逃，但看来蓄谋已久的孤立铁木真家庭的企图最终还是成功了。
诃额仑、她的四个儿子和一些忠诚的部下被抛弃在鄂嫩河上游地区自谋生路。没有了牲畜和亲属的经济支持，他们处于靠捕鱼和挖草根维持生计的境地。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就这样在贫寒和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过早地成熟了。
正是在这段艰苦磨炼的时期里，年轻的铁木真在与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他俩都是也速该一个妾的儿子）的激烈冲突中，第一次显示出了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残忍果决的处事能力。他们最初是为了争夺抓到的一只云雀而发难的。当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即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从铁木真和他的大弟弟拙赤合撒儿手中夺走他俩捕获的一条鱼之后，深受委屈的铁木真决心报复。在拙赤合撒儿的帮助下，他诱骗别克帖儿来到俯瞰他们营地的一座小山。铁木真和拙赤合撒儿从相反的方向，用弓箭冷酷地射杀了冒犯过他们的异母兄弟。诃额仑对他们俩杀死她继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痛斥，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在他们容易受到外来进攻的时候，这一行为削弱了家庭的力量。铁木真默默地承受了他母亲的斥责，但从没有对这次恐怖事件表示过任何悲痛或负罪感。正如在以后的生活中铁木真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不是一个能轻易容忍任何冒犯他尊严的男人，那些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或者阻碍他通向权力之路的人总是要为他们的冒犯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被孤立的五六年光阴，在别克帖儿死后不久出乎意料地暂时结束了。正如诃额仑预见，泰赤乌人害怕报复，就又回来查看也速该的儿女。当发现六个儿子中的五个活下来并已长大成人时，泰赤乌人包围了他们，要求他们交出长子铁木真，也许是作为人质以担保其他人的行为。铁木真当时14或15岁，他逃离母亲的营地，在一片密林中隐藏了九天。饥饿最后驱使他走出森林，等候已久的泰赤乌人立即扑向了他。被带上了枷具后，他作为一名囚犯在泰赤乌人中待了一段时间，每晚上由不同的阿寅勒轮流看守。当铁木真在泰赤乌的一个属民，好心的逊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的帮助下成功地逃走后，这种羞厚和难熬的境遇才结束。
铁木真回到家里重新团聚后，在不儿罕·合勒敦南面的群山中避难。这里的生活依然艰难——他们的食物主要由土拨鼠和田鼠构成——而且不太安全。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的财产不久还是引起了某些过往强盗的注意，他们偷走了几匹阉割的公马。铁木真出发去追寻歹徒，在经过各种磨难之后，带着失窃的马匹胜利地返回了对他十分感激的家中。这次历险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追寻过程中，铁木真得到了他第一个追随者和战友博尔术，从而开始了建立私人扈从的历程。
而且，这段插曲似乎极大地增强了铁木真的自信心。不管怎样，不久以后，他到弘吉剌地界去迎娶了几年前与他订婚的未婚妻孛儿帖。德薛禅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与死去多年的也速该的誓约，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意志坚定的求婚者。通过这次联姻，铁木真不仅得到了一位妻子（她的聪明和坚强性格是他通向权力之路的巨大财富），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与老盟友弘吉剌的联系。他家族的被孤立与被抛弃时代终于结束了。
作为盟友的王汗
铁木真的婚礼一结束，他就把注意力转到与另一个邻近部落克烈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方面。他亲自去见他们的首领脱斡邻勒，此人更以他的头衔“王汗”而闻名。他用孛儿帖的嫁妆——一件黑貂皮大衣作为见面礼。铁木真提醒这位首领，作为他已故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生死朋友”，王汗现在对他来说，就“像一位父亲”。［15］ 王汗承认了这一请求的合法性，而且愿意出力帮助他的新的被保护者铁木真招集离散的部众。他以王汗身份做出这样的保证，这一做法立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也速该死后离散的部众开始回归旧部，铁木真追随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在与王汗会面回来后不久，蔑儿乞部民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劫走了孛儿帖，以作为对也速该劫走诃额仑的最终的报复。当进攻开始时，铁木真不光彩地跑到了不儿罕·合勒敦山的安全地带，自然而然地转向他的保护人寻求帮助以确保孛儿帖安全释放。王汗同意了，并建议他们还要去请求铁木真的孩提朋友和安答札木合的支持。札木合是蒙古氏族之一札答阑部的首领。制定详细的计划之后，在1184年，孛儿帖被劫走后大约九个月，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联合部队向驻营在色楞格河的一个支流勤勒豁河畔的蔑儿乞部进发。由于几乎没有敌军进逼的预先警报，蔑儿乞人没有能够发动有效抵抗就彻底失败。孛儿帖被重新找到时平安无恙，并且获得了许多掳获物。许多蔑儿乞人被俘或被杀，但其骨干力量则在脱黑脱阿的率领下避开搜寻，躲到南西伯利亚的森林避难去了。获胜的结果使大量部众开始聚集到铁木真麾下。其中一些人是同一氏族分支乞颜牙孙的亲属成员，而其他非亲属成员也试图在铁木真迅速发展起来的扈从中找到位置。
铁木真和他的安答札木合最初打算继续他们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一起行动。然而，对属民的争夺和潜在的对分裂的蒙古诸氏族再统一的权力的争夺，使二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孛儿帖的坚决要求下，铁木真最后与他的老伙伴决裂并开始独立行动。铁木真的前迫害者泰赤乌人与札木合结盟的决定则更加扩大了裂痕。
决裂之后，铁木真移到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在那儿，他的追随者，主要是他的亲属，于阔阔纳浯儿即“蓝湖”的岸边，召开了一次忽邻勒台大会。这次集会是在1187—1189年的某一时间举行的。会上，铁木真获得了汗这一称号，［16］ 而且表明了他想做全蒙古人领袖的意图。虽然按严格的世系来说，铁木真的家系上溯力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儿坛把阿秃儿，名义上较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资格要浅，但这并不构成新汗权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他自身的家庭，因其背景，有着充分的威信，完全能够奠定实现他领导权力要求的基础，而这些要求在与对手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方面，能够被检验与证实。
为了向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时显示他目的的严肃性，新汗立刻着手建立适应他新地位的王室机构。从他的伙伴（那可儿）中，他任命了司厨、司牧、箭筒士、车夫和管家。他最早的伴当中的两位，博尔术和者勒蔑，被任命为那可儿之长。汗室和它的成员照顾新汗的个人需要和经济利益，而且充当了后来形成的帝国卫队和帝国行政的核心。
铁木真称汗的消息被传送到王汗处，他听说后很高兴，而札木合则相反。两个对手之间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札木合由于自己一个年轻的亲戚被铁木真的一个追随者所杀而受到伤害。他率军向蒙古首领的奥鲁（营盘）前进。战斗在靠近色楞格河的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答阑版朱思进行。这次战役的结果在原始资料中的记载不同，但这一天的胜利极有可能属于札木合。不过，他的胜利绝不是决定性的，只不过是以后漫长的悲惨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而且，战役一结束，札木合自身的行为疏远了他的许多支持者，由于这个缘故，忙兀与兀鲁兀的首领们率领他们各自的部落投奔到铁木真方面来。他们的叛投必定被认为是铁木真的一次政治收获，这在战败后给了他和他的支持者一定的安慰。
答阑版朱思战役发生于12世纪80年代晚期，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很少知道铁木真的活动或他的行踪，直到1196年他才作为金朝的同盟者又出现在舞台上。由于资料的模糊和混乱，要证实介于这些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困难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即王汗暂时的倒台，可大体确定在这些年发生。根据对这些事件的重新整理，我们得知，在也速该生前（即1176年以前）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次厄运的王汗，面临他自己家族内部的叛乱，又一次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这一次，他离开了蒙古，到哈剌契丹避难。
经历了一次漫长但不为人知的流浪生活后，王汗在无助和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由于他过去提供过帮助，在1195年或1196年的某一时候，［17］ 铁木真友好地接待了这位不幸的流浪者，并帮助他恢复了对克烈部的统治权力。不管王汗流浪的确切时间怎样，他肯定是在1196年之前回到了蒙古，因为在那一年，他和铁木真联合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进攻。［18］ 金朝在1195年与他们旧有的联盟反目，这是极好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塔塔儿人复仇的机会。塔塔儿人，正如铁木真对王汗所说的，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祖父和父亲”。［19］ 这一建议被接受后，在1196年春天，克烈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的联军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区大败塔塔儿诸部。胜利后，他们获得了屠杀战败者和充实自己属民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封赏：作为对他们为金朝服务的回报，女真人授予王汗“王”的封号（汉语为王，蒙古语则为ong），而授予铁木真相对较低的封号：札兀惕忽里，它的意思不是太清楚。［20］ 虽然这些头衔就其性质而言显然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赋予了被授予者们一种威望，在草原的政治文化中，任何提高个人形象的事情都是必要的。
战役刚结束，铁木真就首次在没有克烈部的支持下单独发动了一次进攻，即对主儿勤氏进行惩罚。主儿勤是他以前的盟友，但他们背弃了参加进攻塔塔儿的誓言。铁木真彻底打败了他们，处死了他们的首领并收降了幸存者。这不仅在忠诚与军事纪律方面给了他人一次难忘的教训，而且根除了主儿勤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孙。铁木真为自己完全除掉了仅有的在他之上的蒙古显贵家族（见图表6）
草原诸部的统一
虽然铁木真独自成功地处置了主儿勤氏，而且现在享有独立于王汗的稳固地位，但在处理较重大的事情方面，他仍需要他的保护者的支持。1199年，他们俩联合发动了对西部人数众多但处于分裂状态的乃蛮部的战争。［21］ 札木合表面上与他的安答和解，跟随他们一道行动，他们对付的是两个乃蛮汗之一不亦鲁黑，他统治着阿尔泰山北坡乞湿泐巴失海子的山地乃蛮部落。乃蛮的抵抗不久即被摧毁，不亦鲁黑向北逃到叶尼塞河上游。
平地乃蛮部的统治者为太阳汗，他早先拒绝帮助他的兄弟与对手不亦鲁黑，现在却感到了威胁，并过迟地调集援军去抵挡蒙古与克烈军队的进一步入侵。胜利者们在凯旋的路上，于杭爱岭南山脚的一条河巴亦答剌黑，与新的乃蛮先遣部队遭遇。由于双方部队相遇时天色已是黄昏，战斗被迫推迟到第二天早晨进行。如果《秘史》记载可靠的话，札木合仍然暗地里对他的安答怀有忌心，他狡诈地劝说意志软弱的王汗抛弃铁木真，让后者单独面对乃蛮部队。夜幕降临时，克烈人悄悄离去，只是在天亮时，他们的背叛行为才被发现。然而，阴谋者们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乃蛮援军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去进攻铁木真，而是乘正在退却的克烈首领不注意，向他们发起了进攻。被札木合所抛弃并受到痛击的王汗不得不向他刚刚背叛过的同伴要求帮助。铁木真派兵援助，成功地把王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后者自然对他的援救者非常感激，并请求原谅。铁木真令人费解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恢复了克烈的财产和部众，以后双方停止了纷争。
对乃蛮作战之后，铁木真与他的老对手，脱黑脱阿率领的蔑儿乞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非决定性的战斗，然后即将注意力转向泰赤乌人。1200年，蒙古领袖在王汗的帮助下，进攻了沿鄂嫩河畔的他的近亲，使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落到蒙古人手中的首领们立即被处死，剩下来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铁木真把他们分给了他的追随者们。
面对铁木真的不断胜利，又成为公开敌人的札木合，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对立同盟。1201年，在鄂尔浑河，12个部落的联盟授予札木合古儿汗（众汗之汗）的称号。这些部落包括札答阑、蔑儿乞、乃蛮、斡亦剌和泰赤乌的残部。札木合计划立刻发动进攻。铁木真得知他的企图后，与他的不太可靠的老盟友王汗一同去迎战他的对手。随后的战斗在一次遮眼的暴风雨中沿克鲁伦河展开。在这次战役中，蒙古首领发动了一次决定性的和及时破坏性的进攻，瓦解了由乃蛮不亦鲁黑汗指挥的对方先头部队。等到札木合与他的部队赶到战场时，铁木真胜局已定。看到局势已无法挽回，札木合转而进攻他的被击败并陷入了混乱的同盟军，劫掠了他们，然后向鄂尔浑河逃窜。王汗追赶反复无常的札答阑部，铁木真则集中力量尾追和消灭泰赤乌残部。战斗最后沿土拉河展开。虽然铁木真在战役中身负重伤，但他仍指挥军队取得了辉煌胜利。泰赤乌人又一次被击败，他们的领导成员被有计划地根除，泰赤乌部最终被消灭。
1201年到1202年的冬天，铁木真安心于休整部队以预备与可恨的塔塔儿人作最后摊牌。在战斗的前夜，他向军队发出明确指令，严厉地提醒他们，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杀死塔塔儿人，而不是取得战利品，任何人在战斗结束前被发现有抢劫行为的，将遭受严厉的惩罚。这次进攻发生在1202年的秋天，沿喀尔喀河的塔塔儿人遭到致命的失败。幸存者被赶到一起关起来，而后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只有妇女和儿童得到幸免。又一个旧恨得到雪耻：也速该的仇报了，他的儿子现在已成为东部蒙古的主人。
铁木真名望和权力的迅速崛起需要重新调整他和王汗之间的关系。克烈部一旦正确地了解到形势的变化，就最终意识到蒙古首领不再是自己的附庸，而是一个单靠自身意愿就能实现长远目标的平等地位的人。王汗不愿意与他以前保护的人决战，宁愿寻求妥协。应王汗的要求，铁木真与他在1203年初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河畔举行庄严的仪式，重申父子之盟。为使铁木真作为义子的地位正式化，王汗提议让这位蒙古首领作为他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老王汗可以在平静与荣耀中度过剩下的日子，而他的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可及时地继承中部蒙古部众的所有权。
铁木真当即答应下来，但毫不奇怪，这项提议引起了王汗的亲生儿子与原定继承人桑昆的妒忌。后者试图劝阻他父亲把协议最后定下来，而且吵闹着反对把他的妹妹察兀儿别乞嫁给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这一早已定下来的协议。当桑昆的最初规劝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后，他即陷于无处不在的札木合的影响之下。札木合怂恿桑昆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去保证他合法的继承权。桑昆认定铁木真必须要被除掉，但没有他父亲的同意，他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因此，他在这一问题上力劝他那非常优柔寡断的父亲，直到为此厌倦了的父亲让步，至少暂且同意了儿子提出的杀死野心勃勃的蒙古首领的建议为止。随后，桑昆将其计划付诸实施。1203年春天，他宣布不再反对他妹妹嫁给术赤，以引诱铁木真参加庆祝筵席。在那儿，他图谋杀死他讨厌的新“兄弟”。然而，铁木真在去参加庆祝筵席的路上获知了这一阴谋，并在桑昆的阴谋得逞之前就逃脱了。
此处这些事件的前后顺序，就各种原始资料而言，有些混乱，但似乎有理由重新整理为以下的样子。［22］ 得到谋害他性命的消息后，铁木真和一些追随者躲避到喀尔喀河南面的班朱尼（不同的记载为河或湖）。虽然追捕他们的克烈人力量占绝对优势，但铁木真的部下从来没有动摇过。被他们的忠诚所感动，铁木真喝了班朱尼的脏水，发誓永远记住他们的坚定与忠诚。他们从那儿移向邻近的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得到数支蒙古部队的支援后，铁木真向克烈军队开战。蒙古人虽然有望获胜，但死伤严重。也许是仍然占劣势的缘故，他们沿着喀尔喀河支流撤退。［23］ 铁木真在蒙古东北地区度过了夏天，寻求新的兵员，重新集结力量并且与他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对手们进行了谈判。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区，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建立营盘，并准备与克烈部进行决战。他奇袭了看起来正驻营于南部巴颜乌拉地区某处的敌人，经过三天的会战，彻底击败了他们。王汗逃跑了，后来死于乃蛮人之手。他的整个部众被征服并被分配给胜利的军队。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领地，铁木真即控制了战略要地鄂尔浑河河谷，这给他的军队提供了通往鄂尔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经阿尔泰到准噶尔地区、并进而向通往西部欧亚草原移民与入侵路线的捷径。［24］ 蒙古对王汗前领地的占领也意味着在乃蛮的东部边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危险邻居。乃蛮太阳汗感到了威胁，提议与汪古部联盟，希望吸引后者夹击蒙古人。然而，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识时务地拒绝了他并很快将乃蛮的意图通知了铁木真。
尽管铁木真的一些顾问产生过犹豫，但他仍坚持与乃蛮开战，并着手按照十进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单位来组织军队，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在1204年5月，经过适当的萨满仪式祭旗（tugb，秃黑）之后，蒙古军队开往西面与乃蛮开战。两军在阿尔泰山的南坡遭遇。乃蛮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蔑儿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札木合与他的札答阑人——遭到了决定性失败，蒙古人给其将士们增加了许多新的战利品。
太阳汗在战斗中阵亡，但似乎总是在决战前夜抛弃盟友的札木合，这一次又故伎重演并暂时逃脱了追捕。他依然逍遥自在，在草原上游荡了好几个月，才被他的几个追随者出卖并带给铁木真。经过亲自询问札木合行为与态度后，蒙古首领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札木合处死了。
［1］ [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7—22页，充分探讨了12世纪蒙古诸民族的历史和分布情况。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虽然这一成果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
［2］ 关于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见[228]札奇斯钦、保罗·海尔：《蒙古社会与文化》，第19—72、245—296页；[525]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39—158页；[24]伊丽莎白·e.培根：《斡孛黑：欧亚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47—65页。
［3］ 见[291]拉迪·保罗·林德纳的论述：《什么是游牧部落？》。
［4］ [231]道格拉斯·l.约翰逊：《游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亚和北非游牧民的比较研究》，第1—19页，讨论了游牧连续运动的概念。
［5］ 这几点札奇斯钦做了非常清楚地说明，见[227]《中原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往来和冲突》。
［6］ 在[25]《匈奴帝国联盟：组织结构与对外政策》，第45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游牧部落联盟是在与游牧部落相邻的定居国家的外来剌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果（即阶级结构变化的结果）。与之相反的观点，参看[339]s.纳楚克道尔吉：《中亚游牧民族中的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7］ 对蒙古人及相关群体的人种起源进行最广泛讨论的，是[520]l.l.维克托罗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亦见[263]克恰诺夫，《6—12世纪上半叶的蒙古》；[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169]韩百诗：《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汉、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记载为依据》。
［8］ 蒙古语言及其与契丹语和鲜卑语的关系的早期历史，可参阅[290]路易斯·李盖蒂：《拓跋语：一种鲜卑语》；和[239]卡拉：《蒙古游牧民的书籍》，第8—13页。
［9］ 见[76]柯立夫译：《蒙古秘史》，第1—42节（第1—10页）；以下简称《秘史》。关于蒙古人与突厥人及其他内亚民族起源的神话比较，见[464]丹尼斯·塞诺尔：《传说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 [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197页，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孙的最详细的记载。
［11］ [76]《秘史》，第52节（第11页）。
［12］ [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9—13页，收集、翻译和分析了有关这些冲突的汉文材料的绝大部分。另外的记载，请参阅[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0，1a；卷12，2a、3a。
［13］ n.伊斯拉克讨论了12世纪蒙古人“国家”的状况，见[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见[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纪）》；亦见[334]尼古拉·蒙库耶夫：《古代蒙古人简述》。
［14］ 有关铁木真的出生日期，见[373]伯希和：《注释》，第1卷，第281—288页（译者注：中国学者多认为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
［15］ 有关这一情况，见[217]弗吉克·伊索诺：《“安答”关系初探》。
［16］ [76]《秘史》，第123节（第55页）记载说，这时的铁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汗的称号（海洋般的统治者）。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6年后这一称号才被授予。
［17］ 见[168]韩百诗：《成吉思汗》，第47、57页。
［18］ 虽然进攻塔塔儿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证实——见[375]伯希和与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1集，第195—199页——但王汗复辟的时间仍有分歧。[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动》第48—49页论证说，王汗的复辟直到1197年才发生，因而他没有参预1196年对塔塔儿的战争。[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第104—105、107—108页，主张王汗参预了对塔塔儿的进攻，然后流亡，后来于1198年在铁木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按我的意见，王汗的流亡和复辟均发生在1196年以前，而不是以后，不管怎样，他肯定参加了1196年对塔塔儿人的进攻。
［19］ [76]《秘史》，第133节（第62页）。关于蒙古文化中复仇的重要性，见[64]拉里·v.克拉克：《的复仇主题》。
［20］ 这个有些令人费解的头衔，也许来自契丹语。伯希和在[373]《注释》中曾详细地加以讨论，见卷1，第291—295页。
［21］ 关于1199—1202年间成吉思汗战争的年代，材料来源中有相当多的混乱。本节的叙述我采用了韩百诗重新订正的年代，见[168]《成吉思汗》，第61—76页。
［22］ 我对从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脱，到数月后他最后战胜王汗的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的透彻研究为基础的。见[72]《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第378—381、387—392页。
［23］ 亦见[409]拉契内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68页。他论证说，铁木真在发现桑昆的阴谋后，首先跑到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儿，他被克烈人击败，然后，他和他的人数不多的残余支持者们到班朱尼避难，在那儿进行了盟誓。
［24］ 关于草原历史中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见[318]拉里·摩西：《内亚联盟形成过程的探讨》，第115—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