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十年代拙编的《诗词例话》距今已三十多年了，这次对该书的内容作了些补充，作为增补本。体例与《诗词例话》也有所不同。在诗话词话里，引了诗词句，而在“诗词选”里选了全篇。排列起来，还以诗词为主。比方明朝杨慎《升庵诗话》提到“尚远”，就是崇尚《诗经·周南·卷耳》。因此在这则诗话的诗选里，就选了《卷耳》。

这样杨慎的诗话中，谈《诗经》的可以放在《诗经》选里，谈唐人诗的可以放在唐人诗选里，谈宋人诗的可以放在宋人诗选里。再有本书所引的诗话词话作者，有的称所著为诗话词话，有的不喜欢称诗话或词话，如明徐祯卿称《谈艺录》，明胡应麟称《诗薮》，清赵执信称《谈龙录》，清方东树称《昭昧詹言》。因此，本书所引的诗话词话，无论是否称诗话、词话，只要它是谈诗或词的话，都加以引用了。像本书的《诗经》选，引了杨慎、王夫之、张戒三人的话，都称诗话，引了朱熹、余冠英的话，都不称诗话，便是一例。

诗话里引的诗句，只为了说明要说的问题，所以对一首诗只引几句，因此在一则诗话里可能引了多首诗。我们的“诗词选”，倘就诗话里提到的诗全部引出来，又怕太多了，不引又不行，因此只引诗话里第一次提到的诗，或所提到的最重要的诗。

再说有的诗话，讲了诗不举出具体作品来。如刘熙载的《艺概·诗概》是讲诗的。他认为《诗经》中的诗，有“寓义于情”，有“寓情于景”，但不指出具体作品来。本书的“诗词选”，不能不举出具体作品。

本书里的诗话词话后面的“诗词选”，选的是全篇。但有的诗话词话，后面却没有具体诗词作品，这是因为：一、有的诗话词话，只讲了某代的诗，或只讲了某种写法，不引诗句，无法选诗词。二、有的诗话，像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引了周朴的“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两句诗，可是《全唐诗》的周朴这一卷里不收这首诗，就无法找了。三、有的诗话里讲对偶的写法，引用一联对偶句已经足以说明，倘若引了全篇，反而妨碍它的说明，就不引了。四、有的诗话为说明一个问题，引了许多诗，就它所引的诗句看，已足以说明问题。倘要引全篇，似嫌长。如《说诗晬语》讲诗中议论，引了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蜀相》等诗，倘光引《奉先咏怀》全篇也嫌太长，只好不引全篇，只就它所引的句子作些说明。本书中引了诗话词话，而不引全篇的，只有以上这四种情况。

至于同一作者就同一词调或诗题作多首的情况，原来在每一首前先说明其一、其二等，再引具体内容。如温庭筠写了十四首《菩萨蛮》，光是其一、其二等要写十四次，就太多了。所以不用其一、其二，而把十四首改为接排，下面分注（一首）（二首）到（十四首），可以省去一些篇幅，而读者仍可看到这十四首的次序。引用《诗经》中同一标题下的若干章，也作如此安排。如《卷耳》四章，每章四句，同绝句诗的每首四句，一题写四章相合。

本书分为四部分：一、阅读编；二、写作编；三、修辞编；四、文艺编。一二部分是结合的。第一编先选《诗经》，其中主要是《国风》，因此《国风》选得多些。《国风》下面是《楚辞》，本书的第二编便以《九歌》居首。《九歌》下接《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下接魏晋，下接唐宋。

再就一二部分说，我们过去阅读，不注意作品的艺术性，不注意欣赏。看了诗话词话，好比在阅读诗词时，请诗词作家或欣赏家在旁一一指点，提高我们的欣赏力，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诗词，因此称为“阅读编”。第二叫“写作编”，诗话词话里也谈写作，但它和专谈写作的书不一样。像“立意”，在文章中可以说明作者的用意，使读者明白。但诗词要求精练，不一定点明用意。所以谭献在《谭评词辩》里指出：对诗词的理解，有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因为作者在诗词里写的是形象，通过形象来表达他的用意。其用意在诗词中可以不点明。读者通过诗词中的形象，想起了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但与作者的立意不同，所以说“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但诗词中的用意，还应从作者的立意去体会，不应从读者的“何必不然”中去体会，这是就原作的理解说的。本书的一二部分是对原作的用意说的；三四部分讲修辞和文艺，用意就不同了。

《诗词例话》，在引用了诗话词话后，都作了说明，这次的增补本，为节省篇幅，有的未加说明，有的只是简略地指点一下，相信读者看了引用的诗话词话、原作和注释，必能自己作出对作品的鉴赏。

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