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书的主体部分致力于探讨毁灭性的多种恶性形式，但我想先对暴力的其他形式作一番讨论。我并非打算进行详尽的阐述，只是觉得暴力有病态程度较轻的外在表现，先对此展开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毁灭性所具有的多种重度病态和恶性形式。对各式各样的暴力的区分，其根据乃在于背后各不相同的无意识动机；因为只有洞悉行为背后无意识的动态性因素，我们才能对行为本身、行为根源、行为发展过程以及为实现行为所积蓄的能量有所了解(1)。

最正常和非病态性的暴力形式是游戏型暴力（playful violence）。我们常见之于以下这种情形：人们使用暴力乃是为了一展所长，其志不在于毁灭，也并不是受到仇恨或毁灭冲动的驱使。这种游戏型暴力的例子在很多情形中都可以看到：从原始部落的战争游戏到禅宗弟子的剑术，都属于这一类。所有这些对抗性游戏，击杀不是目的；即便结果导致对手死亡，也可以归咎于对方“走位失误”。我们说游戏型暴力不具备主观毁灭意愿，这通常仅指此类游戏的理想类型。而在现实生活中，表面看来显然符合游戏逻辑，但在行为背后我们常常会发现暗藏其中的无意识攻击性和毁灭性冲动。不过即便如此，此类型暴力中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展现技能，而非毁灭。

比游戏型暴力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反应型暴力（reactive violence）。我所认为的反应型暴力，指的是人们为了捍卫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而使用的暴力。它源于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它很可能是最常见的暴力形式。这里的恐惧或许真实存在，也可能出自想象；或许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此类型暴力服务于生命，而非死亡；其目的在于存续，而非毁灭。它并不完全源于不理性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是理性地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它同样暗含着目的与手段之间某种分寸得宜的权衡。有人认为，从更高的宗教层面来看，杀人这种事，即使是出于防卫，从道德上讲也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不过，大多数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为捍卫生命而诉诸的暴力与纯粹为了毁灭而行使的暴力，二者具有本质差别。

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并随之产生反应型暴力行为，这常常不是基于客观现实，而是基于人思想上的操纵。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使其追随者们相信他们受到了敌人的威胁，从而激起充满敌意的主观反应。照此说来，资本主义政府和共产主义政府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对正义之战与不义之战的区分，是最值得商榷的，因为每一方都成功地把自己说成处于抵御外来攻击的被动处境。(2)几乎没有哪一场侵略战争可以不必假借防御这种说辞。至于谁才是名副其实的防御者，却通常由胜利者决定；有时候还只能等到很久以后，由更加客观的历史学家们予以评定。假装任何战争都属防御性质的这种倾向揭示了两件事：首先，大多数人，至少在大部分文明国家，是不能在强迫之下杀人或丧命的，除非他们一开始就相信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捍卫其生命和自由；其次它表明，要想说服几百万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处于被攻击的危险，继而将其号召起来进行自我防御，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能成功说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缺乏独立思考、缺乏独立自觉的感情，在于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对其政治领袖的依赖。有了这种依赖，几乎一切事物，但凡说得掷地有声，人们都会信以为真。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身陷于他人所声称的威胁之中，其引发的心理结果毋庸置疑与他们真正受到威胁时是一样的。人们感受到威胁，为了自我防卫，他们愿意杀人毁物。在偏执型被害妄想症患者身上，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机制，只不过不是群体而是个人罢了。在这两种情形中，个体在主观上感到自己身处危险，并做出攻击性反应。

反应型暴力的另一个方面，是由受挫引发的暴力行为。动物、儿童和成人在愿望或需求受挫时，我们在其身上见到攻击行为。(3)这种攻击行为是一种努力和尝试，虽然往往徒劳无功，却能体现个体试图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那个受挫的目标。它显然是一种为生命效力而采取的攻击行为，而非纯粹为了毁灭。直至今日，在大多数社会中，需求受挫与欲望受挫几乎从来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暴力和攻击行为屡见不鲜感到讶异。

与受挫引发的攻击行为有关的，是羡慕和嫉妒造成的敌意。嫉妒和羡慕，此二者都构成一种特殊的挫折。起因源于下面这一事实：甲所欲求的，为乙所拥有；或者甲所欲得的爱情，对方却恋慕着乙。甲求而不得的，为乙所得，甲心中激起对乙的恨意和敌意。羡慕和嫉妒是挫折，这一点因为“甲不仅求而不得，而且所欲求的却偏偏落在他人手里”变得更加突出。《圣经》中该隐的故事里，该隐本身并无过错，却不为上帝所喜，(4)后来他把蒙神悦纳的兄弟亚伯杀死在田间。还有约瑟夫及其异母兄弟们的故事(5)，都是嫉妒和羡慕的经典版本。有关与此相同的现象，精神分析研究文献提供了大量临床数据。

另一类与反应型暴力有关但已经朝病态方向进了一步的，是报复型暴力（revengeful violence）。反应型暴力的目的，在于规避个体在威胁中感知到的伤害，正因为如此，这种暴力具备有益于个体生存的生物功能。而在报复型暴力中，伤害已然造成，因此暴力并不具有防御功能。它有一种“使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奇迹般地回到当初”的不理性的作用。在个体身上以及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群体中，我们会看到报复型暴力。在分析此类暴力的非理性本质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报复的动机强弱程度，与群体或个体的力量和生产能力强弱程度成反比。无能之人和残障之人在受到伤害时，只有一条途径修复其被粉碎的自尊：根据“同态复仇法”(6)来“以眼还眼”。与此相对的是，生产能力强的人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这种需求：即便他受伤、受辱、受损，单单因为他过着多产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他便会忘却从前受到的伤害。生产能力被证明比复仇愿望更加强烈。这一分析是否贴合事实，从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实际经验数据中，我们可以轻易得到证实。精神分析材料表明，心智成熟、生活多产的人更少受到复仇欲望的驱使；而相比之下，难以完全独立生活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倾向于将他全部的人生意义系于复仇愿望之上。在重度精神机能障碍患者身上，复仇成为其生命的主要目标；因为没有复仇，不仅他的自尊濒临坍塌，而且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与此类似的是，我们也发现，（经济或文化和情感方面）最落后的人类群体，（因某次民族战争失败而酝酿的）复仇之念似乎也最强烈。因此，工业化国家中那些生活最窘迫的低中层阶级，在很多国家都是复仇情感的聚焦中心；无独有偶，他们也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聚焦中心。通过采取“投射性问卷”(7)的办法，我们在强烈的复仇情感与经济文化贫困之间建立起相关性，这一点是容易办到的；相比之下，要理解原始社会的复仇现象，可能更复杂棘手一些。很多原始社会拥有强烈的、甚至制度化的复仇情感和模式，而且对群体中某个成员所受到的伤害，整个群体都觉得有义务为其报仇雪恨。此处可能有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一与上文所述如出一辙：精神匮乏的状态遍及整个原始社会群体，使复仇成为一种补偿损失的必要手段；其二是自恋心理，本书第四章将对这一现象展开详尽阐述。此处无需赘言的是，鉴于原始社会群体天生具有强烈的自恋心理，任何有辱其自我形象的言语或行为都极具毁灭性，乃至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发强烈的敌意。

与报复型暴力密切相关的，是毁灭性的源头。这种毁灭性因信仰崩塌而起，常常发生于儿童的生活之中。那么，此处的“信念崩塌”是什么意思呢？

儿童带着对善、爱和公正的信念，开始他的生命之旅。幼儿对其母亲的乳房心存信任，相信母亲会在他寒冷之时随时给他温暖，在他病痛之时随时给他抚慰。这种信任可以是对父亲、母亲、祖父母或任何一个与他亲近的人；它也可以表现为对上帝的信仰。对许多个体而言，这种信任在其早期阶段就被粉碎了。孩子发现父亲在某件重要的事情上撒谎；看见父亲懦弱又惧内，为了取悦母亲随时准备背叛自己（指孩子）；他目睹父母性交，由此可能觉得父亲就像一头野兽；他不开心或是受了惊吓，可那口口声声说着多么关心他的父亲和母亲却对此浑然不觉，又或者即便他说出口了，他们依然不闻不问。孩子最开始相信父母对他的爱，相信他们是坦诚和公正的，然而这一原初信念后来会遭到多次打击而摔得粉碎。有时候，在有着宗教信仰的孩子身上，信念的丧失会直接关系到上帝。他喜欢的小鸟、朋友或姐妹死了，经历了这种事之后的孩子，他心里“上帝是善而公正的”这个信念会因此而破灭。至于破灭的是他对人的信念还是对上帝的信念，其实并没有多大分别。他内心破灭的，往往是对生命的信念，对自己有可能相信生命、有可能对生命怀有信心的信念。每个孩子都会经历很多次幻灭，这千真万确；但其中重要的，是某种特定失望情绪的尖锐程度和严重程度。第一次和至关重要的一次信念破灭，常常发生在幼年时期：四、五、六岁甚至更早，发生在个体几乎没什么记忆的人生阶段。而信念的最终破灭，常常发生在更晚些的某个年龄段。朋友背叛、恋人变心、被老师辜负、被宗教或政治领袖欺骗等等，这些人曾经都是他信任的对象。一个人信念的坍塌，极少是因为个别事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因为一系列微小的经历日积月累，最终聚积而致。个体经历了这些变故，其所做出的反应也因人而异。在别人令其失望之后，有些人的反应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并且因为能找到自己信赖并深信不疑的新朋友、新老师和新恋人而切断对原先那个人的依赖。对待早期令个体失望的人或事，这是最理想的反应。但在很多其他情形中，事情发展的结果是个体仍然心存疑虑，他指望着奇迹出现来修复自己的信念和考验他人；而当这些接受考验的人再次令他失望时，他又会盼着继续考验其他人，或者主动投身于强权的怀抱（教会、政党或领袖）以便重拾信念。他往往会狂热地追求一些世俗目标，如金钱、权力或威望，以此来克服因为对生命失去信念而引发的内心的绝望。

即便如此，在暴力这个概念下讨论的颇具重要性的反应，却是另外一种类型。被人欺骗至深和极度失望的个体，也可能开始仇视生命。一个人倘若没有任何事和任何人能令他深信不疑，倘若他对善和公正的信念自始至终不过是一种愚蠢的错觉，倘若生命的主宰是魔鬼而非上帝——那么，生命确实是惹人厌憎的，他再也无法忍受失望带来的痛苦。他想要证明生命是邪恶的，人是邪恶的，自我也是邪恶的。这个曾经相信并热爱生命而如今失望透顶的人，于是乎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和毁灭者。这种毁灭的力量是绝望的力量，生活中的失望已经引发了他对生命的憎恨。

在我的临床经验中，扎根于个体内心深处的这些丧失信念的经历出现频率很高，并且常常构成该个体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层面：个体曾经信任的领袖到头来却是个邪恶或无能的人；倘若他的反应不是变得更加独立，那么他往往会变得多疑恨世或者极具毁灭性。

所有这些暴力形式都在为生命效力，有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的、有幻想奇迹般回到伤害造成之前的，也有至少是因为个体在生活中受到伤害或心生失望而造成后果的；而下面要谈到的这种形式，即补偿型暴力（compensatory violence），是一种病态性质更严重的形式，尽管它比本书第三章将要讨论的恋尸癖犹有不及。

我所说的补偿型暴力，是生产活动发生在无能的个体身上时，该个体无力从事生产转而使用的暴力，以此来替代生产活动。为了便于理解此处所说的“无能”（impotence）概念，我们必须对某些需要预先考虑到的问题作一番说明。人类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主宰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他又并不仅仅是外在环境作用的对象，他还拥有意志、能力和自由，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转化和改变世界。(8)此处关键的，不是意志和自由的范围，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人无法忍受自己处于绝对的被动状态。他被驱策着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要转化、要改变，而非只是被转化和被改变。这种人类需求表现在早期的洞窟壁画、一切技艺和艺术活动、生产劳作以及性行为等方面。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类施展才干的结果，这种才干使人类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为之不懈努力，直到实现预定目标。能如此发挥自身各种力量的这种才干，就是能力（potency，性能力只是能力的诸多形式之一）。倘若因为软弱、焦虑或者无法胜任等原因，个体无法付诸行动；倘若他无能（impotent），那他就会为此受苦。这种因为无能而遭受的痛苦，其根源恰恰在于他内心的平衡被打破，在于仅仅只是看着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而不尝试努力修复其行动能力的这种状态他根本无法接受。然而，他做得到吗？又该怎么做？方式之一，就是屈从和认同执掌权力之人或群体。象征性地参与他人生命的这种做法，给个体制造了一种行动的假象；只不过在现实中，他仅仅是屈从于并成为那些真正采取行动的人群的一分子。另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在暴力概念下最感兴趣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个体用于破坏和毁灭的力量。

创造生命，是人犹如被甩出骰盅的骰子，被丢进生活却努力超越现状。毁灭生命，也意味着超越现状，意味着个体要逃离那种完全被动的状态带给他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创造生命需要人具备某些品性，而无能的个体恰恰缺少这些品性。毁灭生命只需要人具备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使用武力。一个无能的人，如果手上有一支枪、一把刀或者强有力的臂膀，那么毁灭别人的或者他自己的生命，他便超越了生命。如此一来，因为生活将他拒之门外，他便对生活施以报复。补偿型暴力正是这种根植于个体的无能且个体又为其无能做出补偿的暴力类型。如若不能创造，他便欲求摧毁。在创造和摧毁中，他超越了他原本仅仅作为被创造之物的角色。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其四幕悲剧《卡利古拉》中，借古罗马暴君卡利古拉之口精辟地表达了这种想法：“我活着，我杀戮，我行使一个毁灭者所拥有的令人如痴如狂的权力；与它比起来，一个创造者所拥有的力量简直就是无知稚儿的小把戏。”这就是残缺之人的暴力，是那些生命不曾给他们留有任何余地让其施展人类特有力量之人所热衷于使用的暴力。他们想要摧毁，恰恰因为他们是人类，因为生而为人就意味着注定要超越物性（thingness）。

与补偿型暴力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想要完全、绝对地主宰生命体（动物或人）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是施虐狂（sadism）的本质。正如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所指出的，对施虐狂而言，把痛苦加诸他人身上的这种愿望，并不是其本质。我们能观察到的施虐狂的所有不同形式，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本质性的冲动，即完全主宰另一个人，把他变成一个被我们的意志操纵却又对此无能为力的对象，成为他的上帝，随心所欲地摆布他。羞辱和奴役他，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最彻底的做法，是令他受苦，在他无法自卫的情况下强迫他历经痛苦折磨。就主宰他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强大的权力了。他人（或者其他生物）完全处于他的掌控之下，这给他带来的愉悦感正是施虐冲动真正的本质。为了明确表述这一观点，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施虐狂志在把一个人变成物，把有生命变成无生命，因为在他人完全且绝对主宰之下的生命体已经失去了生命最基本的特征——自由。

一个人只有充分体会到个体和群体所爆发的毁灭性暴力和施虐暴力是多么地强烈和频繁，他才能真正理解补偿型暴力不是什么浅表性的暴力，不是某些恶劣的影响导致的后果，不是什么怪癖恶习，诸如此类。它是人具有的内在力量，其强烈程度和坚定程度丝毫不逊于人想要活下去的愿望。它之所以如此强烈，恰恰因为它被认为是生命面对其所遭受的摧残而奋力做出的反抗。人具有诉诸毁灭性暴力和施虐暴力的潜在可能性，是因为他是人类，因为他不是物，也因为倘若他无法创造生命和生活，他必得毁灭它。古罗马斗兽场的观众席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目睹角斗士被各种野兽撕咬吞食或者自相残杀，他们从中获得无与伦比的愉悦，这是施虐狂最具代表性的典范。

讨论到这一步，我们有了一些别的发现。补偿型暴力，是人不曾真正活过和生命遭逢残缺的结果，而且是其必然结果。它可能会因为个体惧怕惩罚而受到抑制，它甚至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奇观异事和消遣娱乐的阻碍而不曾真正施展。然而，它仍是马力十足、蓄势待发，一旦压制它的力量有所减弱，它便会突围显露。要杜绝补偿型暴力造成任何毁灭性后果，唯一的对策，是发掘个体所具有的创造性潜能，发展其运用人类所特有的力量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只有当他不再残缺，他才会停止充当毁灭者和施虐者的角色；也只有当人类生活于能对生命产生兴趣的环境，才会彻底消除那些让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都变得如此可耻的种种冲动。补偿型暴力不同于为生命效力的反应型暴力，它是生命的病态替代品，它意味着生命中的伤残苦痛和空洞虚无。只不过，它对生命的否定反而恰恰说明：人需要的是感受生命的鲜活，而不是遭逢残缺。

除上文所述，还有最后一种暴力类型需要我们加以描述：原始“嗜血型”暴力（archaic “blood thirst”）。它不是残缺之人所使用的暴力，而是个体对血的渴望，这种个体至今仍然完全封裹于他与自然的联结纽带之中不得解脱。考虑到他是害怕奋勇向前、害怕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此种选择我将在下文予以讨论），从这一点来看，他所使用的暴力是他对杀戮的激情，他把杀戮视为超越生命的一种方式。他退行到人类生存的前个体状态（pre-individual state），变得像动物一样，并因此从理性的沉重枷锁中解脱出来。通过采取这些做法，他试图寻找生命的答案。对这样的人来说，血变成了生命的本质，流血即是感受生命的鲜活，感受强悍、感受独一无二、感受唯我独尊。杀戮成了他为之心醉神迷的事，成了他在最原始的意义上予以自己的极大肯定。而与之相对的是，被他人所杀，是杀害他人之外唯一符合逻辑的选择。这是远古人类所尊崇的生命平衡：人要尽其所能地杀戮；当他的生命因此而饱嗜鲜血，他便随时准备被他人所杀。这种意义上的杀戮，本质上不是对死亡的爱，它是个体在最深程度的退行层次上对生命的肯定和超越。我们可以在个体身上看到这种对血的渴望：有时在他们的幻想或梦境里，有时在他们严重的精神疾病发作或杀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战乱时期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看到它：国际战争也好，国家内战也罢，正常的社会规范禁令在这种时候都变得形同虚设。我们在古代社会中看到它，杀戮与被杀并存着统摄生命，是两个彼此对立的极端。我们可以在类似阿兹特克人的人祭、黑山(9)或科西嘉等地发生的血腥复仇事件以及《旧约全书》中以鲜血作为对上帝的献祭等现象中看到它。对这种杀戮之乐最明晰的描述，可见于福楼拜短篇小说《慈悲·圣·朱莲的传说》。福楼拜描绘了一个从出生之日起就被预言将来会成为一位伟大征服者和伟大圣人的角色；他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长大，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杀戮能让他兴奋。在教堂参加弥撒时，他好几次注意到有只小老鼠从墙边的洞里蹿出来。这令他很恼火，便下决心除掉它，了却这烦心事。“于是，他把门关死，在圣坛台阶上撒了点蛋糕屑，手里攥着根棍子，全神贯注地守在洞口。过了很久，一只小小的粉红色鼻尖出现了，接着整只老鼠现出身来。他轻手一击，然后惊骇地看着那具小小的不再动弹的尸体。一滴血玷污了石板地面。他用袖子飞快地擦掉血迹，把老鼠扔了出去，事后对人只字未提。”后来，他又掐死了一只鸟，掐它的时候“鸟痛苦地扭动，他胸口突突直跳，内心充满了野蛮而狂暴的喜悦”。他尝到了流血带来的极度兴奋，从此痴迷于宰杀动物而不可自拔。任凭什么身强力壮抑或动作敏捷的动物都逃不掉被他宰杀的命运。杀戮成了他超越所有生命的终极自我肯定。在之后的很多年月里，他唯一的激情和唯一兴奋的事就是杀生。晚上回来的时候，他“浑身上下沾满了鲜血和污泥，散发着野兽的气息。他变得和它们一样”。变成一只野兽的目标，他几乎就要实现了；可是生而为人，他做不到。有个声音告诉他，他最后可能会杀了他的亲生父母。惊恐之下，他逃离了城堡，不再杀生，并且成了一位令人闻风丧胆、远近闻名的军队领袖。他征战疆场，打了多次胜仗。一次大捷后，他得到了赏赐，被赐予一位美丽绝伦、温柔可爱的女子。于是他结束戎马生涯，与她安顿下来，期待着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然而过了没多久，他便厌倦了，终日闷闷不乐。后来有一天，他又开始打猎，却有一股奇怪的力量总让他的子弹射空。“接着，所有他从前猎杀的动物齐齐再现，绕着他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有些蹲着，有些直挺挺站着。困在圈中的朱莲吓得僵住，一动也不敢动。”他决定回到妻子身边，回城堡去。此时，他年迈的父母亲已经来到家中，安睡在他妻子腾出来的主人卧房里。他却误以为那是妻子和她的情夫，一怒之下毫不留情地把两人杀了。当他的退行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他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后来确实成为了一位圣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穷人和病人，最后还拥抱了麻风病人，施以温暖。“朱莲升上了广袤的蓝天，面见我主耶稣，主耶稣领着他进了天堂。”

福楼拜在小说里描述了嗜血的本质：它是个体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沉醉。由此看来，一个人在接触到这种与生命建立关联的最原始的形式时，他能迷途知返，获得最高层次的发展，通过其人性的力量重拾对生命的肯定。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对杀戮的渴望，正如我前文所述，与对死亡的爱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个话题，第三章将予以详述）。血被当成生命的本质体验；让他人流血死亡，是为了给大地母亲增添养分，她需要血来变得丰饶肥沃。（试比较阿兹特克人的信仰，他们觉得有必要用人血献祭太阳神，以此为条件，祈求来年宇宙和谐、风调雨顺；或者参照《圣经》中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即便流的是自己的血，那也滋养了大地之母，并与之融为一体。

在这一退行层次上，血似乎等同于精子，大地则等同于繁衍后代的人类女性。精卵之分，体现的是男女之别，只有在人类真正成为地球万物的主宰、女性成为男性的欲和爱的对象时(10)，这一对立关系才能占据最核心的地位。流血终于死亡，流精终于新生。虽然前者几乎有如自然界动物性的存在，然而二者在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即志在对生命的肯定。一个杀戮者，如果他完完全全脱离母体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如果他摆脱大地的羁绊，如果他克服自恋心理的话，他可以变成一个爱人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倘若他做不到这些，那么他的自恋倾向和返古固着会把他困于其中，不得解脱；这种束缚他的方式，将使他的生命之路无限靠近死亡之途，近到我们可能很难分辨：他究竟是个嗜血的人，还是热爱死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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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攻击性的多种形式，详见精神分析研究的相关丰富资料，可特别参考《儿童精神分析研究》多卷本中的各种文章[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有关人类与动物攻击性问题，可特别参考斯各特所著的《攻击行为》[j. p. scott, aggre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此外还有阿诺德·布斯所著的《攻击心理学》[arnold h. buss, the psychology of aggress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1961)]；再有莱昂纳德·伯科维茨所著的《攻击行为》[leonard berkowitz, aggres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co., 1962)]。

(2)1939年，希特勒不得不制造被袭假象，宣称波兰军队（实际是纳粹党卫军）对西里西亚电台发动袭击，以此使德国民众相信他们自己受到攻击，实则为肆意突袭波兰寻找“正义之战”的借口。

(3)参见多拉德等人内容丰富的著作《挫折与攻击》[j. dollard, l. w. doob, n. e. miller, o. h. mowrer, and r. r. sears.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9)]。

(4)耶和华没有看中他呈献的蔬菜和粮食，而看中了他弟弟亚伯献上的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译者

(5)在他父亲雅各的众多儿子中，约瑟夫最受宠，他拥有一件父亲送给他的、当时极其珍贵的多色鲜艳外衣，因而招来他同父异母兄弟们的嫉妒。——译者

(6)同态复仇法：一种以人身偿债的手段。语出制定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毁伤其肢体。——译者

(7)一种开放性问卷，研究人员会根据问卷填写人员的无意识和非有意的含义，对其答案给出解释。如此一来，得到的数据便不是基于“个体意见”，而是基于在个体内部无意识地发挥效力的各种作用力。

(8)关于自由问题的讨论，详见第六章。

(9)参见米洛万·吉拉斯有关黑山人生活方式的图片。据他所言，杀戮在其中被视为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自豪和陶醉的事。

(10)《圣经》故事里说，上帝创造夏娃，让她做亚当的“搭档和伴侣”，由此不难推知这一新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