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奎里一清早就外出了，准备在天气还不十分炎热之前尽量多给科林医生办几件事。吃早餐的时候他没有见到玛丽·莱克尔，从他房间隔断的另一边也没有声音传过来。奎里到大教堂去取了等待下一班轮船运走的信件。他发现这里面没有他的信，心里非常高兴。“一切属于你”只向他所在的这个无名的国土做了一个姿态，为她着想，他希望这个姿态只是出于责任与传统礼规，而不是为了表达爱情。如果事情真像他所希望的，他的保持缄默就不会再伤害她了。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他觉得口干舌燥。他发现自己离船码头并不远，便向河边走去，踏上主教的那只小汽船的跳板。他想看一看船长在不在船上。走到舷梯下面，他踌躇了一会儿，为自己的这一行动感到吃惊。很久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地去寻求一位伴侣。他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踏上这只船的时候——那是一个夜晚，船舱里点着灯——心绪多么恶劣。水手们已经在船桥上堆好了航行用的烧锅炉的木柴；一个妇女正在扶梯口和锅炉中间晒衣服。他一边上舷梯，一边招呼船长，但是他没有想到，坐在餐厅桌前清理货物发票的神父是一个陌生人。
“我能进来吗？”
“我想我知道你是谁。你一定是奎里先生。咱们开一瓶啤酒，怎么样？”
奎里打听上一位船长的消息。“他被派去教伦理神学课了，”新上任的船长说，“他现在在瓦坎加。”
“他舍得走吗？”
“他挺高兴的。河上的生活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你有吸引力吧？”
“我还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航行。过去长年累月同教堂规定打交道，现在倒是可以换一换环境了。我们明天就起航。”
“到麻风病院去？”
“那是最后一站。要走一个星期，也许十天。我还弄不清路上要上什么货。”
奎里下船的时候觉得自己并没有引起船长的任何好奇心。船长甚至没有问起他新建的医院的事。也许《巴黎星期日》把最坏的事情都做了，莱克尔也好，帕金森也好，都无法再给他增添更多的伤痛了。看样子他即将被接纳到一个新国家来，他像是个难民，正在注视着领事拿起笔在他的护照上填写最后几个项目。但是除非等手续完全办完，难民总是提心吊胆。过去他有过很多经验：主管签证手续的人突然又想到什么事，又提出新问题、新条件；另一个官员走进屋子，又带来一份什么档案。在旅馆的酒吧间里，一个人正在饮酒，他坐在一个月亮里的人形和紫色纸链的条带下面。这个人是帕金森。
帕金森举起一杯淡红色的杜松子酒说：“来，我请你喝一杯。”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我只是到斯坦利维尔[3]走了一趟，报道那里发生的骚乱。我已经把文章发回报社去了，除非再发生什么事，我没有什么事干了。你喝什么？”
“你准备在这儿待多久？”
“等着家里拍电报来再说。我报道你的故事非常成功。没准儿他们还要我写第三篇连载文章呢。”
“你没有使用我供给你的材料。”
“你说的那些事不适于家庭阅读。”
“你再也不会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了。”
“真令人感到吃惊，”帕金森说，“有时候只要走运，什么好事都碰得上。”他摇晃了一下酒杯里的冰块，“第一篇文章就大获成功。所有的报纸都发了稿，就连对立面的报纸也采用了——铁幕后自然不在此例。美国的新闻界对这篇稿子更是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表。既有宗教气味又带着反殖民主义色彩——他们最欢迎这类杂烩菜了。只有一件事美中不足——我发着高烧被抬到岸上的情景你没有给我拍下来。我只好用莱克尔太太给我照的一张相片顶数。可是这回我在斯坦利维尔却拍了一张精彩的——站在一辆烧毁的汽车旁边，是不是你不同意我在文章里提到斯坦利？他一定到过那儿，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会管那个地方叫斯坦利维尔了。你上哪儿去？”
“回房间。”
“啊，对了，你住在六号房间，是不是？跟我在一条走廊上。”
“七号。”
帕金森用手指搅动了一下冰块，说：“啊，我知道了。七号。你没有生我的气吧？我向你保证，那天我说了一些气话，其实其并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想刺激你开口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可没有资格生气。斗牛士刺到牛身上的矛枪并不是真正的把戏。”
“什么是真正的？”
“下一篇连载。等你读到就知道了。”
“我根本不希望从你笔下读到真实的报道。”
“发火儿了吧？”帕金森说，“比喻是件滑稽的事，很难找到那么贴切的。也许你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我告诉你：我过去对于文体风格还是下过功夫的。”他往杯子里看了看，好像在望着一口井，“生命真是够长的，是不是？”
“那天你好像还很害怕失去它呢。”
“这是我唯一所有的。”帕金森说。
朝向阳光刺目的街道的门开了，玛丽·莱克尔走了进来。帕金森笑嘻嘻地说：“看哪，谁来了。”
“莱克尔夫人是搭我的车子从种植园来的。”
“再来一杯杜松子酒。”帕金森招呼侍者说。
“我不喝杜松子酒。”玛丽·莱克尔用会话手册里那种做作的英语说。
“那你喝什么？啊，我想起来了，我在你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你拿过酒杯。那你就喝橘子汁吧，孩子。”
“我很喜欢喝威士忌。”玛丽·莱克尔骄傲地说。
“太好了。你这么快就长大成人了。”他走向酒吧间另一头亲自去取酒，路上还跳了一下，用手掌拍了一下头顶上的纸环，对于一个胖子来说，这个动作可谓非常灵活。
“有什么消息？”
“他一时说不准——要等到后天才知道。他觉得……”
“什么？”
“他觉得我有了。”她忧郁地说。这时帕金森已经端着一杯酒走回到他们身边。他说：“我听说你丈夫发高烧了。”
“对了。”
“我可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帕金森说，“他有个年轻的妻子伺候，真是太幸福了。”
“他不要我当他的护士。”
“你在这儿要待得很久吗？”
“我不知道。也许待两天。”
“有时间跟我吃一顿饭吗？”
“啊，不行。没有时间。”她一口拒绝了。
帕金森强装摆着笑容说：“又发火儿了！”
玛丽·莱克尔把杯里的威士忌喝光了以后对奎里说：“我们一起去吃午饭，是不是，咱们两个人？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让我去洗把脸。我去拿钥匙。”
“让我去给你拿。”帕金森说。她还没有来得及拦阻，帕金森已经跑到酒吧间把钥匙取来。他把钥匙套在小手指上摇晃着说：“六号。咱们三个人住在同一层楼。”
奎里说：“我跟你一起上去。”
玛丽·莱克尔在自己房间里只停留了一分钟就走进奎里的屋子。她问：“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屋子别提多乱了。我起得太晚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床收拾好。”她用奎里的毛巾擦了擦脸，皱着眉头看了一下毛巾上留下的脂粉印迹，“对不起。我把你的毛巾弄得一塌糊涂。我没想到我的脸会这么脏。”
“没关系。”
“女人总是叫人讨厌，是不是？”
“我活了大半辈子，倒还没发现这一点。”
“瞧瞧我让你受的这个罪，你还得在这个鬼地方待二十四小时。”
“医生不能把结果给你寄去吗？”
“我非得把事情弄清楚才能回去。你还看不出我现在这样根本不可能回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得立刻告诉他。这是我到吕克来的唯一借口。”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呢？”
“那我会非常高兴，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也许我就根本不回去了。”她又问他，“什么叫兔子试验[4]？”
“不太清楚，可能是取一点儿你的尿，再把兔子切割个口子……”
“活活地切割？”她惊骇莫名地说。
“然后再缝起来。我猜想兔子死不了，下次还可以用它做试验。”
“我真不懂，为什么凡是坏事都这么快就让我们知道。还得让一个可怜的小动物陪着受罪。”
“你一点儿也不想有一个小孩儿吗？”
“有一个小莱克尔？不想。”她从奎里的发刷上取下梳子来，连查看也不查看一下就梳理起自己的头发来，“我不是布置下圈套非叫你请我吃饭不可吧？你是不是已经约好同别人去吃饭了？”
“没有。”
“我只是受不了下边那个人。”
但是在吕克这个小地方，要想甩掉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城里只有两家餐馆，他们选中的凑巧是同一家。他们三个人是餐馆中仅有的顾客。帕金森坐在靠门的一张餐桌上，一边吃东西一边望着他们。他把禄莱福莱相机往身边一张椅子的椅背上一挂，就像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平民百姓随身携带着手枪，总是将它们挂在伸手可取的地方似的。帕金森只带着相机出来狩猎，你至少可以这么说。
玛丽·莱克尔又要了一份土豆。“我一个人的饭量有两个人那么多，”她说，“你可别笑话我。”
“我不会笑话你。”
“这是这里殖民地的白人爱说的一句俏皮话：谁的饭量大就是肚子里有虫子。”
“你肚子还痛不痛了？”
“咳，早就不痛了。医生认为和那件事没关系。”
“你是不是最好给你丈夫打个电话？你今天还不回去，他一定会着急的。”
“线路可能不通。电话线总是断。”
“最近没有暴风雨呀。”
“非洲人总是偷割电线。”
她又吃了一份样子十分可怕的紫颜色的甜食才开口说：“我想你是对的。我去打电话吧。”她离开餐桌，让他一个人喝着咖啡。在一张张的空桌子上，只有他的咖啡杯和帕金森的杯子叮叮地响着，好像在演奏二重奏。
帕金森从自己的位子上大声对他说：“信件还没有来。我在等着我的第二篇连载报道呢。如果来了，我就把它塞到你的门缝里。让我想一下，你住在六号还是七号？可别把报纸塞错了房间。”
“别麻烦了。”
“你还欠我一张照片。也许你愿意同莱克尔太太一同照一张。”
“你不会拍到我的照片的，帕金森。”
奎里付了账，起身去寻找电话机。电话机在一个头发染成蓝色、戴着蓝色眼镜的女人坐的收银台上，她正用一支橘红色的钢笔在桌上写账。“电话铃响了半天，可是没有人接。”玛丽·莱克尔说。
“我希望他不是病得更厉害了。”
“也许他起床到工厂去了。”她把电话听筒放下，又接着说，“我已经尽力了，是不是？”
“晚上咱们吃饭以前你可以再打一次。”
“你离不开我了，是不是？”
“同你一样。你也只能同我在一起。”
“你有别的故事给我讲吗？”
“没有了。我就知道那一个。”
她说：“明天还要等一天，时间真不好过。在我知道那件事的结果以前，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去躺一会儿。”
“不行。我到教堂去做做祈祷，这是不是太无聊？”
“能把时间打发掉的事都不是无聊的。”
“但如果那东西已经存在，”她说，“就在我的身体里，即使我祈祷，它也不会一下子就消失掉，对不对？”
“我想是不会的，”他不太情愿地说，“就是神父也不会让你相信这种事的。我想，他们会让你祈祷，实现上帝的意旨什么的。但你还是别要求我给你解释祈祷这类的事吧。”
“在我做这种祈祷之前，首先我得知道他的意旨到底是什么，”她说，“虽然如此，我想我还是祈祷吧。我可以祈祷，让上帝赐给我幸福。我总可以这样做吧？”
“我想是可以的。”
“这就把什么事都包括进去了。”
2
奎里同样感觉时间非常难熬。他又一次来到河边。主教的船已经上完了货，船上的人已经走光了。小广场上的铺子都上了板。看来除了他同那个他想正在祈祷的女孩子以外，全世界的人都已经入了梦乡。但在他回到旅馆以后，他发现至少还有一个人没有睡觉，那就是帕金森。帕金森站在淡紫色和粉红色的纸链子下面，眼睛瞟着门口。奎里刚一踏进门槛，他就蹑着脚走过来，神色诡秘，仿佛出了什么大事似的说：“你先等一会儿再回房间去，我要同你谈一件事。”
“谈什么？”
“谈谈当前的形势，”帕金森说，“出现在吕克上空的乌云。你知道谁在上面吗？”
“在什么上面？”
“在楼上。”
“你好像着急要告诉我。你就快说吧。”
“当丈夫的来了。”帕金森加重语气说。
“什么丈夫？”
“莱克尔。他到这儿找他的老婆来了。”
“我想他可以在教堂里找到她。”
“事情不像你说得那么简单。他知道是你同她在一起。”
“他当然知道，我昨天到他们家里去了。”
“虽然如此，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想到你同她在这里，住在紧挨着的两间屋子里。”
“你的思想简直就是个给闲话专栏撰稿的无聊文人。”奎里说，“屋子挨不挨在一起能证明什么？住在走廊的两头照样可以偷情。”
“不要看低了闲话专栏作家。历史就是他们写出来的。从美丽的罗萨蒙德到爱娃·布劳恩[5]都是他们的杰作。”
“我认为历史同莱克尔这些人没有什么关系。”奎里走到收银台前边说，“请给我的账单。我要走了。”
“你要溜掉？”帕金森问。
“什么叫溜掉？我待在这儿只是为了用车送她回去。现在我可以把她交给她丈夫了。他有责任照管她。”
“你真是个没心肝的魔鬼，”帕金森说，“我有点儿相信你同我讲的那些事了。”
“那你就把那些事登出来吧，别发表你那些宣传宗教的胡说八道了。偶尔讲点儿真话还是令人感兴趣的。”
“什么真话？你并不像你装扮的那样头脑简单，奎里。我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编造的。斯坦利的事当然是个例外。”
“那你写的什么独木舟啊，忠实的仆人啊，等等，都是真话吗？”
“我是说，关于你，我写的都是真实情况。”
“不是的。”
“你在这里隐姓埋名，不是吗？你替麻风病患者义务工作。你也确实跟着那个人到森林里去……你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善行。”
“我知道我自己行为的动机。”
“你知道？圣徒也都知道吗？那么‘最不幸的罪人’和这类的胡扯又是怎么回事？”
“你讲话——几乎同托马斯神父一样了。当然还不完全一样。”
“历史可能同意你的解释，但也完全可能同意我的。我对你讲过，我要把你捧上去，奎里，除非，当然了，我发现把你踩下去会使我的报道更加精彩，而看样子现在有这种可能性了。”
“你真的相信你的能力有这么大？”
“蒙塔古·帕金森有整个报业组织做后盾。”
头发染成蓝色的女人说：“您的账单，奎里先生。”奎里转过身来付款。“你觉得值不值得求我帮你一个忙呢？”帕金森说。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我当记者经常受到威胁恫吓。我的照相机两次被人砸毁。我在警察的拘留所里待过一夜。在餐厅里挨了三次打。”他的语调听着有点儿像圣保罗在讲话，“我三次遭受鞭打，一次被人投掷石块……”他接着说，“奇怪的是，从来还没有人呼吁过我的善良的本性。它可能会起作用的。也许就在这儿，你知道，在我身体里某个地方……”听来帕金森真的感到非常悲哀。
奎里用温和的语调说：“如果我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话，也许我会求助于你的。”
帕金森说：“你这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他发现什么了？但你是不会向新闻记者打听消息的，你会吗？你房间有一条毛巾，我拿给他看了。还有一把梳子，上面有几根长头发。”帕金森的苦恼刹那间从他受了伤害的眼睛里显露出来。他说：“我对你感到失望，奎里。我已经开始相信我写的关于你的报道了。”
“太遗憾了。”奎里说。
“一个人要不就得相信点儿什么，要不就得全盘否认。”
一个人在楼梯转角处踉跄了一下。下楼的人是莱克尔。他手里拿着一个鲜红封面的像是什么本子的东西。下楼梯的时候，他扶着栏杆的手指颤抖着，可能是刚刚发过烧虚弱无力，也可能是因为神经紧张。他站住了，身旁的壁灯照着月亮里的人，那人的一张孩子似的面孔对他傻笑着。他喊了一声：“奎里。”
“你好，莱克尔，”奎里招呼道，“你好一点儿了吗？”
“我真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莱克尔说，“怎么会是你，偏偏是你……”他好像在极力寻找一句什么套话，不是从他熟悉的神学著作里，而是从连载的言情小说里，“我本来把你当作朋友的，奎里。”
收银台上那支橘红色的笔显得特别忙碌，忙得有些可疑。头发染成蓝色的脑袋叫人不太相信地紧俯在桌面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莱克尔，”奎里说，“我们最好到酒吧间去吧。那里没有人打扰咱们。”帕金森准备跟在他们后面，但是奎里用身体把门挡住了。他说：“你别来，这不是登在《邮报》上的材料。”
“我对帕金森先生什么事都不隐瞒。”莱克尔用英语说。
“随便你吧。”下午的炎热把酒吧间的侍者都驱走了。屋顶上垂下的纸链像是老人的胡须。奎里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妻子给你打电话来着，但是没有人接。”
“你以为我还在家里等着？我早上六点钟就上路了。”
“我很高兴你到这儿来。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莱克尔说：“你不承认也没用，奎里，什么事你也赖不掉，我刚才在我妻子的屋里，六号房间，她口袋里装着七号房间的钥匙。
“你别那么愚蠢，匆匆忙忙就下结论，莱克尔。就连毛巾和梳子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就算她在我的房间洗过脸，那又能证明什么呢？讲到房间的事，我们来的时候旅馆只有这两间房间是准备好的。”
“你把她带走为什么连招呼都不同我打？……”
“我本来想告诉你一声，但是咱们谈别的事来着。”他发现帕金森正倚在酒吧柜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和莱克尔的嘴，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听懂他们使用的语言似的。
“我正发着高烧，她就离开我跟你走了……”
“你还有仆人可以照料你。她到城里来有些事要办。”
“什么事？”
“我想还是让她自己告诉你吧，莱克尔。女人总有自己的秘密。”
“她的秘密可都让你知道了。做丈夫的反而没有权力……”
“你太爱讲权力了，莱克尔。她也有她的权力。但是我不想站在这里同你辩论……”
“你要到哪儿去？”
“去找我的仆人。我准备这就动身回去。在天黑以前我们还可以在路上走四个小时。”
“我还有许多话要同你谈。”
“谈什么？谈对上帝之爱吗？”
“不是那个，”莱克尔说，“我要谈的是这个。”他把手里的本子打开，伸到奎里面前。那上面翻开的一页标着一个日期。奎里看到那是一本印着横格的日记，格子里是女孩子在学校写的那种工工整整的字体。“读一读，”莱克尔说，“读吧。”
“我不看别人的日记。”
“那么我读给你听，‘同q[6]度过一夜’。”
奎里笑了笑。他说：“这倒是真的——可以这么说。我们一块儿坐着喝威士忌，我给她讲了一个长故事。”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你该做个乌龟，莱克尔，可是引诱小姑娘的事我还从来没有干过呢。”
“我可以想象到，法庭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
“小心点儿，莱克尔。别恫吓我。我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我要叫你付出代价的，”莱克尔说，“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怀疑世界上哪个法庭会不相信我同她两个人的话，而只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再见，莱克尔。”
“你不能就这样若无其事地离开这儿。”
“我很愿意走开以后，让你疑虑重重。可是那样做对你妻子太不公平了。告诉你，什么事儿也没有，莱克尔。我连吻都没有吻过她。她吸引我的不是那一方面。”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看不起我们？”
“理智些吧。把日记放在原来的地方，什么也不要说了。”
“‘同q度过一夜’。我什么都不说？”
奎里转过来对帕金森说：“给你朋友一杯酒喝，跟他谈谈，让他头脑清醒些。你应该给他写一篇报道。”
“决斗会是一篇吸引人的故事。”帕金森若有所思地说。
“她很幸运，我不是个性格粗暴的人，”莱克尔说，“好好抽她一顿……”
“这也是基督教婚姻的一部分吗？”
他感到非常疲倦。他这一辈子一直生活在类似今天的这种吵闹中，一出生耳边就回响着这种争吵的声音，如果不小心，他耳朵里还会带着这种喧嚣死去。他不顾莱克尔的叫喊离开了这两个人，向门外走去。莱克尔用半尖叫的声音对他喊：“我有权利要求……”坐在汽车驾驶室迪欧·格拉蒂亚斯的身边以后，他心头又平静了。他说：“你没有再回到森林去，是不是？我知道你绝不会再把我带到那儿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潘戴勒’离这儿很远吗？”
迪欧·格拉蒂亚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算了吧，不说了。”
汽车驶过大教堂的时候，奎里把车停住，走下车去。还是应该把事情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为了通风，教堂的大门开着，强烈的阳光透过丑陋的红红绿绿的玻璃射进去，比在室外更加刺目。一个神父向圣器收藏室走去，靴子在瓷砖地上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一个非洲女人摇晃着手里的念珠。这不是使人们进行沉思默想的教堂。这里同市场一样喧闹、杂乱。在侧翼的小礼拜堂的壁龛里立着许多石膏像，有的怀抱着婴儿，有的手上捧着一个流血的心。玛丽·莱克尔坐在圣女小德兰[7]的雕像下面。她选择的这个位置不对头。她同这位圣女除了年纪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奎里问她：“还在祈祷吗？”
“也没有正经地祈祷。我没有听见你进来。”
“你丈夫到旅馆来了。”
“哦。”她语气平和地说，抬头望着那位使她失望的圣女。
“他读了你留在屋子里的日记。你不应该把你做的事都记下来——写什么‘同q度过一夜’这样的话。”
“我写的不是真实情况吗？再说我在句子后面还加了一个叹号，那是有意义的。”
“有什么意义？”
“表示这不是严肃认真的话。我们在修道院的时候常常这样，句子后面一加上叹号，修女就不计较了。‘院长肚皮快要气破了！’她们管这叫‘夸大的符号’。”
“我想你丈夫并不懂得你们女修道院的这套密码。”
“所以他真以为……？”她咯咯地笑起来。
“我同他讲过，让他不要这么想。”
“如果他真的这样以为，我们倒是白白把机会错过了，还不如真的做了什么事呢。你现在到哪儿去？”
“我要回去了。”
“如果你肯的话，我就同你一起走。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叫我去的。”
他抬头看了看石膏塑像上的那张满脸痴笑的圣洁的面孔，“她会怎么说呢？”
“我不是任何事都同她商量的，也只有在最困窘的时候才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可以说自己陷入窘境了，是不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我是不是得把孩子的事告诉他呀？”
“最好在他发现之前告诉他。”
“刚才我拼命祈祷，求她赐给我幸福，”她带着不屑的神情说，“我白白希望了一场。你相信祈祷吗？”
“我不相信。”
“你从不祈祷？”
“我想过去我也相信过。在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巨人的时候。”
他环顾了一下教堂，看了看圣餐台、圣龛、铜蜡烛台和一些欧洲圣徒的雕像，在这片黑非洲大陆上他们苍白的皮肤好像患了白化病。他发现自己心头泛起了一阵淡淡的怀旧之情，但是他又想，每一个到了中年的人都会这样怀念过去的，即使过去充满了痛苦，只要那痛苦和青春连在一起，就会使人思慕不已。如果真有一个叫“潘戴勒”的地方，他想，他也不会费劲儿回到那地方去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祈祷是浪费时间？”
“这总比你躺在床上闷头想事情好。”
“你根本就不相信祈祷——或者说不相信上帝，对不对？”
“不相信，”他温柔地说，“当然了，也许我不对。”
“莱克尔却相信。”她说，她称呼他的姓，好像他不再是她的丈夫了，“我希望相信上帝的人总是那些不对头的人。”
“那些修女当然是……”
“啊，她们是以信教为职业的。她们什么都相信，甚至还相信罗瑞托的圣屋[8]。她们也要求我们什么都相信，结果我们的信仰反而越来越少了。”她这样不停地讲话，也许是在拖延时间，不想回旅馆去。她说：“有一次我惹了麻烦。我画了一张圣屋安着喷气发动机、高高飞翔的图画。你信的事情多吗——在你还有信仰的时候？”
“我想我就像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的小男孩一样，总是用道理说服自己，只要把脑子洗了，就什么事都可以相信了——甚至可以相信婚姻、相信天职什么的。可是等到若干年以后，当你发现婚姻或天职都不是原来想象中的样子，最好也就不要再依恋这些事了。信仰也是一样。人们因为害怕老年生活孤独，所以才要结婚；因为怕挨饿受穷，所以才从事一门职业。难道这是理由吗？同样的，为了死的时候有人给你念几句经文就信教，也不是理由。”
“为了养出孩子有人给婴儿念经文是不是信教的理由？”她问，“如果我肚子里有了小孩儿，我就一定得叫他受洗，是不是？我不知道孩子如果不受洗我会不会高兴。我这样想是不是不诚实？咳，如果孩子的爸爸不是他就好了。”
“当然不能说你不诚实。你一定不要认为你们的婚姻已经失败了。”
“啊，是失败了。”
“我不是指同莱克尔，我的意思是……”他用呵斥的语气说，“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别又拿我当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