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赡思

赡思（1277—1351）1，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0），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腐败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首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发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1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首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1。

1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发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

第二节　马祖常

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迁居甘肃临洮。七世祖帖穆尔越歌积官至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时辽亡，被金兵掳至辽东，久而释放，迁静州（亦作净州，今内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选为尚书省译史，贞祐（1213—1216）末随金宣宗南迁开封，积官至凤翔府兵马都总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战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随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父润，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职名称中因有马字，便因以为姓2；后迁居静州之天山，故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学，曾祖月合乃，“学问文献”，已“过于邹鲁之士”1。从父马润开始，始背弃基督教2。

马祖常七岁时已刻苦好学，得钱全部购书。十岁随父至仪真（今属江苏仪征市），有一次见火烛倾倒，延烧墙壁。他即用水湿衣扑灭，父问为何独自灭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说：“怕惊动长者”。少年时代他仰慕古学，时蜀儒张■至仪真讲学，他曾列数十条经史问题相质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举，列乡贡第一，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首；廷对规定以蒙古人为首，他屈居第二。虽列右榜，但文章学识也深为左榜中试者所叹服，故名声隐然耸动京师。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与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监察御史。当时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东宫，饮酒过节，臣下常常乘机奏请而遂私欲，祖常为之上书：视朝当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当按朝仪，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对，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这样，虽有怀奸利乞官求赏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调进玉食；近侍进酒，当行一献百拜之礼。元英宗为皇太子，祖常又上书请慎选师傅辅导。时丞相铁木迭儿当权，祖常首先得知他违制盗观国史事，因而与同僚上疏，列其贪纵不法十事，铁木迭儿赖太后庇护得免。祖常又上言，中书参议孛罗、刘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翌、刘允忠依仗权势，侥幸图进，均被罢黜。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书言：山为不动之物，而今居然移动，原因是在野有当用而未用的贤才，在朝有当言不言的奸佞。大臣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访使杜某将大赦后的杀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总管范某因家财被盗，自行赴兵马司督问，祖常认为前者肆意废法，后者侵官失礼，予以弹劾。又力荐遭铁木迭2《马氏世谱》（载黄溍《黄金华集》卷四三《世谱》）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称马氏始于迁居中国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歌），而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载《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均置于第四代，因习礼吉思（锡里吉思）任金凤翔兵马判官而死节，故“子孙历官以马为氏”，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亦据以上材料归纳说：“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1马祖常：《石田集》卷一《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儿排挤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左丞王毅、监察御史彻里帖木儿、中书参议韩若愚以及现任翰林承旨刘敏中、国子司业吴澄等。量刑定罪尤重仁厚平允，当时规定，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矢行猎者处以极刑，百人以下流远方，微及一兔之获，都有相应的罪名。对于这条禁例，祖常认为：条格已有携带弓矢及聚众的禁令，现又再作新规，错综繁复，诚恐愚民举手投足，皆涉罪名。祖常的建议均据之以理，因而多见于施行。延祐五年，改宣政院经历，不久辞归，又召为社稷令，奉命赴泉州以南罢杂事。

延祐七年正月，元仁宗去世，铁木迭儿复相，屡次想加害于马祖常但又无隙可乘，便将他调任开平县尹。开平为行都所在，供给浩繁，讼狱繁多，意在因事而中伤，祖常乃辞官退居光州，以诗书自娱。以后，丞相铁木迭儿死，拜住入相，召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1324）三月诏立太子，不久重开经筵，任典宝少监。泰定帝巡幸上都，他以老成讲官的资格，与王结、虞集等随行。次年拜太子左赞善，任翰林直学士兼赞善。泰定三年，考试大都乡贡进士，次年任同知礼部贡举，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试读卷官。秋，拜礼部尚书，适值祖母丧，丁忧南归，请准以封妻恩让封祖母。不久起为右赞善，又兼经筵讲官。泰定四年，始至大都，再入礼部。不久又辞官归乡。

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两度遣使召，至顺元年（1330）知礼部贡举，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内尉，又入礼部1。祖常在礼部选拔士人，务求实学，空言浮词一概不取，故中选者有很多成为知名人士。升参议中书省事。是年十月，元文宗举百年旷典，亲祀南郊。祖常充读祝册官，参定亲郊礼仪。诏令特准饲养驼马的卫士可借住百姓穴舍。祖常说：“卫士饲养驼马已有居处，今不遵旧制，细民徒遭惊扰。况且，我官列三品，尚无穴居，何况细民？”获准恢复旧制。建德（治今浙江建德东北）有一百姓远游被杀。一年多后，其妻因贫改嫁。不久案发，法司以不举告罪判妇罪。祖常说，“事关纲常名教，当从重论处，张天下人妇之道”，此议获准施行。至顺二年，拜治书侍御史，又升御史，特赐犀带及文宗手书《奎章阁记》等。至顺三年，转徽政院副使，至顺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六月，元顺帝即位，祖常应召与翰林承旨许师敬等赴上都共议新政，转同知徽政院事。顺帝命儒臣进讲，祖常又兼知经筵事。冬，拜御史中丞。祖常三为台臣，起居皆有礼法，违纲者常遭摒斥。例如，西台御史高坦于禁酤时弹劾同僚而面露酒色，祖常判他苛细不持大体，予以罢黜；山东佥宪巡行曲阜时，有李经者向他陈告：自己不应贿赂衍圣公，求为官属；另有孔氏举告衍圣公不法行为数条。祖常批曰：“李经自陈之事，发生于大赦之前；孔氏宗室自相告讦，事涉名教，不应张扬。”佥宪受理上案，故引咎而去。江西佥宪任忙古带贪赃，按制在山东东阿的田舍奴仆应当没官。祖常奏准，转为孔府所有。祖常善于奖拔后进，官至台臣，举荐更多，故礼部尚书宋本初至京师，鲜为人知，经祖常张扬其学，因而声名大振。元统二年（1334），拜枢密副使，上书言：军将子弟骄弱不堪任用，而庶民却不乏挽强蹶张而老死草野之人，当立武学、武举，习武储材，以备非常。所议未获答复，辞归光州。又历拜江南、陕西行台中丞，皆称疾不赴。后至元四年三月去世。葬光州之北平原乡西樊里。赠魏郡公，谥文贞。祖常初娶常州录事判官之女索氏，又娶河南镇守千户和尚之女怯烈氏。1《元史》本传与《至正集》载：“天历元年，召为燕王内尉，仍入礼部，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时称得人。”兹据《滋溪文稿》。

子二人，任行省检校官及秘书监著作郎等职。

祖常崇尚儒学，曾出资赞助光州郡守修孔子庙，又于淮南构筑别业，名石田山房，以耕读相标榜，教授《孝经》、《论语》、《孔子》之说1。并建言：国族及诸部既诵习圣贤之书，当敬事诸母，以敦厚人伦。他文学造诣甚高，曾慨叹魏晋以来文风卑弱，故作文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文风宏赡精核，自成一家。所作训诰文体，富丽典雅，勋阀贵胄，褒赠父祖，常有请托。尤善赋诗，酬唱之外，亦间有诸如《室妇叹》、《石田山居》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诗风圆密清丽，才力富健，长篇巨制，又显得磅礴奔腾，含不受羁勒之气，因而深获元文宗赏识，曾说：“孰谓中原无硕儒乎？”《元文类》选录祖常诗文，多至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曾预修《英宗实录》，翻译润饰过《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进读。有《石田集》十五卷传世。另有《章疏》一卷（见于《千顷堂书目》）2。

1马祖常：《石田集·附录》。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第三节　萨都剌　迺贤

萨都剌

萨都剌（1290？—1348？），一说是阿拉伯语sa’dal—allāh的音译，意为“真主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回回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说生于镇江（今属江苏）1。萨都剌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超拔颖敏。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天历元年（1328）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1334）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毛晋刻）、《萨天锡逸诗》（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词》1。

迺贤迺贤（1309—？）2，字易之，号河朔外史，合鲁（葛逻禄）部人。合鲁部人东迁，散居各地，迺贤家族先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1萨都剌《元史》无传，事迹主要散见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诗文以及明清以来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历有多说。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与《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载《扬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也可存一说。1以上篇目转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三《西域人华文著述表》。2生年见迺贤《金台集》卷一《徐敬伯哀诗》序，迺贤与徐仁“同生年”，而后者因病卒于庚辰（1340），年三十二，故迺贤当生于1309年。

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迺贤先世可能是黄金家族姻亲3。其兄师事本乡儒者，中进士后任职宣慰，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为了扩大见闻，他于至正五年（1345）离浙北上，循运河达齐鲁之地，再向西进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从郏城（令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北上，进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巨灾，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迺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地“赤地千里黄尘飞”、“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举义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长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实1。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并结合图经地志和耆老口碑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

返浙后，常与友人泛舟鉴湖之上，以诗酒自娱。有人为通达权贵而不惜重金贿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谢绝，曰：“赂不可黩，周之可受也。”与朋友宾客言谈，多以典故为题，从不涉及官府之事。又乐于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颇有声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刘仁本举荐他主持东湖书院，意在使之获禄而解贫。但他却以全部学官所入修治庙宇，兴建朱子祠堂，延请学行兼得者训导乡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讲肄不辍。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七日，中书省上奏，推举处士布达等四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迺贤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于灭顶之灾的元王朝企图求助神灵的护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顺帝祭祀天下岳镇海渎，迺贤作为熟知祭祀礼仪的清望文臣，衔命南下浙闽。南镇礼成，他取道福建再祀海渎。南行期间，他仍未忘沿途观风采俗的传统。一首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枫亭女》，可能写成于此期间。迺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优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他对邱处机劝阻成吉思汗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因而钦慕道家，迷恋于服食和外丹。传世诗作一百八十余篇，吟颂道家者约占十分之一，这在元代文人中是仅见的。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迺贤长诗词，并列称“江南三绝”。他博学能文，气格轩翥，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又善以长篇述时事，故亦有“诗史”之称。著述有《金台集》、《河朔访古记》。后人又编有《迺前冈诗集》三卷（明万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3袁士元：《书林外集》卷一《送马易之》：“外戚高攀桂”。

1迺贤：《金台集》卷一《新乡媪》、《颍上老翁歌》及余阙撰后记。

第四节　虞集

文章世家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书斋称“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寿，生于湖南衡州1。为儒学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裔。曾祖虞刚简，任南宋利州路提刑，曾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蜀人师尊之”（《元史·虞集传》）。祖父虞■，因文学盛名，为西南文望所宗。父虞汲，任黄岗尉，与吴澄交往甚密，是南方理学草庐学派的讲友。母杨氏也“明于性理”（《元史·虞集传》），故虞集因袭家学，三岁即知读书。

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举兵南下，战乱不已。虞汲一家避乱来到福州泉州地区。至元十七年（1280），虞汲一家还至长沙。虞集“始得书之摹本，尽读诸经，并通其大义”，从此，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研习。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迁居江西崇仁，父母为其求师临川谢仲直，遂得以系统学习经易之学。吴澄对他的才华称叹不已，视为契家弟子，侍于身侧。

南宋名士遗老，因避乱多流寓江西。虞集“游于诸公间，备问前修格言，考檄前代典故，于旧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其贤才遂为江西行省官员董士选所知。大德元年（1297），为董士选延请，以宾客从行京师。虞集客授董氏学馆，并以文章游于文臣儒士间，得到当时的文章大家姚燧、程钜夫等人的称赞，被视为“异日斯文之柄”。有些朝臣甚至称其“才堪御史”（赵汸：《虞集行状》）。大德六年（1302），擢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任职国子学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虞集为国子助教。任职后即“以师道自任，申国学之成法，本圣贤之遗书，通雅俗以性情”，使国子诸生俱获其益。他馆之士闻其名，也多相率请益为师。

至大四年（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元仁宗欲以儒术治国，遂兴国子监，先后拜刘赓、吴澄为国子祭酒、国子司业。虞集也升为国子博士。时吴澄倡“为学以尊德性为本”之说，虞集亦言“惟学务修德，勿以利禄使之进”。遂为朝中所非议，甚至有“吴澄为陆学，非国学，不可为国子师”之谤（《道园学古录》卷四四、四五）。皇庆元年（1312），吴澄投檄辞去。不久，虞集也因力赞其说，朝中谤甚，孤立不可留。皇庆二年，乃以病免，留京师数月以私塾为业。

四朝文学名臣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时拜住方为太常院使，每问礼器祭仪等，虞集皆尽心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并主大都乡试。时朝中议论学校之治，集谓“今学校之弊在于师道不立”，“今1虞集：《欧阳元公待制潇湘八景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以求之”。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如此则师道得立。虞集之议，诸朝臣称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吴澄为集贤直学士，乃遣虞集召吴澄于临川。吴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师。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尝叹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七年，元英宗硕德八剌继立，欲大有为于天下，用拜住为丞相。拜住超用贤俊，力荐虞集可大用。时虞集因服父忧归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趋朝。三年八月，受召与袁桷、马祖常同趋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试礼部进士，虞集为考官。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科目以程朱经注为主，其目的为“一道德、同风俗”，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是年，迁国子司业。泰定帝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见润泽之际，“陈圣学未易尽其要”，“指时务尤难于极其情”，每为反复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辞达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见其气貌温和，敷对恺切，赐以中统钞五十锭。自此常从行讲经。泰定二年，自国子司业上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又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五月，赴上都经筵。因讲罢，议论京师恃东南海运竭民力事。集与同列蒙古讲读阿鲁威学士协同上奏，言治理之法当为“宽远民、因地利”，即以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沃野、滩地，“用浙人耕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并主张减轻赋税，“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他认为，若能行之，“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论，后元顺帝海口万户之设，即宗此说。时朝中议之，有臣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因而未能实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后又兼国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发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虞集为作即位诏。文宗在潜邸时，已知集以文辞知名，即位后，命仍兼经筵官。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不令其去。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学士院，集被除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职位。他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1。时关中大饥，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数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1欧阳玄：《送虞德修序》，《圭斋集》卷八。

集认为，大灾之余，当重新振作，应“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并趁机求借一郡相试，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去，文宗遂罢其议。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领，求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事最为切要，特免祭酒之职。又求免同修国史之职，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㻋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趋上都，奉命写即位诏。

至顺元年（1330）初，廷试进士，虞集为读卷官。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以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又特命燕铁木儿总监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与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辞职。文宗谕谓：所以立奎章阁，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乳母夫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鲁都儿迷失、阿嶙帖木儿书其事于蒙古国书《脱卜赤颜》上，以虞集书诏，播告天下。1秋，赵世延因病告归，虞集遂领《经世大典》总裁官之职，并兼修治典事。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进文宗后，集乃以目疾求解职，文宗不允。集又上章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集请：“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至顺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讲学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宁宗懿璘质班立。十一月，宁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议立顺帝妥欢贴睦尔，有人言及书诏事，虞集遂谢病归临川。有终隐之志，乃在旧居处筑室，每日以讨论旧学、咏诗读书，引宾客、门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间为乐。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虞集还朝，因疾作不能行。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诏撤文宗庙。有人又以虞集诏书事告于顺帝，顺帝不悦，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1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总裁，终因老病、目疾难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赠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1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1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发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2。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1，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文章学术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说之间，每言陆子、朱子“皆为圣人之道，互相发明”2。与吴澄、郑玉等人一样，无门户之见。其为文，好“穷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首。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为其幼子翁归与门人李本于至正元年（1340）所整理编辑。

子四人，长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归，业进士。门生弟子著名者：苏天爵、王守成等。交游最厚者：袁桷、范椁、陈旅等。

2虞集：《跋山谷书萧济夫墓志后》，《道园学古录》卷四○。

1赵汸：《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东山存稿》卷五。

2虞集：《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

第五节　苏天爵

仕历与政绩

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1。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2。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3。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1，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1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2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3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1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2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1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1。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2；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3。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2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1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1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2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3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