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势

在有组织的社会纠正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缺陷以外，许多人相信还有某些很有希望的趋势在起作用。也许最显著的趋势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所强调的。它有很大的权威性，因为它实际上在福特先生自己的工厂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福特先生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使得有效率的经理能够做四件事：（1）降低价格，从而有益于消费者，扩大产品的使用；（2）提高工资，从而不仅提高士气，而且通过使工人变成消费者，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3）缩短时间；（4）增加利润。

也许人们说，汽车产业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一个格外有利的领域；其他因素，例如国家禁止酒类的制造和销售，起到了提高百姓购买力的作用。然而，高工资低价格的策略，与认为低价格只有通过低工资来达到的早期理论相反，是对商业原则的真正贡献。

卡弗（carver）教授提醒人们注意的另一个趋势，被他称为“美国现在的经济革命”[1]。“它是一场革命，”他断言：

旨在通过使劳动者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通过迫使大多数资本家成为这种或那种劳动者，从而来消灭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不再能够仅仅以资本的回报为生。这在世界历史中是个新生事物。

劳动者不是继续和资本作战而是开始承认它的力量，并把它作为改善自身的工具。至少有三种证据大致表明劳动者正在成为资本家的程度：第一，储蓄存款迅速增长；第二，劳动者对公司股份的投资；第三，劳工银行的增长。

劳动者拥有股票和债券的程度，是否可能让他们在较大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控制，这是非常可疑的。通常给予雇员的优先股，在企业的控制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当然，有风险的普通股票常常能在市场上买到；一段时间后，劳动者可能会以这种方式获得对控制的发言权。

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杨（owen d.young）先生强调的第三种趋势，是把管理和所有权分离的趋势。这种分离在某些大公司非常深入。当所有权和管理集于一人时，在利润动机激励下的所有权就可能作出除考虑利润外，没有充分顾及其他考虑的决策。但是，当所有权被授予大量的股东时，当一个企业如电气行业，涉及技术、科学研究以及和许多雇员确保和谐的工作关系的能力时，要成功地进行管理，就需要内行的心胸开阔的管理人员。这样的管理人员，不是那么容易被迫只考虑利润的。这些人员本身主要是在工资基础上工作的。比起直接的利润，他们常常对制造优良的产品、获得公众的好评更感兴趣。杨先生说，这样的管理，不仅仅考虑所有者的利益，还考虑工人的福利和对公众的责任。

第四种趋势是协会的形成，它接受了商业伦理规范，或者说强调“服务”标准。某些估计会降低公众对商业道德的尊重的做法，受到这些伦理规范的谴责。确实，它们通常没有对付根本问题；而且，这样的协会，如扶轮社（the rotary）[2]、同济会（kiwanis）[3]、狮子俱乐部（lions）[4]、乐观者俱乐部（optimists）[5]，或多或少渴望激烈的改革而不是好的午餐。而且，它们还不满于现状展现的趋势。“服务”的准则肯定比所有（现在依然奉行的，即使没有这样公开表达的）太普遍的“空手套白狼”的准则要好得多，后一准则主要支配着投机。

许多人认为，公司的态度和行为必须有一个大的改变。人们认为，由于公众赋予公司宝贵的特权，它们应该把公众利益放在首要的地位。这已经是有关所谓公共服务公司的理论；其他公司对它们的责任应该采取相同的观点；如果它们不主动这样做，就应该被置于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这将导致沃姆泽（wormser）教授所说的“社会化的公司资本主义”。[6]组织公司是“为了利润”，因此公司是以纯利润为动机的突出例子。利润似乎常常被认为是以牺牲易受骗的投资者为代价为发起者谋利的，就像发行和销售没有实际价值的股票一样。而且，它常常被解释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利润，就像一个公司给予已经获得高薪的高管上百万的奖金，却不派发红利。而且，它被解释为牺牲投资者利益的圈内人的利润，就像在股票的安全性和价值上欺骗公众来操纵股票一样。而且，它还被解释为繁荣时期股东的利润，而没有为雇员做应付随后萧条时期的考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要延续的话，商业就必须大扫除。“公司资本主义者，” 沃姆泽教授说，“如果他们想面对他们目前遭遇的严峻的情况，就必须把自己想象为‘受委托者’。”

这样的公众利益影响财产原则的扩展，与较早期的民意和宪法运动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导致最高法院在穆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宣告了这种学说。也许人们怀疑，最高法院是否会认为这种扩展违宪；但是，正如詹姆斯·布赖斯所说，美国人民修正了他们的宪法，以防止其崩溃需要重新制定。我们已经知道，修改宪法并非是不可能的。[7]

§2.资本主义的激进的替代

在经济体制方面，俄国和意大利目前正在进行伟大的实验。要对其结果进行评判，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也许可以用它们来说明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方法。

1.俄国正在大规模地实现马克思的理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以及在马克思撰写的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奠定了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科学社会主义，远不同于以前被称为“乌托邦”的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的方案。这些基础包括：（1）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或更好地说，经济的）解释，认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观念和制度的基础。（2）阶级斗争被视为迄今为止在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因素，无论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或者在主人和农奴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注定要达到一个社会革命的危机。从社会革命中诞生出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国家消亡，阶级消亡。（3）剩余价值，这种学说认为，现在的制造业和商业条件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远远超过支付给工人维持其生存的工资。这些剩余价值为拥有工厂和工具的资本家所占有。因此，劳动者受到了剥削。对这种剥削（如对阶级冲突）的纠正，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财富的社会化。

在欧洲和美国，许多政党以或多或少修正的形式拥护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俄国是第一个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验的国家，收入平均以及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企业和土地。许多人指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想过，社会革命会发生在像俄国那样的农业国家。他曾经在心里想象，工业化的社会是在农业和革命之间的中间阶段。所以，俄国的农民远不愿意为国家种庄稼。但是，苏维埃政府在积极推进集体农业组织；赶走富农或富裕的地主，或者强迫他们服从。而且，经营某些大企业的特许权也给了私有资本。关于这种运动是否成功，有许多相互冲突的报告，使得我们还不能对其成功和缺陷作出公正的评价。对待反对者的残酷，大概可以部分地归结于沙皇政府时存在的长期的镇压、极端不平等和残忍。然而，毫不奇怪，其他国家的民族没有被类似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吸引。

2.意大利在进行不同类型的实验。在俄国，政治权力服从经济阶级的控制；而在意大利，经济利益服从国家权力。意大利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倾向社会主义之后，在墨索里尼统治之下的法西斯主义革命颠覆了权力的平衡，进而监督或管理经济生活，使其服从国家权力和威望。一方面是雇主，另一方面是工人，都被警告：商业政策和工人的努力，绝不能干扰经济运行和国家力量的效率。

为了鼓舞献身于国家福利的最高事业，人们常常求助于罗马统治世界时的帝国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严禁新闻和个人批评政府。正如一个这种体制的同情的辩护者对美国听众所说：“在美国，你也许可能把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在意大利，显然我们还不能够这样做，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目前，法西斯主义似乎是意大利的坚定国策，就如共产主义是俄国的一样。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人们也许会对研究这些结果很感兴趣。

§3.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的话

自由放任的极端个人主义坚持竞争是经济过程唯一的调节者，这已经被证明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再是可以容忍的。正如现代城市堵塞的交通要求有一个交通指挥来管理车流、保护行人——因此，公共福利的必需，经济上处于行人地位的大多数人的必需，要求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其目标是正义而不是利润。它解释正义，不仅要维持秩序，让竞争者自行其是；而且要在工业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有必要修改竞争规则，保护公共利益。

因此，问题在于：是这种修正的资本主义（在其中，体现在我们的政治和教育体制中的民主原则，应该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还是另一种修正的资本主义（在其中，自由、效率和正义只要可能就应该结合在一起——和具有更加激进特点的政策，如在俄国和意大利试验的，形成鲜明对比）？

在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是要民主的平等原则（它在现代社会政治、宗教和教育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还是要不平等原则（在上面提到的前面三个领域中得出的，现在似乎是经济生活中效率必不可少的）？

也许在西欧，特别是在美国，对俄国和法西斯制度不信任的最深刻的原因是：不愿意服从一个主宰的绝对控制。在俄国，这个主宰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在意大利，它是一个国家主义的集团。两者都声称代表全体利益，但事实依然是单一主宰绝对控制。在一个例如西欧和美国流行的制度里，经济体制的主要人物和政治领域的主要人物形成两个根据不同原则选择的不同的集团。经济的领袖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选择的。竞争选择某种有能力的人，给予他们广阔的范围来运用组织能力。现代商业和企业的效率主要依赖这种能力。政治领域的领袖是在他们赢得公众支持的基础上，通过选举来进行选择。他们代表显然不同的社会方面和不同于经济领袖所代表的利益。当控制是这样分开时，比起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公众的利益也许会安全得多。

也许这样说是安全的：假设在不远的将来，修正的资本主义可能继续。在西欧和美国，现在的大量国民财富的拥有者，尽管他们在人口中是极少数，但运用着和他们的财富而不是和他们的人数成正比例的权力和影响。农业群体，尽管在美国，根据收入衡量是最不富裕的［据科普兰德（copeland）教授估计，1926年从事农业的人均收入是265美元，而同年整个人口的平均收入是750美元］。尽管如此，他们对土地有相对大的投资，因而赞同私有财产。这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之一。产业工人也许是最倾向于改变的阶级。在欧洲国家，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赞同社会主义潮流，但绝大多数人赞同通过宪法的和法律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社会革命改变国家的控制。然而，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产业工人中，有一种广泛流行的情绪：那就是让业主和雇主自由地研发改进产品生产、配送和销售的方法，这是一种更为谨慎和明智的策略；把精力集中在从这样高效的企业越来越获利的回报中，获得尽可能大的份额上。换句话说，最好是让资本家赚钱，依靠在其进账中的份额增加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不是冒险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让工人本身或国家取代资本家来拥有和控制生产、配送和财政机构。

为什么经济的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在美国进展甚微？进一步的，也许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国，人们构想的和可察觉到在进行的公共教育的规模是如此巨大和自由。正如已故密歇根大学校长安杰尔（angell）所说，这个目标（每一个孩子能够看到从家门口到州立大学的路）已经大大地扩展了，特别是在较新的州里。尽管有些人表达了担心：太多的人谋求高等教育，但公共系统不可能对年轻人关上大门。

因此，如果现在的经济制度可能继续的话，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某些最糟糕的滥用、浪费、不公平如何得到至少是部分的纠正。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六个地方，有组织的社会已经干预了建立在私有财产、自由企业、自由合同和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方案。某些措施——显著的有工厂法、财政的稳定、公共设施在某种程度上收费、收入税——标志着某些进步。其他的，如《谢尔曼法案》，其价值就难以预测。更为明显的是，尽管对于某些目标，我们可以恰当地依靠法律和公共管理；但对其他目标，只有通过教育、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态度的改变才能达到。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些领域大致分为：（1）增加生产、减少浪费的问题；（2）安全问题；（3）保护工人，特别是妇女、儿童，防止危险工序和机器，防止过长时间、过度疲劳和有碍健康的条件的问题；（4）提高商品消费者的智慧和审美、提高娱乐标准（和商业化标准对比）的问题；（5）经济过程中巨大收益更为公平的分配问题——更为公正，一是根据服务群体的情况来衡量，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要求来衡量。

§4.需要的改进

1.增加生产和减少浪费。增加生产，主要是工程问题。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通过开发新的供应源，通过更为有效的利用，通过不断改进的组织，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在管理和工人之间更好的合作，可用动力（水力、蒸汽、电力）的比率不断增加，导致了效率的提高。利润动机当然也纳入了这个目标。在这个术语的普通意义上，它不完全是工程问题，因为工人在增加生产中合作的意愿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对分享由这合作带来的回报的期望。但是，如果我们从最广泛意义上理解工程，它也许包含对人的因素的考虑，导致更为公平的分配。

防止浪费，大概也被认为是工程问题。所涉及方法，也是如此。人们在电力照明、蒸汽发电、运输方法上做到了不同寻常的节约。[8]而且，这些节约导致降低成本、防止煤炭浪费，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为消费者降低价格，从而带来更大的市场。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程师并非总是有自主权的。是否允许他节约，取决于节约或浪费哪个有更多的利润。例如森林的管理和砍光的地区重新造林，到目前为止，似乎浪费比节约或重新造林利润更高。欧洲许多国家成功地把森林及其管理置于公共所有权的控制之下。联邦政府也有大片的地区处于国家林业系统管理之下。州和市的林业系统也开展了一些实验。甚至在马萨诸塞州，那里的法院在保护私有财产、防止公共竞争方面极端保守，也允许城镇拥有森林。在石油的提炼方面，最近的石油业主在加强合作、减少浪费方面的活动给人以希望。但是，天然气大多被无情地浪费了。

2.迄今为止，工程师无法防止浪费的另一领域是失业领域。在这里，他的无能不是直接由于利润动机，因为工业和商业萧条期的反复出现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认识。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督，确实减少了私人管理完全无法防止的“货币恐慌”。但是，经济周期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某些精明的、强大的个人也许非常可能通过抓住机会而受益：在证券处于低价时买进；在繁荣期的顶峰时，把它们卖给轻信的公众。然而，他们不可能为不景气完全负责任。最沉重的负担落到了那些失去工作、开销之余再没有余钱以备不时之需的人们肩上。美国的方案是让他们自己当心，让他们的家庭受苦，除非受到慈善机构救济。欧洲已经为失业、事故、疾病和衰老的风险作了准备。鲁宾诺（rubinow）先生说：

在这个国家（美国），每一个失业期都导致乞丐的增多，向私立的和公立的慈善组织申请救助的增多，犯罪、疾病和总体的道德败坏的增多，其总体社会后果肯定比人们假定的英国所谓救济系统的败坏道德的效果要严重得多。[9]

有17个州的立法机构采纳了帮助老年人的措施。但是，美国的工人比欧洲的工人更为节俭，这个事实使政府未能及时地采取措施去消除明显的不公正，即让失业的不幸落在最无力承受的人们身上。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发现防止失业和它造成的浪费的方法之前，社会保险或政府承担的某种形式的大的公共工程是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仅仅因为国家救济贫困、缓解不公正的计划最早在欧洲尝试过就反对它，这种反对是荒谬的。说社会保险是“家长式的”、“社会主义的”或“德国的”，是随意的废话。

3.不应该为了利润而牺牲生命和健康，很少有人公开否认这个原则。为了保护工人，特别是保护妇女、儿童，很多个人提出了倡议，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控制的措施。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些州仿照国家帮助那些在战争中致残的士兵康复的例子，已经开始帮助企业中致残的工人康复，帮助他们重新接受教育。展现在许多方向上对政府慷慨的人道主义的举措普遍的反对，明显地推迟了要建立国家对儿童的保护以防止未成年人就业的任何成功的努力。然而，我们相信，仅仅由州采取行动是不够的。但是，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没有禁止童工的保护措施或保护措施不力的州里的人们，可以努力提高地方标准。在美国，整个劳工立法运动几乎长达30年之久，但它还不成熟，不能保证更多的进步。某种形式的公共健康保险，为那些收入少的人提供充足的医疗和住院服务，大概也是必需的。

4.提高消费者的品位和提高商品标准。如果（1）所说的问题主要是工程师的，（2）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政府的，提高消费者品位和商品标准的问题则主要是教育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光有利润动机是不够的。就汽车行业来说，这个动机起了很好的作用，它们在美观和功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

另一方面，这个动机在提供质量更好的住房方面几乎彻底失败。毫无疑问，现在的住房在管道、照明和供暖设备方面比30年前要好得多。但是，城市的拥挤、普通工人（在工厂或铁路附近的）住房周边肮脏的环境，以及在利润动机的影响下几乎普遍的做法：在城市的土地上堆满了众多的住房，除了在政府干涉下建造的公园和运动场以外，没有为儿童玩耍和成人娱乐留下空间——这些展示了利润动机几乎最糟糕的情况。正如工程师受到利润的限制，想要好好设计的建筑师受到租金和利润的限制。法院不允许政府提供更为健康的住房，因此最终的补救办法似乎通常是教育消费者要求不同类型的住房。在住宅法和分区法的约束下，政府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防止对公共卫生和高雅品位较粗暴的侵犯，限于积极地为公园和运动场地提供自由的空间。这个国家一些新的地方比老的地方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充分的空间，而后者认为，公众没有必要这样做。食品掺假是利润动机不可信的另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禁止了涉及食品某些最糟糕的做法。然而，不可能依靠法律来防止所有的坑蒙拐骗。

教育，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科学的质量标准的应用，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我们必须依靠教育来提高艺术、文学和娱乐的标准。立法也许可以防止商业娱乐、商业艺术和商业文学某些让道德蒙羞的做法。但是，它不能保证更为健康的审美。在这个领域，不同于汽车行业，更大的利润似乎在于更差的产品。电影、爵士乐、连环漫画和多种多样其他形式的流行娱乐，不是那些懂得高雅艺术、高雅音乐和高雅文学的人们视为骄傲的东西。一个普通人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看电影的文明，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公平分配。正如已经说过的，公平分配观念也许可用几种方式来讨论。我们发现，说一个人做了多少贡献是格外困难的，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决定每个人从总库中应该得到多少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总库包括积累的知识、过去几代人的技术、发现者和发明者的天才、科学家耐心的劳动、和平生产必需的秩序、安静和社会标准，以及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对颜色、形状和声音的审美和敏感。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当柏拉图被问到什么是一个好社会所必需的时，他所建议的路径。代表财富的不平等，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财富按照现在这样分配，工商企业就会有更多的资本可以利用；这在过去，如果不是在所有的但至少是在许多情况下，也许是对的。我们还是用100个人分1000美元为例来加以说明。如果每个人分得10美元，他可能把它花在某些当前所需上；而如果90人每人得1美元，另外9人得40美元，剩下1人得剩下的550美元，也许最后提到的人会用550美元中的至少一部分来进行某种新的投资。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也许太过分了。如果大量的人只有足够的收入维持贫乏的生活标准，商品市场就会相应地受到限制。富人们不可能无限地消费。大量的人提供了大的市场。正是通过经常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越多的越好的商品，市场才得到扩大和维持。某些有远见的雇主倡议提高工资以增加消费者数量的运动，被经济学家赞扬为朝着一个聪明的方向努力。

不幸的是，农民处境更为困难。从公共福祉的观点来看，小土地和独立农场的持续经营有许多优势。另一方面，也许可以证明，它们不可能抵挡在工业社会已经实行的形成更大经营单位的趋势。与此同时，农民低价卖出他的产品，高价买入他必须买的东西；而如果他需要帮手，又必须和企业支付的工资竞争。

追求收益更为公平分配的努力，并不一定局限于更高的工资。社会经常通过公共机构为其成员提供更多的帮助。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公共教育系统。许多社区提供教材、教室和教师。公共图书馆、公立公园和运动场地在缓解城市拥挤的不良影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诸如汽车和收音机的发明，使科学的进步能够为大众所用。赠送给医院和教育方面的慷慨的礼物、对各种研究的捐赠，正在不断地使更好的生活标准成为可能。

有时候，有人反对说，公众的这些活动会限制私营企业，它们有着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因素——自力更生和独立。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和熟悉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为各种条件的所有人打开更宽敞的大门，这将不仅仅是达到平衡。用我们从希伯来人和希腊人那里学到的智慧来看，从现代有关科学方法和更充实的生活的观念来看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好社会应该努力保证正义，应该对多种多样受欢迎的商品保持一种正确的看法，应该考虑所有的人际关系，应该提高所有人向平等和民主的那个高度努力。这种平等和民主不仅是高尚精神的理想和渴望，而且是现代世界中日益增加的大多数人的理想和渴望。

§5.扭曲的看法

我们已经从正义、自由和平等方面考察了现在秩序的优点和缺点。总而言之，我们注意到，也许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的看法问题。如果经济活动支配了生活——如果经济秩序主要依赖于利润动机（不同于职业优秀动机，例如手艺，也不同于给予所得到的以公平回报的实际的动机），那么就有一种危险，即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它本来应该附属于或充其量和其他兴趣、价值相协调。人们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生活不仅是吃肉”，现在看来更是如此。而且如果财富成了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兴趣，生活中某些宝贵的高雅的东西，如爱、正义、知识、美，就会“流离失所”。托尼（tawney）先生谈到在获取财富时无约束地运用权力以及这种观念（对这种追求，除了个人认为是否适当的外，没有任何约束）时说：

在这样观念的推动之下，人们变得不信教、不相信智慧、不喜欢艺术；因为宗教、智慧和艺术意味着对约束的接受。但是，他们变得强大和富裕。[10]

这绝不是说，所有从事商业和企业的人都完全沉浸在对财富的追求之中。每个人都知道，许多突出的事例反驳了这种评价。它想要说的意思是：专门依靠利润动机，依靠财富的最高重要性，就会扭曲对整个生活的正确看法。

参考文献

beard （editor），whither mankind，1928；donham，business adrift，1931；hamilton，“freedom and economic necessity，” in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edited by kallen，1928；page （editor），a new economic order，1930；slichter，modern economic society，part iv.，1931；tawney，equality，1931；tufts，the ethics of coöperation，1918.

* * *

[1] 卡弗：《美国现在的经济革命》（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1926年。

[2] 现名“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是专业人员或商人的国际性社团。——译者

[3] 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译者

[4] 现为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通常简称国际狮子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服务组织。——译者

[5] 现为乐观者国际俱乐部（optim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帮助青少年的国际志愿组织。——译者

[6] frankenstein，incorporated.

[7] 关于商业改革的主题，参见：ripley，main street and wall street，1927；donham，business adrift，1931；taeusch，policy and ethics in business，1931；wormser，frankensein，incorporated，1931。

[8] 作者观察到一个小规模却颇为典型的例子：一个煤炭运输公司原来要40个人和120匹马，现在的运行只需要2辆卡车和2个司机。

[9] 柯比·佩奇（kirby page）：《一种新的经济秩序》（a new economic order），第168页。

[10] 《贪婪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