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职业的意义

当前，各哲学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探讨职业因素在教育中的适当地位和功能上。人们可能会怀疑这样的论述，即它主张哲学基本概念的显著差别体现在下面这个主要问题上——哲学观念的一般术语与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之间的距离。但是，教育中存在着劳动与闲暇、理论与实践、身体与心灵、精神与世界等各种对立，审视这些对立所依据的理智预设，就可以发现，归根到底，它们体现为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对立。从传统上看，自由文化一直与闲暇、纯粹沉思的知识，以及不涉及积极地运动身体器官的精神活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近来，文化脱离了社会指导以及社会服务，更多地与个人的教养以及一定的意识状态和态度的培养相关联。一方面，它逃避了社会指导；另一方面，它缓和了对社会服务的需求。

这些哲学上的二元论与职业教育问题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有必要对职业的意义作出全面的界定，以便不至于使人认为，聚焦于职业教育，不是纯粹与金钱挂钩，就是考虑实用。职业是对人生活动的指导，由于这些活动会产生结果，对其他人也是有益的，因而具有外在的可见的意义。职业生涯的反面，既不是闲暇，也不是文化。就个人而言，其反面是漫无目的、变化莫测和缺少经验的累积；就社会而言，其反面是闲散浮夸和寄生于他人生活。作为一个具体的术语，职业意味着连续性，它不仅包含专业性和商业性的职业，也包含任何类型的艺术才能、专门的科学能力以及实际的公民权的发展，更不用说动手操作或从事获利的事务了。

我们不仅不能把职业的概念限定在直接生产有形商品的行业中，还应该避免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职业的分类是排他性的，每个人只有一个职业。显然，这种狭隘的专门化是难以成立的，没有什么比企图教育人们只执着于从事一种活动的做法更荒诞可笑的了。首先，每个人必定拥有各种职责，在每一个职责中，他都应该发挥明智的作用；其次，任何职业一旦与其他兴趣相脱离，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不过是终日忙忙碌碌而已。（1）没有人纯粹只是一个艺术家而别无所能，如果他接近这种状况，就是发展上有欠缺的人，是一个畸形的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他必定是家庭的一员；必定有朋友和同事；必定要么自食其力，要么被人养活。由此，他就有了职业生涯，也许是某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诸如此类。我们自然会挑选一个最能显示他与众不同的职责作为他的职业，而不会把他与别人共同的职责作为他的职业。然而，在考虑教育的职业时，我们不应该太拘泥于文辞，无视甚至实际上否定他的其他许多职责。

（2）以艺术为职业不过是个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活动中着重把艺术专业化了，因而在人文意义上，他在这个职业中的效能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职务之间的关联。如果个人的艺术造诣不只是技术上的机巧，他就必须拥有经验和生活。他不可能在自己的艺术中找到艺术活动的主题材料，这些主题材料必定是表达出他在其他关系中所遭受的痛苦和享受的快乐的东西——而这又取决于他的兴趣的敏锐和共鸣。艺术家的例子所说明的道理，对其他专门职业也适用。按照通常的习惯性原则，每种与众不同的职业大多变得霸道和排他，只专注于自己的专门方面。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意义，偏重于技能或技法。所以，教育的职责是扼制而非促进这种趋向，从而使科学探索者不只是科学家，教师不只是教书匠，教士不只是穿着教士服装的人，以此类推。

2.职业目标在教育中的地位

我们要谨记，职业具有多种多样彼此关联的内容，任何具体的职业都反映出错综复杂的背景。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个人较为与众不同的教育活动。（1）职业是唯一能够平衡个体与众不同的才能与他的社会服务之间关系的东西。发现一个人所适合的工作并使他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没有什么比寻觅人生真正的事业而未果，或发现某人漂泊不定或迫于环境而从事不感兴趣的职业更为悲惨的了。合适的职业，无非是指一个人工作时以最低程度的摩擦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同一个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看来，如果这个人的这种行动合适，他们就可以享有所能提供的最优服务。比如，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都相信，奴隶劳动归根到底是不经济的，因而产生不必要的损耗，因为奴隶的精力没有充足的刺激来引导；而且，由于他们被局限在规定的岗位上，其大量才能无法完全为共同体所用，在这个意义上，奴隶劳动是纯粹的浪费。奴隶制清楚地表明了，如果个人没有在他的工作中发现自我，那会发生什么。当然，假如人们蔑视自己的职业，尽管怀有文化在本质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传统理想，他也无法完全发现自我。柏拉图主张（见第108页），教育的职责在于发现每个人适合做的事，训练他精通自己的长处，因为这种个人发展以最和谐的方式满足社会需求。由此，柏拉图提出了教育哲学的基本原则。柏拉图的错误不在于其定性的原则，而在于他对社会所需的职业范围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使他一叶障目，没有注意不同个体的才能有无限多样性。

（2）职业是有目的的连续性活动。由此可见，与其他任何方式比较起来，依靠职业而实行的教育在其自身融入了更多有益学习的因素。它把人的本能和习惯调动起来，发挥其功效；它有预期的目的，也有有待于实现的结果，反对被动的接受。因此，它呼唤思想，要求始终保持有目的的观念，以便使活动不至于沦为常规的或任意的。因为活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渐进的，每个阶段就必须通过观察和技巧来攻克障碍，发现并调整执行的手段。简言之，如果人们是为了实现活动，而非外在的结果，从事一种职业，那么，这种职业就符合我们前面在关于目标、兴趣和思维的讨论中所设立的那些要求（见第八、十、十二章）。

一种职责也必须是对资讯和观念的组织原则，即知识和理智发展的组织原则。它为贯通各种细节提供了一个主轴，从而使不同的经验、事实和资讯秩序井然。律师、医生、某个化学分支的实验室研究员、家长，以及关注所属社区的公民，各自拥有不断起作用的刺激，使他注意并关注一切关涉到他的事务的东西。他以自己职业的动机为出发点，不自觉地设法获取一切相关的资讯，且紧握不放。职业发挥的作用，既像有吸引力的磁石，又像有黏着力的胶水。这种组织知识的方式是有活力的，因为它考虑到了各种需求。它在行动中得以展现，受到调节，因而决不会停滞不前。任何出于纯粹抽象的目的而对事实所作的划分、选择和安排，都无法在稳固性或有效性方面与受制于职业的需要而加以组织的知识相提并论。相比之下，前一类知识是形式的、表面的、冷冰冰的。

（3）为职业开展的唯一恰当的训练，是通过职业本身来训练。本书以前阐述过一个原则（见第六章），即主张教育过程应该是教育自身的目的；而对未来各种责任所做的最充足的准备，就是最充分地利用当下的生活。这个原则也完全适用于教育的职业方面。对人类而言，任何时候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就是生活——理智和道德的发展。由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相对地没有经济压力，这个事实便袒露无遗。预先为个人确定某种未来的职业，并使教育为这项职业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做法有损于他当下发展的可能性，也有损于为未来合适的职业做充分的准备。重复一下我们常常提到的现象，即这种训练可能发展出一种按部就班的机械的技能（其实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可能使人厌恶、反感和不上心），这将会牺牲诸如敏锐的观察和连贯、细致的计划等特质，而正是这些特质，使职业在理智上得到回报。对于独裁统治的社会来说，约束自由和责任感的发展往往是有意为之的；少数人编制计划，下达指令，其他人则遵从指令，而且被有意地束缚在有限的、规定好的奋斗道路中。不管这种方案多么有益于提高某个阶级的声望和利益，它都明显地约束被统治阶级的发展，也使统治阶统通过经验来学习的机会变得僵化而有限。它在这两个方面都束缚了整个社会的生活（见第313页）。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所有早期的职业准备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即都是通过开展那些由学生当时的需求和兴趣所指示的积极作业而得以进行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发现个人的天赋，揭示出个人在今后生活中应从事哪个专门的职业。此外，对个人的才能和天赋的发现，将成为伴随个人成长持续不断的过程。有的观点主张，如果人们预先考虑了将来成年生活时的职业，那就是一日选定、终生受用的事情了。显然，这种观点是传统而专断的。比如，一个人发现自己对有关工程的东西感兴趣，既有理智上的兴趣，也有社会的兴趣，并决定以此为业。这不过是大致勾勒出自己将在哪个方向发展，以便进一步成长。这是用来指导进一步活动的粗略框架，好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海岸时发现美洲一样。上面所说的那个人发现一个行业后，仍然需要进一步展开更细致、更广泛的探索。如果教育者认为职业指导可以引导人对职业作出决定性的、不可逆的、彻底的选择，那么，教育和所选定的职业都有可能是僵化的，妨碍进一步发展。在这个程度上，已选择的职业将使有关的那个人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为实现他人的才智做嫁衣；而那些有才智的人的职业，却可以更灵活地得以开展和重新调整。尽管对日后新的职业选择来说，通常的语言习惯无法用灵活调整的方式加以指称，但实际上只能如此。如果成人必须警惕自己的职业可能限制自己，不让自己僵化，那么，教育者更应该注意，为青少年做职业准备必须让他们持续不断地调整目标和方法。

3.当下的机遇和危险

教育过去在实际上一直比名义上带有更多的职业性。（1）对大众的教育特别具有功利的性质，它更应该被称为学徒训练或单纯从经验中学习，但绝非教育。学校致力于读、写、算的教学，读、写、算的能力是各种劳动的共同要素。在他人的指导下，从事某种专门行当的工作，这是校外的教育。这两方面彼此促进。学校工作就其有限的、形式的特质而言，与我们明确称谓的学徒训练相同，它也是承担一种职业的学徒训练的一部分。

（2）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统治阶级的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性的——只是他们的统治和欣赏的事业恰好不被称为专业而已。因为被称为职业或雇佣工作的，只是那些涉及体力劳动的事务，这种劳动是为了维持生计，或取得报酬，或对特定人群提供私人服务。比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行业几乎与男仆或理发师的职业归属于同一个层次——部分原因是这种职业在很大程度上与身体有关，部分原因是它涉及为酬劳而向特定的人提供个人服务。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斟酌这些原因，就会发现，指导社会事务的职责，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像其他事情一样，是一种职业。以前，在教育没有完全受控于传统的地方，高等学校基本上被用来为这一事务做准备。此外，显摆炫耀、修饰门面、提高声望的社交和款待，以及金钱消费，都已变成确定的职业。高等教育机构不知不觉中被用来推进对这些职业所做的准备。甚至在当前，所谓高等教育也主要是为某个特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比它过去少得多）富有成效地开展这些事务而做准备的。

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最前沿性的工作中，这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教学和专业研究的职业训练。按照某种流行的看法，如果教育主要是为培养追求奢侈的闲人、教师、文学工作者、领导做准备的，它就应该被视为非职业的，甚至是特别有文化素养的。就间接地培养人适应创作活动的文学训练来说，无论是著书、写报刊社论，还是撰写杂志文章，都特别受这一看法的牵制。许多教师和作家撰写论著捍卫文化的、人文的教育，反抗专业化的实用教育，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所受的教育，即被他们称作自由的教育，主要是针对他们的特殊职业进行的训练。他们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本质上是有文化素养的，而忘记了其他职业也有文化素养的可能性。毋庸置疑，这些差别基于这样一个传统，即个人的工作只有在对某个特定的雇主，而不是对最终的雇主即共同体负责的情况下，才被认可为职业。

然而，当前有意识地强调的职业教育，倾向于把过去隐含的职业内涵明确地有意地展现出来。它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1）在民主社会中，一切与体力劳动、商业以及为社会提供有形的服务有关的工作越来越得到尊重。从理论上看，我们期待人们不分性别去做这些事情，作为他们对社会支持的回报——包括理智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劳动是光荣的，服务是受人称道的道德理想。虽然还有人赞赏和羡慕那些追求闲散奢侈生活的人，但更好的道德情操却谴责这种生活。与以前相比，今天的人们更普遍地认同投入时间、利用个人才能来承担社会责任。

（2）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那些工业性的职业变得惊人的重要。制造业和商务不再局限于国内、当地或多少有点附带性的行业，而是一举成为遍及世界的行业。越来越多的人把最好的精力投入这些行业中。制造商、银行家以及行业界领军人物事实上取代了世袭拥有土地的名流们，跃升为社会事务的直接指点者。重新调整社会这个问题，公然成了工业性的、与资本和劳动力相关的问题。显而易见，工业进程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重要性，这必然使学校教育对工业生活的关系问题变得十分重要。既然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调整，从各种社会条件中承袭下来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受到挑战，不可能不面临新的问题。

（3）工业不再是本质上经验性的、凭经验推测的和通过习俗传承下来的程序，这一事实已经被反复指出了。今天的工业技术是科技，即以数学、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等发现所生产的机械装置为基础。经济革命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机械的应用引起了更多理智上的尊重，从而推进了科学的发展。而工业，也从科学那里得到了益处作为回报。因此，与以往比较起来，工业性的职业获得了更多的理智内容和更大的文化可能性。这样一种教育势在必行，即使工人们知道，他们职业的科学的和社会的基础，以及他们职业的意义。如果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工人必定会被贬低为他们所操控的机械的附庸。在旧的社会体制中，手艺行业的所有工人的知识和见解基本上是相同的。至少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个人知识和技巧被发展起来了，因为工作是由工人直接使用工具来完成的。今天，操作者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机械，而不是使工具适应自己的目的。尽管工业上的智力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与面向地方市场的手工制造时代比较起来，现在工业提供的教育性资源更少。因而，实现工作中内在的智力可能性的重任就抛回到学校中去了。

（4）在科学中，知识的追求变得更有实验性，而更少依赖文学传统，更少与推理的辩证法以及符号相联系。因此，与以前相比，工业性职业的教材不仅呈现出更多的科学内容，而且提供人们更多的机会来了解产生知识的方法。当然，工厂中的一般工人为直接的经济压力所迫，以至于无法像实验室的工作者一样，拥有产生知识的机会。但是，在学校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深刻的见解；在一定条件下，学生也可以与机械和工业工序打交道。工厂和实验室满足了这些条件，两者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造成的：实验室的优势在于允许人们彻底地探索某个问题所显示出来的任何理智上的兴趣；而工厂的优势，则侧重于科学原则的社会效应，并促使学生产生更为真实的兴趣。

（5）学习心理学，尤其是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是与工业在生活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同步的。因为近代心理学强调探究、实验和“尝试”等无需经过学习的原始本能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近代心理学表明，学习不是被称为心灵的东西的现成的运作，心灵是把各种原始才能组织成有意义活动的结构。诚如我们所知（见第247页），年长的学生的工作相当于年幼学生的游戏，这是对未经训练的、粗糙而天然的活动在教育意义上的发展。此外，从游戏过渡到工作的过程应该是渐进的，不涉及态度上的剧烈变化，而是把游戏的要素引入工作之中，并为加强控制而不断地加以改进。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上述五个论点实际上重复了本书前面的要点。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哲学上，改善当前的教育状况关键在于逐渐改革学校的教材与方法，从而象征性地模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作业，揭示它们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内容。这一改革应该弱化纯书面的方法——包括课本和辩证法，把它们降低为学生连续累进的理智活动发展过程中必要的辅助手段。

然而，我们的探讨强调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如果人们试图依照现在各行各业的运行方式，为学生提供技术上的预备，教育改革是无法成功地实现的；更不用说，企图在学校里照搬现行的工业状况，这让教育改革更加举步维艰。问题不是要使学校成为制造业和商业的附庸，而是要利用工业的各种因素，使学校生活变得更加活跃、更富有当代意义，以及更多地与校外经验相关联。要解决这个问题实属不易，因为教育长期维护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旧传统的危险始终存在，而它对新的经济条件的适应，多少奠基于对行业制度中那些不合理的、未社会化的、未经改造的方面的默认上。说得具体一些，就是说，假如从理论和实践上把职业教育阐释为行业教育，即作为获得将来专门职业的技术性效能的手段，那将是危险的。

由此可见，教育将成为让现行的社会工业秩序得以永久地保存下去的工具，而非改革它的手段。用正规的方式设定改革的目标并非难事，那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要做，以便使其他人的生活更有价值；也消除了相互之间的隔阂，使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这里所说的改革，意指这样一种事态，即每个人对工作的兴趣都不是受强制的，而是出于理智的——是以工作与自己的天赋相投合为基础的。毋庸赘言，我们还远未达到这样的社会状态；在真实的和定量的意义上，我们也无法实现这种状态。但是，迄今已实现的社会变革，在原则上与它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与以前相比，现在有空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达成这种社会状态。只要有理智的意愿希望达成这种社会状态，那么，在实现过程中就没有不可攻克的障碍。

最重要的是，实现这种社会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教育方式，因为这种改革本质上是精神倾向的改革——一种教育性的改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撇开工业和政治条件的改革，用直接的指示和敦促去改变人的性格和心灵。尽管这个观念相悖于我们提出的性格和心灵是对参与社会事务的回应的态度这一基本观点，但可以在学校中打造我们期望达成的那种社会模型，从而塑造学生的心灵，逐渐改变成人社会某些顽固的特征。

从情感上看，如果我们说现行体制最大的恶不是贫困，也不是它所导致的苦难，而是很多人从事的职业对自己没有吸引力，他们从业只是为了金钱上的报偿。这种说法听上去不免太刺耳了，但这是因为这样的职业时常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憎恶，使人想要怠慢和逃避。他们工作时情绪不定、心不在焉。另一方面，有些人不仅物质生活富足，而且居高临下地——如果不是专断地——控制着多数人的活动，他们脱离于平等的、普遍的社会交往。他们放纵和炫耀；他们试图通过使人印象深刻的权力、巨大的财富和享乐，来消除与别人之间的隔阂。

构思狭隘的职业教育方案很有可能永远保留这一区分，因为这个方案采用社会预定论的教条主义立场，认为一些人应在与当前一样的经济状况下继续靠挣工资维持生活。此外，这个方案旨在为这些人提供所谓行业的教育——改善他们的技术效能。无论如何，人们往往不具备精湛的技术，但确实希望自己拥有精湛的技术——不只是为了以更少的成本生产更好的商品，更是为了在工作中找到更大的快乐，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但是，只局限于对当下工作的精通，与推而广之地了解工作的社会意义的能力比较起来，两者有天壤之别。同样的，实行他人计划的效率和制定自身计划的效率之间也有天壤之别。眼下的雇主阶级和受雇阶级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受雇阶级在乎的是职业带来的金钱回报，而雇主阶级的眼界被束缚在利益和权力上。一般说来，雇主阶级的兴趣更多地涉及理智上的启示和对条件的考察，因为这涉及对多种因素进行指导和组织，而对工资的兴趣只关系到某些直接的肌肉动作。然而，只要他们的工作没有考虑到社会意义，他们的智力依旧束缚在技术性的、非人性的、不自由的轨道上。加之如果激励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对私人利益或个人权力的欲望，那么，这一局限在所难免。实际上，富于社会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倾向等优点，往往是由于在经济上处于困顿；而处于这种境况的人，没有遭受过片面地控制他人事务的可怕做法的影响。

假如职业教育的方案以现行的工业体制为出发点，很可能承载并保持这种体制的弱点和阶级分层的特征，从而蜕变为实行社会预定论的封建教条的手段。那些处于随心所欲地位的人，会要求一种自由的、文化性的职业，一种适合于他们直接关心的青少年有指导能力的职业。把教育体系分裂开来，为那些处境没那么幸运的其他人提供特定的行业预备训练，这就等于把学校看成将旧有的劳动与闲暇、文化与服务、心灵与身体、受管理阶级与管理阶级的划分移植到名义上的民主社会中去的一个机构。这样一种职业教育，必然会低估所处理的材料与程序之间的科学的、历史的、人性化的关联。试图把这些关联囊括进狭隘的行业教育中，是徒劳无功的；关注这些关联，是不“实际的”。这些关联是留给那些可以自由掌握闲暇的人的——闲暇是以优越的经济资源为基础的。这些关联甚至有可能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可能引起那些在他人指挥下工作的人的不满，从而产生“僭越身份”的野心。但是，如果一种教育认可职业有充分的理智的和社会的意义，那么，它就必须既包含对当下状况的历史背景的教育，也包含有关科学方面的训练，以提供处理生产材料和生产工具的智力和开创性，还包含对经济学、公民学和政治学的学习，以便使未来的工作者触及当代的种种问题和由此而提出的各种改善方法。最重要的是，它将训练未来的工作者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从而使他们不轻率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命运逆来顺受。这一理想不仅要与现有的教育传统的惯性相抗争，还要与占据工业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的反对相抗衡，因为那些人意识到，这种教育制度的普及将威胁到他们利用别人来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

但是，恰恰是这一事实，昭示了一个更公正、更开明的社会秩序，因为它证明社会改革有赖于教育改革。因此，这个事实也激励那些坚信更好的社会秩序的人们去承担推进这样一种职业教育的责任；这种职业教育不会迫使青少年屈从于当下教育制度的要求和标准，而是利用科学和社会的因素，培养他们有勇有谋，并培养他们智力的实践性和执行力。

概要

职业就是指向他人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为实现结果而运用个人力量的连续不断的活动。职业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把之前探讨过的关于思维与身体活动的关系、个体的自觉发展与联合生活的关系、理论素养与有明确结果的实践行为的关系、谋生与有价值的闲暇享受的关系等等各种问题聚集在一起。总体来说，人们不认可教育的职业方面（除了基础教育中有实利性的读、写、算的教学），是对过去贵族理想的留恋。但是，当前有一场以职业训练为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随着这场运动的实际开展，这些观点会得到强化，从而具备适合现行工业体制的形式。这一运动将把传统的自由教育或文化教育提供给少数经济上有能力享受这种教育的人，而把受制于人的、为各种专门职业做准备的、有技术性的行业教育传授给大众。当然，这一方案只是意味着永久性地保留旧有的社会阶级划分，并把与之相应的理智与道德的二元论一起保留下来。然而，这充分表明，当下的社会条件已不再支持它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今天的工业生活极度依靠科学，并极为密切地影响着社会交往的各种形式，因而我们有机会运用它来发展人的心智和性格。此外，工业生活在教育上的正当应用，可以影响人的智力和兴趣，并连同立法和行政一起，改变当下工业和商业秩序中让人厌恶的那些社会特征。工业生活在教育上的正当应用，将使与日俱增的社会同情感转化为有建设性的力量，不变为多少有些盲目的博爱情操。工业生活在教育上的正当应用，将使那些从事工业职业的人有能力参与社会控制，成为掌握工业命运的主人，工业生活在教育上的正当应用将使他们了解机器生产和分配制度的专门的和机械的特征的意义。上述情形主要是针对比较缺少经济机会的人来说的。对于共同体中拥有特权的那部分人来说，工业生活在教育上的正当应用，将提升他们对劳动力的同情心，使他们形成一种心灵倾向，从而发现实用性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并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换句话说，目前职业教育之所以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个议题要集中考虑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问题，即究竟是把自然纳入人类的活动中，还是排斥在这种活动之外，才能更好地锻炼人的智力呢？另一个问题，即究竟在利己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获得个体的文化？本章对此没有作具体的探讨，因为以上结论不过是概括了前面第十五至二十二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