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钱的美国自由派人士最近承认，现有的工业机构在相当的程度上都是不公正的。他承认，这种不公正是当前世界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补救的办法是更公平地分配工业产品。然而，在基本方向上，他认为，为了使世界得以运转得像目前的制度这样的东西，还有长久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立场在过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进步。它是受欢迎的，看来很少受到批评。

然而，这一步会迈得很尴尬，在其宣称的应对不安定的目标上，很可能是徒劳的，除非它坦率地承认，它仅仅是迈进了一小步。其意义在于，它将使一个更进一步和意义更深远的运动变得更为容易。如果没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它可能容易强化阶级对立。它将增强工薪阶层要求享有更大份额的物质产品的力量，却没有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对行业本身的责任感。它会增加雇主在处理那些不讲道理的、愚蠢的和不知感恩的劳动者情绪时的痛苦，这种情绪会为了一己之私而将一把活动扳手扔到整个工业机器中去。作为一个“解决方案”所提议的补救措施，非但没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反而远远地偏离了它。

持有这种观点的胡佛（hoover）先生，在被指责他的活动的动力就是他工作的物质产品的情况下，还能被人赞同吗？巨富们可以公然蔑视那种把他们看作一直是美元追逐者的观念，或者那种认为他们的行动准则（甚至在募集证券的时候）一直是利欲或安全的观念。与此同时，又假设工薪阶层是与之不同的，这是一个恶作剧般的错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人类的心理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仅仅是为工资而活着的，人所需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找到一条人性的出路。任何时候都不能用工资贿赂来代替这一出路；现在，这种情形几乎也不存在。因为工人现在已认识到，工资的增长是自身力量的见证；而且，这个已经觉醒的权力意识，正是要求践行自身力量的机会。这意味着在管理活动中要共担责任。

在每一次新的危机中，人们似乎都会忘记，对自由的要求意味着延伸至精神活动，即更大的思想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保卫自由的战斗从来都没有胜利过，为什么老一辈的捍卫者总是在危机中失败。对于保守派和激进派来说，它们都是不合时宜的。前者认为它们被用于他确信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目的，后者则感兴趣于一些更深远的东西。可以把这一论述应用于现在的情形，诸如言论自由。以前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捍卫者自然是神圣的，他们被认为是保守派，但目前的情形与他们没有关系。权利法案的创始人没有体验过当代的劳工状况，更不会想到苏维埃主义（sovietism）的存在与蔓延。因而，公民权利自以为已经达到的缓解受到了践踏。而如果群众攻击这些权利的时候，心里的怨愤比我们所能想到的少一些的话，那是因为，毕竟他们还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即认为当前捍卫心灵自由的斗争中心在其他某个方面。当然，怀疑和恐惧的战争心理的后遗症是威胁自由社会思考的一大因素；另一大因素则是统治阶级希望利用这一后遗症来创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统治，这种恐怖会对同情自由的人中一些胆小怕事者造成影响，并干扰法院。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能只凭这些因素来解释。它们需要别的东西来赋予足够的现实运作的力量。这一别的东西事实上就是：在政治行动或演讲和写作中，再也不能充分表现心灵自由了。很多人已经感觉并开始明白：只有当他们在与其日常工作有关的事情中实践自己想法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行政领导、经理人、科研工作者、艺术家享有这样的自由，而别人为什么享受不到呢？因为这种意识不能通过增加对工业化的物质产品的拥有份额而获得。这也说明，为什么原来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捍卫者越来越少。

这是新一轮的斗争，它不可能被阻止在旧的法律限度以内。保守派首先认识到这点，而且是他们教会了其他人；如果没有他们的传授，其他人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仍然很呆滞。通过这一事件说明，保守派往往对新潮流的意义更为敏感；而且，正是由于其对新兴运动的攻击，才能教导群众理解新潮流的真正意义。他们现在正声嘶力竭地狂喊，心灵自由只有在实现了对自己工作的控制后才能达到，与此相比，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则是无足轻重的。

就像其他言论自由的倡导者一样，作者碰巧利用了关于安全阀的争论。一场社会危机，一个社会的转折点，使得这一争论变得滑稽。那恰恰是一股所谓伟大的新生力量不应该想要的——一个廉价的安全阀。水蒸气是用来克服障碍物的，而不应被耗费在吹出蒸气的谈话中。耍嘴皮子是消耗气力的一种简单方法。在阻止走这种廉价和简单的道路方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反对派注定会帮助激进派，并且被信赖。它使人们必定寻求现实的自由，而不是满足于那种吹嘘，即当言论不受限制时，自由就实现了。

由于自由在本质上是精神的，是思想的事；而且，由于仅当思想可以体现在行为中的时候，才算得上是自由的，因此，每一次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得在不同的层面上再次进行。过去争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是争取信仰自由和保护财产权的斗争的一部分。那种以为指出这背后的经济动机就认为以前的斗争是廉价的想法，是愚蠢的。那些通过辛勤工作赢得了财富的人，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那些曾经靠征服获得财产并希望继续其掠夺生涯的人强占。他们的斗争需要得到尊重，而不是被轻视或否定。但是，假设思想和努力将总是按照已经指明的路线传播，那同样是愚蠢的。

言论和选举自由现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争取行业中的心灵自由以及自由参与规划和经营的斗争中的一部分。如果共和党人不是出了名的忘恩负义，将完全可以预测：人们将来会竖立纪念碑来纪念帕尔默（palmer）先生、斯威特（sweet）先生和其他看似付出了无谓的艰辛而使得民众明白这一事实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民众可能长时间看不出这一即将到来的事实。因为我们可能确信，老一辈的公民自由的捍卫者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瓦解，即使在恐惧和激动的战争心理的助攻下，除非其背后有其他极为重要的事件。当反对派认为自己是在阻止一个危险敌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展示了思想自由只体现在言论中而不是工作中的想法是多么地肤浅。

（郑国玉 译 马荣 校 刘放桐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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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