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主张智力能在社会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智力本应在指导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人，现在业已显得荒谬。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不仅显得荒谬，而且是真的荒谬。这一观点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决定社会机构、设施和变化的力量。寡头政治的专制权力、政治权力、教会权力和经济权力已经出现，有时公开地行使这种权力，更经常地通过各种间接的或微妙的手段来行使。习惯、习俗和传统在与智力的比较中占有重要的分量，而智力的作用却是微弱的。习俗和传统有着各种方式的来源，很多是偶然发生的。但是，一旦确立起来，习俗和传统过多地依赖于它们产生的条件，并且加强了特权阶级的权力。在关键的时刻，激烈的情绪所滋生的错误观念，在与智力的比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智力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评论家们所忽视的是：敦促智力的潜在要求是没有必要的，除非后者已经淹没在如之前所指明的那种方式中。对制度的力量、习俗和错误观念的方式所控制的最终结果，不会鼓励一个人以很大的希望，为了未来的进步，看待依赖于它们的新结合。这一情形是这样的：它打算使一个人环顾四周，即使这个人处在完全的绝望之中，但寻求其他的方法也是绝望。在这样的情形下，似乎促进诉诸智力的方法的努力，如果不是唯一未曾尝试的，那么可能会将它自己至少呈现为一个绝望的求助对象。鉴于在过去集体的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有些例子可能是为了论证论点而提出来的，即使这一论点是错误的观念，智力的实验方法仍值得一试。为了幻觉的幻觉，这特殊的一点可能比人类曾经依赖的一些东西更加美好。 [3]

在达到对物理力量和条件的控制中，这种方法的成功已经被作为在社会事务中既不是完全的绝望，也不是幻觉的证据。这种关系也被评论家们所误解。由于这并不是认为物理科学的特殊技术将被逐字复制——当然，尽管它们在可适用的地方被应用——也不是认为实验室意义上的实验可以在社会事务中大规模地执行；而是认为在征服自然中，通过实验科学取得证明的观点及方法，可能且应当被用于社会事务。而且，竞争的力量依赖于已提及的考虑因素：教条主义被毫不质疑的习惯和传统的重量加固，阶级利益依靠强力和暴力乔装或公开上演。除此，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但是，据说，物理和社会智力两种例子中的根本性差异被忽视了。“据说，当物理科学战胜了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传统主义时，它们就获得了自由。但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传统主义是建立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这些阶层的人们一直试图保持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尼布尔）当然是这样。但是，统治阶级的兴趣不是维持传统，反对物理科学中的新方法和结论的主要力量。一个幼稚的历史观必须让位。这并不是暂时假设新的科学方法将会以自身的方式在几个世纪内成功——也不是假设在物理领域中甚至也完全征服——除非它在统治利益之外的其他社会利益中找到一个寄宿处，并且被其他利益持续增长的影响所支持。

在这里，我们谈到了问题的要点。智力在本质上 没有力量。就过去的理性主义者假设智力具有力量来说，他们都是错误的。休谟较为接近真理，尽管他在夸大另一方面是有过失的。当他说“理性是且必定是激情的奴隶”——或者说利益，但统治者的利益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利益——除去斗争正在发生的时刻。真正的问题是：现在活跃着的利益群体，是否可以通过以实验为基础的智力方式吸入他们的斗争来取得最好的成功，或者统治者是否应该依赖于用其他途径将世界带到现在的房地产状况中？

智力仅在被带入其他起作用的力量（而非自身力量）时，才成为一种力量 。但是，力量是一个总称，并涵盖了大量不同的事物。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一些力量的形式完成的——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暴力和战争是一种力量，资本是一种力量，报纸、广告代理和政治宣传都是力量，教堂以及通过它反复灌输的信仰也是力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信念和联盟也是力量，尽管在它们存在的经济和国际体系中，会轻易过高地估计这种力量的程度。简而言之，只要我们仅仅讨论了权力，就尚未讨论任何其他的事情。首先急需的，是辨别力和对权力分配的知识。

智力只有在它融入需求系统和有效需求系统时，才成为一种力量。过去流行的学说认为，智力的本质是其自身与行动分离的一个反射。它已经完全被视为是自身的东西，行动随智力之后，并在智力之上仅仅作为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果我持有智力的观点，那么，更应该同意那些怀疑智力在带来必要的社会变革中扮演任何特定角色的评论者们。因为这个观念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已经获得的理论和实践分离的一个方面。物理科学方法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通过这一观点，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人类，显示了行动是智力的一个必要部分——换句话说，行动改变先前存在的条件。

因此，接受这个观点（对社会力量控制的操作，可以从物理科学的实验方法中学习）的首要影响，即在社会知识的普遍观念中进行激进的变革。目前的假设首先是知识，然后可能是行动——或者可能不是——延续着智力。那些攻击智力有重要地位的评论者们，其攻击是建立在接受这一观点之上的；他们是在我想推翻的观点的基础上，对我进行批判。因此，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我否认任何大量的社会调查远离旨在社会进程控制的行动目标——换而言之，一个计划经济——能够建立起社会知识。尼布尔先生将我归罪于忽视在社会事务中阶级利益和冲突作用的中产阶级的偏见！他责难我在教育潜力方面的夸张，尽管事实是我在力促“不积极参与实际情况，真正的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上花费了很多精力。并且，我指出，经济利益是教育变革为什么缓慢和发生转向的主要原因。

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值得以个人的理由加以关注。这仅仅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群体是不以智力应用于控制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当他们不鼓励智力这一方法的潜力时，反对这种方法的人会被这些利益群体所利用。据我判断，他们使当前的困惑持存，他们增强了在任何改变的结果中导致恶果的力量；但是，革命的产生可能是通过智力的方法介入的方式。“教育”，即使在其广义上来说，不能做一切事情。但是，不通过教育而完成的事情（也是在其广义上）将是很糟糕的，而且其中大部分不得不进行返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智力如何通过适应实际起作用的欲望和利益而增加力量？真正的事实是，过去的智力为狭隘的目的并代表阶级利益而运行；这一事实是高估智力在社会控制中可能的角色的一个原因，而不是贬低它的原因。

（朱剑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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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9卷，第88—91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 ），第78期（1934年4月25日），第306—307页。

[3] “宗教最真实的愿景，是通过坚决的信仰可能部分实现的幻觉。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真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的真实，而是应当真实；并且，如果它的真理不被质疑，就可能成为真的。”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