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一位著名的律师说，对联邦宪法加一项几句话的修正案，即禁止一切股份企业拥有法律地位，只允许个人业主拥有法律地位，就可以找回美国早期个人创新与进取的观念。我认为，这位律师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不折不扣的杰弗逊主义民主党人。同时，他还是一位有逻辑头脑的人。他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这个企业资本大集聚的时代、批量生产与批量分配的时代、所有权非个人化且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时代能保留拓荒时代的个人创新、进取、能量与奖赏的信念。然而，我们的政治生活却继续忽视已发生的变化，只在情势所迫时才在处理偶然问题时考虑这种变化。

当代社会仍然流行着一种错误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政治手段将财富平均分配给所有个人，因此社会主义反对企业垄断、企业兼并以及企业联合。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被算术划分后的个人主义。那些坚持认为个体在本质上是一个孤立的、独立的单位的人，自然会如此看待社会主义。其实，对于当前的这种经济合并，卡尔·马克思早有预见。如果马克思的魂灵飘荡在美国上空，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们实现了他的预言。

不过，马克思在作这些预言的时候，过多地从心理经济学的前提进行论证，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的因素，即科学在蒸汽动力、电以及化学过程中的应用。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论证时过于依赖他的论证前提，即资本家会不断剥削工人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剩余”指超出了工人生存所需最低工资的那部分。此外，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不断发展的工业在发明创造以及继而在开拓新需求、新财富形式及新职业方面的能力；他也没有想到，雇主阶级会足够理性，会认识到他们需要付给工人高薪才能维持消费力，并从而维持生产与利润。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处于政治控制中的普通大众会因普遍承受的痛苦掀起一场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在这个国家得以实现。不过，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即经济结构与政治运作之间的关系，现在仍然存在。

实际上，正是这个问题才造成了当前的各种政治问题。一位聪明又经验丰富的美国政府事务观察者说过，他听到的美国政府所讨论的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可归结到与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财富、资产以及生产与分配过程，包括最末端的连锁零售业，在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很难不会产生政治影响。这是新政党或现存政党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旧式个人主义仍然有足够的活力，让任何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或计划严重受阻。但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一词的历史含义是由现实情况所控制的。因此，一个以“社会主义”命名的政党命运如何，无关紧要。

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上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被目前的政治所忽略。统治党公开将自己看作是繁荣的维护者，甚至还称自己是繁荣的缔造者。它使大量公民与选民相信这一点，并从而认为它之所以能够持续获得统治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它等同于繁荣。我们的总统选举基本上由恐惧所决定。在地方选举以及非大选年的国会选举中，数十万公民会把票投给独立候选人或民主党候选人；但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他们却常常把票投给共和党。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隐约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对他们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害怕经济金融机器遭到破坏。这种恐惧既普遍存在于小商小贩中，也普遍存在于工人中。统治党基本上是靠这种恐惧维持统治地位的。我们的整个工业体系极其复杂，其内部各要素有着极其微妙的依存关系，极容易受到各种细小因素的影响。于是，在大部分选民看来，比起冒险扰乱工业，他们似乎更愿意忍受已经忍受过的种种弊端。我认为，在1928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民主党候选人因反禁酒法和信仰天主教而受到影响，但上述民众心态依然是他落选的决定因素。 [3]

此外，胡佛让公众把他看成是一个具有工程师头脑而非政治家头脑的人，这一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工程学取得了累累硕果，它的成就随处可见。它带来了种种奇迹，成为人们眼中神奇的奇迹创造者。一个对政治家感到厌倦的民族会下意识地认为，一位工程师的头脑、经验与天赋会治愈我们的政治生活，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秩序。我无法用数据来证明上述两种因素的确切影响。对它们，尤其是对第二个因素的判断，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人们将共和党等同于持续繁荣这一点是肯定的，而人们对政治领域中出现工程师的愿望也是普遍的，至少是有代表性的。

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境，而对繁荣的信念则更是一种心境。因此，当人们内心认为存在繁荣时，对繁荣程度的质疑便不会起到多大作用。我可以援引数据证明繁荣是多么地不均，证明繁荣的经济条件分配是多么地不公，但所有这些都不起作用。1927年，11000人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他们的收入总和占国民净收入的2/5，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11000人的收入仅有20%来自工资和他们自己的公司利润，剩下的80%来自投资、投机利润和租金等，但援引这些官方数据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8000万雇佣劳动者的收入总和是这11000人“不劳所得”收入的4倍（所得税申报表坦率地称之为“不劳所得”收入）。此外，企业集群投资收入的增涨损害了所有者自行管理的企业的收入所得。谁要是提醒人们注意上述悬殊，就会被认为是在中伤我们倔强的个人主义，是在试图激起阶级矛盾。与此同时，1928年的所得税申报表显示：7年内，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从67人增加到了近500人；而在这近500人中，有24人年收入超过一亿美元。

不过，一个政党承担起繁荣的维护者这一角色，就意味着它承担起了责任；从长远来看，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结合体将承担起责任。领主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获得成功。在我看来，这是未来政治情形的核心。要联系企业产业来讨论未来的政治走向，首先至少要认识到：那些过去被人看作是健康经济基础的主要产业，如今已变得萧条。众所周知，农业、矿业和纺织业都身处困境。铁路大扩建的时代已经结束，建筑业时好时坏。与此相对应，与新技术相关并源于新技术的产业现在正迅速发展。如果没有汽车、收音机和飞机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快速增长，没有电和高功率的新用途的迅速发展，过去几年的繁荣几乎不可能，甚至都不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境。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正是这些新的资本与劳动的应用领域，它们所产生的剩余资金使股市和其他商业形式一直维持在活跃的状态。同时，这些新发展加速了超级财富的累积与集中。

这些事实似乎指明了未来政治的走向。产业萧条已经对立法与行政中的政治行动产生了影响。当现在的新产业也资本过剩，消费与投资不成比例，当它们也出现生产力过剩时，结果会怎样？据估计，现在每年有80亿美元的储蓄盈余，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这部分资金应该放在何处？若将它转移到股市，问题可以暂时得到解决，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是一剂会带来新病的“药”。若用它来扩建工业厂房，那这些厂房多久之后会“生产过剩”？未来，政治控制似乎会为了社会利益而得到延展。我们有州际商业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现在还有了农业救济委员会这个由个人主义政党所发起的大规模社会主义行动。未来，似乎会有更多类似的委员会得到创建，尽管人们同时大肆谴责官僚主义，大肆宣称个人主义是我们国家繁荣的根本。

关税问题也在经历着变化。现在，叫嚷着要减免关税的都是萧条的旧产业。新生产业则对关税问题漠不关心，而随着它们越来越关注出口贸易，它们很可能对关税问题越来越不关心，或越来越抱有敌意。目前，除了使旧政党内部形成了反对派，经济变化确实还没有影响政党之间的联合。但这一事实遮盖了另一个更大的事实，那就是，在旧党的掩护下，立法与行政已经因为受贸易与金融的影响而开始发挥新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自然要数下面这场行动：利用政府机构与大型公共基金将农业与其他产业置于同等位置。这个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农民是旧个人主义理念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这场行动的目标显然是把农民囊括到集体与企业行动的范围中来。在萧条时期利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问题，这种政策是未来政治走向的另一个（较微弱的）迹象。

当然，新产业是否会重复萧条的旧产业的周期，即是否会变得资本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持有成本过高，以及这种重复会到什么程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一问题的消极方面，我们需要保持相当的乐观。至少，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如果新产业带来了萧条，公共干预和公共控制的过程将被重复。而且，无论如何，针对老年与失业问题采取政治行动总是可能的。目前，工人因技术发展而下岗，工人的工作年龄限制由于劳动过程加快而被提前以保证有利润可得，这两者都凸显了公众调查与统计的可耻缺失。失业，就其目前“正常的”水平而言——更别提周期性的萧条期的失业水平——表明以获取私利为目的、不受监管的个人主义产业失败了。矿工，甚至是农民，可能会被忽视，但城市产业工人不会被忽视。如果再次爆发一场激进的劳工运动，将失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将是这场运动出现的最初迹象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公共控制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作政治预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我不打算在此作详细论述。不过，大的、基本的经济趋势是无法长久忽视的，这些趋势都朝向同一个方向。有很多迹象表明，控制着美国政治的反对变革的趋势正在让步。收入分配不公会突显征税权的使用，征税权通过对巨额收入者征收更多的所得税、对大额遗产的继承者征收更多的遗产税实现重新分配。将闲置土地的社会生产价值挪为私用这一丑闻终将会被揭露出来。世界生产和商业的现状正在赋予“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以全新含义。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善与腐败同大型经济利益集团获得的特殊优惠是相联系的，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这种联合同犯罪活动是相联系的。地方劳工组织对政治回避政策日益不满，对自己需要通过由敌对利益集团控制的政党开展工作这件荒谬之事日益不满。这种趋势有累积效应，许多现在孤立的因素最终会集中起来。当它们形成了一个焦点，经济问题就不仅仅只是隐秘的政治问题，而是公开的政治问题。产业的社会控制问题与使用政府机构实现建设性的社会目的将成为公开的政治斗争中心。

我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政治情形，不是说我认为明确的政治行动对于解决当前生活中的分裂问题很重要，而是因为它能起到辅助作用。我们需要对立法与行政作出一定的具体改革，以便为其他以非政治方式发生的变革创造条件。此外，立法与政治讨论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人们关于所有社会问题的观念与理想，其形成过程都会受到政治行动大模型的反应影响。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忠心的对象消失了而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有一种方法肯定可以帮他找回沉着的心态，即通过观察工业与金融是如何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去了解工业与金融的现实情况。过去很多年都存在于我们思想中的政治冷漠，其根本原因是一种心理困惑，这种心理困惑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政治与日常事务之间的重要联系所造成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却一直极力维护这种困惑与不真实。我们了解了事物的发展方向以及它们这样发展的原因，就拥有了稳定的目标事物与忠诚对象的原材料。弄清楚了事件的实际发展趋势，就走上了通往思想清晰与有序的道路。

我之所以提到政治，主要是因为政治可以最好地表明现在的社会混乱及其背后的成因。我在上文提到的各种公共控制的事件都是偶发性的，都是政府迫于苦恼的巨大选民群体所带来的压力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它们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情况而临时出现的，不是什么社会总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只是将它们当作偶然发生的例外。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正在糊口度日。由于企业权力较为强大，当紧急事件将它们强行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时，我们偶尔会关注并采取行动。但是，虽然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却并不制定后续政策。另一方面，旧个人主义仍然根深蒂固，拥有着人们在不知所措时言语表达上的忠诚。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我们以为它控制着我们的政治思考与行为。但实际上，旧个人主义被人用来维持现在的混乱状态，通过企业组织起来的金融势力与工业势力可以让经济为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在我看来，近期最有趣的政治事件是胡佛总统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呼吁召开工业会议。这件事有很多涵义。其中，有些是实际的，有些则有着含糊的可能性。它表明，一个通过将繁荣归功于自己而承担维持繁荣责任的政党和政府在面对产业萧条时，动乱便会产生。它表明了建议与轻信这种从众心理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基督教科学派控制着美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思想；如果基督教科学派使我们认为某些事不存在，这些事就必定没有发生过。这些工业会议还表明，我们美国人有一种对社会事务不作计划的习惯、一种亡羊补牢的习惯。除了那些坚守“经济新时代”教义的经济学家，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会出现股市崩盘，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崩盘的具体时间，但直到股市崩盘之后，我们才有所行动。

这些会议更含糊的含义，是有关未来的发展趋势。显然，会议的职能之一，便是将一系列的数字叠加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总数，并考虑这些总数对公众想象力的影响。是否会有心理和算术结果之外的结果？一个乐观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标志着工程师的经济头脑开始被真正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他可能会让自己相信，这标志着美国的实业家、金融家和政治家开始大范围地担起社会责任。他可能会设想，一系列会议的召开最终将会建立一个永久的“经济委员会”、一个将负责计划并协调工业发展的委员会。他可能会乐观地预计，劳资双方会以平等的身份会面，会面的目的不是一方让另一方保证不求加薪不罢工，而是让双方的会面成为有计划地管理国民福利基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种变化是否会在未来出现，并不确定。但确定的是，如果它顺利实现了，那就标志着人们公认旧的社会政治时代及其主导理念结束了。如果这种变化是人们经过自愿协定与努力实现的，而不是由政府强迫实现的，那么它就符合了美国精神。我们的个人主义有它永恒的正确性。但是，上述变化必定会将社会责任引入商业体系中，使只追求金钱利润的工业随之灭亡。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协调指导委员会，让工业和金融巨头与劳工代表和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并计划对工业活动的控制，这将意味着我们已经建设性地、自愿地走上了苏俄正以破坏和胁迫的方式走着的道路。正如我在前文所说，虽然政治行动并不是基本的，但关注真实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了社会价值对工业与金融进行公共控制，将产生巨大的思想与情感影响。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但视它为手段，将促使我们思考它的目的，思考如何去实现一种所有人都有价值的、富裕的生活。如此一来，它将找回指导目标，并成为找回统一个性的重要一步。

在本文中，我试着对总体政治情形的可能性作一次简要的概述，我并不是要请求什么，也不是对具体的政治联合作出预言。但是，任何一种政治革新，不管是在现有两党内部还是外部，都首先要求我们在思想上诚实地认识到当前的趋势。在一个迅速企业化的社会，我们需要有联合的思想，去考虑现实状况，并从社会利益出发去制定政策。只有这样，为了社会利益去开展有组织的行动才会变成现实。我们将走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随便我们愿意把它称作什么，也无论它在实现时被称作什么。经济决定论是事实，而不只是理论。但是，一种是盲目的、混乱的、无计划的决定论，它源于为牟利而经营的商业活动；另一种是由社会计划、有秩序的发展决定，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和选择，就在于要一个公共社会主义，还是要一个资本社会主义。

（孙有中 查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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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5卷，第69—75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62期（1930年3月5日），第64—67页，题目为“资本社会主义还是公共社会主义？——杜威教授系列文章《新旧个人主义》之四”（capitalistic or public socialism？the fourth article in professor dewey's series，“individualism，old and new”）。

[3] 1928年，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史密斯，因信仰天主教以及反对禁酒而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