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的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

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需限度，对人生可谓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高水准之经济。然所谓高水准，即已是超水准。

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需的高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

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

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国以农业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1]撰有《社会通诠》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亦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

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如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高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目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主义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主义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

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农业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走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

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做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需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

西方历史在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中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在列国纷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

要之，士之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是代表着其一部分势力而已。

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期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了。

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即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

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似近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一应工商生利事业者，故当时称之为“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等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

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唯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

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上位做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特殊的发展。

今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人对经济意见之一面。

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乃两千年来仍为人所最服膺之理论。即使用诸今日，仍是切中时弊。我们亦可说，二十世纪的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力亦强，所患只是在不均与不安。我们当知如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是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来永远无法得均得安。

孔子此言虽说的是经济，但其着眼处却并不在经济上。

二、《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始时所谓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之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之殖民政策，则正与此相反。因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抹杀明德，此亦本末倒置了。《大学》此言，亦与近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

近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能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受的生产力。中国过去社会并不适用此番理论。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亦即是土地拓展了，也即是财用充足了。

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此种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传统之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实应注意。

三、《荀子》云：“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吾人之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之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之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互相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的物质生产双方相持以长。荀子此言，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即是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均以人文主义为立场，或可说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

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拓展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绝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应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才对。

以上理论到汉代，又出了多位名人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他们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今举董仲舒之言以证明之。他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绝不能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知道他只是在社会上地位较高而止。诸如大艺术家、大政治家、大科学家等人，他们贡献比普通人大，自当获得较高之地位与待遇。即使共产主义社会，亦莫不如此。吾人实无法反对此种差别。只是不可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否则便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

至于穷人，与富人比较当然是穷。穷富自在所难免。但当使穷者得到低水准的必需，而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可使他们内心忧愁。

董仲舒所言之富与贫，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而稍有差别而已。总之，富与贫均不可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之理想为依归而建立。

人应该活得近理想，如近代之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便是患了富而骄的毛病。因他们之间贫富差别太大了，便不免视亚非人为落后民族，以为给一些经济援助，便可救亚非穷人，此即是骄的表现也。

仅知有经济，却不知经济以外还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此两者之间会产生不和睦。这一种不和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

富而骄固不可，但贫而忧也须防。当经济条件降落到必需水准以下时，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即是要人们处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两者之间作一调和，减少差别，来维持相当调和之经济水平。将两者调均之，因此要有一种不骄不忧之德，此乃比经济之穷富更为重要也。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更如盐铁政策，《史记》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永远无垄断之大资本家出现。

当知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领导。故使中国在封建制度崩溃后，不会转到资本主义之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建立士人政府以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消失了。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太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及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

今人不明此中因由，以为只有太史公有此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再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

其实中国此后之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去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发挥其特殊之作用，故后来史家亦已不能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因为历史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也。

中国此下经济大体上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试举几项大纲目言之。

首先讲平均地权一项。此即向来学者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为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土地政策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张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以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所传统倡导尽力推行者。此种工作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是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落入过低水准。

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是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

董仲舒曾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为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日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

董氏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易趋于无限度。董氏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皆有甚大影响。

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与我们意见不同，便随意轻视，不求理会。

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止，直到清代，仍是常有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视商人，则亦不尽然。

《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商人以种种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可自由流通全国，绝无阻滞之弊。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乃一时不得已而为之。

各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是允许政府为牟利而妨害商人。可知亦非贱商也。

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常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想象之外者。如宋代《太平广记》所载琐事逸闻，可想见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象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

我们大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唯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变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均注重在人体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某一程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之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得以高度之艺术化。

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之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精巧，无不超乎一般实用水平之上，而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

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操纵。又如中国人之家屋与园亭建筑，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至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看重在牟利上。吾人治中国经济史，不可专从经济看经济，不然，则不足以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矣！

至于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大工程。

一为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元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

总之，中国人只注重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均不从牟利上着眼。人生美化，是义所当然。此亦是义利之辨。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人文本位，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是辅助人生，而非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

中国古代有《周官》一书，亦曰《周礼》。此乃一奇书，正如西方柏拉图之所著乌托邦《理想国》。但此书非周公所作，乃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主张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相传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为南北朝之苏绰，一为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

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的新政均失败，唯有苏绰一人成功了。此因二王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致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不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

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会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二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明白此中信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为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若我们仔细去读当时反对派的那些言论，更可明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王莽、王安石二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人意见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只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

根据上述，我想再指出我之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经济史，只当把作一体来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我们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领导，循此以往，中国之历史传统及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

现在说到中国经济中几种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少见或未见者，都为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点言之，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

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

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有一种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

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力衰弱之主因。

又如河患与漕运两大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常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

漕运是指水道运输粮食而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粮仓，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

上述黄河与漕运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政府岁靡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数。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社会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有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

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举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陈迹，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之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以说，在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前，中国经济一向胜于西方。只因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而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兴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唯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病。

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限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者，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再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是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

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中国以往的经济史所应注意的。

（此篇为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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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编按：现多译作爱德华·甄克思（edward je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