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重身份，即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两个圈子里面，一个是小圈，另一则是大圈。我们一方面是自然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历史人。天地间大自然生了人，这是生于大圈子之内。但同时又生在历史中，如诸位生在台南，台南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诸位进入成功大学，成功大学也有几十年的历史。

我们生活上所需的一切衣食住行，如身上穿的衣裤、头上戴的帽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还有吃和住，也都有很长久的历史。道路交通，陆地的、水上的、空中的，都有很久远的历史。我们如离开了历史，便成为一个野人，或称原始人，便不像今天这样的人。

所以说，我们是生在历史里面，也将死在历史里面。大家不要以为，死了不就完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一切过去的并未过去，即使是些微小事情，也仍会积留在那里。如我们坐在这幢建筑物里面，直到今日，这幢建筑已经历了很多年，这就是一段历史。

我们正在这历史里面工作活动。当时建造这座大厦的工人，恐已不存在，但他们的工作仍存在着。又如建筑这房屋的材料，一砖一木，都有人做下来。这些人虽已是过去了，但他们做的工作，却都积存为历史，一直保留到如今。可见诸位不能不负责任。虽然诸位的小人生都要过去，但都会积存在此历史的大生命里面。

所谓历史，把文字记载下来的，只是一些狭义的历史。我们的人生过程，我们人类的大生命过程，才是广义的历史。我们当然也是在此大过程中的一分子，仍得长久保留存在。所以历史的不朽，便是人生的不朽。此乃从中国人的人文观点来讲不朽。只要历史不朽，我们的人生也就不朽，便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试看世界上很多各不相同的民族，有些到今天根本没有历史，没有了历史这一内圈，他们则只在自然这一外圈之内生存。有的民族则跑进了历史，因有了文字的记录，却又中断了。先从自然跑进了历史，而又慢慢地退出了。退出了历史，还是一个人，可是只成了一个无历史的自然人。

他们的人生，多半只是仰赖着别人家的历史来过活。只有中华民族，跑进了历史圈，跑进了这个狭义的历史，所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千年到今天，这是我们同别人家所不同的。

此刻有一问题，为什么各民族历史不同？有的有了历史，重复退出。有的根本没有跑进历史。只有中国，跑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年。无文字记载以前，尚有传说追记，自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路下来，远在四五千年以上。正为是人生不同，才产生出历史不同。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因此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史，最重要的便是要研究中国人。

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但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说人能创造历史，在历史里面表现，而历史又是一切由我们主宰，懂得这道理最深最切的，似莫过于中国人。

我们如把一部西方人写的历史同中国人所写的历史来作一比较，他们似乎看重事更过于看重人。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人生总有事表现，而中国人则更看重在其事背后的这个人，西方人则更看重在由此人所表现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中国历史中所记载的人很多很详。然而我们真要从中国历史里面来研究中国人，这一个工作，即说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人吧，此事还是很不易。我在之前已讲过，中国人记载历史的方法很客观，最有一种科学精神。

试举一点来说。中国历史记人记事，仅是记载，不加批评，务求保持一种客观的精神。一事之得失，一人之好坏，我所谓“人物贤奸”，要待读者自己去衡量。而且每一件事必然分写在各人身上，如是则每一人之事，也都分散在其他人身上去了。

这里却有一重要大义理，应该知道。我们切莫以为一个人可以单独做一件事，至少这样想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民主的。每件事做起来必须要有很多人合作，而且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只做了一件事。而且每一件事的本身，并不是可以与其他的事严格分开的，常是这件事那件事甚至与很多件事纠缠在一起。

所有历史上的事，就其牵涉到人的方面说，则可以愈分愈细，每件事可以牵涉到许多许多人。就其事的本身来说，则每一件事又混合了许许多多的事。这中间却可见中国历史有一种很高明很巧妙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合理的记载法。我此刻如此说，似乎有些空洞，各位也许听得不太清楚，摸不到具体意象。我且来举一个例说明之。

我此刻是要来讲人物贤奸，今试举出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人物，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此人即是三国时的曹操。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大人物，并不是因为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才使人都知道有一个曹操。

若看正史，曹操各方面的记载更是详细。首先曹操是一个大政治家，现在不能详细来说，可是曹操在政治上确有很多的建树。尤其是在制度方面，曹操推行了许多好制度。如军队屯田，此事乃用枣祗、韩浩的建议，而这两人却无特别记载，只是略见于他人的传中。如枣祗有些事记载在《任峻传》中，韩浩的事迹附于《夏侯惇传》中，而屯田之事，又详见于《邓艾传》中。又若问屯田制度在当时如何是一好制度，则必须读了当时的田制演变和社会实情，以及郡县官吏职权等种种状况才能明白。此皆旁见侧出，分散在其他篇章中去才可看出来。由此可见中国史法之写实性与客观性。

又如九品中正制度，此是陈群出的主意，而曹操[1]听了他的话，但此事在《陈群传》中并不详载。若要问九品中正制度为什么要创立，它的实际情况如何，它对当时及此下实际影响又如何，则又分散到其他篇章中去。应该上面看《后汉书》，下面再看《晋书》与南北朝史才可明白。要之，曹操是一个政治领袖，在他手中建立了很多好的制度。有了屯田制，才能打败吴国与蜀国。有了九品中正制，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此制直到隋代才结束。根据上述种种，吾人知曹操实在是一个大政治家，在制度上富于种种创建性。但如专看《武帝纪》则不易见。所以中国历史难讲，却也不能不说它极为合理。它只是据事直叙，而又把各事分别写在各人身上，终不容作史者自凭己见。

曹操除了是一个大政治家以外，又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事家。他当时削平群雄，在他幕下，真可说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曹操用兵，既分散在作战的对方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诸人传上，又分散在他的许多谋士猛将的传上。但谋略由曹操决定，将才亦由他指派。必须全书合起来看，才可看出曹操在军事上极为了不起。曹操又有一部《孙子注》，直传到现代，这便要参读子部的书才可看到。

同时，曹操又是一位大文学家，在他同时代的一辈能文之士，都网罗在他幕下，曹操、丕、植三父子皆能文章，亦能作诗，创造出一派新文学，后世称之为建安文学。此在中国文学史有其极高之地位与极大之价值。关于此一方面，吾人又须从集部中找书来读。如《昭明文选》及各家文集，都要找来读才可明白。

所以我们要读中国史，一部二十五史称为“正史”的已很难读，但有很多材料并不在正史内，又不在史部内，而又是吾人所极应知道的。一方面可见中国文化积累之博大深厚，一方面又可见出中国史学既极丰富又极精炼。不通中国史法的话，便无从入手来探究中国历史了。

曹操除了在上述政治、军事、文学三方面有特殊的成就与贡献外，他还能赏识人才，而且求贤若渴。一方面曹操在中原之地，得人才为最多，但亦因曹操求贤心切，故能招揽到许多优秀人才。不论任何一方面，只要是人才，曹操就想拉来用。这又是曹操成为大政治家的一个主要条件。但经曹操赏识之人才，其事迹都分别载在个人之传上，并不汇集在曹操一人之传上。

中国史家，并不把全部三国史都放在曹操一人身上，此是中国历史最伟大、最特出之所在，然而使我们读历史的人则会感觉到不易读。

今且让我来说几件故事以见一斑。刘备曾从曹操在许州，曹操极为礼待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一日，曹操从容对刘备道：“今天下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袁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时方进食中，刘备惊吓得把筷子也跌落地上。此时正是刘备失败流亡之际，而曹操却特具慧眼，识其高出群雄。刘备怕曹操要对付他，所以吓得筷子跌地。

又刘备手下大将关公，为操所捉，操亦加厚礼，封关公为汉寿亭侯，又重赐厚礼，但关羽尽留所赐，终于逃归刘备。操云：“各为其主，可勿追。”此处可见曹操之爱才，且能识大义。

又有一人徐庶，与诸葛亮友善。徐庶推荐亮给刘备聘用，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嘱偕来，徐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即是不可随意呼唤他，要用礼貌敦聘他。将军当亲自去礼聘他。”遂有三顾草庐之事。及曹军南下追刘备，亮与庶在一起，徐庶母为曹操所捉获。徐庶向刘备告辞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今失老母，方寸乱矣！”遂去曹操处。此人实是三国时一人物，能识诸葛亮，此其一。能在老母被捉时，辞刘而归曹，此其二。然其归曹以后，并不做任何表现，因不值操之所为，宁可默然以终，此其三。此人在三国正史上并不立传，因其无多事可述，只附于《诸葛亮传》后，记载上述两事而已。但此人是一了不起人物，曹操必先闻其名，故于乱军中生获其母，而促使徐庶来归。可惜操得庶之身，却不得其心，实是非常无奈。

徐庶在历史上是一神龙见首不见尾之人物，所以记下之事不多，却有贵于读史者之心领神会。

曹操又赏识到司马懿，要辟用他，但司马懿不肯为曹操所用，托词有风痹症，不能起居。曹操派人去刺探他，司马懿整日仰卧不动，曹操亦即罢了。后来过了数年，曹操又要司马懿来，派人去说如司马懿不来，便要拘捕他。司马懿惧怕而终于来了。

以上只举了刘备、关羽、徐庶与司马懿四人，实际上此四人均不肯为曹操所用。至于曹操手下多用人才，可不详说。而曹操之善识人，能爱才，已由此可知矣！

如上所述，曹操兼能军事、政治、文学，又能用人，一身兼备如此多才能，故为中国历史上一稀有人物。

但曹操始终是一个大奸。若曹操能开诚心，布公道，尽力扶持汉室，刘备亦不一定不肯与他合作。关羽自不必说，徐庶、司马懿亦能共辅曹氏，岂不可使汉室一统重获维持？此下数百年篡弑相承，使中国历史陷入一段中衰时期，曹操不能辞其咎。此已成历史定论。

但史家照例不肯自下己见，也不必下己见。只罗列事实，曹操之为人，已昭明无遁形。曹操曾问许劭：“我何如人？”劭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十字后人视作操之定评。然此语不见于《三国志》，而见于孙盛之书。范晔《后汉书·许劭传》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然后人评曹操之为人，终取孙盛，不取范晔，此中亦有一番大道理，待诸君自己去辨别，此处不再评说。

又如刘备、关羽、徐庶、司马懿四人，虽都不肯为曹操所用，但此四人又是各具一性格，各自成为一人物。要之，不识人，则不能读历史，不能来讨论历史上的一切事。历史以人为主，有人始有事。只有人来决定事，不能由事来决定人。读史者对此，最应深切了解。

现在再说，上述之曹操与司马懿二人，均是中国历史上之大奸雄，换言之，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单就个人而言，曹操与司马懿各有才能，各有成就。魏晋两代，即由曹操与司马懿两人开业。但何以说他们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呢？因他们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退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

他们既不能领导历史，又不能追随历史，跟在历史大趋势后面追上去，而要来违反历史的大趋向。刚才说过，历史是人所表现，也是人所创造，怎么又说是违反历史呢？这是因为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应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才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孙中山先生说，他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此乃是指导中国近代史的一条大路，亦即是中国近代史一大潮流、大趋势。袁世凯则只为个人，不为国家民族，违逆了此一趋向，所以他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反面人物。

若通观中国全部历史，中国人的历史大趋向，早在曹操以前就决定了。至少远至周公、孔子以来，我们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可能已经有，已经走上了一条路。这话怎讲？那要请诸位把中国二十五史详细读，自然会懂得了。要把我之前所说历史上的时间和事件之新观念详细参味，自知得历史只是一件大事，过去早已规定了未来。如此一条大路，有一段已走过，有一段还未走。

我们生在这历史过程中，不应该走错路。上述曹操与司马懿纵是历史上一等大人物，但他俩走错了路。何以会走错路？简单说之，他们各具有一个私心，只为己而不为人，为家而不为国。不论一切事，要先论一个“心”。

此番道理极简单，但极为重大。

三国时代又有一大人物，后世推尊他为当时第一大人物的管宁。他先是逃到辽东，曹操把他请回来了，又请他去朝廷，他不去，说有病。曹操派人去看，回来写一报告，那一份调查报告，也保存在历史上。曹操就不勉强他了。曹操用人，用不到管宁，却用到了司马懿，曹操毕生事业，就此可想而知。

我此时告诉各位，读历史定要懂得人物贤奸，这是中国人一向极端重视的一番极大的大道理，也可说是中国人在人文学上一番大发明，绝不是只要不犯法，便算是贤人，不是奸人。也不是说信受了一项宗教，便是贤，不是奸。又不是有本领能做事，便是贤，不是奸。本领愈大，事业愈大，如上述曹与司马二人，更是一大奸。批评历史人物，自有一标准。所以我们要学中国的史学，便不得不明白中国人的义理之学，那是比史学更大的学问。

今天我们又只想要翻案，对于历史也想要翻案，要打倒旧观念，重新估定新价值。今天也想为曹操翻案，那岂易翻过来。

我们不要认为今天学到了一点外国皮毛，有了新知识，便可来批评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重新估定价值。打倒一标准，却不易另建一标准。只把外国标准作标准，无奈我们又不能真照着做。没有标准，尽去翻老账，翻来有什么用，而且又是翻不转。曹操也曾想翻老账，他要选拔聘用不忠不孝之人来方便办自己的事，但历史之往事摆在那里，正可让吾人作参考。

你信了耶稣，不该骂你祖宗不曾信耶稣。你明白了科学，不该骂你祖宗不明白科学。我们今天懂得崇拜外国，却不能骂我们祖宗不懂得崇拜。至少这是忠厚存心，亦是一种道德。若我们认为旧道德要不得，也该有一番新道德，一切还待吾人自己努力才好。

我们说了历史上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现在再来说历史上的人，有一种人在上层，有一种人在下层。有浮面的人，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层的人，如三国时代的曹、刘、孙、诸葛、司马、鲁、关等人物，大家都知道。

写在历史上，他们是上层的人，可是还有下层的人。前已说过，任何一件事，不是一个人所能做。中国历史写得尽详细，还都是些上层人物。可是还要有下层人物，历史上根本没有写下。像我们，或许将来历史上都没有名字，可是我们确确实实活在历史里面。我们的生命，将来亦会永远藏在这历史里面。有记载的历史，亦有不记载的历史。项羽率领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历史上只写一个项王，八千子弟姓甚名谁，历史上不曾写下。但若没有这八千人，项王一人渡江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讲历史，不是要专说历史的上层，还要说历史的下层。即如此学校，外面人只知道校长、院长、教授有姓名，不管许多学生。但得师生合作才能成一学校。政府有大官小官，亦有不做官不进政府的，但得大家合作，才能有一好政府。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中国历史上遇有问题，多在上层，少在下层。西方历史上有问题，多在下层，少在上层。梁任公曾说中国人不懂革命，只会造反。造反只是下层作乱，纵是推翻了上层，但一切改革仍在上而不在下。

西方历史上像美国、法国大革命，此是由下层来改造上层。我想此或是梁氏所说“革命”与“造反”之分别。但中国历史上层有翻覆，下层还是安安顿顿。此可说是我们中国历史基础稳固，上层屋子破了可以修理，掀了可以重盖，若地基一动摇，就会变成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一般。

历史的上层是政治，下层是民众，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又有中间一层，即是知识分子学术界。中国人称之为“士”。

中国社会由士、农、工、商四民合成，我特称之曰“四民社会”。那士的一层爬上去便是做官，搞政治。留在下面，就从事教育，指导农、工、商，各尽己责。

今天西方社会的中层阶级是商人，做生意，营财利，故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乃是各由个人来自由营谋，自由发展，故又称之曰“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所谓“自由”，乃指个人而言。但此种社会亦有问题，并不即是十全十美。此种社会之反动，则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各走了两极端。

今天的中国人，一味要跟从外国人走路，有人主张要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亦有人主张要走共产主义社会的路，遂有今天中国的大翻动。

但中国历史上自有一条路，此一条路几千年一直维持到今天，则由于有中层“士”之一阶级，亦可称为“学术阶级”。逢到学术昌明，此等人多往上到政府方面去，则天下治。政治不清明，天下乱了，此辈人回头来只在乡村小都市从事教育，以待后起。所以这个社会能获一永远稳固的基础。

诸位当知，这是历史中的一个大问题。历史进退，不能全由上面少数人员负责，应该要由社会全体来负责。

在中国，有这一个中间阶层，可上可下，所以中国人一向看重读书人。诸位该研究中国学术史，才知中国历史乃是掌握在中国学术上。

历史绝不是一部分少数人的，也不是短时期的，乃是多数人经过长时期而形成的。但今天，中国学术中断，下层也动摇了。我们社会的中坚学术界，究竟要用什么东西来教导我们后一辈的年轻人呢？明天的中国，究竟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把昨天的全忘了，明天的无根无据，只知崇拜外国，这种情形实在十分危险。

即如学历史，先不问人物贤奸，又不问事情大小，更想拦腰切断不问过去。若真能切断，上面水不来，下面水干了，那一条历史大流也就没有了。但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悠长生命，怎么可以一刀切断？

近代美国还是从英国来，近代欧洲还是从中古时期，从希腊、罗马慢慢地变来。今天我们中国人，要想把五千年历史切断，来接上西方那条路，我不知道是否能有几个伟大人物把此事做得成。

一条电线，一根自来水管，可以切断这里，接上那里。我们只说要迎合世界新潮流，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本源。今天我们的想法似乎太天真、太简单。倘若诚如我们所想，那么今天大陆已花了二十年大力，也该有些成就。无奈历史自有它一个客观的存在。只有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新社会，仍从自己本源来迎合新潮流，下面开出社会的新型，但仍不违背以往历史的正趋。这须我们大家来发挥新的聪明与精力来参加进去，来实现此理想。

现在我得进一步说，人类历史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型，一为内向型，一为外向型。内向型是把向外得来的充实内部。只要内部充实，有精力，有作用，自能常存而益进。外向型是把内在所有来扩展于外。但此扩展应有一限度，若因向外扩展而内部为之耗损，则扩展将不可久。

历史一本于人生，人生亦有此两项，一是内生活，一是外生活。内生活注重在生命本身与其内在德性之完成。外生活注重物质利用与其外面事业之放大。也可说一是偏向在“心生活”，一是偏向在“物生活”。

刚才我说，人有自然人与文化人两身份。开始是自然人身份多，定是向外。若不向外，不能在物质方面能利用、能驾驭，他将不能存在。而且除对付物质以外，还须对付敌人。

在自然人时代，人与人之间，都像是敌人。人类文化渐高，内心生活便日占重要，遂称此种外生活为世俗的生活。人类文化大趋，乃是从自然生活、世俗生活即外生活渐渐转向内部，来进入人更高一层的内向的心生活。

当知生命重要，内胜过外，心胜过身。因此人类文化演进，自然会有宗教。

宗教都在指导人的内生活。基督教讲灵魂，讲上帝，都只能由人自内心去体认。佛教更然，教我们离家出世，远离物质与世俗，在深山野岭处去求取涅槃。这些都是侧重在内生活。

只有周公、孔子之教，要把内外调和。正心、诚意，这是内生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外生活。忠孝仁爱，内外合一，内外交向，从内向外，同时亦从外向内，把内外融成一体。世俗即是道义，道义即是世俗。这是中国文化最特殊处。

说到其他民族，如埃及，必然会联想到他们的金字塔。金字塔岂不至今尚在，又是何等伟大！然而当时埃及人的聪明精力则都消耗在造金字塔上了。

又如罗马的斗兽场，不仅在罗马首都有，只要罗马帝国势力所到之处都会有。其建筑之伟大可勿论，论其娱乐享受，何等紧张，何等刺激！猛狮噬人，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乐事。这也是一种外生活。

在中国古代，既无金字塔，又无斗兽场，没有什么伟大遗迹留下来，只有几个圣人的故事，长为后代传说。

那些故事，又不是什么大功大业。尧为天子，他的儿子不好，便把天下传给了舜。舜亦本无大功大业，只因他能孝，给尧知道了，便把天下传给他。

中国古代文化传下来的是这些，这些只是人生内心方面的德性。换言之，也可以说，这些只是说的人。中国古人，只是把这些人、这些人的德性传下了。

中国人理想，要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此项理想，表现在几个理想人的身上。直从尧、舜、禹、汤到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如此一路传下。我们主要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是说，此一文化遗产，人人能保守住，且能把它来发扬光大。

金字塔、斗兽场等，不能永远无限地建筑扩展下去，所以埃及、罗马的历史也终于中断了。正因这些是向外物质的进步，但物质进步并不能没有一个限止。一方面是人的内在德性，却可永远继续下去而不衰。

物质进步有限止，但同时也是无限止。如金字塔，虽然是伟大，但人还想有更伟大的东西出现，刺激人的，终于要成为不够刺激。

人之德性，并不刺激人，却可使人自我满足。今天人人都说要进步，但只讲进步，将使人永不满足，也就永不稳定。不满足，不稳定，专来求进步，此事有危险，而且当下也就使人不快乐。

满足与快乐，须在人之心上求。稳定须从人之德性中来。今所求之进步，则只在外面物质上计较。从人类所有各项宗教讲来，这些都是外面世俗生活，都是要不得的。至少这绝不是生活之究竟。

每一人生，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是我们的事业。事业是外在，生活是内在。内在生活满足稳定，外在事业自可有进步。内在生活不满足、不稳定，只在外面事业进步上来求我们内在生活之满足与稳定，此事必有危险，因此应该看重生活更过于事业。

诸位不要误会我此所说的生活，也指向外，如看电影、打球、游泳等。中国古人无此生活，诸位便说现在我们进步了。诸位当看舜如何般生活，孔子如何般生活，此乃内在德性方面之生活。此等生活，不是像我们今天般时时要求进步。但此等生活，论其满足与稳定，却胜过了我们。

各位又当知道，中国人所说一切道理，大都是在历史本身演进中觉悟而得来。如汉代人有一句话，各位听了，也许会觉得很腐朽，或说太陈旧了。这句话说：“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是说家中有满筐黄金传给儿子，不如只传他一部经书。此一部经书中所说的便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孟的内在德性生活。

从前中国的贤父母们，都明白这道理，传给儿子一本经书，可教他如何做人，做人便得在历史大流中做，才可以继往开来。所以中国社会上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他们便都是历史人物，又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不断出历史正面人物，所以历史便不会中断，所以能五千年传到今天。

黄金满筐，须要事业。传子一经，则只注重在生活。各位今天在学校中求学，若是只为谋职业，把谋职业作为目的，一切知识技能都成为手段，这种生活理想便都是向外，事业重过了生活。

各位或许会说，今天的西方人，难道无内在生活吗？中国古人讲德性，难道能没有职业不吃饭穿衣吗？那自然是不错。但人生内外并不能分开，却有个轻重主副。中西历史在此上确是不同。如中国衣服重舒适，西方衣服重工作方面。

中国家庭制度，亦是为生活重于为事业。西方家庭制度，则是为事业重过了为生活。中国从古看重礼乐，亦是生活重于事业之一例。西方社会亦有礼乐，但大体皆从各宗教来。中国礼乐则从政治来。换言之，一重出世，一重入世。大家说中国社会重人情，此是生活。西方社会重功利，此是事业。

论到学术，姑举文学一项言。中国文学偏重内向一型，文学中所表现，即以作者自己生活为主。西方文学偏重外向一型，其表现与完成，乃成为一番事业，在作家之身外，而不在其自身。今天人类登上月球，也是为事业心所策动，而非由于人类生活内在之要求。

归结言之，人类终是为了生活而要有事业的，不是为了事业而要有生活的。

换言之，人生当以“身生活”来完成“心生活”，不当以“心生活”来完成“身生活”。人类渐从自然人生走进文化人生，此是一条大路。但文化人生仍必建基于自然人生之身上，不能如宗教家想法，要摆脱世俗生活。但应在世俗生活中有理想，不能即奉世俗生活为理想。

只有中国人，创辟了此一历史大趋，但我们今天，个人主义、功利思想弥漫日盛。中国四民社会中士的一阶层，本要在此世俗社会上建立历史理想，把如何做人，即如何生活，奉为如何做事，即如何建功立业之基础和准绳。德性道义生活更重要。但此刻则此一阶层渐趋没落。我们也将追随西方，只重个人的外生活，重功利，重事业，新社会将以工商经济为主要中心，一切听命于此。

此从中国传统历史说，乃是天翻地覆一绝大转变。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大流堵塞，另开新流，此事艰巨且不论，其是非得失，亦该有讨论。

此刻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嬉皮成风，也是个人功利主义一反动。他们中间，何尝没有人不想把生活转放在事业之上，把德性转放在功利之上。然则除却宗教，实没有一套历史积累可资凭借。

而今天西方的宗教力量，实已抵不过他们的世俗人生，所以有“上帝迷失”之叹。然而今天西方的个人功利主义、自由资本社会，亦有他们二三百年的历史演进，因之还是有许多在他们是对症下药之安排。

我们今天，要急速使社会资本化，人生个人功利化，效果未见，然而我们都已是迷失了德性，迷失了道义，以此较之他们之迷失上帝，将更为可怕。

我们的生活，也已急剧进入不满足、不稳定，如此则又何从希望能有事业？我们不能专把此一切归过于物质条件、经济条件上。

各位只要稍一研究我们的现代史，试看中国此一百年来之经过，究竟毛病是出在物质条件、经济条件上，抑是出在人，即是出在我们不足以生出许多许多合理想的人物上？其中是非轻重，即易了解。

我们不要把人才问题转换成财力、经济问题，又把人品问题忽略了。近代中国史上的人物，也不是无才，乃有些是无品。所以我要各位读史，能注意人物贤奸。先问其人之品，再论其人之事。事业上要有才，但生活上则更要有品。我们不登上历史舞台，无才也不要紧，但不能不生活，生活主要在先有品。我先所说之德性与道义，乃是分别人品之主要标准。

历史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十年八年短时期的。不像此室中一盏电灯，只要有人用手一按此开关，便可使全室光明。在人生历史上没有这回事。所以我要劝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如何参加进入此历史的大趋向，来主宰此历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在座各位，并不是都要学历史，但对于国家民族当前的大问题，都有我们一份责任，也都可有我们一份贡献。

各位或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就中国历史来说，则人人都该有品，都该有他一份德性生活与道义生活，然后才能在此上来参加历史，做一历史的正面人物。

各位若是学历史的，我此次讲的历史问题，虽没有切实说到中国历史上长时期中之许多人和许多事，但学历史之主要着眼点则应在此。

总之，我们当知，至少我们全是历史上一无名人物，谁也逃不脱。但我们全要做一个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不应做历史上一反面人物。此一辨别实最重要。

（此篇为钱穆先生1970年在台南成功大学的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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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编按：此处或为钱穆先生误记。据《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所载，“（文帝）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则听取陈群意见，建九品中正制的是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