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正宗是诗与文。诗是有韵的，文是无韵的，都属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文又可分为骈文与散文两类。

文学除上述两类外，尚有词、曲、剧及传奇等类。

中国的集部包含三千余部书，近八万卷。词、曲是文章技艺之间的东西。[1]古人说，文章是技艺之类，是为人所看不起的。《四库全书》中虽包含了词、曲，但小说、做戏一类的作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四库全书》中并没有《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的书。

在《四库提要》集部中，散文要占一半。散文史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关，即由散文史而文学史，进而中国文化史。

我国文学的特征是发展在诗与文上，而非小说、戏剧上。

西方及印度文学开始时总是自然的、朴素的、天真的、民间的、地方性的，如说故事、神话，唱史诗，演戏剧等，是发乎心灵，由人生产生的，是社会底层男女悲欢情调。但中国则没有，此即为中国文学之特征之一。因我国文学经过官方的一番淘洗，已成为非民间的和非自然的。

春秋时代的贵族诸侯鄂君泛舟于新波，撑船的是越人。鄂君是湖南或湖北人，听见女孩所唱就记下道：“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2]唱的是浙江调，鄂君不懂，问人后译出来便是：“今夕何夕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爱情不訾垢耻不怕坏话，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喜君兮君不知！”[3]后来鄂君喜欢这女孩子了。

当时越人唱，楚人听不懂，因各地方言不同。我国幅员广大，社会虽大，而政治则统一，希腊社会小，却是多头政治。拿京剧来说，由于是地方性，故京剧在香港不会受粤人欢迎，故梅兰芳等京剧名角不易成为荷马那样的大音乐家。

所以，我国文学一定要经过淘洗，方能成为全国性。

我国第一部文学集是《诗经》，分为风、雅、颂。

我国的戏剧，是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布景图画化，故事简单，并不重要，故京剧的抽象性高于电影，如京剧演员的化妆面孔是抽象性的，如红脸、黑脸。其中情境，虽不懂而似懂，可看出音乐、图画的艺术了。

风者，周朝有采诗之官，把地方性的民歌改成官方通行的文字，配上音乐，送呈政府。

雅者，乌乌之声，秦腔也。

比如，把南阳地方的诗改成官话送入政府，叫作雅化。当时陕西人统一天下，故成为陕西化。

我国第一阶段文学是王官之学。《诗经》这部经典在王宫，是自上而下，因我国社会与西方不同，故不像西方那样从地方开始。

我国第二阶段文学即是百家之言指《论语》《孟子》等。《孟子》这书记录了民间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是短篇小说。又，《孟子》亦记宋国故事。《庄子》记齐东野人之语，如记鸟为何会飞。《韩非子》记宋人守株待兔的故事，又《战国策》记楚人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的故事。

上述诸故事，即中国的《伊索寓言》。

周朝王官之学以后，诸子出，故记载了选出之地方性故事。

此为第二期文学，由“经”而到“子”，由王官之学到百家之学。

中国第一期的文学是经过王官的淘洗，中国第二期的文学是经过百家的淘洗，中国第三期的文学就是《楚辞》。

当时北方人有很多神话。汉上游女美女成为洛神宓妃，初为民间故事，后来屈原作《楚辞》，终成文学。[4]又如南方的招魂习俗，就成为楚国很好的文学题材。[5]

经过了王官、百家及楚人的淘洗，中国第四期文学则经过游士之手了。中国文学是由《诗经》到百家，再到《楚辞》和游士，是由上而下的。

又如太史公的《史记》中，也记下很多故事，如搜孤救孤等。因太史公周游天下，把很多地方性故事译成汉代官话，除《楚辞》是纯文学外，我国文学多“借尸还魂”，文学多附在经、史、子、集中。

汉代的文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邹阳、枚乘和司马相如；另一类是贾谊当时不说他是文学家、董仲舒和司马迁。

汉以赋著名，以上诸人均可称为辞赋家。一般来说，赋是跟《楚辞》而来，但章实斋说是“策士游说之遗风”。邹阳即游说之士，司马相如为汉帝写《长门赋》，即是游说之风，是属消闲性的。

枚乘作《七发》，劝导王子，讲到第七件，讲到要言妙道，王子听从了，亦是游说，如苏秦游说六国，东有什么，南有什么，西有什么，北有什么，为何服侍秦国呢？

贾谊，亦游说之士。天下无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只是多做学问，将别人的意见来一个剽窃，小小变换一下即成为家矣！独创实不易作也。

东汉时文学兴起，有文苑。[6]从前将文人放在读书

人中，实不对，东汉时才有作文章人之名。如东汉《古诗十九首》作者已佚名，这些诗讲的是普遍性的、大家需要的，故谓之文学。又如《苏李河梁诗》[7]也是赠别诗，讲到生别离，也是一般性的。

文学的真正确立在三国曹操、曹丕与曹植之时。在文学界，“三曹”中，曹丕最有地位。

曹操之四言诗前无古人，其优点是他打破了古人格调。如当时的诏令秦汉时的诏令很像样，曹操封相时，作《述志令》[8]，可谓平民化、大众化，自年轻写到年老，此乃自古未有，曹操却打破传统来写。当时汉朝官戴硬板帽，曹操官至相国，不戴冠而戴巾，他大度豁达，却戴黑软帽，其文学品味很高明。

我国文学批评自曹丕开始，他作《典论·论文》，首先提倡文学，韩、柳、欧、苏都跟随他，他是第一个讲正统文学的人。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是一位人文学家，不求事业，但求文章。曹丕与太史公不同。从“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两句可见。曹丕不讲建功立业，而常与当时文人谈文学。文学可不朽，此乃我国文学今后之观念。

曹丕又说：“文以气为主。”后代无异议者。曹丕致友人信中，谈及如何乘凉、食甘瓜……此种文章可不朽传诸后世。

世人喜欢曹植，但其文章没有其兄曹丕好，他认为写文章是不得已。曹植精于诗，比曹丕写得好。

所谓融情入事，谓之文学，化文归俗，谓之诗，运诗为散，调气为韵，是也。

自曹丕《典论·论文》出，说文章不朽，文以气为主，此后乃有《文心雕龙》出。

总之，中国文学至东汉有文人之意见，至晋有文学观念，至韩愈散文方盛。

西汉之文，即文以载道，主在世道人心，起宣传作用，而没有“文章就是文章”的观念。

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中国文学史可分段，东汉前为一段，东汉至韩愈为另一段。

诸子百家所写的为应用文，是当工具用的。在中国讲，是述志道情、书写人生悲欢离合，歌咏人生的叫纯文学，以“五言诗”为始。

陈琳是袁绍的书记，袁绍讨曹操，陈琳作檄文[9]，后来被曹捉去，曹对陈说：“你骂得对，但总不能骂我父及祖父。”这是对文学的爱好。檄文含有道德意义，这是纯粹对文学的欣赏，曹操较欣赏文学。

曹丕时，有阮瑀亦善作文。在军中，丕作《寡妇赋》，可与曹操之《述志令》媲美。《述志令》可说是开天辟地之作，曹丕作《寡妇赋》亦奇，因赋甚堂皇。丕作此文是纪念友人，念及友人之妻及子，并邀友人都写，亦邀王粲写。

司马相如之《长门赋》，描写皇后生活之凄凉，使皇帝见而怀念，此亦是文学，不过是偶然的，到曹丕时才有心得。

西方在古希腊时有史诗、小说、戏剧，但与其同时的中国则无，因中国的地理背景不同。但到曹丕时，亦与西方不同，此乃我国文学渊源不同所致。

自曹氏父子至今，中国已有近二千年的文化史，仍与西方不同。

中国文学是主观的，而西方是客观的。换言之，西方文学如镜照外面，中国文学则映内，是以内为中心，一为客观照外，一为主观映内。

火是外明，水是内明，我国文学是“水性”，是柔性的；西方文学则是“火性”，是刚性的。

至于文章题材内容，西方文学是讲外边的事，史诗、小说均是说外边的事，故其描写对象是具体的、实的、特殊性的。

我国小说，如写某生，应取其生活、背景和历史，先有特定之人。比如，说小生逃难，后私订终身，后中状元，此为不能描写具体，乃是抽象的、普遍的。因为是讲他自己，别人见了有同情，免得有分别。

西方人则是写具体的、特殊的，古代亦然。详细说出原委、特殊个性。但我国文学则无法放进个性，读曹操与曹丕父子之文，他们是否荣华富贵、为王为将？但读了曹丕之《寡妇赋》，觉得他和阮瑀是好友。此处所谓客观文学是有其真实性，主观文学则有其共同性。此乃中国独有，故不能与西方比。

西方如古希腊的雕刻，须取一物，塑出其具体的特殊的地方，这一套在中国显然不发达。

又如画画，西方要具体而特殊，但中国则主张写意，是随意而写，是普遍而抽象的。我国的文学是近西方人的科学，一点一线，是共同的，有其普遍性的。

再如书法，自曹操、曹丕后，已成为书法的艺术。[10]

雕刻是讲线条的，刻图章亦属此，西方人雕刻是特殊而具体的，我们刻的线条是普遍性而写意的。写字各有不同，雕刻的线条亦各有不同。

总之，西方是写实，中国是写意。

我国的文学用来书写私人的日常生活，西方人则没有走这条路，莎士比亚写过各式各样的作品，但自己的生平却是个大疑问，有人说莎剧是培根代写。我们均不知歌德与莎士比亚之生平。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以自己的题材变成外边的、客观的，我国则将外边的题材主观化，成为自己的。

中国的文学批评，如《文心雕龙》。现在一讲到批评史，则引用《庄子》，实并不精彩，不应用西方的方法套进去来讲。

《昭明文选》是够得上“集”中之总集的，此集不选入周公、孔子之经学，也不入老庄理论之子学，也不入历史、纪事与系年。但有很多好文章可传千古，如《鲁仲连义不帝秦》[11]，亦不选入，因为这是历史记载，并非文学。在昭明太子脑中，有文章之见解，故上述不在该书之范围，追其源，乃自曹操、曹丕以下。《尚书》《论语》《老》《庄》《史记》《战国策》……均不入选该书，古代[12]的都不选。《昭明文选》中，入选的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赋，第二类是诗，第三类是辞。昭明太子不分文与诗，不分骈与散，此观点甚重要。

今人主张文言文非文学，或白话文非文学。

文学没有死文学，有人认为古文学为坟墓中的枯骨，此观点实大错特错。

该书将赋分类为：

（一）京都

（二）郊祀

（三）耕藉

（四）畋猎二、三、四类为述说皇帝的生活

（五）纪行记帝巡行

（六）游览记游

（七）宫殿

（八）江海

（九）物色

（十）鸟兽

（十一）志

（十二）哀伤

（十三）论文

（十四）音乐

（十五）情

上述（七）至（十）类为咏物，如《鹦鹉赋》即属此类。

楚人之赋分两类，如屈原之赋，又如男女爱情唱歌相和。

春秋时外交上多有唱诗，后变成士大夫之玩意，如猜灯谜然。

（十一）类之“志”，是指述志陶情，并非真文学。

哀伤类如《长门赋》，但写者并不哀伤，因自己不在其内。但我国文学的趋势即关乎自己，如向秀的赋，乃出于真心，又如《叹逝赋》《怀旧赋》，乃真赋也。韩愈是学这些而得到文学之传。上述《思旧赋》等赋乃是把自己写进去，但江淹之《恨赋》《别赋》则跑出自己之范围矣！画匠虽工，却没有自己的意境。江淹初时作文甚好，后来退化，写不出好文章，谓之“江郎才尽”。

文学应发现题材，如上述用自己以内或自己以外为题材，亦可将外的转化成内的，但题材不能拘束写意。

贾谊之《鵩鸟赋》，用《庄子》哲学来写，将自己写进去了。

打鼓骂曹的《鹦鹉赋》则不如贾谊，故题材不能限制人。现在是旧瓶装新酒，正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

司马相如等人之赋等于游说之文，赋是新的，题材是旧的。

又如江淹之《恨赋》《别赋》，都是新瓶装旧酒。此种赋可说辞藻重于抒写。

韩愈取《闲居赋》之短序，而舍其原赋，此之谓文学，是学习司马相如等人。欧阳修很信服韩愈，说魏晋只一文，是《归去来兮》，[13]韩愈取短序，序后作极短之句文。江淹只是模仿他人，不如曹操、曹丕父子之情趣。潘岳等人可说是文学家。

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物铺陈，如《两都赋》《两京赋》；[14]一种是内心抒写，如王粲之《登楼赋》，[15]用数百字写成一文，完全以内心抒写为主，并无外物铺陈作外景。

韩愈独熟《文选》，他看不起东汉以下的文，乃是韩在《文选》中找到了文学的出路，其实《文选》正是东汉以下之文。

唐代文学之路很广，古文学最有价值处乃是序，《文选》之价值在舍去孔、孟、老、庄，可见《文选》所选的文并不都好。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选得最好、选得有法有路，所选的一切文章均好。现在其他人所选的文本则太乱了，并不如姚选好。

《古文辞类纂》一书甚为重要，姚氏一生只成此一事。该书不选入诗，其伟大处乃在该书之序目，将全部文章，分成十三类，如下：

论辩诸子已有

序跋《易》已有

奏议《尚书》已有

书说《尚书》已有

赠序古代无

诏令古代无

传状《史记》已有

碑志

杂记

箴铭古代无

赞颂[16]辞赋

哀祭

姚选所定十三类，与昭明太子所选不同。《文选》中赋分志与哀伤，又分纪行、游览，太乱了，但个别的类选得甚好。

姚选每一类记其序文之变化、优劣，开始时每类均有写序，赠序是韩愈始创。如韩之《送李愿归盘谷序》。将自己人生装进序中。太白诗不足以成诗史，因未将本人写进去。杜甫的诗乃实情，读其诗可知其家史。杜甫将人生写入诗中，故伟大。

至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为散文。

韩愈则直截痛快作散文，乃是从《文选》的赋的短序中学得，长文为副，而以序为主，此乃韩愈之伟大处。

陶渊明《归去来兮》一文，为陶之述志抒情，欧阳修赞为魏晋仅此一文。

韩愈之《送杨少尹序》，因当时人写诗太多，都是老调，韩所写的乃是散文诗，将人生装入其中。

姚选中之“杂记”一类，乃古代所无，也是韩愈发明。祭文是讲人生，古之格调是韵文，但韩愈则用散文写，如《祭十二郎文》，无韵，可称为散体韵文。又如《祭田横墓》一文，堪比陆机《吊魏武帝文》，前者轻描淡写，以表现其美；后者甚为用力、刻板，不轻松。

读西方人的文章，等于拿起拿破仑的头盔、女人的衣裙，他们花的力气大。如王羲之的字，越看越有味，如反复读它几天，其情味不会比西方小说差，其为美则一也。此乃真理。二种情味差不多，中国绝不差于西方也。[17]

为了读中国文学作者之文，应知其人，故有年谱，研究其一生，即是一部大文章。

读古人之诗文，要一家一家地读，此是曾文正公国藩[18]之意见，且要编年读。

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韩愈、苏东坡，唐宋八家中可分为两派，韩与苏是代表人物。俗称“韩潮苏海”，意即韩愈文似潮水，苏东坡文似大海。

至于诗可唱《阳关三叠》，格调仍旧，柳宗元、欧阳修均属此派。不过后来柳被贬。柳是悲调，欧是乐调。

欧、苏文章之优点，在于不理会人生全部，不论什么题材，均可纳入词、文、诗、曲各种不同的文体中。

苏东坡真是不得了，自小到老死，一篇文章到底。可自二十岁写到七十岁。

西方人的文章是要抓住人生，出于拘束，勉强。西方人主张写自传，我国亦有自传，如梁启超就有了。

写回忆录亦可发财，写传记文学乃要有真实灵感，出于自怜，富有情味，可说是最佳传记，如不传扬他是不公平的。

韩、苏两位富有戏剧性，不同于西方。可以从他们的青年写到老年，一个笔调，一个人生，并不夸张。当时，苏东坡并不知道日后的境界，乃是逐日写成。人生的悲欢离合，有家庭的、国家的、社会的，可以和盘托出，全部写出来。

王荆公也了不起，人家攻击他做宰相，他后来作诗度晚年。

陆放翁用旅游写诗，不管是苦是乐，都常存快乐的心，固执了数十年，也不理人生老苦。

文学的灵感，乃是抓住整个人生，正如退之所说，要“文以载道”。

到了朱夫子、王阳明，虽讲理学，但朱子造一间屋，或王阳明见一学生，都用一首诗，把人生装进文学中，故成为普遍化、抽象化的文学。他们不是讲道德，乃是讲述天性，用温柔敦厚的文章，不使硬，用婉转、朴实、平淡、敦厚的态度来表现人生，此亦即“文以载道”之意也。

再说到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与姚鼐的桐城派。他们何以讲宋学？因为他们预备以文章进孔庙。他们将文章着眼于生活，谈及家庭生活琐事，文章一装进人生，便抓住一个精神。

姚鼐，世称姚惜抱，乾隆时安徽桐城人，其师是刘大櫆，刘之师是方苞，均桐城人。周书昌永年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因此有了桐城派。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一书。

明代有“前七子”与“后七子”，后七子中有王世贞者任官，名气甚大。当时归有光反对前后七子，王世贞晚年认错说，是归氏对。

归氏认为文章应学唐宋，不应学前汉，因前汉只学辞藻。归氏以日常生活为主作文，文章为描述人生、记录人生，特重此点。

归氏在政治上不甚得意，住在昆山乡下，与名人来往，只是一介乡里平民，要表现大时代实不可能。其文阴柔近欧阳修，学《史记》，讲家庭。其杰作有《项脊轩志》说母、《思子亭记》等，是学《史记》之《外戚世家》。归氏以后则有方、刘、姚诸文人一代承传。[19]

唐宋八大家以后写散文者，厥为归有光，然后有戴、方、刘、姚诸人。人谓到刘氏，古文已衰落，有头重脚轻之说。

姚氏编《古文辞类纂》一书，主张学文当学唐宋八大家，尤重韩愈之散文。

韩愈重视向经、史、子部学作文章，因上述为散文之来源。

姚氏《古文辞类纂》将古文分为十三类，分别讲明渊源，说明经、史、子之来源。但他并不说明文学的来路，故与韩、柳相反。

文学不能脱离人生。

苏东坡每到一处，必先作诗，这是一毛病。苏要在文章中表达人生，因此而成为文人，便拿文学做人生，便拿文学来搞大政治而起家，因此，当时想做文人的多。

道就是人生，即文以载道。由人生而产生文学，本源自此而来。

有人批评韩愈的文章不高明。

我国最伟大人物多出现在汉唐两代。唐代在杜甫及安史之乱之后已衰落，但只是衰象，仍具盛况。

韩愈的文章主张从人生来表现，他是孔子、孟子的传人，以此精神写文章，称为“文以载道”，唐宋精神由此而得。

汉代精神讲孔子是以政治来表现，唐代则以个人人生来表现。

当时姚鼐之眼光并非放在做人，而是放在作文章上，故《古文辞类纂》已违背唐宋精神。

唐宋以文学表达人生，用散文足以完全表达人生，用诗则不能完全表达，其中心是人生之道。

但现在姚氏将文章分成十三类，颇为拘泥，与韩、柳精神已有所隔膜了。文章分类有其长处，其短处亦在此，即是失去了读书趣味。

总之，这是不以人生而以文学为中心，这是不从本源来讲。

不过姚鼐编此书有其伟大之处，但姚的文章并不足以表达人生精神。自归、方起就没有了，他们不够韩、柳般的条件。

苏东坡每到一处必以诗来表达。至于欧阳修的精神也已不如韩愈。

王荆公做宰相时所作的文也已泄了气。

桐城派传到姚鼐，已不如唐宋，姚曾在南京钟山书院做院长，有很多学生。他说学文者有三大方面，即：一、义理；二、考据；三、辞章。姚是辞章。当时文坛分为两派，戴东原说考据即义理之学，桐城派则说要在辞章中表达义理，可用八个字表达之，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格、律、声、色”易学，“神、理、气、味”难学。后四字要谈到有修养。正如讲话之有修养，此点是桐城派了不得之见解，即辞章中有义理，故桐城派人写出来的文章均有内心修养在内。此为消极之道德精神，但并不是宋明理学的境界。

桐城派上述此一特点，后由安徽传到江苏阳湖派，以跟从钱伯坰学作古文的恽敬、张惠言为代表人物，[20]但与桐城派有别。

张惠言是从事经学而能写词、赋的清代唯一文人。

桐城派由戴、方、刘、姚一线传下，但姚的才气不够，只是学归氏的应酬文。

柳宗元有才气，不做大官发牢骚，姚则是清代一位平平稳稳的文学家。

清代尚有汪中，以学《文选》作古文，是清代一位了不起的文人。

阳湖派尚有一位李兆洛，编《骈体文钞》。

大体上说，阳湖派认为桐城派的路窄，要扩大其界限，但并不是要反对桐城派。

至于反对桐城派的，第一个是章实斋，章是近百余年来学术史上一位大学者，作品有名著《文史通义》，为近人所必读之书。此书说“六经皆史”，即是说，古经学即是史学。现在讲经学应讲史学，章说，当时讲史学的走错了路，这是他针对当时的经学家戴东原而发。

当时的经学大家即是戴东原举人，另一大派文学家便是姚鼐进士。讲清代校对《四库全书》的人就会讲到戴、姚二人。

但章实斋反对唐宋派与桐城派，也反对戴的学说。

章说，集部自东汉时起，古代只有子部，故应先研究子部。（叶龙附志，见篇尾。）

戴、姚之文并非不对，学问是非并不能如此。章又说：“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如此成了子，自成一家矣！

章之《文史通义》可以说成了一家之言，他说的“古文十弊”较胡适的“八不主义”高明多矣！虽是说明桐城派之弊，也很是有趣，合乎今之新文学。他说：“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中有定，写一件像一件。这是说文学高处，文章要照事来写，如冬天非说霜不可，其实广东并无霜。

章氏又有一篇《文德》，讲文之德性，重“敬恕”两字。今之左派即不敬不恕，没有忠恕之道，不设身处地。所以临文要先检其心气。

总之，章主张写文章要从古人之大体本源讲，先不必讲工拙。有古人之体，即有文德，即成一家之言矣！

今之作文，只在词句上下功夫，而不在文章之大体下功夫。

第一个批评桐城派的即是章实斋。当时没有影响，但要经过一段时间，历史上有力量的是时久而后定，狂风骤雨不终朝。

第二个批评桐城派的是汉学家阮元，清代考据学大将。他说散文不是“文”，是“笔”。文章一定是骈文，要有韵。他说《文选》中不选经、史、子，而只选“文”，“文”一定要有韵。姚鼐写的不是文章，只是经、史、子。

章氏是从内容来批评，阮元则是从形式讲。当时经学家得此理论，振振有词地反对桐城派。戴东原时还不这么说，戴说考据，认为一面是考据，一面是辞章。阮元说桐城派不成文，因此当时的人便多作魏晋文。

后至曾国藩，甚为了不得。他接触面广，一切问题都在他心中，一到北京，遇姚鼐弟子梅伯言曾亮先生。然曾氏并不依姚氏之文法。他在北京遇倭仁，与汉学联合，作《经史百家杂钞》。姚编《古文辞类纂》，曾学文自姚之源始，但并不完全学姚，虽然此书亦从唐宋派、桐城派文家写起，但不是名为古文辞，均包括在内。他是从本源讲，他把世上文章分为阳刚、阴柔，又将十一类分为三门。他还选编《十八家诗钞》。他只爱十八位诗人，一家家地选录，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逐一抄完。

曾氏写文章学《汉书》，是阴阳兼备，不学经史[21]，是受当时的经学家的影响，是谓变通的桐城派，称为“湘乡派”。曾氏年过六十即亡，此派传人没有多少。

曾氏在军中写文章，比姚写得好，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可以与丘吉尔媲美。

曾氏有四大弟子。后来有两部《续古文辞类纂》，第一部是王先谦的续纂，是按照姚鼐的编法编写的。

第二部是黎庶昌的，他编写时加进《史记》《汉书》及《左传》等书，是按照《经史百家杂钞》的编法，可称为“改造桐城派”。

曾氏之湘乡派只是一个派，他吃亏的是要带兵、做大官，在学术界影响不大，他接触的只是丁宝桢、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物而已。故姚氏之桐城派影响学术界更大也。

当时人称曾为文正公，反说王壬秋闿运之名气大。其实，在文学上王不及曾。王是走阮元一派的路，是拿魏晋文来写古文，写信给太太要学《文选》，写骈文。人说他好，是因为在清末时期都是走的这条路。

除上述几人以外，尚有章太炎讲魏晋文。有一点不同的是，在魏晋文中加进训诂，此实为曾文正公所想做的。

曾氏对文章的讲法极好，他说：“古文无施不可，唯不宜说理耳！”说出了韩愈以后散文之大毛病。文章要有趣，以诙谐为最好，即要写得淡而倔强及诙谐，则为佳。

章太炎拿魏晋文作古文，人以为其文古，其实平稳，拿魏晋文加入训诂而已。

章实斋是另一派，他提倡用诸子写古文，但并非拿诸子之貌写文章。

龚定庵自珍以诸子之貌来写文章，以承接章实斋，但比章实斋粗糙多矣！

魏默深源主张以汉魏来写文章，接下去是王壬秋。

以唐宋风格写文章的是陈澧，他是经学家，受阮元之影响。

康有为与章太炎有异，亦是汉魏一派。

综上所言，当时有三派：一、曾国藩的古文，其弟子为吴挚甫汝纶；二、章太炎的魏晋古文不讲《文选》，要有实学，照魏晋的格调写文，辞藻用训诂；三、龚定庵以子学写文章。

吴挚甫曾东渡日本考察，后在老家办桐城学堂，其学通古而接现代。

严复承接吴氏而重视之，译作有《天演论》，他曾请吴写序。

吴氏之观点：中国文章有两大派，古人写文与西方人相同，以干为枝，[22]严复是以古代笔法译西书。

当时有很多人想成一家之言，当时的北大分三派：一派是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侃，是谓选派[23]；一派是桐城派，在北大吃不开，于是有桐城派中之异军突起，即林纾琴南。他以《史记》风格翻译西方小说，极好。五四运动批评他是不合理的。不过文学由西方的成了中国之文学，如林译《茶花女遗事》，是把西方作品译写成中国人之创作。林氏佩服归有光，但学归有光并不高明。但林译西方小说却十分好，他的亏处是不通英文，译写时由别人读出，由他录下来。三是胡适的白话文派。白话之精神即属于韩、柳风格。当时黄远庸已写得很好。

胡适非文学家。文学家当推鲁迅，他的一生有三大变，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是学的林纾。后人说林的不好，鲁的好，只是鲁的翻译字句较准确，又多在《新青年》写文。

第二期是写《呐喊》时，平心而论，此集甚佳。应一读，是有唐宋八大家精神的。写《社戏》，写小孩的生活，写到了人生，好极了，是鲁迅成功之处。用解放式的白话文写他对故乡的回忆，有意境，很诙谐有趣。

第三期，加入左派后写骂人文章，名气是很大了。

关于新诗，今日知道的，有徐志摩一派，可称为唐宋派。另有四川人吴芳吉一派，可称为魏晋派。

中国文学本可分为两派，即唐宋派与魏晋派是也。魏晋讲形式，唐宋讲精神，是要有内容。

今日写新诗之失败，因以文人来写，想固定来写。其实应先写人生方面，非有一种境界产生不可。

正如韩愈所说，不能学文章，应学道，是谓真文学。徐志摩心中要是先想做诗人，写的诗便不是好诗矣！

要作出好诗，不一定要是诗人。

关于桐城派的古文，也是应该注意的。章太炎晚年时曾如此说，梁启超晚年亦曾如此说，故学古文得先学《古文辞类纂》。

要看《水浒》，得先看金圣叹的批。

今日应提倡客观的文学，吴芳吉想以诗写中国史，如有人能以二十年写成一部押韵长诗描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事，乃是佳事。

学术思想先天下而乱，今人聪明仍同古人，不过没有路走，聪明无处用。时代上轨道后，大家走同一路，聪明人出现了，跑到头又断了路，再由后人开辟新的活路。

今天文学已没有路，做人亦没有路，今日想这，明天想那，所以一个人能走出一条路的贡献是大的。西方人才多，因为有路。如中国有路，聪明人就有路可走了。要走路的，从前的老路非知不可。

（此篇为钱穆先生1953年10月4日在香港九龙桂林街新亚书院之专题演讲）

叶龙附志

当时桐城派的作文秘方是要读《史记》，故有归、方评点《史记》出现。钱穆先生极喜欢此书，家中有红笔加圈的木刻版《史记》，还有眉批，读来有声有色。此为桐城派不传秘诀，用圈点来读，可学作文章。

钱穆先生喜读《水浒》，但要看金圣叹所批的本子，读了才懂得《水浒》。因金氏一生批此书，可领你入门。五四运动后就无人批了，文学便读不进，如要有新解，至少要有天才高的人来作批。

章实斋骂桐城派的评点秘方，认为学文章不能如此，但做学问则应该。他说：“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之心手。”但圈点可以说是入门工作。从古以来，做学问不到家的很多，但是已入了门。章又说：“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此话是说文章是人生，时代变，文章亦变，不能单从文章来学作文章。此说是接韩愈之气，所以章说作文章要有“读书养气之功”。章先生已做到此地步，因而并不赞成戴东原与姚鼐。

近代并没有几人了解章氏的文章，以钱穆先生对章了解最深。

* * *

【注释】

[1] 编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一》：“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

[2] 编按：此为汉代刘向所著《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古越语发音的歌词。

[3] 编按：见于《说苑·善说》，“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4] 编按：《楚辞》的《离骚》《天问》篇均刻画了宓妃的文学形象，尤其在《离骚》中，其形象更为丰满。

[5] 编按：《楚辞·招魂》即仿南方的招魂习俗而作。

[6] 编按：《后汉书》有《文苑列传》。

[7] 编按：《苏李河梁诗》，相传为苏武、李陵赠别诗。文如下：“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学界认为是后人仿《古诗十九首》的拟作。

[8] 编按：即《让县自明本志令》。

[9] 编按：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收入《昭明文选》。

[10] 编按：对“书法”，有迥不相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甲骨文、金文已体现出书法特点，有学者认为书法是毛笔字的艺术。论者多认为，汉代已讲究书法。

[11] 编按：出自《战国策·赵策三》。

[12] 编按：钱穆讲“古代”指先秦。

[13] 编按：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云来兮辞》一篇而已。”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14] 编按：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作《两京赋》，均收入《昭明文选》。

[15] 叶按：此类为钱穆先生的最爱。

[16] 叶按：韩愈之《伯夷颂》，二百字，描写得淋漓尽致，钱穆先生最爱。

[17] 叶按：钱穆先生讲至此，谈到他所爱读的文章有《醉翁亭记》《伯夷颂》《登楼赋》及陆放翁之文，均为钱穆先生所最爱之文也。

[18] 叶按：钱穆先生年轻时想做古文家，最喜欢曾国藩。

[19] 叶按：近人提桐城派从不提戴名世，此乃由于戴氏得罪清廷，遭杀身之祸，故不提其人，其实并不公平，方、刘、姚诸人之文，均有传承自戴氏者。

[20] 编按：恽敬、张惠言受业于钱伯坰，钱系刘大槐的弟子。

[21] 编按：“经史”，或指《经史百家杂钞》。

[22] 编按：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写道：“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

[23] 编按：学《昭明文选》所选六朝文写文章，故称“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