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马拉喀什——罗斯福总统12月28日来电中的喜讯——比较5月5日与6月3日，这是“霸王”战役开始的日期——美国伞兵团——蒙哥马利的到来——与罗斯福总统在新年时通信——1月7日及8日在马拉喀什开会,对远征安齐奥的事务进行探讨——关于开始“霸王”战役的日期，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位将军更愿意在6月3日月圆之时进行——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波兰问题再上议程——贝奈斯总统前来访问——肯定贝奈斯——与戴高乐将军见面时互相表示友好——俄国提出获得一部分意大利船舰的要求——一个稳妥的办法——安齐奥战斗尚未打响时返回本国

我想用三周时间去一个地方养病，莫兰勋爵说圣诞节过后我就可以离开迦太基，但我还是坚持要去。这个地方就是马拉喀什的一座别致的别墅，它是最佳的选择。罗斯福总统和我在一年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曾住在此处。各项事宜在几天前就安排好了。我将做客美军在马拉喀什时的总部。为了防止有潜艇猛然偷袭此处，人们在别墅前安排了来回巡察的小型舰艇，因为他们认为我待在迦太基过久，很容易被人发现。敌人也可能会从远处的空中袭击这里。承担保护我人身安全的是康斯特瑞姆警备队的一个营。这些安排都没有与我商量，因为我不是病情过于严重，就是太过繁忙。然而我觉得我会在马拉喀什重拾健康，因为这个美丽的地方极适合休养。此次飞行是由特德安排的，他做得十分细致：根据医生们的建议，我不可以在六千英尺以上的高空飞行，所以他计划这次飞行时就绕过阿特拉斯山脉。我在12月27日清晨十分开心，因为我终于重着军装了，这还是第一次。我在刚要出门时接到一封电报。里面说道：（俄军）已经击沉“沙恩霍斯特”号 。这个消息是有其决定意义的！于是，我先不出行，口述如下电报，发给了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3年12月27日

昨天，敌人的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图谋阻击驶向俄国的北极运输舰队，然而，在舰队总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指挥下，敌舰的退路被三万五千吨的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斩断了。一场战斗之后，“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我们将因北极运输舰队而带来好运。

2.至于病况，初步决定去南方休养，现在有了不小改善。

“你我双手互握，密不可分。”这是我几天后收到的、富有热情的回电的结尾所言。

一支康斯特瑞姆警备队站在别墅外守卫着，气宇轩昂的样子。这场病已经把我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察觉到，其实自己从警卫队旁边进入汽车都很困难。这天我们决定以六千英尺的高度在空中飞行，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是晴天。飞着飞着，我们眼前出现了突尼斯的高原，就在这时，一群群羊羔似的云朵开始“围攻”起我们来，不一会，我又看见云朵出现轻微黑色，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的航程几乎就不见阳光，大半是在云里雾里。那种里面有高山的层被称之为“实心云层”，而我一直都讨厌它们；他们采取了一个对这架飞机上的其他乘客来说不公平的做法（我是这样认为的），那就是为了使飞行高度维持在六千英尺或者以下，同时又避开前面的那些山谷，只好在一条复杂的航线上飞行。如果山峰在一百英里的航程出现，就应把飞行高度提高到最高山峰高度的两千英尺以上，这一点莫兰勋爵也赞成，所以我把驾驶员叫来，如此叮嘱他。一个有经验的管理员之前特地备下了氧气 ，现在取来了。所以我们飞到了上方晴朗的天空。我们安全降落在马拉喀什机场是四点时分，一路上我觉得很舒服。一个小时后，另一架飞机才安全降落。因为它严格根据指令飞行，极其困难穿过许多峡谷和山口，而且刹那间，不见其顶的高大山峰又在它要飞出峡谷和山口时突兀现身。天气糟糕，它还在这么低的空中飞行。大风已经把它的一扇门掠走，差不多所有乘客都得了重病。他们原本可以以一万两千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度，一直舒服地飞翔在晴空蓝天之下。而现在他们为了我居然经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险境，我非常痛惜。

我的新住所十分舒适，说豪华也不过分。在这里什么都是最棒的，有关人员也很和气，但是，对于我的电报，罗斯福总统会如何答复呢？我心系的是这个。一想到所有我地中海方面的计划，在完全没有考虑时机配合或轻重缓急的情况下都被机械生硬地排斥了，我在等待答复时的心情就焦灼到了极点。我所希望的是：意大利海岸的一次冒险军事行动；把可能在5月1日横渡海峡发动进攻的日期延迟三个星期或四个星期（把月亮的阴晴圆缺也考虑进来就是四个星期）。在现场指挥的司令官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对于所有的细节，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已经认可，而且他们向来都是在原则上同意的。但是，我无法猜测，对延迟四个星期执行“霸王”作战计划这个问题，美国人会有何反应。然而一个确已身心俱疲的人，常常会美美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收到下面的电报时，我心里十分高兴。然而又不得不说，惊讶之情也随之而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2月28日

如果为了使安齐奥战役在1月20日进行，而推迟调回原来用于“霸王”战役的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那么我们是同意的，但是，还是要按照先前在开罗和德黑兰确定的日期实施“霸王”作战计划，它依然具有优先的重要性。应使原计划投入“霸王”战役的其他十二艘坦克登陆艇，根据目前的规定启航；同时还有十五艘坦克登陆艇，按照之前商定的，它们应在1月14日经过安达曼群岛到达地中海，现在应该使它们径直返回英国。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可能的权宜办法，其目的都是避免影响到“霸王 ”战役的准备工作。暂缓罗得岛计划和爱琴海计划的想法可以通过，而且何时再发动罗得岛战役，可以在发动“铁砧”战役（里维埃拉）之后再作考虑。为了不使“霸王”战役或“铁砧”战役的胜利延迟甚至无法实现，未经斯大林同意，我不同意在其他地区使用兵力和装备，这是考虑到苏、英、美三国已经在德黑兰取得了协议。

我的回答是：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2月28日

我会对抱以感激之情，因为这个决定可以两次把我们的心聚焦在这个伟大事业中，我对它感到满意。

我从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那里知道，海军部遵照这些条件从安齐奥计划中调用登陆艇，只要它们的数目和商定的一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今天会收到三军参谋长委员电告的全部情况。我们这边在这段时期的口号是：全速前进！

昨天，我已经飞过一万三千英尺的高空到达我们的别墅，中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我过得舒服极了，因为美国人热情周到的款待了我。比弗布鲁克即马克斯，从伦敦飞来还没多久。我计划在我身体康复以前，一直留在这里，沐浴阳光。

在国内，为了准备“包抄”，参谋长们确实已经做了很多，海军部更是如此。所以我赶紧把好消息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将军要求登陆艇的数目是八十八艘，而他们答应提供给他的是八十七艘。人人都惊讶于罗斯福总统的来电。是什么使他有这样的来电呢？我坚持认为其中原因是：罗斯福总统出于好心；马歇尔沉稳面对；艾森豪威尔的表现说明他忠实于他马上要放手的事业；比德尔·史密斯主动施展外交技巧时擅长衡量问题的轻重，并且从事实出发。

我们在同一天收到了亚历山大的计划。经过马克·克拉克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总参谋长的儿子——军需长布赖思·罗伯逊将军的讨论，他决定英国和美国各出一个师——二者之中都有一半是装甲部队、伞兵和突击队——来组成一个完整的部队，指挥它的是一名美国军长。大概在1月20日发动这次进攻。为了防止德军增援，他会在十天以前大举进攻卡西诺，随后主力军的先遣部队向前跟进。截止到现在，各方面都能够顺利进行，我甚是欣慰。

但是，我还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我给三军参谋长去电：

关于何日进行“霸王”战役的问题，我正在根据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做斗争。5月5日根本就是一个新日期，而德黑兰会议上决定的5月20日，不是它。只要确定是在5月31日之前，不管是哪一天，都可以说履行了我们同斯大林取得的协议。听了艾森豪威尔对情况的描述，我觉得6月3日也完全可以，这天的月光情况和5月5日是一样的；特别考虑到，目前我们已经内部商定这次战役的指挥官，而他又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更可以完全使用这个日期了。我们只是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来变更计划，但是这些问题还不必拿来商讨。

在5月5日集结兵力和6月3日集结兵力，情况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请回答我。我只是这样想想而已，不能和无关的人提起，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延期的决定，这些是我要重申的。

三军参谋长的回答是：

只有在5月5日左右完成“霸王”计划的突袭行动，才能满足现任司令官制定计划的条件。可是，不能把这个日期当成最终日期；如果所有的登陆艇无法在4月13日全部加入突击部队，那么可能是因为延期调回，或者没有如期完成改装计划，尽管如此，还是要把执行“霸王”突击计划的日期选定在5月间某一个日期。

突击行动在5月发起的可能性不会因为你提出的办法而排除，然而，这依然是个紧急计划。不过，这与我们违不违背德黑兰达成的协议无关，我们觉得，在目前阶段，与俄国人进行商量的必要性是不存在的。

对这些观点，我有如下评论：

1943年12月30日

我们要执行协议，只要把日期确定在5月31日之前即可。我自己的意见是，最好是尽力定在5月5日，如此一来，就富余出一个月。不过，要如实执行这个协议，只要6月3日这天月亮的盈缺情况和5月5日的一样，那么实际的突击行动也可以在那天发动。

一个全新的重要情况又出现了。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

1944年1月3日

（1）安齐奥战役正在克拉克的计划之中，现在出现了一些常理之中的困难。这是亚历山大发来的电文所说的。我们以美国第五○四伞兵团为例，看起来艾森豪威尔不会主动提出让他们留下来的要求，而我们做不到。英国伞兵团正在前线作战。我目前没有可以调遣的部队去接替他们，同时又不能耽误时间而不把他们调出来并派往那不勒斯地区。此外，他们没有作战经验，迫切地需要进行训练。

（2）此时马歇尔正在会见艾森豪威尔。美国第五○四团即将调到英国投入“霸王”战役，这个非凡的、巨大的任务应由他们来承担。你可否如此呼吁他们？伞兵部队很少有机会参加具有决定意义的空中战斗，如果把它们调离这种场合，人们视这种做法为目光短浅，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做出典型的、优秀的贡献。在国内，我们的伞兵和空运部队的人数已经达到运载飞机承载能力一倍左右，我注意到这一点以后，认为可以在事成之后立马将伞兵部队遣回英国，以准时参加“霸王”战役。请把具体情况告诉我。

马歇尔答应了。可是，做出这种牺牲的结果是，它却在后来被浪费掉了。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看到的。

蒙哥马利还担任着“霸王”战役中新的指挥职务，他要从意大利返回，我曾经让他路过此地时来会见我。这个任务是风险四起的，而我已经交给了他。一个将军，对于国家委派给他的任何职责，只要不是特殊原因，他当然应全部接受。这种法则没有形成文字，但对它而言，人们绝对没有必要热情接受。我曾经有荣幸加入近卫步兵第一团，它只会用一个“是”字来接受任何一条命令，但是可以用许多种不同的声调来说出这一个字。这项命令是崇高的，责无旁贷的，又是可怕的，然而，令我满意的是，在蒙哥马利接受这个任务时，我看到了他的愉快和热情，我认为我可以放松一下了。他一到马拉喀什，就登上了我们的汽车，经过两个小时的行程，我们来到阿特拉斯山脚斜坡上，我们在那里进行了野餐。天一亮他就收到了我给他的计划，这是摩根将军和伦敦的英美联合参谋人员用几个月的时间制定出来的。“不能这样，必须给我更多兵力，我才能发动最初阶段的袭击。”他在浏览一遍之后立刻这样说。我们经过充分争论，最后参考他的看法确定了其正确性后来得到证明的一系列办法。我非常欣慰的是，对这次战役，他坚定的信念溢于言表。

夫人们全都在这个时候来了，在波光潋滟的小溪边，我们一起随意吃了点东西。清爽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充满了山间。我们正在艰难进行的，是人类的斗争，那种场景和这里相比，简直就是无边无际的沙漠，而这里就是绿洲。我没多久就把车子开往山里了。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欣赏风景，我们的汽车正在公路上曲折宛转、不急不忙地开着。但是，这样的做法蒙哥马利同意，根据他的“自我锻炼”的方法，他离开汽车径直往山上走过去。可别把精力白白消耗了。体能旺盛不等于脑力旺盛；锻炼精力可以，但是耗尽精力就不行了；身体锻炼和战争策略是两码事。这些道理我都对他重点说明了。可是如此诚恳劝说，根本没有作用。仿佛一只羚羊，他从这块石头跳到那一块石头。看到他饱满的情致，我从心底得到了一种未来所有事情都会顺利的保证。

我正在和罗斯福总统高兴地通信的时候，新年到了。

首相（在马拉喀什）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2月30日

我兄弟杰克的信已经送到我手里。对于那时在契克斯栽种圣诞树的情形 ，他有详细的描述。那里有我的孙子以及其他许多孩子，众人在一起高兴的玩耍着。同样在场的怀南特承诺会写信给你，好使你了解当时的情况。你能送给我这个节日礼物，我非常感激。你送我的那个地图盒子已经到达了，它是如此可爱，我迫不及待想一看究竟，同样对你表示感谢。我们极其惬意地在这座漂亮的别墅里居住着，我的健康也有了很好的恢复。今天的太阳很好。从你的电报中，我看出，在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中，我们通常能够轻易一致看待一些极为细小的问题。这封电报对我的帮助，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要大。亚历山大发来报告，人们认可安齐奥战役的初步计划，这是他和克拉克一起制定的。英国第一师、美国第三师以及伞兵和装甲部队，都被他使用上了。我非常赞赏这样。所有的痛苦、危险和光荣，由我们平均分担，这样是特别合适的。

佛朗哥和铁托恭喜我康复的电报也在同一天到了我这里。请你想想，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对于你的问候，萨拉表示感谢，也问候你。

不幸的是，罗斯福总统卧病在床，因为他感冒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2月31日

我已经卧病三天了，是感冒，不过不是很重。现在，全国逐渐开始流行这种轻度流感了。

令我愉快的是，你平安地住在别墅里。至于恭喜你身体康复的两位先生，我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他们在元旦那天到你那里，然后呢，我们不是曾经在那个塔顶上看夕阳下的云朵吗？就把他们锁在那，你对他们说：是黑方把红方从塔顶墙垛上推下来，还是红方把黑方推下来？你非要在下面看看不可。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1日

你染上感冒的消息使我非常焦虑。记得你当初苦口婆心劝我说，要对医务人员采取服从的态度，我真心希望你也这样，还要谨遵麦金太尔医生的嘱咐。

医生要求我继续在这座别墅待三周。这是一座十分完美的别墅。天有点凉，不过是个晴天。厨师的技艺真的很高超。我们经常去山里野餐。昨晚我曾长时间和艾森豪威尔谈论，因为他在回国见你时途经此处。蒙哥马利在回英国时也路过此处，现在还在这里呢。他们合作起来自然是乐意竭尽全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是很优秀的。

红方要比黑方更训练有素一些，所以目前还不能安排他们在塔顶进行角力赛。

我们的胜利将由这一年开启，将来更宽阔的我们共同合作的道路，也会由这一年开辟。对新的一年，我有太多美好的祝福，希望你通通接受。

克莱米和萨拉也问候你。

我们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即安齐奥战役所需登陆艇的问题。但是，怎么利用这些登陆艇呢？我们开始认真研究其中诸多细节。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4年1月4日

我从突尼斯回到这里还没有多久，在路上已经和克拉克将军见过面了。我不得不请你提供给我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我对新察觉的一些因素深感焦虑。我们不能把两师人及其所有必需战斗装备都运到岸上，因为只有六艘坦克登陆艇会在最初登陆后留下来，其余的都会被遣回。事实就是这样。根据我联合作战的经验，我们登陆后敌人必然会反击，能不能为了压制反击而及时把远征军的所有战斗力集中起来，将决定战役会不会成功，尽管以展开登陆为目的的初步突袭可以完成。从安齐奥战役角度来看，只要所有部队都可以及时集结在岸上，那么我们基本认可两个师这个数字——他们是为了对付德军可能的抵抗战斗而投入的最少兵力。很明显，如果德国包围了这两师人，我们肯定不会放弃他们，特别是数量充足的登陆艇可以从地中海一带调过来，我们更要给他们支援。我们甘冒一切风险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克拉克和我都深深相信，就有取得重大胜利的可能。我们要求的这些工具是十四艘登陆艇。这些舰艇会一直用在维持交通运输方面，直到突击安齐奥的部队和第五集团军会合。要使用两个师，并且拥有足够的力量，好与敌军进行同等条件的对战，就要在登陆后十五天内，另外用十艘登陆艇来给这两个师运送大炮、坦克和其他支援武器。考虑到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取得成功，尽管“铁砧”战役的准备工作将会受到它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仍然是有其真实价值的。

因此，为了在1月7日和8日进行两个会议，我把所有相关负责人员召至马拉喀什。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尔逊将军、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亚历山大将军、德弗斯将军和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他们都到场了。诸多登陆艇方面的扑朔迷离的情况都是鲍尔海军上校在伦敦时向三军参谋长解释清楚的，现在他从伦敦回来还不久，他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因为他上峰的将领也全面支持他。8日，我给罗斯福总统发去报告：

对于（前面）提议应采取的办法，我们进行了两次会议，两国负责官员和三军将领已经取得共同协议。与会人员的精神都比较高昂，而且可以看出，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在两次会议中间，小组委员会极深入、全方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是：一支军队（由两师兵力组成）进行登岸突袭，然后就要切断敌方交通线，我们会另派一个突击部队去完成，这个部队的基本兵力规模有一个师。

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可以在不与“霸王”或“铁砧”战役要求矛盾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同时，在2月底之前，这些部队都会有数量充足的登陆艇来维持。但愿天公作美，上帝保佑我们。

威尔逊将军已经把上述几项决定告诉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已经给他属下的将领下发指令。他今天正式接任了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一职。

使“霸王”战役维持在原定x日——也就是5月那日进行，是我们做出这些计划的基础；然而考虑到月亮的盈缺条件，6月3日——也就是y日——这个日期，更为合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个人主张。按照现行建议，蒙哥马利要为初期突击配置更大规模的兵力，而我的这个解决办法，可以使他有更多的准备时间。艾森豪威尔将军路过马拉喀什时，说他也宁愿这样，我知道以后十分高兴。为了把一切问题说明白，并拿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和协议来提醒罗斯福总统，我向他去电。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6日

比德尔·史密斯和德弗斯在5日早上经过我这。他和蒙哥马利共同认为，最好是用更多兵力，以更大规模实行“霸王”战役，而不应扩大我们登陆里维埃拉的规模，以至于超过德黑兰会议之前我们的设想，这是比德尔告诉我的。他说他打算使艾森豪威尔和你方三军参谋长们知道这个意见。司令官们在亲自处理这个问题时，肯定会有修改计划，我向来都是这么预测的。不过，这些修改还是相当值得的，如果未来作决定时以它为基础的话。我总是希望，投入比以前我们谈到的更雄厚的兵力来发动“霸王”战役的初步突击。这你是知道的。

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真正可行的最早的日期可能就是6月月圆期了。令我不解的是，既然认为那时的把握更大些，为什么司令官们还不答应。你我都同意，把三军参谋长们在德黑兰会议上提议的6月1日或前面的一天，称之为“5月里”更为婉转。我们和约大叔谈论时，说的都是20日左右，而5月5日甚至5月8日这样的日期，我们从没有提起过。而且，战役在一个特殊日期发展到某个具体阶段这一点，我们在任何场合也没有提到过。我认为，从任何一方面说，我们现在不会丢掉对他的信用，认可6月的日期，并把它当作最终决定是可以的。不管怎样，5月里都要开始战役，最初假装进攻的同时狂轰滥炸。我不认为约大叔会不近情理到四十八个小时也要精心计算。

还有，如果约大叔在6月再发动辉煌的战役，那时的基础会更好一些。我们会迅猛进攻敌人，而且有更大的机会取得成功。我正在通过莱瑟斯把多派一次北极运输船队的建议传达给你，实际上，如果船只和货物由你们来供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护航的舰只。

我认为，等几个星期之后收到艾森豪威尔的最后结论，我们自然就可以把全部问题——任何我们对“铁砧”作战计划进行修改的方案也算在内——一五一十地告诉约大叔，还要附带上相关负责将领对我们的支持意见。不过，现在没有联系他的必要。

对于这封要紧的电报，罗斯福总统一周后才有回应。我们彼此并没有对电报中提到的事实进行辩论。对于那个为“霸王”战役规定的更早的日期，可以在必要时维持不变。以此为基础，我们在安齐奥战役的会议上做出了一些结论。而此时，他也通过全面的报告知道了这些结论。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月14日

我对在德黑兰时与约大叔达成的协定的理解是：他承诺，开始实施俄国军队在东线展开攻势计划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与5月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而支援“霸王”的登陆法国南部的战役也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调集的最精悍的部队都会用来作战。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任何延迟进行战役的决定都是不合适的。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两个将领负责此战，他们应该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并根据事实做出报告，只是现在时机不完备。我们肯定不能在这样的研究和报告出来之前这样做。同时，绝不能让约大叔知道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

我认为，距我们三人在德黑兰声称同意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不过一个多月，现在再重新进行讨论，会造成很坏的心理影响。

16日，我回答他说：“看到我们拥有如出一辙的观点，我很高兴。”

我在马拉喀什，整天觉得没有精神，从迦太基染病到转徙至此，并没有使我的身体从极度虚弱中恢复过来。所有绘画用得到的东西都在这了，然而我却用不了他们，我连走路都显得极为困难。即使我们在一个大晴天，在阿特拉斯山下野餐，从下车开始，我也只能颤颤巍巍向目的地走个八十到一百码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而卧在床上的时间就有十八个小时。如今我身体疲惫不堪，虚弱难支，我什么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想不起来了。还有，他们常常想到所有最有趣的方式来引诱、敦促、警告、强迫（某种程度上）我躺在床上休息。如果要找一个休养胜地，泰勒的别墅就可以；这里可以满足所有以舒服或奢靡享受为目的要求。我的精力所剩无几，但是，友善亲和的主人提供出，而且莫兰勋爵、罗斯福总统和战时内阁也叮嘱我享用，这里的最吸引人的休养环境。然而，我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被形势发展吸引过去。

我在迦太基想到德黑兰会议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波兰，于是给艾登去电：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2月20日

关于波兰的边界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和波兰人进行一次会谈。只恨我目前无力参加，但是，现在应该由你和他们商议，并告诉他们这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们初定的方式、我们在地图上粗略划定的东部界线，包括奥伯雷地区在内的西部的奥得河界线，你应当把这些都告诉他们。他们将得到的领土东西南北都有三四百英里，这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而且，尽管海岸线只从科尼希斯贝克西面开始，那也超过了一百五十英里。虽然我们只是尝试着提出一些很梗概上的建议，但是他们不应极不明智地做出反对这些建议的行为，他们自然应该明白这些。我坚持要说服他们，让他们接受这些建议，并且在他们的英美朋友实行这个计划时，表示充分的信任，虽然说他们得不到利沃夫，也就如此。你应该晓谕他们，他们的目标是在政策上对俄国表示友好，并且紧密联系捷克斯洛伐克，为完成这一目标，他们只须接管并坚守现在的奥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对整个欧洲有所贡献，同时还会把新的生命力注入波兰民族，使他们拥有空前辉煌灿烂的未来。

我们和俄国人的谈判，会在获知他们听从这些建议后，即刻进行，而且对这些问题也可以做出明确决定。相反，我不知道国王陛下政府怎样在他们全然不顾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再去额外提要求。我们已经确定处理战后边界问题的方式，现在看起来，极为重要的是，使俄国友好地认可波兰政府，并使它大致接受这个方式，因为俄国军队跨过波兰战前边界可能就在几月之间。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我特别期待。

我曾长时间地与贝奈斯总统往来，这一点在本书各卷中都有显现。现在，他正在从莫斯科去伦敦的路上。他先前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有其决定意义的 ，那就是他在1936年告诫斯大林，苏联的亲德分子正在搞阴谋诡计来推翻他，这一点我们应该还没有忘记。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十分友善、极其亲密地对待苏联人。他回国正好路过马拉喀什，我就请他来看看我。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在俄国人会如何对付波兰问题上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对东欧政局的认识是十分透彻的。在长于二十年的时间里，贝奈斯任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和总统，和斯大林有着特殊往来，而且也从来都是一位忠实于法国的同盟者和西方国家的朋友。有一段时期，贝奈斯十分孤独寂寞，那就是英法两国抛弃捷克斯洛伐克，后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又在大战前夕订立协议的时候。不过，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都是间歇期，直到希特勒进攻俄国，人们才再次完全认识到，贝奈斯是和苏联人福祸与共的。本来在1938年时，俄国有充分理由和能力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两国都被重创。

我与这位政界同僚和老练的欧洲政治家，相交已久；现在，在我马拉喀什的住所，阳光明媚，花草丛生，我很高兴地在和他谈着话。1918年，他正和巨人马萨里克一起，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马萨里克缔造了捷克斯洛伐克，他的儿子也为祖国的事业殉职了。现在的贝奈斯自然是非常积极的。

我把我们谈论的过程告诉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6日

贝奈斯认为俄国的形势是十分乐观的，他现在这里。长期以来，俄国人都是信任他的，也许他能提供很大的帮助，来尽力使波兰人通情达理，进而与俄国人和解。从他带来的新地图看：从科尼希斯贝克到“寇松线”，是为东部疆界；波兰人可以得到北面的沃姆惹和比亚威斯托克，但是没有南面顶部的伦贝格（利沃夫）。这些分界线是约大叔用铅笔划的。约大叔提议采用奥得河线，使绝大部分的奥伯雷成为波兰的西部疆界。如此一来，波兰人就可以获得，至少三百平方英里的适宜的居住地和绵延波罗的海二百五十英里的海岸线。我会不遗余力促使波兰政府答应这一个或类似的方案。一回国我就会办理此事。防止德国人再次进犯俄国的办法就是波兰在奥得河外围固守，如果波兰人认为可以依此行事，他们就必须宣布承担上述责任，并竭尽全力完成任务。欧洲各大国曾两次挽救波兰，所以波兰对他们有这样的义务。此事如果能在2月初处理好，他们接着就会安排人去你那里，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除了出于军事原因要调整北面山脉的某些顶峰，和东面的一小块连属俄国的领土，俄国人允许贝奈斯恢复以前的慕尼黑边界。他们特别关照贝奈斯。

我要对贝奈斯总统表达敬意，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对筑建西方文明的基础这一主要原则表示支持，一如既往效忠于祖国事业，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思想和目标。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领导着这个国家。在行政和外交事务方面，他是一个英才。他懂得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用怎样的耐心和毅力坚持下去。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未能当机立断，所以都会导致失败，而且也严重损害到了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他无法准确分辨时机，在面对胜利或灭亡时往往倾力一搏，这是由他过度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天长日久形成的过度政治应激能力造成的。在慕尼黑时期，希特勒配置好军队和装甲车辆还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贝奈斯总统那时进行突袭，那希特勒就会在对自己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我决定，努力在回国前重新和戴高乐将军建立友好关系。虽然我们和他的关系已经由于“自由法国”负责人在12月间抓捕佩卢东、布瓦松和弗朗丹而变得比较严峻。我在元旦邀请他1月3日来我别墅这里晚餐，并且留宿。“如此，我们就可以当面谈谈了，我觉得早就有必要谈谈了。我妻子也在这，如果戴高乐夫人愿意的话，我和她将十分欢迎你们共同到来。”很明显，戴高乐将军觉得时间来不及。除了法国官邸，他在北非期间是不喜欢留宿别处的。这一点我本来应该想到的。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他这样推辞说。事情因此就被搁下来。但是，到了1月12日，我再次相邀，因为他在同一天会到达马拉喀什，他答应来吃午餐。其他客人是：达夫·库伯先生、黛安娜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奈恩先生和奈恩太太。其中奈恩先生是我国在当地的领事。戴高乐将军来的时候十分欢喜，问候我妻子时说了英语，而且用餐时也都用英语。作为回礼，我就用法语交谈。

女士们用完午餐就到外面逛市场去了，戴高乐，我，还有其他男士全部都在花园里谈话，时间持续了很久。应该使话题更轻松一点，我可以说法语。我是这样想的。我要与他交涉的问题还真是不少。事后，奈恩先生做了回想并做了记录，里面说到：“我听到丘吉尔先生用英语凑到达夫·库伯先生耳边说：‘我的法语是不是说得很好？而且戴高乐将军肯定能听懂，因为他能说漂亮的英语。’他在说这话时的声调使其他人都可以听清他在说什么。”众人听罢，戴高乐将军先笑出声来，然后哄堂大笑。戴高乐将军本来是比较警戒的，然而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全无戒心，并且在主动听取丘吉尔先生的议论时，态度是友好合作的，因为丘吉尔先生一直在用法语交谈。”

我做了广泛而又严肃的评论。对于那些他势力所能触及的法国著名人士，他为什么报复他们？在美国那边，他已经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困难，这些他会不知道吗？罗斯福总统对他气愤至极。美国的支援，还有他友善对待我们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要仰仗的。他自己的任务已经因为这种摩擦——其他还有一些，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这些大国政府？要知道他们若不予援助，他是不能存活下去的。还有一个小问题：乔治将军是我特地从法国请来的，这样事情就好办一些了，可是他把他逐出委员会去，这又是为何？戴高乐在此时说，他已向乔治将军发出出任荣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我问他收到了什么答复。他说：“没有任何答复。”我说这属于正常现象。像这样的职位，戴高乐到底有没有给人家，我真不知道。不过，谈话结束时，大家都很高兴。我欣然接受了戴高乐将军结束时的邀请，第二天早晨去参加阅兵式，这是他特地为我举办的。于是，第二天，戴高乐和我看着大批法国部队和摩洛哥部队，从我俩所处的小型检阅台前迈过。在马拉喀什这个绿洲上，在一小时长的时间内，居民们一直在为这次阅兵式欢呼着。

众多困难也围绕德黑兰会议上的另一问题而出现了。斯大林曾提出占有一部分意大利舰队的要求，这过程我们都是清楚的。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这是大家对他的记忆。对于这种提议，英国三军参谋长们是不认可的，而且他们也一直根据其他的说法与他们的俄国同僚们进行谈论。罗斯福总统把全部情况都直接告诉我了，因为“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使他心里很不踏实。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月9日

我们已答应苏联在2月1日交接意大利舰只，哈里曼说，如果莫洛托夫问他，我们将怎样实现这个承诺，他需要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所以他要求我们就这个问题给予答复。这些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我告诉他，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为了增强苏联的作战能力，可以把三分之一俘获的意大利舰只交给它；只要是可以分配的舰只，尽快从2月1日起开始交付。

后来，哈里曼提醒我，最初在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斯大林提出的要求是：在俄国北部沿海地区使用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四艘潜艇；在黑海使用四万吨商船。而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只是再次说明莫斯科会议上的要求。额外给俄国人分配船只，使其总数达到我们缴获舰只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要求，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德黑兰，都未曾提到。所以，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哈里曼并没有与莫洛托夫讨论，因为他认为，我在12月21日，只是想把情况告诉他，才给他去了那样的电报。

哈里曼重点说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兑现提供这些舰只的承诺。他的意见是，我们不兑现承诺或故意耽误的行为，只会使斯大林和他的同僚对我们是否会果断履行在德黑兰承担的其他义务表示怀疑。

相反地，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是：计划发动的战役可能会受到这种交接行为的影响，所以不能答应。他们害怕的是，意大利海军和陆军会因此不再与我们合作，而且还会砸沉我们的许多在“铁砧”和“霸王”战役中必需的、重要的舰只，或者搞破坏。目前，北方的海洋十分不适合这些军舰出航，而且黑海也不允许商船通行，这些他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们推测说，对俄国的战斗实力而言，这样做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助益。

对于这些意大利舰只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盟国有权力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加以处理，而修改过的协定中就规定了这一点，所以这样的修改是明智的。届时会由海军上将坎宁安负责谈判。但是，我们盟国取得（人们）的信任，并维护这种信任，这才是重点。同时，我认为，为了索求一个方法来解决苏联要求2月1日前后开始交接意大利舰只的问题，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付诸实际行动。

既然我们的参谋长们认为，“霸王”和“铁砧”战役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那么你认为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吗：我们把这种影响解释给约大叔，并提议延迟提交意大利舰只的日期，直到开始“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后。考虑到现在地中海战场由英国指挥，我非常期待听到你的想法，而且，看待即将采取的行动时，我们也要完全达成一致。很明显，不管我们哪一方，都不能就这个问题单独有所行动。但是，我们不应违背已经承诺给约大叔的话，这一点我认为你会认同的。

这封电报要表达的意思很含糊。对于我们在10月协定中讲到的舰只，我是认可的，但是对“三分之一”这种泛泛之辞，我不同意。于是，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9日

对于你在舰只问题上的意见，我完全赞同，如果我们丧失对斯大林的信用，那是不合适的。希望在一到两天内，能给你一个建议，因为我已经和艾登用信件交流一个星期了，就是谈论这个问题，到时你和我再联名发出电报。

对于大西洋两岸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我个人是完全赞成的。这些意大利舰只曾经毅然决然地开赴马耳他岛，并主动任凭我们调遣，所以我认为，即刻使它们易主，将会损害到意大利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不能仅仅让意大利投降，而且还要让它一直站在我们的阵营，参与战争，将来还要处理欧洲问题，这是我们在1943年全年中的目标。依我看，在现在这个时刻，伤害意大利人的感情，后果将是糟糕的，为了不至于达到那个地步，英国可以付出巨大牺牲，提供俄国一些英国舰只。我打算如此力劝战时内阁和海军部。我频繁和国内交换函电，而且发现，我的国内同僚和三军参谋长们十分赞成我的意见，这真的令我格外欣慰。我们不能再希望美国付出很多了，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全部重任已经交给它了；而且，此时我们已经击沉“沙恩霍斯特”号，所以在国内和北极的海域，海军实力都是充足的，在地中海也是如此。我和我的国内朋友们达成一致了意见，紧接着就对总统提出以下建议：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16日

1.俄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是：分配给他们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四艘潜艇和四万吨商船，而我们在德黑兰时，仅仅是答应他们而已，根本没有说什么“三分之一”。我的这些记忆还是很清晰的。

2.再者，三军参谋长们也确实是有理有据提出那些主要困难的。我认为，斯大林如果信任我们的意向和真诚，他极有可能会立即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采取最成功、最迅捷的方法。

3.所以我提议，对以下事实，你我联名向他解释：

“（1）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是，我们三国的利益会因为现在就进行实际交接而受到危害，对意大利人泄露此事也有同样影响。但是，如果你三思之后，还是希望我们兑现承诺，我们将会进行必要的准备，这要与巴多格里奥私下联系。现在，开放的港口只有盟国港口和俄国北方的港口，而且必要的装备只能在那里进行，所以，我们决定，先让这些意大利舰只到达合适的盟国港，俄国船员在那里接管，然后再向俄国北方港口驶去。这是进行准备工作时要遵循的原则。

“（2）可是，我们还有下面的变通之计，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以上做法是危险的。

“最近，美国已经完成英国战列舰‘皇家君主’的装备工作，雷达也装备在上面，可供各种大炮使用；英国还可以提供一艘巡洋舰。这些舰只可由苏联船员在2月时于英国港口接管，然后开到俄国北部港口，这是国王陛下政府答应下的。不过，为了使它们适应北极的环境，如有必要，你们可以改装。在军事行动不受影响、意大利舰只的转交工作可以进行之前，苏联政府可以接管这些舰只，也可以撑起苏联旗帜，不过这只是临时租借。

“如有需要，也可在黑海行驶这些舰只，不过前提是，我们与土耳其人的关系因形势发展出现缓和，同时达达尼尔海峡开放。从任何一方面说，这个方法比第一个都要好，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对此斟酌再三。”

4.在巡洋舰方面，如果你们自行提供，而不用我们出主意，那么我们的压力就小多了。我们无力提供八艘驱逐舰。若你们不能自我填补，我们只能说，我们肯定不能在展开“霸王”和“铁砧”战役之前提供。我认为，你们应该可以自行达到四万吨商船的要求，因为你们的储备是丰富的，而且船舶被击沉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意分担一半。

5.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希望我亲爱的朋友会有所思考，同时，请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据我分析，我们提出如此大方的建议，斯大林应该会有好感。不管怎样，信用和友善已经由此表达出来了。尽管我们提供了这个变通的方法，但是，我怀疑他依然会坚持意大利舰只的要求，尽管现在条件不充分。不过，我们此行此举，到底是正确的。

这个变通之计，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其中一艘巡洋舰由美国人提供。所以，1月23日，根据我建议的方法，由罗斯福总统和我共同给斯大林发电报，告诉他全部的问题。后来，我们收到了斯大林的如下回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29日

关于交接意大利舰只供苏联使用的问题，我已于1月23日收到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题名的联合电文。

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在德黑兰时，我提出在1944年1月底把意大利舰只交付于苏联的要求，你们二人共同答应，我们三人也做出决定，至此，我以为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后来还会有另一番斟酌。更令我深信不疑的是，那时我们都认为只和意大利人商定这个问题就可以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甚至这个问题也根本没有跟意大利人提起，这一点我今天才知道。

苏联政府的打算是接受你们的建议，这是因为对抗德国人是我们的共同事业，不使问题变得复杂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国的港口把“皇家君主”号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调到苏联；在可以把合适的意大利舰只交给苏联之前，苏联海军最高指挥部会一直暂用这些舰只。同样，四万吨位的意大利船只转交给我们之前，我们也会计划一直使用从美、英两国接管的商船供。最重要的是，请不要再耽搁这件事，并在2月份把上述舰只全部交付我们。

关于1月末交接意大利的八艘驱逐舰和四艘潜艇的问题，首相和总统两位先生已经在德黑兰答应了，但是你们并没有回复。目前，不提供驱逐舰和潜艇，一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对苏联来说是几乎没有意义的，此二者是再重要不过的。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巡洋舰和战列舰如果得不到驱逐舰的护卫，它们发挥不了作用。从所有的意大利舰队中挑选八艘驱逐舰和四艘潜艇给苏联用，以实现在德黑兰的决定，应该是很轻松的，因为它们现在都由你们控制着。如果苏联交管英美驱逐舰和潜艇，来代替同样数目的意大利驱逐舰和潜艇，我们也答应。而且，交付驱逐舰和潜艇，与交付战列舰和巡洋舰一样不可耽误，二者应同时进行，我们在德黑兰也对这个问题做了具体决定。

虽然在我们和苏联盟国进行的电文沟通中有一些令人不怎么愉快的内容，但是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根据原来的建议，苏联交接了“皇家君主”号和美国巡洋舰。而不得已的是，只能在“霸王”战役完成后，才能转交驱逐舰。海军部调出了四艘我们的现代化潜艇，借给苏联使用，这是为了使俄国人对上述安排轻易接受。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又把这些舰只还给了我们，他们体现了众所周知的恪守信用； 接着我们再次安排完毕，使苏联接管了部分意大利舰队的舰只，而且使用的方式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

我决定，在突袭安齐奥的战役开始之前，返回国内，尽管众人力劝，而我也非常希望再在这个休养所待两个星期，这是很愉悦的。“英王乔治五世”号在直布罗陀等着我，1月14日，这天气候特别适宜飞行，我飞到了那里。我又去了女修道院，因为当天下午到达时，天还很早。同样飞往那里的，还有威尔逊将军，他已任职地中海最高统帅；还有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也就是海军总司令，他们都是从阿尔及尔出发的。我们共同谈论了大家共同奋斗的重要军事计划，这种谈话是急迫的，却也是十分乐观的。与我同行的其他人士已经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上了，我于15日会合他们。这艘军舰从阿尔赫西拉斯湾出发，驶入宽广的大西洋，接着直奔普利茅斯。航行结束，还是很舒适的。战时内阁阁员和三军参谋长们对我们的回归进行了热情迎接，他们的确十分欢喜。两个月以来，我都不在英国，对于我的病情和行动，他们常常担惊受怕、焦灼不安。今天终于回家了。我特别感谢我的每一个朋友和同事，他们都是忠实的、可以依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