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ristianity

战争期间，我们的兴趣很快由报纸的战争报道，转向刚刚退下战场的随便哪个亲历者的报告。这本小书，书稿一交到我手，就给我同等兴奋。讨论教育、讨论宗教教育，固然值得钦羡；可是这里，我们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一手资料。我们只是讨论，它却记录了现存体系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加之作者并非教育官员、并非校长、并非圣工人员，甚至都不是个职业教师，此书之价值就更显其大。他所记录的这些事实，是他做某项战时工作时，不期而遇的一些事实（你也可以说是他瞎碰的）。

当然，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其他东西。而我之所以只是强调其史料价值，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其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公众应集中注意的东西。作者讲稿之梗概——或者说讨论的开场白——的确充满兴味，而且很多人都期望对此评点一二。它们是书中最容易加以讨论的部分。然而我坚持认为，集中注意于这部分之上，就跑偏了。

即便容许假定说，作者可能（他对此乐信不疑）具有当教师的非凡天分，在他的记录里面，仍有两个雷打不动的事实。其一，现行体制下，基督信仰的内容及其辩护并未摆在绝大多数学童面前；其二，即便摆在面前，大多数学童发觉它们难以接受。这两个事实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刮走了迷雾，刮走了经常被提出的且经常得到相信的“宗教式微之理由”的迷雾。要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年青人发现正确解答算术题越来越难，我们应当推想，当我们发现学校已经数年不教算术，此事就会得到充分解释。有此发现之后，对那些提出大而无当之解释的人，我们应当充耳不闻——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影响，使得祖祖辈辈对固定的数字关系的信念，元气大伤；有人说，警匪片已经解消了得到正确答案的欲望；有人说，意识之进化，业已进入后算术阶段。若明晰又简洁的解释，涵盖了全部事实，就不用考虑其他解释了。要是从未有人告诉年青一代基督徒说过什么，他们从未听到任何对基督信仰之辩护，那么，他们的不可知论或无动于衷就得到充分解释。没必要扯得更远：没必要谈论这个时代的整体知识气候，谈论技术文明对城市生活品格之影响。一经发现他们之无知是因为缺乏教导，我们也就找到了补救之方。年青一代的天性里，没有什么东西使得他们没能力接受基督信仰。要是有人准备告诉他们，他们显然情愿去听。

我当然承认，作者找到的这一解释，只不过把问题向后推了一代。今日年青人之非基督（un-christian），是因为老师给他们传授基督信仰，要么不愿，要么无能。至于老师之无能或不信，则要寻找更大且无疑更模糊的解释。可是注意，这是个历史问题。今日之校长，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年前的大学生——是“后战争”时代的产品。正是二十年代的精神气候主宰着今日之班级课堂。换言之，年青人之无信仰，其根源不在这些年青人身上。他们所具有的外表——直至他们得到更好教育——是早前时代之回潮。并无什么内在的东西，制止他们接受信仰。

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代人都由上代人教育——必须牢记在心。刚毕业的学童如今抱持的信念，大致就是二十年代的信念。六十年代在校生将抱持的信念，大致就是今日大学生抱持的信念。一旦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谈教育，就开始胡说八道。我们说起当代青少年的观点，仿佛当代青少年有点怪异（peculiarity），自行制造出这些观点。实际上，它们通常是曾经的青少年的延迟结果——因为精神世界也有其定时炸弹——这些曾经的青少年，如今人到中年，主宰其教室。因而，许多教育方案，徒劳无功。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没人能给予他人。自己尚未获得之物，没有哪代人能传接给下一代。你大可以拟定教学大纲，随你的便。然而，正当你已经做好规划并絮絮叨叨解说规划之时，假如我们是怀疑论者，我们将只会教给学生怀疑；是蠢材则只教愚蠢；是俗物只教庸俗；是圣人只教圣洁；是英雄只教英雄主义。教育，只是对每一代影响下一代之渠道的最充分的意识。 它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教师之所无，不可能从他们流传到学生。我们都承认，一个人自己不懂希腊文，就不可能把希腊文教给他的班级：不过同样确定的是，一个人的心灵成型于愤世嫉俗及幻灭时代，就不可能教授盼望（hope）和弘毅（fortitude）。

一个基督徒占主流的社会，会通过学校传承（propagate） 基督信仰；而在基督徒不占主流的社会，则不会。全世界的教育官员都更改不了这一法则。长远看来，我们无需对政府寄予厚望，亦无需惧怕政府。

国家或许会越来越紧地把教育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我并不怀疑，这样做，某种程度上会培养千人一面，甚至会培养奴颜婢膝；取消某一职业之自由的国家权力，无疑十分强大。虽如此，所有教育都必须由一个个具体个人来从事。国家不得不用现有人员。再说了，只要我们还是民主制，还就是人们赋予国家以权力。在一切自由都遭灭绝之前，舆论自由尚还风行于这些人之上。政府无法控制的这些影响，塑造了他们的心灵。他们成为什么人，他们就会教什么。抽象的教育方案想怎样就怎样呗：其实际操作，则是人们弄出来的那个样子。毫无疑问，每代教师之中，总有一定比率的政府工具，甚至还占多数。但我并不认为，正是他们决定了教育的实际品格。小孩——或许尤其是英国小孩——具有一种可靠的本能（a sound instinct）。与成打的白卡之教导相比，一个真正的人的教导，可能会走得更远，入人更深。一位教育官员（要是我没搞错，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叛道者尤利安 ）或许会将基督教圣工人员清出学校。不过，假如舆论之风朝着基督教方向吹，那就不会有太大差别。甚至对我们有利，教育官员会不知不觉地“坏心做好事”。

人恒言，教育为本。此语在某种意义上荒诞不经，在另一意义上则真实不虚。要是其意思是，你可以藉助干预现有学校、更改课程表等等之类，成就任何大业，那就荒诞不经。因为教师是什么人，就会怎么教。你的“改革”或许会妨碍他们，或给他们增添工作量，但他们教学的总体效果不会有大的改变。教育规划并无魔力，让蓟草结出无花果或让葡萄藤结出涩梨。茂盛、生机勃勃、果实累累的树，会生育甘美、活力及属灵健康；而干枯、多刺、萎败的树，则会教仇恨、嫉妒及自卑情结——无论你 告诉 它教什么。他们这样做，是不知不觉，从早到晚。要是我们的意思是说，现在就让成人成为基督徒，甚至不限于成人范围，广布准基督教的识见（perceptions）和德性（virtues），广布丰饶的柏拉图式或维吉尔式信仰光影（ p enumbra of the faith）， 从而更化未来教师之类型——要是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去做就是服务于子孙后代的重中之重，那么，这真实不虚。

所以，至少在我看来，我不知道该书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意我，他已经揭露了现代教育的实际运作。为此而谴责过去十年的校长们，有些可笑。多数校长未能传承基督信仰，是因为他们并无基督信仰。你会因无儿无女而谴责阉人么？会因不能供血而谴责石头么？那些少数校长，被孤立于敌对环境之中，可能已竭尽全力，甚至还成就惊人，可是他们权力极为有限。我们的作者也表明，学生之无知与愚顽，往往能够去除——远非我们所担恐的那样根深蒂固。我并非从此得出道德教训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全身心投入学校”。原因之一就是，我并不认为，会允许我们这样做。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英国不大可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在其国家教育系统中，会鼓励或退而求其次容忍任何激进的基督教元素。哪里的风潮趋于增加国家控制，哪里的基督信仰事实上就会被当成敌人（尽管很长时间口头上并非如此）。因为基督教之主张，一方面是切己的（personal），一方面又是普世的（ecumenical）。这两方面，都与全能政府（omnicompetent government）相对立。恰如学问，恰如家庭，恰如任一古老而自由的职业，恰如习惯法（the common law），基督教给了个体反抗国家的一席之地。因而卢梭，极权国家的教父，管窥蠡测，对基督教所发议论足够睿智：“据我所知，再没有比这更背离社会精神的了。” 其二，即便容许我们给现有学校现有教师强加一个基督教课程，我们也只会使教师变成伪君子，并因而使得学生成为铁石心肠。

当然，我所谈的只是已经盖上世俗烙印的大部分学校。要是有人在全权政府鞭长莫及的某些角落，能够创办或保存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学校，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的义务是明摆着的。

因而我并不认为，使英国重受洗礼的希望，就在于力图“占领”（get at）学校。 在这个意义上 ，教育并不为本。让成年邻人及青少年邻人（刚从学校毕业）归信，乃实践之事（a practical thing）。实习生、大学生、通讯业工会的年青工人，都是显见目标：可是，任何人及每个人都是目标（a target）。假如你使今日之成人成为基督徒，明日之儿童就会受到基督教教育。一个社会传接给其年青人的，就是它所拥有的，而且定非其他。这工作甚是紧迫，因为在我们四周，人在消亡（men perish around us）。然而，无需为此大事变（the ultimate event）寝食难安。只要基督徒后继有人而非基督徒则无，一个人就无需为下个世纪而焦虑。那些崇拜生命力（life-force）的人，对承传基督信仰并无多大贡献；那些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尘世未来的人，则不大信任基督信仰。要是这些进程还在继续，最终结果几乎就确定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