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progress possible?willing slaves of the welfare state

【原编者按】从法国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一般假定，人类事务方面的进步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接着，两次恐怖的战争及氢弹之发明，使得人们质疑这一自信假定。《观察家报》（ the observer ）特邀五位知名作家，就下列问题作答：“人类如今是否仍在进步？”“进步是否可能？”本文是系列文章之第二篇，是对斯诺（c.p. snow）的开篇文章〈社会中的人〉（“man in society”, 《观察家报》1958年7月13日）的一个回应。

进步意味着在某一可欲方向前进。对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来说，所有人的欲求并不一致。在〈可能世界〉一文中， 霍尔丹教授勾画了一个未来，其中人类预见到地球不久就变得无法居住。为移居火星，人改造自己的体质，并且抛弃了正义、怜悯及幸福。这里的欲求，只是图存。而我更关心的则是人类如何存活，而不是人类存活多久。对我来说，进步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良善和幸福之加增（increasing goodness and happiness of individual lives）。对于人类，恰如对于每一个人，只求延年在我看来是个可鄙的理想。

因而我甚至比c.p.斯诺 走得更远，不让氢弹处于未来图景的中心。跟他一样，我也拿不准，要是氢弹杀掉了我们的三分之一（我属于此三分之一），这对于幸存者是否就是一件坏事；跟他一样，我并不认为，氢弹会杀掉我们全部。然而，何不假定全部杀掉？身为基督徒，我理所当然认为，人类历史某一日会终结；至于圆寂的最佳时辰，我向全知者没有任何建议。我更忧心的是，氢弹已经带来的东西。

常常碰到这样的青年，他们常以氢弹威胁为理由，来药杀当前的每一种快乐，逃避每一种义务。他们可否知道，有无氢弹，人人都会死（好些死法还挺可怕）？为氢弹哭丧着脸闷闷不乐，无益。

去除掉我所认为的一个熏鲱 之后，我转向真正问题。人们是否正在变得，或趋于变得更良善更幸福？显然，其答案只能是臆测。绝大多数个人体验（而且并无别种体验）永远不会见诸报端（never get into the news），更不用说见诸史籍了；即便是对亲身体验，人之把握也并不完善。我们被压缩成诸多概况（generalities）。即便在这些概况之中，我们也难以权衡利弊。查尔斯爵士 枚举了许多真正的改良；针对这些改良，我们必须拿广岛、爱尔兰王室警吏团、 盖世太保、 格伯乌、 洗脑以及俄国奴隶营来权衡核算。或许，我们对孩子变得更和蔼，可我们对老人变得不太和蔼了。随便一位家庭医生都会告诉你，甚至那些富庶之人，也都拒绝照顾双亲。“他们就不能到别家去么”，戈纳瑞说。

我想，跟企图权衡利弊相比，更为有用的是提醒自己，这些好现象坏现象，都因两桩事成为可能。这两桩事将可能决定，终有一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绝大多数事情。

其一是科学的进步，以及其日益广泛的应用。就我所关心的目的（ends）而言，这作为一种手段（means），是中性的。我们将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医治并制造更多疾病——最终拉下大幕的是细菌战而非核弹——越来越有能力减轻并施加更多痛苦，越来越有能力更大规模地主宰或浪费地球资源。我们会变得或更仁慈，或更有害。我猜，我们会二者兼有。成此毁彼， 消除了老苦痛却又制造了新苦痛，使自己这方面安全无虞却使自己那方面危险四伏。

其二是政府与臣民关系之变化。查尔斯（charles）爵士提起我们对犯罪的新态度。我要提起的则是，整车整车运载到德国毒气室的犹太人。说这二者之间有个共通因素，乍听上去令人咋舌，但我认为有一个。依照人道主义观点，所有犯罪都是病态；犯罪要的不是惩戒（retributive punishment），而是医治（cure）。这就将处置罪犯，与正义及罪有应得的概念分为两截；“正义的医治”（just cure）一词失去意义。

依照老观点，公众舆论可能会抗拒某一惩罚（它曾抗拒我们的老刑法），是因其量刑过重，超过那人之所“应得”；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每个人都可置喙其间。可是治疗，只能藉其成功几率来评判；一个技术问题，只有专家可置喙其间。这样一来，罪犯就不再是个人（person），不再是权利与义务之主体（subject），而只成为社会可对之加工的一个客体（object）。希特勒如何对待犹太人，大体如此。他们是客体；杀死他们不是因为其罪无可赦（ill desert），而是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他们是社会病灶。要是社会可以随意修理（mend）、重铸（remake）或销炼（demake）人，那么它所随之意，当然既可能是人道，也可能是杀机。其间虽有重要不同，但是，无论哪条路，统治者（ruler）都成了业主（owners）。

注意看，对待“犯罪”的人道态度如何实施。要是犯罪只是患病，为什么要对犯罪和患病区别对待？除了专家，又有谁能诊断病症？有个心理学派，认为我的宗教信仰是神经症。要是这一神经症给政府带来不便，我被迫接受强制“治疗”，什么又能阻止？治疗可能令我痛苦；医疗往往如此。可是，去问“我做了什么让我受这个罪”，一点用都没有。矫正师（the straighter）将会回答：“可是，亲爱的同胞，没人 谴责 你。我们不再相信应报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 我们在给你治病。”

这简直与现代社群中隐含的政治哲学之某种极端运用，一般无二。它悄无声息地侵入我们。两次大战使得缩减自由成为必需。而且我们逐渐习惯于我们的锁链，尽管很不情愿。我们的经济生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及动荡，迫使政府占领了一度留给选择或机缘的许多活动领域。我们的理智首先向黑格尔的奴隶哲学缴械投降，接着向马克思，最后向语言分析哲学家。

其结果是，古典政治理论，连同其斯多葛的、基督教的、法理学的关键概念（自然法、个人价值、人权），都已死去。现代国家之存在，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权利，而是为了给我们谋好处（do us good）或使我们变好（make us good）——总之，为我们谋求某种东西（do something to us）或让我们成为某种东西（make us something）。因而，曾经的“统治者”（rulers），有了“领袖”（leaders）这一新称呼。我们与其说是其臣民，不如说是受监护人（wards）、小学生（pupils）或家畜。没留下任何东西，让我们能对他们说，“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我们的全部生活 都是 他们的事。

我之所以写“他们”，是因为只有小孩才认识不到，实际的政府（actual government）是且通常必定是寡头政府（oligarchical）。我们的实际主人，必定多于一个，少于全部。只不过，寡头们开始对我们有了新看法。

我想，我们的真正两难就在于此。或许无法走回头路，而且我们确实不会去走回头路。我们是驯良的禽兽（有的主人仁慈，有的主人残酷），要是走出牢笼，可能会饿死。这是两难处境之一端。而在一个愈来愈整齐划一的社会中，我所珍视的东西中，有多少能够幸存？这是另一端。

我相信，一个人要是有“天生自由的心灵”（the freeborn mind），那他就会更幸福，多姿多彩的幸福。但我怀疑，要是他没了新社会正在取缔的经济独立，是否还会有这颗自由心灵。因为经济独立容得下一种不受政府控制的教育；而在成人生活中，正是那些无求于政府的人，才能够批评政府行为，对其意识形态不屑一顾。读读蒙田吧；这是双脚放在自家书桌下、吃着自家地里出产的羊肉和萝卜的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当国家成为每个人的校长或老板时，谁还会像他那样说话？诚然，当人未被驯化之时，这种自由也只属于少数人。这我知道。因此才心中惊恐，怀疑我们的选项只剩下两个：有少数自由人的社会和全无自由人的社会。

再者，新寡头政治既以规划吾等自任，必定越来越以立足知识自命。 如果我们打算得到政府母亲般的呵护，这母亲就必须最最了解我们。这就意味着，他们必然越来越仰赖科学家的意见，直至最后，政客只成为科学家的玩偶。整齐划一的社会（planned society）必然倾向于技术统治（technocracy）。我之所以担心专家掌权，是因为他们站在其专门对象之外说话。就让科学家给我们谈科学。至于统治（government）所牵涉到的问题，则关乎与人为善（the good for man）、正义以及以什么为代价值得做什么；关于这些问题，科学训练不会使得一个人的意见高明多少。就让医生告诉我，除非我们如何如何否则我就得死；至于生命就此而言是否值得一过，他和其他人一样，无权回答。

其三，我们并不喜欢政府之旗号（pretensions）——要求我们服从的根据——调门过高。我不喜欢巫医的自命不凡（magical pretensions），也不喜欢波旁王朝的君权神授。这不只是因为我不信谶术（magic）和波舒哀的《政治学》 。我信上帝，但我反感神权政治（theocracy）。因为任何政府所包含的仅仅是人，而且严格说来，任何政府都是权宜之计（makeshift）；如果它给自己的号令加上“奉天承运”（thus the lord saith），它就在撒谎，而且撒危险的谎。

基于同一理由，我担怕假科学之名的政府。僭主就是这样来的。在每一时代，那些想把我们攥在手心的人，要是他们还有些许聪明，他们就会打出某种旗号，那个时代的望与怕使之最为有力的旗号。他们“渔利”。这一旗号曾是谶术（magic），曾是基督教。如今定会是科学。真正的科学对僭主之“科学”不以为然——他们对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或斯大林的生物学不以为然。但是，他们会被封口。

我们必须足够重视查尔斯爵士的提醒，东方千百万人依然处于半饥饿状态。与此相比，我的担心仿佛无足轻重。饿肚子的人想的是食物，而非自由。我们必须足够重视这一声称：只有科学，只有得到全面运用的科学，因而只有史无前例的政府控制，才能让人类填饱肚子得到医疗。简言之，只有一个世俗福利国家（a world welfare state）才能办到。正是满心承认这些真理（truth），才使得我认为人类当前极度危险。

我们一方面有燃眉之急（desperate need），诸如饥饿、疾病及战祸。另一方面，我们又心想着有某种东西可解燃眉之急：全能的全球技术统治（omnicompetent global technocracy）。这难道不是奴役的最佳时机？以前，奴役就是这样进来的：一边是燃眉之急（真正的或表面的），一边是缓解燃眉之急的某种权力（真正的或表面的）。在古代世界，个人卖身为奴，为了糊口。社会也是如此。有个巫医可救我们摆脱术士（sorcerers）——有个军阀可救我们摆脱蛮族——有个教会可救我们脱离地狱。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要是他们愿意，我们自己就捆起手脚蒙上双眼，交给他们。这种可怕交易或许会重来。我们无法谴责人们做此交易。我们几乎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不做。但是，我们实难忍受，他们应这样做。

关于进步的问题，已经成了是否能够找到某种途径，在屈服于世界范围的技术统治家长制（the world-wide paternalism of a technocracy）的同时，不失去所有个人隐私和独立性。采超级福利国家之蜜，是否有可能避免被蜇？

毫无疑问，有这么一蛰。瑞典的悲哀（swedish sadness）只是个预示。过自己的生活、称自己家为堡垒、乐享自己的劳动果实、遵照良知之指示教育自家孩子、为身后儿孙之安康而省吃俭用——这是白人及文明人的根深蒂固的愿望。实现这些愿望，对成就我们的德性和幸福而言，几乎不可或缺。这些愿望全部受挫，就会有道德和心理灾难。

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我们，即便我们的燃眉之急所指向的社会形式，无与伦比地成功。难道这就是宿命？我们有何保证，让我们的主子们将会或能够遵守诱使我们出卖自己的承诺？切莫上了“命运在自己手中”这些话的当。真正发生的不过是，一些人的命运在另一些人的手中。他们仅仅是人；没有一个完美；很多贪婪、残酷、不诚。我们越被彻底规划，他们越有权力。我们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理由，保证权力不像此前那般，这次不会产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