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rid red things”

许多神学家及一些科学家如今都准备宣告，19世纪的“科学与宗教之争”业已结束，已成往事。可是，即便此言不虚，这也是真正神学家和真正科学家才知道的真相——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才知道。对于街男巷女，这一冲突依然十分真实。而且在他心目中，冲突袭取的是饱学之士实难梦见的形式。

普通百姓想到的，并非特定教条（dogmas）与特定的科学发现。困扰他的是，流布甚广的两种氛围（atmosphere）之不同：一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基督教，一是他因生活于科学时代而拣择的宇宙图景。他从使徒信经（the creed） 中拼凑出来：上帝有个“儿子”（仿佛上帝是位神灵，像奥丁或朱庇特 那样娶妻生子）；这个儿子从“天”而“降”（像伞兵那样），先是到了地面，后来处于地面以下的冥土；再后来，祂升天，坐上宝座，在父神的右边。整个事仿佛隐含着：有方位的、物质的“天”——平流层上的一座宫殿——还有地平说， 以及其他古老的错误观念。

普通百姓深知，我们会否认他归结给我们的那些个信念（the beliefs），对我们的信条（creed）作另外一种诠释。不过，他一点都不会买账。“无疑，”他想，“一旦这几大信条在那儿，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给它们赋予寓意（allegorised），将它们灵化（spiritualized away）。可是，明摆着的难道不是，要是第一代基督徒对宇宙的真实样貌有点了解，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信条么？一个历史学家，其著作基于对某文献的误读，他后来（当其错误曝光）或许会费尽心机去表明，他对某战斗的解说，仍能与文献所载相容。可关键是，要是他当初没误读文献，这些费尽心机的解释一个也不会存在。因而，这些解释的确是浪费劳力；他要是有些丈夫气，就承认错误，从头再来。”

我想，基督徒要想说服这个“普通”现代人，必须做两样事情。首先，必须给他说得很清楚，经过解释和再诠释（reinterpretations）之后，信经中依然有某些东西毫不含糊地是超自然的（supernatural）、神迹的（miraculous）、难以置信的（shocking）。我们可以不信地平说，不信天庭。可是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坚信，像任何蛮夷（savage）或神智论者 那样，坚信有一个属灵世界（spirit-world），坚信它能够而且的确侵入这一自然的宇宙或现象的宇宙（natural or phenomenal universe）。因为普通百姓怀疑，一旦我们开始解释（explaining），我们就打算解释掉（explain away）。 他们怀疑，我们为无知听众准备了神话，要是我们被受过教育的听众逼到墙角，我们就把神话化约为无伤大雅的道德共识（innocuous moral platitudes），人做梦也不会否认的共识。确实有一些神学家，印证了这一疑虑。我们必须跟这些神学家分道扬镳。要是除了那些离开基督教信条（christian formulae）依然能够很好表述的东西，就一无所留，那么所能做的诚实之事就是，承认基督信仰并不真实（untrue），舍却基督信仰从头再来。

其次，我们必须努力教给他，思想（thinking）与想象（imaging）之间的一些不同。假定所有的或绝大部分早期基督徒，跟我们相信太阳系那样相信天庭，这当然是一个历史错误。拟人说（anthropomorphism） 遭教会谴责，就在这个问题摆在她面前的那个当儿。 可是，一些早期基督徒或许曾提出拟人说；极有可能的是，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要是离开了拟人形象，就不会想到他们的信仰。我们为什么必须区分信念内核（the core of belief）与辅助形象（the attendant imagining），原因就在于此。

想到伦敦，我眼前的画面一直是尤斯顿站 。但我并不信，伦敦就是尤斯顿站。这只是个简单例子，因为在这里，思考者 知道 这意象（imagery）是假的。那我们就举个更复杂的例子。有一次，我听一位太太告诉她女儿说，要是你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片，你就会死。“可为什么呀？”孩子问道，“要是把它们碾碎，你也找不到什么可怕的红色东东呀。”显然，这孩子想到毒药，她不仅会有“可怕的红色东东”这个辅助形象，而且也真的相信，毒药就是红的。这是个错误。可是，这个错误在多大程度上会使她对毒药的思考无效？她得知，过量的阿司匹林会致命；她的信念是对的。她具备一些有限知识，知道妈妈房间里哪些东西有毒。假如我呆在那座房子里，把一杯仿佛是水的东西举到嘴边，这时孩子说：“别喝。妈咪说它有毒。”要是此时，我不听劝告，依据是“这孩子把毒药看作‘可怕的红色东东’，这观念早已过时且神秘兮兮”，那我就是个蠢货。

因而不仅一般而论（in general），思想与想象之间有个分际，而且思想和思者（错误地）信以为真的形象之间也有个分际。当这孩子后来得知，毒药并不总是红色的，她不会感到，她关于毒药的信念发生本质改变。她依然会知道，就像她一直知道的那样，所谓毒药就是你服下就会要你命的东西。这正是毒药之本质。关于颜色的错误信念消散了，但对此毫无影响。

同理，一位早早就信基督的山野小民或许会想，说基督坐在父的右手，其实就蕴涵着，在天庭以内摆着两把尊贵座椅，二者有一定的空间关系。可是，假如此人后来接受哲学教育，发现上帝并无身体、部位（parts）或激情（passions），因而既无右边也无宫廷，那时他不会感到，他的信仰发生本质改变。即便在天真幼稚的那些日子，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关于天庭陈设的种种假想细节。至关重要的是确信，曾被钉死十字架的主，如今是至高的施者（the supreme agent），整个宇宙依赖其上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都来自祂。他会体认到，在这一点上，他没上当。

批评家或许会问我们，为什么这意象（imagery）——我们承认不正确——还要用？然而，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企图拿来取代这意象的任何语言，都会牵涉到向同样反驳敞开大门的意象。说上帝“进入”自然秩序，牵涉到的空间意象，与说祂“降临”毫无二致；只不过是用横向移动（或不定向）代替了垂直运动。说祂“重入”（re-absorbed）本体界比说祂“升”天好一些，要是某种东西溶化在热流之中的画面或被吸入喉咙的画面，就比鸟飞升或气球升起的画面更少误导的话。除了关于感觉对象的语言，所有语言都彻头彻尾是隐喻（metaphorical）。 称上帝为一种“力”（[force]也即像风或发电机一样的东西），与称祂为父或王，一样都是隐喻。就此而论，我们能够使得我们的语言更啰嗦，更乏味，但不能使它更平实（more literal）。这不是神学家独有的难题。科学家、诗人、心理分析师以及形而上学家，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人之理性，欠感官太多。”

那么，我们在何处划界，区分解释与“解释掉”（explaining away）呢？ 我不认为这很难。理解上帝未成肉身之时的一切举动（the un-incarnate activities of god）——祂在感官无由进入的层面所作的工——必须随身带着我们知道严格说来并不真实的意象（imagery）。至于以同样方法对待已成肉身的上帝（the incarnated god）所行神迹，那就说不过去了。它们被当作给人留以感官印象的尘世事件，记录在案。它们是我们可以忠实描写（describe literally）的那种事情。基督变水为酒那时，要是我们在场，就会看到、闻见或尝到。祂行神迹的故事，与祂“坐在父神右边”不是同一层次的事。它要么是事实（fact），要么是传说（legend），要么是谎言（lie）。信与不信，你必须做个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