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朝的科举重进士，轻明经，陆贽在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复参加制举中了博学宏词科。按理说，少年得志的陆贽，铺在他面前的该是一条锦绣大道，可他执拗的性格，使他在当县尉后，就遭到了一次大挫折，被罢了官。
被罢官的陆贽时还无名，在回乡的途中，去拜谒了有重名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张镒。张镒起初不把他当回事，在他住了三天之后，才予以接见。可一经交谈，便大为惊奇，惊奇之后发出了大赞赏，要求结为忘年之交。陆贽走时，张镒赠送了百万钱，陆贽拒而不受，仅拿了些新茶。
陆贽由此出名。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听闻了陆贽之名，到登位后，又从派出的使者那里，获悉了陆贽对治国之道的至切建议，遂召为监察御史，再升为翰林学士。从此，陆贽开始谏言，开始建言，他的谏言直切无讳，他的建言每每中的。面对天下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他在了如指掌地熟识了形势后，以高屋建瓴的大气，分析了割据势力的轻重，并提出了重新部署防务的具体方略。
陆贽认为，重中之重，在于强化首都所在地关中的战略地位，他说：“立国之要，当在审视轻重，本大而末小，方得以巩固。治天下，犹如身使臂，臂使指，大小相适而不违。关中作为王畿，为四方之本；长安作为京邑，为王畿之本。其关系是，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为天子所掌之要。太宗置府兵八百所，关中占了五百，故而天下不敌关中。玄宗时期，天下承平，关中武备渐虚，安禄山得以乘外重之势，一举倾覆二京。由此，关中是王业的根本所在，加强关中战略之位，方能驾驭天下。”
这个建议，唐德宗没采纳，遂导致了“泾师之变”。
唐德宗逃往奉天，陆贽随驾，参预撰写诏令文书。时事务剧繁，每日诏书不下数百道，其他学士多时写不出一道，惟陆贽从容地一一接连写出，以致一旁的书吏来不及誊抄。并且，他所写的诏书，道道合情合理，考虑周密，文辞畅晓，让人看得明白。
从“泾师之变”，追究朝廷为政的得失，唐德宗以为“自古兴衰在于天命，不在人事”，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去。而陆贽认为唐德宗大有责任，不推诚信，不纳忠言，亲近小人，刚愎自用，因而需要下罪己诏，重新招徕天下人心。唐德宗听从了，用赦令的形式，夹进了罪己的内容，其下达后，“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重新建立了朝廷的威信。
陆贽还分析了朝中君臣隔绝，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其原因是出于“九弊”，君主居六，群臣居三。君主的六弊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说，恃聪明，厉威严，恣强愎。群臣的三弊是：谄谀，顾望，畏懦。君臣之弊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发生作用：“君主好胜人而耻闻过，必喜佞辞，忌直言，如此则谄谀者进，忠实之言则不闻。君主骋辩说而恃聪明，必强辞夺理以折人，施展权术以诈人，如此使顾望者大得其便，为国谋益者则难达其效。君主厉威严而恣强愎，必不能虚心待人接物，群臣恐怕得罪，畏懦之风大长，符合情理之言则无法申呈。”
陆贽一针见血，针针见血，揭示了朝廷中君昏臣佞，不能意气相通，不能同心协力，不能融合一体的根本原因。
对唐德宗，陆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君主想德被天下，然行德不固；在困难时想治理天下，而一旦稍有成绩，便生出骄妄之心。他发出强烈刺激的声音，以求改变唐德宗。他说：“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延招不得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焕然一变。……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对陆贽之言，唐德宗在于听与不听之间，听了心绪并不舒服，然屡奏大效；不听，自以为是，然屡出娄子。
观陆贽之才德，是十足的宰相料，观他的所作所为，也尽是相职，故人称“内相”。然他出言太直，用心太真，致力太大，虽为国家谋了利，为朝廷解了难，为君主分了忧，然始终犯着唐德宗的忌，犯着朝中权贵们的忌，故而官位不得晋升，长期在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位上徘徊。相反，比他才干低得多、德行差得多的刘从一、姜公辅等人，因有着察颜观色、投人所好的能耐，仅一席话就挠到了唐德宗的痒处，被拜为了宰相。然陆贽不为自己考虑，该说的还是说，该做的还是做，虽未做到宰相，却在天下人心中已是个无出其右的宰相。他的声望，遭到了宰相窦参的嫉妒，由是百般地诋毁攻击。然窦参自己却是劣迹不少，陆贽进行了揭发。彼此一来一往，是非曲直被搞混了，搞成了私人意气之争。最后，唐德宗站在了窦参的一边，将陆贽给降了职。
直到窦参失了唐德宗的欢心，陆贽才拨云见日，终于坐上了相位。成了宰相的陆贽，仍然一身正气，仍然奉行着儒家“君轻民重”的政治理念。
早先，唐德宗用杨炎、卢杞为相，而宰相具有选官的权力，他们利用这权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搞得朝廷中不复知公正为何物。在他们下台后，唐德宗为杜绝这弊端，在宰相报呈官员任命名单时，反复斟酌，然斟酌过了头，以致时常耽误了正常的人事安排。陆贽秉政后，提出让各部门长官自行推荐僚属，但若有不称职的事发生，其推荐人连坐。此法被批准推行后，风闻各部门长官利用此权，大肆接受贿赂，多引用私人亲属。唐德宗下诏，对官员的荐举权返归宰相。陆贽用了两个历史经验，来说明用人不可因小废大。一个是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样的事影响霸业？管仲回答说：“得贤不能用，任贤不能固，害霸；固始而不终，害霸；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以此强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个是武则天有知人之明，用人广，却考课严格。以此佐证沙里淘金的作用。唐德宗认为陆贽说得有道理，然还是终止了部门长官的选人权。
安史之乱后，边境空虚，朝廷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军队，前往西北边境驻防，时称“防秋”。然由于士卒多未经过训练，将帅之间又缺乏协调，故而屡战屡败。陆贽对此认为其中有“六失”，并提出相应的积极措施，以纠正“六失”：扬各军种之长，以纠一失；赏罚分明，以纠二失；划清责任，以纠三失；统一指挥，以纠四失；确定役期，以纠五失；选帅恰当，以纠六失。唐德宗再次赞扬了他的建议，然却不予以施行。
陆贽为相，截然不同于其他宰相，他不擅权自重，而是身体力行，努力纠正用人的不正之风。然不论事情关系到何人，都义无反顾地进行直陈，常常逆了唐德宗的“龙鳞”。有人劝告他，说话当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可他回答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岂能顾及其他！”
宦海是波涛汹涌、险象迭生的，在陆贽一次次化险为夷后，终因唐德宗对他的日积月累的恨意，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时以奸佞闻名的裴延龄，以他高超的逢迎术，获得了唐德宗的宠信，被拜为判度支。人都不敢言，惟有陆贽连连上言反对。在裴延龄的谗言下，在唐德宗的恼怒下，陆贽被罢了相。继而，冠以“动摇军情”的罪名，险些被杀了头，幸得谏官们出手救援，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到了荒远的贬地，陆贽闭门不出，著了《今古集验方》五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