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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

五八 隆兴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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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亮南侵渡江前后,宋高宗一面下诏表示要亲征,一面早早准备好南逃的舟船,打算故伎重演。其时,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前所未有地高涨。而金朝南有中原民众的反抗起义,北有契丹族移剌窝斡的反叛起事,世宗登基后政权尚未稳固。虞允文向高宗指出,当前正是我朝恢复中原的天赐良机,他只冷冷回答:“朕知道了,你且去罢。”

在确知金主亮被杀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岁末,高宗才同皇子赵玮随他一起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象征性地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在随驾过程中,赵玮协助处理朝章奏疏,恪尽臣子之道,赢得了随驾群臣的普遍赞誉。

高宗看到了这种微妙的人心转向,金主亮毁约南侵早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返回临安,五月,他就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他对宰执声称:“今老且病,久欲退闲。”而实际上,他退位后还活了二十五年,禅让这年仅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

高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一决策的:让一个听命自己的继承人早点替代自己处理朝政,既省得自己政事烦心,又能够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自己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六月,举行禅位仪式,新皇帝就是孝宗,高宗以太上皇移居德寿宫。在禅位仪式上,高宗接见群臣时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自我评价:“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朝野人心为之一振。他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也进一步作出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都恢复名誉,抚恤子孙;张浚、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他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

金主亮南侵以后,迫于舆论与形势,高宗不得不重新起用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但决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孝宗一即位,就召他入京,共商恢复大计,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高宗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作人情!”对孝宗的恢复也大泼冷水道:“大哥,等我百岁以后,你再筹划这事罢!”但孝宗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途中起过不少作用,号称智囊,因而颇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当时,西线吴璘在金主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了金军的攻势,还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军,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理由,让孝宗下诏命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些州军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的反攻下伤亡二万余人。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再授权吴璘得以自行决定进退,但已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大约到大定二年(1162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了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对南宋实行以战压和的政策。冬去春来,金军更加紧了南攻的准备,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璧(今属安徽),同时致书张浚,以战争相威胁。

在这种态势下,南宋朝廷中和战两派也不得不摊牌。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下诏出师北伐。他指出: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决定北伐。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高宗闻讯,急召孝宗企图迫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不语表示拒绝。史浩因宰相不得与闻出兵大事愤而辞相,孝宗同意他出知绍兴府。史浩放弃陕西与两淮确是馊主意,但反对草率北伐仍有可取之处。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原是陕西骁将,一家二百余口遭金军杀害,后辗转至临安,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贬官削职,金主亮南侵时才被起用,被张浚视为干将。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璧,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

宋孝宗赵眘为岳飞昭雪 宋孝宗即位后,召见张浚等武臣,准备再与金决一雌雄。隆兴元年(1163年)三月,金世宗又做好了南侵的部署,即遣使来求割地与岁币。宋孝宗不甘就范,与张浚密议北伐。为了表示抗金雪耻之意,特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官爵,给岳飞加谥号武穆,将其遗骨改葬于杭州西湖畔栖霞岭南麓。后来又在北山智果院修建岳王庙,大殿正门上悬“心昭日月”巨匾。

邵宏渊争强好胜,对虹县战功不出于己深以为耻,恰巧他的士兵抢了金朝降卒的佩刀,被李显忠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因而对显忠憋了一肚子气。显忠建议邵宏渊乘胜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宏渊酸溜溜地说:“你可真是关西将军啊!”见对方不作呼应,李显忠只得独率己部发起进攻,城破,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时,邵宏渊才投入战斗。攻下军事重镇宿州的消息,令孝宗与张浚大受鼓舞,指示他们扩大战果。

但前线两将的矛盾却趋于激化。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他耻居李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显忠的节制。张浚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使他更有恃无恐。他提议将宿州府库中的钱帛全部拿来赏赐给士兵,李显忠只同意每三个士兵赏一千钱,却放纵自己亲信部曲恣意搬取。其时南宋军队都是吃饱拿足的骄兵悍将,一经挑唆,拒绝受赏,人心立时浮动。

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对部众大讲风凉话:“这大热天的,摇着扇子还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于是,军心溃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二千余,终于独力难支,浩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沮挠如此!”遂率师而退,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略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

符离之败使宋金交涉发生了不利于南宋一方的倾斜,也使南宋主和派有了发难的把柄。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他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部署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

符离之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不到一月,就让他担任右相。与此同时,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八月,孝宗恢复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同时采纳汤思退的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十一月,卢仲贤带来了金军统帅仆散忠义致南宋三省与枢密院的函件,议和条件为:宋帝与金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被占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

南宋朝廷的和战双方再次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太上皇高宗出面为主和派撑腰,孝宗才决定继续遣使议和。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去相位,向孝宗推荐张浚自代。但太上皇指令让汤思退升为左相,地位在右相张浚之上,以为牵制。尽管如此,主战派仍自觉实力大增。

隆兴二年正月,金帅仆散忠义再次来函,要价太高,口气忒硬。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励下,将卢仲贤以擅许四州的罪名除名,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明宋朝拒绝归还四州,否则将中止和议。和议陷入僵局。孝宗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

张浚招徕山东淮北的忠义之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诬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他的遗言倒是真情实话,道出了自己的终生遗憾。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孝宗已倒向了主和派。六月,孝宗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允文拒绝执行,被撤职降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二州宋军撤戍。九月,孝宗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以副都督协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

汤思退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主动撤防,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宋军的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这时,孝宗听到使金回朝的魏杞报告说金人议和要价贪得无厌,便激愤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次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将其贬至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忧悸而死。

在罢免汤思退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以主持大局。但宋朝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者赴仆散忠义的大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经过使节樽俎折冲,岁末终于达成和议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五万两匹,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双方的让步都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金朝的让步是出于内部的不够稳定,宋朝的让步是出于兵戎相见时太不争气。离开这点,空谈和议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义不大的。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而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的四十年间,对宋金双方来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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