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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元朝

五〇 武宗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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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穆耳在病榻上缠绵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去世,被谥为“完泽笃可汗”,庙号成宗。(汉文的谥法是钦明广孝皇帝)

元武宗海山在刀光剑影中登基,尊奉西僧。

他只生过一个儿子:德寿。德寿于大德九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病死。

于是,在成宗去世之时,皇位的继承成了问题,皇后巴牙兀氏与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属意于安西王阿难答,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却属意于怀宁王海山。

阿难答是成宗的堂弟。他的父亲,是忙哥剌。忙哥剌是忽必烈可汗的爱子,太子真金之弟,先封秦王,后封安西王,死于至元十六年。阿难答袭封以后,参加对海都作战,有功。他的年纪比海山大,这时候恰好带了来降的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来,住在大都。

海山是成宗的侄子。他的父亲是成宗的二哥,答剌麻八剌。答剌麻八剌于至元二十八年出征怀州(河南沁阳),不曾到达怀州,中途生病回京,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去世。海山于大德三年奉派北御海都,在大德四年深入海都的根据地阔别列,次年与海都大战于合剌合塔,战败,突围。大德八年,受封为怀宁王;十年,袭击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俘虏了察八儿的弟弟斡鲁温孙,受明理帖木儿等人之降。

论功劳,论血统关系的亲疏,海山均比阿难答更够资格作成宗的继位人。

为什么皇后巴牙兀氏与左丞相阿忽台属意于阿难答呢?可能是阿难答在未来的用人行政上,与他们有了默契。

哈剌哈孙在表面上不加以反对,暗中派人分头敦促海山与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带兵入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将皇后、阿忽台、阿难答、明理帖木儿及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卸任平章政事赛典赤伯颜、中政院使客列亦道兴、济南王也只理,一齐捕捉,关了起来。

海山带了三万兵,于大德十一年三月走到和林,得到爱育黎拔力八达政变成功的消息,便于五月间在上都召集了一次形式上的忽里台大会,大会判决阿难答等人死罪,公推海山为可汗。

海山即位以后,把中书省阿忽台与八都马辛以外的大员一概更换,连拥护他最力的哈剌哈孙,也只留了不到两个月,便外调去和林,作行省的左丞相。新的中书省右丞相,是五月间补为左丞相的塔剌海。此人是月赤察儿之子,原为“知枢密院事”。塔剌海调升右丞相之时,左丞相的位置便由原任御史大夫的塔思不花继任。塔思不花是成吉思可汗弟弟别勒古台的苗裔。

海山的亲信,是新任平章政事乞台普济。此人是西夏人,自称姓史,为周朝的史佚之后。祖父叫做立吉儿威,是成吉思可汗的宿卫。父亲叫做算智儿威,跟随过忽必烈可汗打大理国,打阿里不哥。乞台普济本人作过太子真金的侍卫,有二十年左右。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小便和伯父的这位老“家人”混得很熟。海山于铁穆耳可汗之时率兵抵御海都,乞台普济被带在海山身边作一名“扈从”。海山获得了可汗之位,这乞台普济便平步青云,荣任了中书省平章政事。

乞台普济在大德十一年五月作了中书省平章政事以后,十一月,又升为“中书右丞相”,与塔思不花同官,而位置列在塔思不花之上。至大二年八月,海山可汗设立尚书省,中书省名存实亡,乞台普济改任“尚书右丞相”,晋衔〔皇帝的〕“太傅”。

不久,他辞去了“尚书右丞相”,被封为“安吉王”,于至大三年六月受赐(江西)安吉州的人民(赋税)五百户。代替他作为尚书右丞相的,是脱虎脱。

脱虎脱在《元史》中没有专传。我们从武宗本纪、仁宗本纪、与宰相年表之中可以钩出此人的宦海升沉。他作过管理佛教的宣政院使,于大德十一年九月,与教化、法鲁忽丁,共掌“尚书省”的事;十一月,仍领宣政院使。至大二年八月,尚书省正式成立,海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名义上“兼尚书令”,脱虎脱便作了尚书省左丞相。次年六月,升为尚书省右丞相。尚书省左丞相的位置,由“太保”三宝奴接替。至大三年六月,奉海山旨令,与三宝奴“总治百司”;十一月,加“太师”衔,“录军国重事”,封“义国公”。至大四年正月,海山去世,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尚书省被取消,脱虎脱与他的助手三宝奴、乐宝、保八、王羆,统统被逮捕,处死。

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海山的同母弟。母亲叫做答己,翁吉剌部孛思忽氏,成吉思可汗内弟阿勒赤那颜的曾孙女。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父亲答儿麻八剌,早死,答己带他们二人住在太子真金的宫中,由太子的元妃阔阔真(福隆太后)请了李孟作二人的教师。李孟将爱育黎拔力八达教得比海山好。

海山之所以能获得可汗之位,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功劳最大。因此,海山即位以后,便在大德十一年六月立他为“皇太子”,也就是指定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严格说来,“皇太子”三个字并不恰当,应该称为“皇太弟”才对。)

海山不仅立他为“皇太子”,而且任命他为“中书令”兼领枢密院。这是叫他总揽全国的民政与军政。他对中书省的事,确也负责办理了一个极短时期(从五月到八月),由于受不了海山常常直接由宫中下旨任用百官,以及九月间中书省的六部被分出三部(户、工、刑)交给所谓尚书省去主持,他也就消极起来,一切不管,只作一个名义上的“中书令兼领枢密院”而已。

海山的错误,在于信任私人。始则摒弃哈剌哈孙,重用乞台普济,继则急于整理金融,于至大二年八月正式成立尚书省,交给脱虎脱、三宝奴等一批“言利之臣”来主持,把中书省六个部的大权完全挪空,又把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重蹈忽必烈可汗时代的覆辙,求治得乱。

平心而论,脱虎脱等人的见解并非完全不对。“至元钞”确已因膨胀而贬值、到了必须整理的地步。他们于是发行“至大银钞”来更换至元钞,并且铸了两种铜钱来争取人民的信心:至大通宝(一文)与“大元通宝”(当十)。可惜,他们说是要毁掉“至元钞”的版子,却仍旧印发“至元钞”;称“至大银钞”为“银钞”,而并未赋予它以“兑现”的功能。同时,他们仍旧禁用金银,再加上禁止铜的使用与买卖。此外,他们设立“常平仓”来平抑米价,这常平仓也不曾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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