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如果格斯没有决定回到埃丝特身边（他下周就搬回去了），波莉就只能拒绝父亲的要求。实际上，如果那封信是周六而不是周日寄到，她就会左右为难。周六格斯还在。她会怎么做呢？或许她会打电话给母亲，求她让父亲留在农场——不要着急离婚。又或者她会建议他们去看心理医生。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从一开始就挥之不去。多亏了格斯，她才能打电报给父亲，让他过来住，虽然这种想法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听到消息之后，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父母的分离对她来说一定是个可怕的打击，但更加可悲的事实是，对于父亲的到来，当时的波莉竟然有一丝感激。到最后她才突然想起母亲，并担心她的状况如何。
很久之后，波莉才承认，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她很快乐，比和格斯在一起时快乐得多。他们父女俩彼此合拍。寄出信三天后，她的父亲来到了纽约，他的到来就像医生开出的一剂良药，治愈了她。
刚下火车的安德鲁斯先生精神抖擞，这个身材矮小的白发老人有着妖精一样的脑袋和明亮的蓝色眼眸，他手里提着一箱从农场带来的新鲜鸡蛋——不敢交给行李工搬运，还捧着一束黄水仙。他宣称自己很多年没有这么好的精神头了，凯特也很好，不能再好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离婚的功劳——真是一项伟大的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离一次婚。凯特的样子像是年轻了十岁。“但是，离婚不是需要很久吗，爸爸？”波莉问，“即使妈妈同意，也还有很多法律程序要走。”但安德鲁斯先生很乐观。“凯特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并且送到了我这里。送传票的人来过了。我已经做出了让步，能做的让步我都做了。”波莉有点震惊，她的父亲到了这个年纪还一直在搞婚外情。但他说这都是因为精神障碍。他很高兴自己有先见之明，早早就有了精神问题，并且还有文件来证明。
虽然最初几天波莉有点情绪低落，但父亲的到来还是让她很开心。他抵达的那天夜晚，她吃惊地听到自己放声大笑，那笑声仿佛是别人发出来的。她告诉自己，现在有人跟她一起住了，那她会敷衍着生活下去，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开始期待着下班回家，并且很想知道他们晚上吃什么以及她的父亲在她离家上班时是怎么打发时间的。他对于离婚感到无比自豪，逢人便提，好像那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发现的某种新方法。波莉暂时在三楼给他租了一个单间，周末他们会一起去找房子。不过后来安德鲁斯先生有了更好的打算。和房东太太交上朋友之后，他说服她把顶楼的房间改造成一套公寓，给他和波莉居住——其中一个房间的租客可以搬到楼下波莉的房间去。他亲自设计了新公寓的布局，利用走廊增加了房子的空间，还辟出了一个狭长的小厨房，像是船上的那种。整个春天和夏初，他和波莉都在忙于改造公寓，房东太太没花多少钱，因为安德鲁斯先生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他自己做了些木工活（他的木工手艺是在疗养院的工作坊里学到的），还寻宝似的从垃圾堆里淘出了一个二手水槽和管子的附件。波莉学会了刷漆，水平足够漆书架和碗柜。她将旧床单缝制成窗帘，镶上红蓝色的边，那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她还用装饰钉把房东太太的两把维多利亚式椅子修好了。
改造完毕的公寓很令人愉快，有旧式大理石壁炉和内置的百叶窗，如果安德鲁斯先生和波莉以后搬出去，房东太太很容易就能以更高的租金把它租出去。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安德鲁斯先生还想把整座房子都重新改造成公寓，好让房东太太发财——波莉否决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想到施奈德先生和谢尔巴特耶夫先生会因为付不起公寓的房租而被迫搬走。安德鲁斯先生只好计划在后窗外朝南的空地上给波莉建一座小小的冬季花园或者一个温室，让她养植物。他希望把这个阳光房当作圣诞礼物送给波莉，于是在玻璃厂商那里花了很多工夫。
安德鲁斯先生的变化让认识他的所有人都感到惊喜。肯定不只是因为离了婚，他的妹妹朱莉娅说，也不只是因为波莉的好心肠和蓬勃的朝气。亨利一定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最后是波莉的母亲说出了真相，有一次她来纽约，就住在前小姑子位于公园大道的家中。“他们把他得的那个病改了名字，你知道吗，波莉？不叫忧郁症了。现在叫躁郁症。亨利听说之后，好像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上当受骗一样。他感觉自己只是经过了一段‘低迷’期而已，你懂吧。所以他的情绪格外高涨，开始制订所有这些计划。第一个疯狂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离婚。起初我是为了哄他高兴而迁就他。你知道吧，像当年一样，他非要让乡村牧师按照罗马天主教的仪式给他洗礼，还要亲自给你们这些孩子洗礼，那时我都依着他了。我知道那些洗礼是没必要的，因为你们出生时已经在圣公会教堂受过洗了。唉，我以为离婚这阵风会吹过去，就像罗马天主教的那阵风。但他变得越来越执着，还跑到了纽约。所以我终于跟自己说：‘为什么不呢？或许这次亨利终于有了个好的主意。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如果觉得不喜欢了，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待在一起。’而且从那以后，我也跟变了个人似的。”波莉看着她的母亲坐在朱莉娅姑妈的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确实，她容光焕发，像是一个开朗的寡妇，还新烫了头发。“抱歉，夫人，”给大家递饼干的萝丝说道，“可是您和亨利先生为什么不能分居呢，很多夫妇都是那么做的。”“亨利说，那样不体面，”安德鲁斯夫人回答，“就像是没结婚就住在一起——没离婚却分居同样不成体统。”“我明白了，”萝丝说，“我倒是从没这样想过。”她朝波莉挤了下眼睛。“我自己可以把农场管理得更好，”安德鲁斯夫人点起一根香烟，继续对波莉说，她并没有看到波莉满脸绯红，“有你的兄弟们帮忙就足够了。亨利总是碍我的事，而且他从来不管家里的牲口。他只对盆栽的调味香草和菜园感兴趣。现在他走了，我们买了一些黑安格斯牛，我还打算开发一下感恩节的火鸡市场——我去拜访了查尔斯公司，他们下了一笔订单。如果亨利在，他会坚持养中国山鸡或者孔雀。孔雀这种鸟真的太讨厌了！很吵闹，声音也刺耳。”
“你是说，父亲现在正处于一种‘躁狂’状态？”“我觉得是这样的，亲爱的，”安德鲁斯夫人安逸地答道，“咱们就希望他能保持下去吧。他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没有。”波莉说。不过第二天，她和佩恩·惠特尼诊所里心理科的二把手、她认识的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聊了一下。她经常需要为躁郁症患者做代谢检测，但她完全不知道父亲的“忧郁症”也属于躁郁症的一部分——她以为忧郁症患者应该是《沉思者》和丢勒版画中的样子。在她的经验中，躁狂症病人通常穿着约束衣，并被束缚住手脚，而母亲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令她惊讶。
是的，那位年轻医生说，安德鲁斯先生的表现确实显示出一些典型的躁狂症症状，但是程度较轻。之后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的症状，但是，由于躁狂症的发作并不剧烈，抑郁症也有可能不会太严重。在她父亲这个年纪，发病周期通常会延长，或者完全消失。“他多大年纪？”“六十岁左右。”医生点点头。“更年期之后，很多躁郁症患者都会自动痊愈。”波莉告诉他，她的母亲认为，她父亲知道自己的病更名之后，也随之改变了症状。医生大笑起来。“这不太可能吧？”波莉问道。“精神病人身上什么都有可能，波莉，”他解释道，“精神失常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其实对它一无所知。他们为什么会发病，又为什么好转。更换病名或许真的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注意到，当我们不再采用早发性痴呆[1]这种说法之后，我们收治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少了很多。这就让你有时候禁不住去想，所有精神疾病的源头都是歇斯底里，患者都在模仿最新教材上的症状，甚至是那些不识字的患者。你的父亲有歇斯底里的毛病吗？”“我觉得没有，”波莉说，“不过他经常哭。但哭的时候也很安静。”“我能见见他吗？”波莉有些犹豫。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宽慰。“你可以找一天下午来我家喝杯雪莉酒。或者周日中午来吃饭，如果你不用值班的话。很随意。我父亲很会做饭，而且也喜欢招待客人。”
这是真的。自从和父亲同住一套公寓之后，波莉的社交生活也活跃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限制他的开销。他发现了新开业的a&p自助超市，并且成了那里的热情顾客，坚信自己买的每一件东西都有优惠。他一买就买很多，说这样节省时间，超大号经济装对他的吸引力最大。他会充分利用“特别促销”，并且从不错过任何一次打折。他还很喜欢第二大道南侧的意大利鲜鱼和蔬菜市场，经常从那里买回各种波莉从未见过的奇怪的蔬菜和海产品。每周日他们都招待客人来家里吃午饭，用的是朱莉娅姑妈觉得过时而淘汰掉的火锅，客人们有时候会待上一整个下午，玩游戏或者听留声机。现在波莉想找个时间洗洗衣服和头发都不容易。
来纽约之后不久，安德鲁斯先生开始打乒乓球。他年轻时网球打得非常好，如今他在第一大道找到一家酒吧，酒吧后面的狭长房间里摆着一个乒乓球台。每天他都和常客们打球，周六下午他还要打淘汰赛，而且非要波莉参加。如此一来，她就认识了一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周日中午会到家里来吃午餐，或者周五晚上专门来品尝她爸爸做的马赛鱼汤。客人们通常都会带来一瓶葡萄酒。施奈德先生来的时候，会带上他的小提琴。或者他们会来一场国际象棋大赛，由谢尔巴特耶夫先生主持并担任裁判。“我听说你家里有个沙龙，”莉比在电话里不无嫉妒地说，“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凯说，诺琳·布莱克告诉她，你和你父亲是年度风云人物。”
不过，安德鲁斯先生的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是他成为托洛茨基派的那一天。他不只是托派的支持者，现在还是一个有组织的托派成员！当然，这都是施奈德先生的功劳。公寓改造完成后，安德鲁斯先生有很多闲暇时间，波莉去医院上班后，施奈德先生就背着她给安德鲁斯先生提供了大量关于莫斯科审判的书籍和小册子。一开始她父亲觉得这些书读起来太费劲了。作为一个亨利·亚当斯式的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政治从来没有什么兴趣。不过，这些审判中的神秘因素逐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的父亲非常热爱谜题、拼图、迷宫等这类东西。他的结论是，托洛茨基是清白的。这位留着胡子的战争委员会成员穿着白色制服，坐在装甲车里或者在政治局会议期间阅读法国小说的画面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要求施奈德先生发展他加入托洛茨基派。这些托派成员接受了他本来的面目，并没有像法国的乡村牧师那样要求他先接受“洗礼”，然后才能“被接纳”。他完全不懂什么“辩证法”，开会也经常不去，但他用热情弥补了这些。他戴着红领带，穿着一双老式的护脚，在斯大林主义者的聚会现场外围出售《社会主义呼吁》。他也在朱莉娅姑妈的茶桌上和打乒乓球的那家酒吧里劝说人们加入托派。
父亲的行为让波莉感到难堪，她感觉他的着装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口音会给托派带来不好的名声。正如格斯没有把她转变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她的父亲也不会把她变成一个托派。她感觉，如果施奈德先生和她父亲口中所说的那个“老头子”真的掌了权，他们就不会对他抱有那么大的热情了。她并不赞成革命，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而且，退一步说，她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热衷于在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掀起革命，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应该被推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权上面，这让她感到格外奇怪。当然，正如她父亲说过的，目前要想掀起反对希特勒的革命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工人的党派都已经被全数镇压了。但尽管如此，因为罗斯福和布鲁姆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丧心病狂而惩罚他们，似乎也不太公平。她父亲的答复是，公平竞争是一个资产阶级概念，不适用于针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如果波莉认为父亲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么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她一定会吓坏的。不过她很确定他并不知道，而且，他关于“夺取权力”的想法让她发笑，那太不可能发生了。她不知道托派的人会不会为此有一丁点的感动。“你是基层组织的成员吗，爸爸？”她问他。但他说组织有纪律，所以没有回答。她突然意识到，成为一个托派不过是又给了他一个可以展现优越感的理由。他现在看不起斯大林主义者、进步派和新政派，也看不起中产阶级和他一贯嘲讽的“有钱人”。她用斥责的口吻告诉他，之前他持有的一些最严重的偏见，如今由于他的新信仰而加深了。比如，由于来自马萨诸塞州，他对爱尔兰人有一种可悲的厌恶，所以他听到马克思称爱尔兰人是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工具时就兴高采烈。“看看那个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工具！”他会这样轻声评价某个正在巡逻的可怜警察。
当然他最后还是知道了格斯（他管格斯叫“斯大林主义者”），可能是施奈德先生，或者是谢尔巴特耶夫先生或者房东太太告诉他的——波莉一直不知道是谁。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都相信波莉是因为知道父亲要来才跟格斯分手的，但波莉是个诚实的人，她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是为了家庭的责任而牺牲了爱情。有一天夜晚，她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了父亲。格斯没有办法离婚的事实更加深了安德鲁斯先生对他的蔑视。“你还在想着那个斯大林主义出版人吗？”每当波莉沉默不语时，他就会这样问。
波莉已经不再牵挂他了，但是她感到，接到父亲来信的那个夜晚，她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命运让她的父亲搬来，就是在发送一个信号，告诉她只要不再去想男人和婚姻，她就会得到善待。分手第一周的周末时，格斯履行诺言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铃响起时，安德鲁斯先生接了起来。“有个男人想跟你通话。”他告诉她，波莉感到虚弱，努力走到楼梯平台去接了电话。“刚才接电话的是谁？”格斯问。“是我父亲，”波莉说，“他搬来跟我一起住了。”电话那头是一阵漫长的沉默。“他知道吗？”格斯问。“不知道。”“哦，那就好。那我想，我最好还是先别过去了。”波莉什么都没说。“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他说。下周他果然又来电话了，说他要搬回自己的公寓。“你父亲还在吗？”“是的。”“希望有机会能够见见他。”“好的，”波莉说，“以后吧。”他挂断电话之后，波莉才想起来应该问问他是不是已经“不堵了”。
他一旦搬走，她就不再指望着某个清晨或傍晚能够在街上遇到他了。他自己的公寓在城市另一端的格林尼治村。然而，这种指望也让她疑惑，因为她相当清楚地记得父亲叫她去接电话时她全身涌起的一阵恐惧。她是在害怕格斯跟她说想要重归于好。如果他真那么说了，她会怎么做？与此同时，矛盾的是，她仍然觉得他们这段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它仍然存在于两人之间，在黑暗中生长，秘密地，就像是人死之后仍然在生长的头发和指甲。她确定自己以后在某时某地仍然会和他相遇。而这种预感本身也沾染了一层恐惧。
她父亲成为一个托派成员之后，她一想到两个人或许会在纠察线的两端相遇，心里就有一种挑衅的快感，而且她父亲的一方会是正确的一方。她想象着在某个支持西班牙内战的集会会场外面，父亲想要卖给格斯一本《社会主义呼吁》的画面。格斯会粗鲁地摇头拒绝，而且他会站错队，因为他害怕阅读另一方写了什么，可是施奈德先生就不怕每天把《工人日报》的每一个版面都读一遍。如果从站队的角度来说，那她也是个托派。
不过两个人真的见到面时却不是在政治场合，而是在周六下午的乒乓球酒吧。幸运的是，那天波莉留在家里听大都会歌剧院的广播。“我见到了那个斯大林主义者，”安德鲁斯先生提着满满一篮子菜回到家里时说道，“勒罗伊。三局球我赢了他两局。”波莉很高兴，如果格斯打败了父亲，她会很生气的。“他去那儿干什么？”“他是跟一个叫雅各比的小伙子一起来的，那个人也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一个图书装帧设计师。他说你的朋友打乒乓球是为了减肥。他们可能想潜入那家酒吧。”“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他？”波莉问。“我不知道，但他知道我是谁。”他轻轻地笑了笑，“我在那里很有名。怪脾气的亨利·安德鲁斯，腐败的绅士，曾经和博罗特拉一起打过网球，现在和他漂亮的女儿波莉住在东十街，托洛茨基派的特工和破坏者。”“哎呀，爸爸！”波莉不耐烦地说，“你觉得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你？”“当然。”“你们谈论政治了吗？”“没有。我们谈论了你。”“你不该——？”安德鲁斯先生摇了摇头。“是他先提的你。他问我是不是有个女儿叫波莉。然后又问了其他一大堆烦人的问题。你好不好？你最近在做什么？你是不是还做着原来的工作？你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我告诉他你妈妈和我离婚了。”“他怎么说？”“他说这件事对你一定是个打击。”“你觉得他怎么样？”“很普通，”安德鲁斯先生说，“普通得可悲。没什么意思。但不是个坏人，波莉。不管怎么说，他能服输。我认为他还爱着你。当然这样一来他就更危险了。如果他是因为厌倦了或者并没有真的迷上你才把你甩了，那我还能理解。但这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危险的神经质。”
波莉大笑起来。“所以你看出来了，爸爸。我就怎么都看不出来。他表现得一直很正常。”“都是一回事，”她的父亲一边把菜收好，一边说，“所有神经质都是小资产阶级。反过来也是。疯狂对他们来说太具有革命性，他们做不到那么毅然决然。我们这些疯子是精神病患者里的贵族。你绝对不能跟那个家伙结婚，宝贝。他自己可能也知道。”
“我可以永远不结婚。”波莉说。“胡说八道，”安德鲁斯先生说，“我要给你找个丈夫。完全是出于自私，我需要一个女婿来给我养老送终。我可不想爬回凯特身边去。”“你可以跟我住在一起。我可以照顾你。”“不，谢谢你，亲爱的。我不想跟一个心怀怨恨的老姑娘为伴。”波莉感到伤心。“如果你为了我而牺牲你的青春，你将来会怨恨我的，”安德鲁斯先生说，“或者说你应该会怨恨。但是如果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你就会感激我。你们两个人都会。你会留出一个房间给我住，而且还能因为我少交点税。”
波莉咬了咬嘴唇。他的父亲说出“自私”这个词的时候，也说出了真相。他确实自私，她的父母都自私。但她并不介意，因为她爱他。她觉得，自私的人比不自私的人相处起来更快乐。如果她父亲是一个温和谦卑的人，她一定会讨厌跟他同住。相反，他是个温和任性的人。他喜欢为她制造一些小惊喜，也喜欢给她施加一些小恩惠，不过他们的生活都是他来安排的，他就像个在玩过家家的小孩。一旦他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他就很难不去实现它，而且他相当有能力，可以温柔地逼她结婚，好让他能够安享晚年。实际上他说得也有道理。如果不结婚，她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赡养他。她不能把他送回妈妈身边去——离婚就是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她并没觉得他是自己的“负担”，只是她不知道以她的薪水如何能支撑他们两人按照她父亲喜爱的方式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挣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钱。安德鲁斯夫人会从农场寄来一些鸡蛋和家禽——她父亲称之为“给我的赡养费”。朱莉娅姑妈也接济他们，她送了他们一些床单和毛毯，还和往常一样把旧衣服送给波莉，波莉和萝丝改一改就可以穿了。但是父亲来了之后，波莉修改衣服的时间减少了，需要新衣服的场合却增加了。如果有客人，他就不许她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半裙见人。“穿得漂亮些。”他会说。他只在乎她的穿着，却从来不看看自己的，这种轻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家里的支出也是一样的。每周波莉都会给他钱，每周他都会超支，只能再跟波莉要。而且他又会强调花钱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招待她和他们的朋友。秋天过去了，基于对父亲的了解，波莉开始为圣诞节发起愁来。她规定，他们家所有的圣诞礼物都必须自制，她指的是拭笔具之类的小礼物。她休假回到农场时用海棠、薄荷、百里香和迷迭香做了一些果酱，打算当作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们，而且她准备再做一些香囊。上班时她抽空给父亲织了一条围巾，还买了一件桃红色的毛线衫给母亲，她在上面点缀了几条彩色天鹅绒丝带，到了晚上可以当作围巾——这是她从《时尚》杂志上学到的。但在她父亲看来，要“自制”的是那间温室，于是他宣布要亲手把它搭建好。他起初声称温室可以靠太阳的热量，但是最近又在跟一个水管工深入探讨如何让温室的昼夜温度保持五十摄氏度。当然，他做这些都是以省钱为理由：整个冬天，波莉的房子里都能拥有鲜切花，而且他们可以养一些风信子和番红花，复活节期间送给朋友们。从长远考虑，这一切都是“物超所值”的，他最近越来越喜欢使用这种表达了。
波莉虽然很喜欢花，但是她并不想要一个温室，就像她妈妈不想养孔雀一样，她试图说服安德鲁斯先生把他的创造力用来制作一些玻璃架子，像是植物柜那种能够搭在窗台上的就可以了。安德鲁斯先生说，那种风格在现代设计中早都司空见惯了，最终，波莉觉得只能去找房东太太帮忙。她也不想背着父亲行事，但是年轻的瑞吉里医生告诉她，涉及钱的问题时，她必须这样做。
吉姆·瑞吉里某个周日到家里吃了一次午餐之后，他和波莉又一次谈起了她的父亲，他直接问她，安德鲁斯先生最近花钱是不是非常大手大脚。这似乎是躁狂症发作的征兆之一。他建议她，明智的做法是关闭赊购账户，并且提醒商家不要让她父亲赊账。波莉没有赊购账户，只有梅西百货的一个储蓄账户，而且，她觉得吉姆·瑞吉里把她父亲的病想得过于严重了。他不会明白的是，一个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独立收入的人确实不知道穷日子该怎么过。波莉是知道的，因为她是“大萧条”的后代，但她父亲仍然觉得繁荣时期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采取的这些“勤俭节约”的手段在他看来就像做游戏一样——像是一次冒险，类似于全国大停电期间你会用蜡烛和油灯照明，从井里打水。她父亲一直在期待着金融上的“电力”能够恢复。这是一种幻想，但是波莉注意到，很多人都有这种幻想，包括她的几位同学。
波莉还发现，“花钱就是节约”这种幻想也在广为传播。所有的广告都想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都会像她父亲一样开始沉迷于各种优惠，无论他们手里有多少钱。朱莉娅姑妈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一看到打折就买回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比如说，每年一月份，她都会在纺织品大减价期间“补充”她的家居用品，哪怕去年一月她买的那些床单、毛巾和枕套都还没用过。而且朱莉娅姑妈还是个精神上完全正常的人。
除了温室这种大型开销，波莉都会由着父亲。两个人的开销确实比一个人要大，这也不能怪他。她认定他们的问题是需要寻找其他收入来源。上周她去了一趟莫里斯计划银行，以她的工资作为抵押借了一些钱，整个过程把她吓坏了。她感觉自己正在迈出走向毁灭的第一步。利率之高让她震惊，并且也证实了她的直觉：这笔交易确实是非常不道德的——它是一种勒索，她觉得利息就像是封口费。银行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实际上，她正是因为想要回避各种询问，才去了莫里斯计划银行，她是在公交车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她可以去找朱莉娅姑妈借钱，但是朱莉娅姑妈肯定会“严肃地跟她谈一谈”，并且会要求看看她的账簿——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然后她就会立刻开始责怪她的父亲。假设花钱毫无概念确实是他的病征之一，那么，波莉觉得他就更不应该被指责——而是应该被保护。她没有跟他提贷款的事情。
可是她怎么才能把贷款还上呢？要想还上贷款，他们需要进一步减少支出，但他们最初正是因为入不敷出才会去借钱。圣诞节时朱莉娅姑妈给他们的支票也于事无补。有太多琐碎的地方都需要用钱：他们计算房租时忘记了，除了公寓的租金，他们还需要支付水电费。
波莉脑子里一直在琢磨能够增加收入的途径。她想过做些针线活，或者在女性贸易市场上出售她做的香草果酱和香囊。她和她父亲还可以做一些杏子布丁或者水果蛋糕。但是，有一天吃午餐时她才算清楚，如果一瓶迷迭香果酱的零售价是二十美分，那么把罐子、白糖、包装和邮寄等成本都计算在内的话，她得做五百罐果酱才能挣到二十五美元，而这还没把水果、香草和燃气的费用算进去。她又算了一下香囊的收益。一个香囊能卖多少钱？五十美分？价格太高了，但是她一晚上只能做六个，而且柑橘、香鸢尾根、丁香和丝带都需要花钱买，更别提她因为往香囊里塞丁香而酸痛的大拇指。算下来跟做针线活差不多。她第一次明白了规模化生产的魅力所在。她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觉得业余时间可以做点手工挣钱，那真是异想天开，除非你是个残疾人或者盲人才有利可图。她甚至能看到，她和父亲都卧床不起或双目失明，靠慈善机构养活时，却还在快乐地编织篮子或者绣桌布的场景。他们仍然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几周以来她一直全神贯注于赚钱的途径。她参加了《邮报》的有奖竞猜。她询问父亲是否可以为她写一本烹饪书，把他最喜欢的法国菜菜谱都写进去，莉比可以帮他们推广。但是她的父亲并不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菜谱，而且他也不喜欢莉比。她还想过，如果有人愿意出资，她和父亲能否开一家小餐厅。或者她能不能做出一款黄瓜润肤霜，然后把配方卖给伊丽莎白·雅顿。她翻阅《瓦萨校友杂志》上的“校友近况”一栏，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但是大多数校友都说自己正在开心地“担任志愿者”或者领导一个女童军团体。有几个校友在业余时间兼职当老师，有一个当了牛仔，还有一个在替人遛狗。一想到父亲或许会接到通知去法庭当陪审员，她就笑了，他肯定会是个非常特别的陪审员。接着她眼前又浮现出他作为一个职业送葬者——可是在美国有这个职业吗？——或是职业喝彩者的画面。傍晚时他可以帮人看孩子，因为他特别会讲故事：为什么没人把这当成一种职业？她可以辞掉工作，然后他和她一起去当厨师和女仆。
波莉知道，这些幻想虽然幽默，却都是乌托邦式的。但是当她尽量从实际角度出发去思考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却让她惊惧。就在此时，这个周六的下午，父亲正在跟她谈论婚姻的时刻，她所想到的是朱莉娅姑妈的遗嘱。他们都聚集在朱莉娅姑妈的书房，所有的亲属都在，遗体还停放在客厅里，律师在向他们宣读她的遗嘱：亨利·安德鲁斯是主要继承人。
“我不会指望朱莉娅。”她的父亲平静地说。波莉吓了一跳。他也有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波莉曾经在医院里的一些精神病患者身上看到过：他们默默地坐在一边，却能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朱莉娅是个怪人，”她的父亲继续说道，“她更有可能把所有财产都捐给慈善事业，拿出一部分给萝丝养老，其他的捐给动物保护联盟，或者救世军组织，拿去制作圣诞老人的服装。”他凄惨地笑了笑，“在我看来，朱莉娅已经老糊涂了。”波莉知道父亲在想什么。由于家里有酗酒史，他的妹妹一直滴酒不沾；她的叔叔们，还有她的兄弟们，除了亨利都深受其害。但是这些年来，她也会在晚餐时招待大家喝点葡萄酒，即使是在禁酒令时期也不例外，而她自己只喝姜汁汽水。她说，法律也管不着正派人家的私藏酒窖。但是禁酒令解除之后，她又显露出安德鲁斯家一贯的乖张行为，从此禁止大家在餐桌上喝酒，只提供姜汁汽水、苹果酒、葡萄汁和其他被她哥哥称为令人作呕的健康饮料，他坚持说她“在用餐期间”竟然给他提供了椰奶这种东西。不过，她最近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她把她丈夫在地窖里存的酒都倒进了餐具室的水槽里。“我本来可以把它们卖掉的，”她说，“我从莱曼酒行找了个人来估了价钱。这些酒能给我带来一大笔收益。但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卖掉这些酒就等于在跟死神做买卖，就像报上说的那些军火商人——都是奸商。”“你也可以把它们都给我啊。”亨利说。“那对你也没好处，亨利。而且你也没地方存放。你也知道，上等红酒如果储存不当是很容易变质的。”实际上，萝丝已经留下了安德鲁斯先生最喜欢的几瓶红酒，并把它们带到第十街的公寓给他，但这反而激怒了安德鲁斯先生。“典型的朱莉娅式做法，”他此时说道，“在毁掉酒窖之前还要找人去评估一下。要是知道她找了好几个不同的评估师，我都不会惊讶。她要给自己的美德赋予最好的名声。她的遗嘱也会是这样的。里面会有一篇冗长的序言来解释，她最初希望把遗产留给她在世的亲属，但最终还是认为拥有这笔钱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丈夫的钱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幸。我不希望将这些不幸转加到别人身上。’”
波莉笑了。她希望父亲是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她就能够忘掉朱莉娅姑妈的遗嘱了。惦记着遗嘱几乎等于想让她姑妈快点死。波莉并没有那样想过，但是她担心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她会这么去想。而且就算她没有，盘算着失去亲人能够带来的好处也是不对的。
“不行，”她的父亲说，“我必须给你找个丈夫。把我的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而不是在一个老太太的死亡上。不过，我仍然相信我可以让她留下一小笔财产给托派事业。”“你疯了吧，”波莉大笑着说，“你好像一直没弄明白，朱莉娅姑妈是共和党。”“我知道，亲爱的，”安德鲁斯先生说，“但朱莉娅看到报纸上说的那些之后，已经认定我们托派是致力于消灭苏联的反革命分子了。沃尔特·杜兰蒂和他的那些同党让她相信了莫斯科审判，你知道。她说，如果他们写的不是事实，文章怎么可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呢？当然，我也跟着添了把柴。我向她保证，托派是与斯大林斗争的唯一有效力量。罗斯福已经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间。希特勒则别有用心。”“你太坏了，爸爸。”波莉说完亲了他一下。“完全没有，”她的父亲说，“这都是事实。我拯救了朱莉娅，没让她变成一个法西斯分子。”
这场谈话让波莉很开心，也让她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这就是她父亲给她带来的麻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想不起那些烦心事。而她想起那些烦心事的时候，又总要害怕自己把该担忧的事情忘了。夜里她经常做一些跟缺钱有关的噩梦，醒来时浑身是汗。有一次她梦见圣诞节来临，整座公寓变成了一个和水晶宫[2]一样大的温室，因为她忘了提醒房东太太反对她父亲的计划。还有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和父亲成为裸体主义者，因为父亲说这样能节约衣服，结果一个爱尔兰警察把他们逮捕了。不过，有一天在医院里，她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她从没想到过，因为它就和那封“失窃的信”[3]一样，一直近在眼前，她却熟视无睹。当时她正在为一位职业献血者采血，然后这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那周她卖了一品脱的血给实验室。她确定这样做没问题。职业献血者一直都在这么做，实习医生有时候也会。此外，这一年来因为父亲是一位出色的营养师，她的身体格外健康，营养也均衡——她身体里有充足的铁和维生素。如果她看起来脸色有些苍白，那只是因为她天生就皮肤白皙。不过她也暗自提醒自己，将来如果再献血，最好还是到贝尔维或者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实验室去，免得引起同事们的议论。可是下一次她很急，正赶上圣诞节前一周，她母亲从农场给他们寄来一棵圣诞树，她要利用午餐时间去买拐杖糖和彩纸来制作装饰品。所以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到她自己的实验室去献血，并跟自己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结果就在那天，她碰巧被瑞吉里医生发现了，当时他刚好过来查看一个病人的血液样本。“你在这儿干什么？”他想知道，虽然他能清楚地看到，她就座的沙发旁边还挂着采血的设备，她正在休息，刚献完血的人都要休息。“来挣圣诞节的零花钱。”波莉紧张地笑着说，松了松紧紧攥着的拳头。他瞪大了眼睛，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他马上又回来了。他去查看了她的献血记录。“这是你第四次献血了，波莉，”他严厉地说，“出什么问题了？”“圣诞节。”她重复道。但他认为是因为她的父亲。“你照我说的做了吗？”他说，“关闭你的赊购账户了吗？检查他的赊账情况了吗？”“我没有赊购账户，他也不赊账。”
“仅就你所知而已，”瑞吉里医生说，“听我说，波莉，我要把情况跟你说清楚。如果我看到一个躁狂症患者的家属在实验室卖血，我会认为那个患者是因为发病而在疯狂消费。”“不是的，”波莉说，“我们只是过节期间手头紧。”她站起来。“坐下，”他说，“亲爱的姑娘，你的父亲病得很严重。他应该得到治疗。”“去医院吗，你是说？不，瑞吉里医生，”她现在不想叫他“吉姆”了，“他的精神是正常的，我发誓。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他只是性格有一点怪。”“这些疯狂的消费，我告诉你，”他不耐烦地说，“就是发病的症状。它们表明病人的躁狂曲线正在上升。下一阶段一般就会出现暴力行为，以及变得自大狂妄，通常都伴随着某种使命感。你父亲对政治感兴趣吗？”
波莉脸色惨白，她有点头晕，但她试图将其归因于失血过多。“人人都对政治感兴趣。”她喃喃地说。“我就不感兴趣，”吉姆·瑞吉里说，“但我的意思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角度吗？比如一些能够拯救世界的特别方法？或者最近几个月有什么新发现？”对波莉来说，这就跟玄学差不多。“他是个托洛茨基派。”她低声说。“那是什么？”他问。“天啊，你也太无知了！”波莉大声说，“托洛茨基，列昂·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缔造者之一。红军司令。斯大林的宿敌。目前在墨西哥流亡。”“我听说过他，当然，”吉姆·瑞吉里说，“他以前不是在布鲁克林当熨衣工吗？”“没有！”波莉喊道，“那只是传闻！”她和这个年轻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她觉得自己正在隔着鸿沟喊话。公平地讲，她想起一年前她也以为托洛茨基在布鲁克林熨过裤线。一年前的她像这位医生一样无知。但这也更能让她感觉到，以常规的核心教育为起点的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而吉姆·瑞吉里如今仍然穿着白大褂固执地站在那个起点，在她眼里这不仅低能还缺乏教养。但他已经知道了她的父亲是托派成员，却不知道托派是什么。她开始向他解释，托洛茨基派成员是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目前他们属于社会党。“我希望你听说过诺曼·托马斯这个人。”“当然，”医生回答，“他竞选过总统。一九三二年大选我还给他投过票。”“嗯，”波莉欣慰地说，“托派也是他领导的运动的一部分。”她这样说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有点不诚实。她从父亲那里了解到，托派加入社会党只是“一种战术”，他们根本不是诺曼·托马斯那样的社会主义者。
他在她旁边的皮沙发上坐下。“尽管如此，”他说出了一句波莉很反感的话，“他们也是一个有使命的小团体，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波莉说，“他们相信不断革命论。”她不由自主地笑了。医生点了点头。“换句话说，你认为他们都是疯子。”她想尽量诚恳。先不考虑她父亲，她认为施奈德先生是疯子吗？“在很多观点上，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是从不断革命这一点上看，我忍不住认为他们有点脱离现实。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我可能缺少远见。”他好奇地对着她微笑。“你的眼睛真美。”他说。他俯身向前。她瞬间被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吻她。然后，他猛地站了起来。
“波莉，你应该带你父亲去医院。”“绝不。”他握住她的手。“或许我的情绪激动了一些，因为我爱上了你。”他说。波莉把手抽了回去。她并没有感觉到应有的惊讶。恐怕她内心深处一直有意让瑞吉里医生爱上自己，所以她才会去找他咨询父亲的病情！她也像其他女人一样注意到了他，并且猜到了他相当喜欢自己。这是她唯一的感觉，除此之外她对他一无所知，但她还是“经常让自己出现在他眼前”。不过现在，听到了自己一直想听到的那句话之后，她又害怕了。她真希望他刚刚说出的是一些别的话，他听起来像是女性杂志报道中的英雄人物。想到自己可能是在利用可怜的父亲作为诱饵把这个年轻男人勾引到她身边，她又笑着厌恶起自己来。与此同时，她的内心又有一个狂喜的声音在欢叫：“他爱我！”可是随后另一个声音说，吉姆·瑞吉里到底是谁啊，她对他有什么了解？她的父亲或许会说他普通得可悲——是另一个格斯。他可以把表白爱意和送她父亲去精神病院这两件事一口气同时说完，这就是证明。她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这样做，”他换了一种语调说，“你母亲也应该这样做。”“她办不到。”波莉用胜券在握的口吻回答他，“你忘记了，他们离婚了。”“那么就找最近的亲属。”“他的妹妹，”波莉说，“我的姑妈朱莉娅。”他点了点头。“她是个老糊涂。”波莉继续用小孩子般胜券在握的口吻说道。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某个淘气的魔鬼在怂恿她撒谎。“你的兄弟们呢？”“他们绝对不会管的，跟我一样。你还是放弃吧，瑞吉里医生。”“别闹下去了，”他说，“这是个危险的游戏。”“我的父亲并不危险，”波莉说，“你就别管他了。”“他现在对你有危险，”他温柔地说，“你不应该为他献血。”“我猜你一定以为我有恋父情结。”她冷漠地回答。他摇了摇头。“我不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你对他有保护欲，好像他是你的孩子。这或许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生小孩。”
突然之间，波莉开始哭了起来。他伸出双臂搂住她，她把湿漉漉的脸颊靠在他浆得挺括的白大褂上。她觉得无比沮丧。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先是格斯，然后是她父亲。她和父亲在一起是那么幸福，只要他们能有一点钱，或者父亲能有一点点不同，他们就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但确实，他就像个孩子，她已经逐渐明白这一点了，就像她当初逐渐明白格斯永远不会跟她结婚一样。但是在这两件事情上，她应该从一开始就面对现实。她欢迎父亲的到来，是因为她需要他，而且她还故意对他的弱点视而不见，她对格斯也是这样。而且对父亲，她或许还有一点想要超过母亲的心思：如果母亲做不到让他快乐，那么她能够做到。这就意味着她母亲坚持不放任她父亲做的事情，她得让步。她母亲一定会告诉她，他们根本就不该租下那套公寓，那其实是她父亲自大型妄想症发作的开始。她无法控制她的父亲，她没有能力。格斯的事情也一样。如果她能坚决地要求他，他会跟她结婚的。
“我有过一场糟透了的恋情，”她说，仍然在抽泣，“那个男人把我甩了。我想死，然后我父亲就来了。我以为，我的人生终于有了目标。我可以照顾他。可是现在我似乎也无法胜任。这不是他的错，只怪我挣的钱不够我们两个人花。而且我又不能把他送回我母亲那里去，我也不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不一定是发病了，真的。你自己也说过，他或许可以‘自动痊愈’。当然，我可以去求我姑妈帮忙。我想我最好应该去找她。”
“去找你姑妈？”“找她借钱。她并没有老糊涂，我撒谎了。而且她非常有钱，或者说曾经非常有钱——没有人知道她手里还有多少钱。但是你知道有钱人对待金钱的态度有多可笑。”“那样或许能够暂时解决你的问题，”他说，听起来像个心理医生，“但你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你父亲的病有可能继续恶化。你结婚之后他怎么办，波莉？”“我不能结婚，”她说，“你知道的。至少，因为家族遗传病，我不能要小孩。我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要小孩是自私的做法——不道德。”
“把你生下来也是不道德的吗？”他微笑着说。波莉急忙为父母辩解。“他们当时不知道我父亲有忧郁症。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他仍然微笑着，波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会不会宁愿自己没有出生？虽然她现在很不快乐，但也不能那么说。即使当她想死的时候，她也从未希望过自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过。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想法。“你的想法也太奇怪了！”他说，“而且你都当上医药技师了。这又不是说你家有白痴病史或者先天性梅毒。”“我一直觉得，”波莉说，“从科学角度来看，我应该绝育。”“我的天啊！”他回答，“一派胡言！你从哪儿学的这些歪理邪说？”“大学里，”波莉说，“我不是说教授们在课堂上讲过这些，而是周围的人都在讨论。优生学。应该禁止某些人繁衍后代。当然不是说禁止瓦萨学院的女人们，”她笑了，“而是其他人。我总感觉自己就是其他人中的一个。我的家族里有很多人都是近亲繁殖——跟自己的堂表亲结婚这种。安德鲁斯家族的血脉已经越来越衰弱了。”“‘安德鲁斯家族的血脉’，”他说着看了一眼波莉的手臂，静脉扎针的破口处仍然垫着一块棉花，“我会向你证明我对安德鲁斯家族的血脉有信心。你愿意嫁给我吗？”“可是我们还从来没有约会过，”波莉似是而非地反驳道，“你不了解我。我们也从没——”她自己停住了。“上过床。”他接着把话说完了。
“好吧，我们去旅馆开房。你给你父亲打电话告诉他你今天不回家了。我的车就停在外面。我们先去吃晚餐，然后跳舞。你的舞跳得好吗？”波莉很怕这是他对所有年轻护士和技师都会说的“套话”，可是，如果他跟她们所有人都说过求婚的话，他是怎么每次都全身而退的呢？他相当英俊，个子很高，一头鬈发，而这本身突然就让她起了疑心。在现实生活中，只有那些平凡的男人才会一见钟情，不让你有机会揣摩他们的真实意图。他的言谈举止让她如沐春风，她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她告诉自己，或许是因为他经常跟病人打交道吧。“你总是这样‘快速解决战斗’吗？”她拿出对待父亲刚愎自用时的语气调侃他。“不是，”他说，“对女人不是。信不信由你，我从未对女人表达过爱意。除了家人，给人写信时的落款我都没写过‘爱你’。而我已经三十岁了。自然，现在的我似乎被爱情击中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波莉的疑虑有所减轻，但是她仍然轻轻地笑着。“‘浪费时间’，”她责怪道，“你觉得你已经爱上我多久了？”他看了一眼手表。“大概半个小时，”他实事求是地回答，“但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你刚来医院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所以自己的感觉是对的，波莉暗想。她的自信心增加了。不过现在她又产生了另一种惊恐。他与格斯很不同，他很直率，她也喜欢他这一点，但是她又想躲避他的穷追猛打。他太急于明确关系，这就意味着他也要求她同样明确。可是与此同时，他的急切又让她感觉这场对话似乎很不真实，像是白日梦。“但是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她想要这样反驳，又觉得听起来太没礼貌。于是她说：“就算我要结婚，我也不会嫁给一个心理医生。”说完，她吃惊地发现，这是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她一直在寻找吉姆·瑞吉里身上不对劲的地方，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身上一定有比格斯更加古板的“办公桌”气质。没错，她已经看到一些迹象了。“好的，”吉姆·瑞吉里立刻说道，“那我就离开这个行业。这是我在医学院做的错误决定。我以为精神病学也是科学，但其实不是。我新年第一天就离开这里。”“那你以后要做什么？”波莉问。她觉得，如果他新年第一天就离开，她会想念他的。她脑子里有一部分坚决无视他想要娶她的意图。“全科医生吗？那你要完全从头来过，从实习医生做起。”“不，做科研。精神疾病的治疗这一领域还应该有新的发现，但是不会发生在诊室里，而是在实验室里。属于脑化学。有一个研究团队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加入他们，团队里的一个人正和我合租一套公寓。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工作——来当技师。你在这里没有前途。”“我知道，”波莉说，“但是你为什么对精神疾病那么感兴趣呢，吉姆？”“因为它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他坚决地说，“我没有耐心。”“我能看得出来。”她低声说。“而且，我觉得我还有一些善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我父亲是个牧师，长老会的。”“是吗？”这个消息让波莉很高兴，她觉得，家里有一位牧师很不错。“如果你愿意，他可以给我们主持婚礼。或者我们也可以去市政厅。”
他讲话越认真，波莉就越想开玩笑。“那我父亲怎么办？”她轻松地说，“你可以把他当成实验小白鼠，我想，来测试你非凡的发现。他可以当我的嫁妆。”他皱起了眉头。这么快就开始反对她了，她伤心地想。“他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帮我们看家。”他简短地说。“你这样想吗？”“不然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回答，“而且我们结婚之后，我就能照顾他了。说实话，波莉，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病人居家疗养其实更好。维多利亚时代让发疯的姨妈住在楼上的那种护理方式更有效，更人性。问题出在患者的家人身上。他们想要把发疯的亲戚赶出家门，让所谓的‘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来照顾，比如那些具有虐待倾向的护士和护工。老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已经没有人想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啊，我太有同感了！”波莉大喊道，“我喜欢老人。把他们像旧汽车一样抛弃是很可怕的做法。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一开始为什么要说应该让他入院治疗？”“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别。我不赞成你单独和他住在一起。”“他并不危险，”波莉再次强调，“如果他具有危险性，就不会被里格斯精神病治疗中心批准回家了。”“胡说，”他说，“一口气暴躁地杀掉十几个人的那种杀人狂大多数都是刚刚从医院出来就作了案。你父亲被里格斯送回家是因为你们没有钱继续让他住在那里了。如果你们当时还有钱，他现在可能还在里面。”“你太悲观了。”波莉说。“精神病学确实让人悲观，”他回答，“不过我们假设你父亲确实没有危险性，你对他的了解或许比医生更全面。他仍然有可能对他自身造成伤害，如果他已经陷入抑郁阶段的话。他一度想过要自杀，是不是？”“我不确定。他提到过，妈妈吓坏了。”“嗯。”他看着她，他的眼睛也跟格斯的一样，是淡褐色的，还闪烁着一些神奇的绿色斑点。“或许，”他说，“我让你送他进医院的部分原因也是想知道你会做何反应。”“哦！”波莉叫道，“你在考验我！像童话里一样。”她顿时兴味索然。“或许吧，”他重复道，“这是当上医生之后形成的习惯。观察对方的反应。但我已经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了，我知道你会说不。我觉得我其实是想知道，我是不是把你吓住了。”“是。”波莉说。“不，你没有。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都不能动摇你对父亲的信任。你不是个多疑的人。”“啊，可我真的是！”波莉说着，想起了自己和格斯在一起的时候。“只不过，我对父亲非常了解罢了。”
波莉都不记得自己说没说“我愿意”就答应了吉姆的求婚。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了晚餐，跳了舞，然后他送她回家。在她公寓楼下，两个人在车里热吻了很久，难舍难分。她最后终于上楼去的时候，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但她还是为能嫁给他而感到安心，同时又担心这样做是否不道德。过去人们常说，感激可以转化为爱意——有可能是真的吗？她确实喜欢和他接吻，但那或许只是性吸引。而波莉认为，性并不是检验真爱的可靠标准。最让她不安的是，她和吉姆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她一直在心中焦虑地重复这个词语。在医院之外，他们连一个共同的熟人都没有。至于另外一些老朋友，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比如亚瑟王、兰斯洛特爵士、米考伯先生、柯林斯先生、渥伦斯基，还有亲爱的安德烈公爵，对她来说都亲如家人，但是，吉姆好像根本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今晚她提到利德盖特博士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从没读过《米德尔马契》，他只在上学时读过《织工马南》，而且很不喜欢。他说自己读不了小说，也说不上更喜欢赫克托耳还是阿喀琉斯。至少她和吉姆都读《圣经》而且都是理科生，可这样就足够了吗？他比她更聪明，但他没有受过瓦萨学院那样的教育。而且她的圈子很小，安德鲁斯家一贯这样。如果不是为了可以一起开同样的玩笑，分享同样的记忆，拥有同样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为什么他们会一直和自己的表亲结婚呢？她的兄弟们现在只对务农感兴趣，所以吉姆能跟他们聊什么？是讨论饲料和肉牛的价格，还是像其他乡巴佬交流荤笑话那样，互相背诵维吉尔《农事诗》里的句子？要不是从小就习惯了他们，波莉肯定会觉得他们无聊透顶。而且，只要闻到香槟酒的味道，所有那些远房的表亲和近亲都会从各自的小房子里赶来参加她的婚礼。这倒不是说她的婚礼上真的会有香槟。朱莉娅姑妈的伟大“牺牲”之一就是把她为波莉的婚礼准备的香槟都倒掉了。一个心理医生会对安德鲁斯家族做何评价呢？波莉的母亲仍然在描述当年她作为一个纽约来的新娘与这家人初次见面时的感受。“你的父亲和我，”她现在回忆道，“一直互不相容。对亨利来说，我太普通了。”但是看到她穿着工作服，顶着一头用手指卷成的波浪发型在农场里忙碌时，没人会猜到是这样。波莉梦想着嫁给格斯的时候，这些担忧从未困扰过她，她认为或许这也证明了她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自己会跟格斯结婚。而这一次，她在尽量从现实角度考虑。
她进屋时，有着夜猫子习惯的父亲还没睡。她觉得他肯定会注意到她的变化，虽然她已经在车里整理了头发并涂了口红，而且她也不愿意向他坦白自己一夜之间就订了婚。还好他在想别的事。照他说的，他在等她回来，好告诉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结婚了。”她暗自惊呼。但并不是，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家慈善性质的旧货店给女店主当助手。报酬并不多，但他只需要每天下午到店里坐着，跟顾客聊聊天就行，上午的时间还是他自己的。
“天啊，这太好了，爸爸！”波莉说，“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朱莉娅帮我介绍的，”他说，“朱莉娅是店东之一。这个职位本来是给‘落魄的上流女士们’准备的，但是她说服他们让我去了。我相信她是用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身份帮我换到的。她就强调了一点：‘亨利很识货。’”“太好了，”波莉又说了一遍，“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明天。今天下午女店主已经跟我解释了我的职责，还盘点了货物。绝大多数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那里卖的货都是别人捐的。”“所以都是些小摆设吗？”“完全不是。我们有二手皮草、儿童服装、旧晚礼服，还有女仆和管家的制服。这类东西很多，都是因为最近的不愉快。”这是他对大萧条的称呼。波莉皱起了眉头，她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去卖旧衣服。“都是名牌货，”他说，“而且店里还有漂亮的法国洋娃娃和音乐盒，有大衣柜、置物架、花箱、古董架、伞架、大理石镶面的马桶、音乐会专用的镀金椅子、金头手杖、鹿皮手套、大礼帽、扇子、西班牙梳子、披肩头纱、一把竖琴、马毛沙发。都是对往日辉煌的有益回顾。”
“但是为什么朱莉娅姑妈想起来给你找工作了？”“我去找她借钱，这刺激了她给我找工作，按照她委婉的说法，这样我就‘不需要乞求别人了’。要是我一开始就让她帮我找份工作，她一定会说我年纪太大了。”“这是你精心计划好的吗？”“恰恰相反。不过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我还挺高兴自己能养家糊口的。我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朱莉娅当然是准备剥削我的。”“怎么剥削？”“呵呵，‘亨利很识货’。所以万一有谢拉顿或者赫普尔怀特风格的家具从谁家阁楼上冒出来，我得一眼就能发现。然后我还得悄悄帮她留好。”“你不能那么做！”波莉坚决地说，“那样等于在欺骗慈善组织。”“我妹妹就是要这么干。她已经跟我透了底：‘我们有些年轻的会员对旧家具的价值根本没有概念。’她说，她从她的另外一家慈善商店里花了很少的价钱就买到了一块非常名贵的欧比松花毯。”波莉发出惊叫。“可是她放在哪儿了？”安德鲁斯先生笑了。“在她的储藏室里。她在等着那块花毯的前主人去世。不然如果那位女士哪天来拜访时发现脚下踩的毯子，朱莉娅该多尴尬呀。”“可是怎么会有人把名贵的欧比松花毯捐出去呢？”“因为品味发生了变革，”安德鲁斯先生说，“这些女士唯一知道的变革就是这种。她们的女儿劝说她们一定要按照现代风格装饰房子。或者女儿们会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河畔大厦里买套公寓，把这堆破烂处理掉一部分？我先警告你哟，你死了以后，这些东西我跟约翰一点都不要。’”
他讲述这些的时候，波莉突然意识到，如果她早知道他今天会得到一份工作，那她或许就不会到医院去卖血，那样的话，她这会儿也不会是别人的未婚妻。这种机缘巧合或者说因祸得福的情况又一次出现了，就像她父亲告诉她要搬来纽约时一样。一想到自己几乎错失了订婚的机会，她就感到害怕，仿佛那才是她真正的命运，而现在的结局是她侥幸绕开的结果，就像那些本该登上泰坦尼克号，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最后一刻未能成行的人。这种恐惧显示出，她一定已经陷入爱河。
波莉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对她宣布订婚表示惊讶的。她们都说早就知道她在“医院里”有人。波莉只有嫁给医院里的一位年轻医生才合乎逻辑。“我们一直都这样期待着呢，亲爱的，”莉比说，“我们都在祈求这个愿望能够成真。”好像她的朋友们都在削弱她这份爱情的非凡之处。她们的意思是，那个人就算不是吉姆，也会是产科的医生甲或者普通外科的医生乙，而且绝对不可能是医院外面的人。她最大的发现是，吉姆是个很善良的人，这让她充满惊讶——大多数善良的人年纪都比较大。可是当她把这件事讲给其他人听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很迷惑不解，仿佛她在说外语，甚至连她母亲都不太明白。“怎么了，是的啊，波莉，他确实很有魅力，也很聪明，我想。你们两个人很般配。”“我不是那个意思，妈妈。”“我想你的意思是他有点理想主义，可是你注定要嫁给这样一个人。世故的男人不会吸引你。”
似乎只有施奈德先生和送冰的人与波莉有同感。送冰的人想要确认波莉的未婚夫是个“善良的人”。施奈德先生还不满足于此。“我明白你的感受，”他说，“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爱情是对善良的追求。但是善良罕见。因此无论别人怎么想，爱情其实少有。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够遇到爱情，对那千分之一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启示，所以他们没办法和其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交流，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波莉的朋友们——除了施奈德先生——吃惊的是，安德鲁斯先生会跟小两口一起住。她的那群朋友接二连三地来劝说她不要这样——波姬·比彻姆特意坐飞机从普林斯顿来了一趟。和丈夫一起来纽约看戏的多蒂住在广场酒店，她甚至还跟波莉的母亲谈了谈。就连海伦娜·戴维森也在瓦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一边喝鸡尾酒一边慢腾腾地发出了警告。普瑞斯·克罗克特到医院的咖啡馆来找她吃午餐。她说，作为儿科医生的斯隆尤其反对她这样做。“等你们有了孩子，你们必须为孩子考虑。假如你父亲——？”“又犯了疯病，”波莉说，“对他们来说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普瑞斯？我的兄弟们和我小的时候，他就一阵一阵地犯病。”普瑞斯说那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让小孩跟精神病患者在一起——波莉和她的兄弟们只是运气好，如此而已。而且，就算安德鲁斯先生状态正常，波莉的朋友们都觉得她仍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至少这一代人已经学会去避免的错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婚姻美满，就不要让亲人和你们同住，这件事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关于这一点，大家都意见一致。如果波莉不顾以往的经验教训一意孤行，那么她的婚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你是想说你的那位医生也接受这样的安排？”波莉圈子里的女朋友们都在震惊中大喊。“是的。”波莉说。这个令人惊愕的消息让她的朋友们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如果他真的爱你，”凯争辩道，“我觉得他应该想要单独跟你在一起吧。哈拉尔德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别人跟我们同住。”波莉并没有回击她，说最近有传闻讲她和哈拉尔德已经处在分手边缘。相反，她安静地提出：“那你说我应该把我父亲怎么办？”“他为什么不能跟你姑妈朱莉娅一起住呢？”“他不喜欢她。”波莉说。“但是她有一座很大的公寓，”凯说，“他可以有自己的房间，还会有仆人照顾他。总比跟你们挤在一起强多了。你们举办宴会的时候他怎么办？如果在你姑妈家，仆人可以把餐盘送到他房间。”波莉曾经天真地认为，结婚以后只要丈夫不出轨，两个人“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33届的同学们似乎都觉得，你必须一刻不停地努力让婚姻“维持”下去。生长在大家庭中的波莉已经学会了相处之道，并且愿意为此做出牺牲，但她的同学们不是这个意思。她们认为，一个女人保持其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她就无法牵制住丈夫。“至少，”莉比说，“你们不会带着你父亲一起去度蜜月吧？”“当然不会。”波莉不耐烦地回答。不过很快波莉的妈妈就焦急地来信询问，亨利是不是真的要陪他们一起去度蜜月——路易莎·哈兹霍恩在大都会俱乐部听到了这个传闻。
唯一一个对大家的担忧充耳不闻的人就是安德鲁斯先生，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和这对新婚夫妇住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他来说，问题出在居住空间上：他要找到一个够三个人居住并且改造起来花费不高的公寓。他在考虑上东区临近铁路的公寓楼，那里距离吉姆的实验室不远。他看了一座旧式租户楼的顶层公寓，如果开个天窗，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线透入室内。他们准备在春天结婚——计划是在农场举办婚礼。吉姆的父母会从俄亥俄赶来，他的父亲会主持婚礼。多蒂希望安德鲁斯先生和夫人能够在婚礼前重修旧好，这样他们就可以和波莉小两口同时办婚礼。“你父亲可以给吉姆当伴郎，你母亲可以给你当伴娘。反过来也行。太有创意了。”她忽闪着眼睛说，“你不喜欢这个想法吗，波莉？”
吉姆听了之后对波莉说，他们最好立刻到市政厅结婚，把这件事了结。波莉同意了。而且为了不伤害大家的感情，他们甚至都没有让她的父亲来当证婚人。他们请了一位地方法官主持婚礼，而且当晚就买了一张下铺车票坐火车到基韦斯特去度蜜月了。在车站，他们发电报告知亲友已经完婚的消息。波莉的朋友们没机会给她举办告别单身的派对，也没能到车站送行，都感到非常失望。但她们也明白，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或许她真的负担不起一个欢快而正式的婚礼。大家都觉得非常对不起波莉，都说如果她们知道她的地址，一定会邮寄鲜花给她。不过，她和吉姆自然正在什么地方享受或许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几天二人世界。在广场酒店多蒂的套房里，几个姑娘和她们的丈夫为缺席的新人举杯祝福。“祝她幸福！”他们发自内心地碰杯说道。姑娘们都认定，如果有人应该幸福，那么应该是她。男人们都对吉姆·瑞吉里表示同情，虽然他们并不认识他，不过随着多蒂的丈夫布鲁克一杯接一杯地为大家倒香槟，他们又在彼此间达成了一致，吉姆一定是一个奇怪的人，才能在那种情况下安之若素。
* * *
[1]即精神分裂症。
[2]首届世博会在英国举行时的展馆，以钢铁为骨架，以玻璃为主要建材。
[3]出自埃德加·爱伦·坡的同名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