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莉·安德鲁斯和格斯·勒罗伊谈恋爱已经快一年了。她仍然住在那间带家具和浴室的公寓里，每天早上到医疗中心上班，而格斯和另一个男人在她家的拐角处合租了一套公寓，那人是个图书装帧设计师，和格斯一样，也跟妻子分居了。每天晚上下班后，只要不用约作者出去吃晚餐，格斯就会到波莉家中小酌，然后她会在她的电炉上做晚饭。饭后他们会去看场电影，或者去参加关于西班牙内战或者硅肺病或者佃农的会议，有时他们会回家听波莉的留声机，不过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他都回自己家睡觉，因为那样更方便——他的剃须用品、烟斗和正在读的手稿都在家里。他也并不介意住在另一间卧室的图书装帧设计师带女人回来，只要第二天早上他穿着浴袍，吃着麦片，喝着咖啡的时候不需要被迫跟外人攀谈就行。
他周六要工作到中午，不过下午的时间属于他和波莉，他们会去意大利区或唐人街散步，或者去参观西班牙博物馆或者巴纳德修道院博物馆。如果波莉周六早上没有买菜，那么他们回家的路上会一起去采购。格斯会从大学广场买红酒，然后两人拎着大包小包走过沃纳梅克百货公司，一路走到圣马可广场。波莉的房东太太如果和丈夫一起到新泽西的度假小屋去过周末的话，波莉就可以借用她家的厨房做饭。或者格斯会带波莉到法国或西班牙餐厅吃晚餐，然后跳跳舞。周六晚上，他会住在波莉家，两人一起睡在她狭窄的单人床上。周日上午他们通常会起得晚一些，一起吃早餐看报纸。周日下午他会陪小儿子，带他去布朗克斯动物园，坐斯塔滕岛渡轮，爬自由女神像，横跨乔治·华盛顿大桥，参观炮台公园的水族馆或者斯塔滕岛小动物园里的蛇馆，等等。他们的行程都是波莉安排的，但她并不会同行。“结婚后再说吧。”她说。这句话总是让格斯笑出声来，因为听起来太老套了，仿佛是不戴上婚戒，她就拒绝给他宠爱似的。但她确实是这么想的。所以周日下午波莉会跟老朋友聚一聚，周日傍晚，格斯会把小格斯送回家，顺便留下来跟妻子喝杯啤酒，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在厨房做个三明治吃。他们约好周日晚上不见面，波莉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在家洗洗衣服，洗洗头。
此时正是周日晚上，波莉的浴室里挂着刚刚洗过的内裤、丝袜和紧身内衣。客厅里的常春藤和龟背竹也刚刚完成每周一次的沐浴，窗前悬着一根结实的绳子，上面晾着她的长袖衬衫。她正在用一把奥格尔维姐妹牌梳子梳着自己湿漉漉的长发，并用毛巾擦干。另一条毛巾上摊开晾着一件白色羊毛衫。波莉发现，每个周日晚上她都会抑郁，而洗衣服正是治疗职业女性抑郁情绪的好方法。肥皂泡、水蒸气、湿羊毛衫的气味、洁净的发丝发出的簌簌响声，这些都渐渐让她感觉到，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会圆满解决”。如果她在房东太太的厨房里熨平六件白衬衫，把袜子补好，开始节食并减去五磅体重的话，格斯肯定会下决心立刻跟她结婚的。
每周工作日的下午，格斯去波莉家之前，他都要先到心理医生那里接受一小时的治疗。心理医生说，精神分析的原则是，病人接受治疗期间不应该改变生活环境，否则会影响分析的关联性。所以格斯并没有着手办理离婚手续。等到他“准备”离婚时——这是医生的表达——他觉得自己会到里诺[1]去住上六周。不过在里诺离婚费用很高，而格斯的积蓄都被用在心理治疗上了，还要把一半的薪水给妻子和孩子，当作抚养费，所以波莉也不知道格斯该怎么支付那么一大笔钱。波莉也不确定格斯的妻子能否同意离婚。她答应等他做完心理治疗之后就跟他离婚，但是波莉怀疑她和那位心理医生串通好了要一直把治疗拖下去，直到他精疲力尽。他在莉比的五月葡萄酒聚会上认识波莉的时候已经做了三个月的治疗，那位医生听说他又展开了一段认真的恋爱关系之后大吃一惊——他觉得格斯违背了诺言。可人又怎么能控制自己坠入情网呢！
波莉的家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不过她的朋友们都猜测她肯定在跟某个有妇之夫交往，因为波莉对自己平日里怎么打发时间总是三缄其口。她们都认为对方是医院里的某个医生。波莉对两人之间的爱情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她感到羞愧，而是因为她受不了别人的劝告和同情。只有那些不可能瞒得住的人才知道实情：图书装帧设计师、波莉的房东夫妇、另外那两名房客，还有她姑妈朱莉娅的女仆萝丝——她习惯晚上过来帮波莉做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就连格斯的秘书比斯比小姐都不知道。波莉也不会跟格斯一起去参加文学界的鸡尾酒会（“结婚后再说吧。”她说），部分原因是怕见到莉比，但主要还是因为她觉得那样做不太妥当，所以只要小格斯的爸爸和妈妈还是夫妻关系，她就不想跟小格斯和他的爸爸一起过周日。波莉讨厌各种问题——小格斯提出的问题，他的妈妈想让他问的问题，她出现在鸡尾酒会上，格斯办公室的人问的问题。大家看到一个女孩和一个男人相爱之后立刻要问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结婚？”这个问题萝丝直截了当地问过，不相信婚姻的施奈德先生问过，在新泽西州参加了一个裸体主义团体的房东太太问过，谢尔巴特耶夫先生也问过。她如实回答之后，他们紧接着又问出了同一个问题：格斯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他怎么了？
然而奇怪的是，当初她可怜的父亲被“关进”里格斯精神病治疗中心的时候，却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虽然她父亲的病有个名字——忧郁症，因此回答起来也会容易得多。如果格斯有过自言自语、沉默寡言或者经常莫名其妙地哭泣这些医生口中的“怪异行为”，那肯定不会有人问他出了什么毛病！但问题却是恰恰相反的。波莉看不出来格斯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他是她见过的人里最正常的一个，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她也只能从自己看到的来判断。他没有令人厌烦的忧郁和阴沉，性格也不乖戾。他喜欢跳贴面舞、打网球、飙车——他在布鲁克林的一个车库里还有一辆霍普莫比尔牌老爷车，用千斤顶顶在那里。和大多数的新英格兰人一样，他花钱精打细算，不过买礼物却总是会挑最好的商店——他送过波莉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一些精雕细刻的天青石耳环，还有一件柔软的布鲁克斯兄弟牌毛衣。他几乎每周都会送花给她，他们周六一起去舞会的时候，他还会送她紫罗兰或者山茶花。但他对自己的穿着却并不在乎，他身上总是那两套从沃纳梅克百货公司的打折货架上淘来的西装，已经很旧了，他还有一件花呢夹克、几条法兰绒裤子、几个领结。他购买了蓝十字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每年到牙医那儿洗三次牙。他很注意保持身材，也会关注小格斯去儿科医生那儿检查的结果。这个儿科医生是全纽约最优秀的年轻医生，格斯的心理医生也同样优秀——他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布里尔的得意门生。虽然格斯只有三十岁，但对作者们来说，他就像是第二个父亲，他非常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烦恼，帮他们找律师、戏票、打折书、公寓、秘书、女朋友——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他还在他所在的办公室积极推动成立一个“图书杂志同业公会”，但由于他被视为管理层，所以他当不了公会会员。
他不抽烟斗的时候，会抽公会制造的香烟，买东西的时候也会注意上面有没有公会出品的标志。然而，跟普瑞斯不同的是，他私下里其实很看重品牌，比如箭牌衬衫、费尔斯通轮胎、教师牌苏格兰威士忌和吉列剃须刀。他从来不相信“价格少一半的东西质量一样好”这种消费者运动宣扬的论调。他也看不惯波莉为了省钱在家里自己调粉底和雪花膏的做法。他指出，她忘了计入劳动成本。
多年以前，他刚刚从布朗大学毕业就被大萧条猛击的时候，正是因为对名牌的热爱而使他接受了共产主义。当时他的室友肖已经说服他信仰了社会主义，但是肖认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应该把你的事业交给全世界最大、最优秀的社会主义团体，也就是苏联。于是，格斯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不过那是在他亲眼去见到之后做出的决定。他和他的室友在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去了一趟苏联，那里的水坝、电站、集体农庄和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姑娘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来之后，他们觉得诺曼·托马斯简直黯然失色。格斯从不关注那些政治上的小派别，比如托洛茨基派，而波莉的朋友、住在对门的施奈德先生就是托派，要不然就是洛夫斯通派或者马斯特派——格斯说，每一场大的运动中都会有一些怪人参加。不过，他和室友从苏联回来之后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不想伤父亲的心，他的父亲在福尔河经营着一家已经延续了四代的家族印刷厂，自内战以来深得那些工厂主的尊重，他们会把所有的婚丧公示、名片、舞会节目单、“闲人免进”标牌，还有房屋拍卖通知等都交给勒罗伊家来印刷。他家在镇子主干道上的印厂楼下还有一家商店，出售文具、圣诞卡、情人节卡片和礼品包装纸。如果格斯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那么那些铁石心肠的工厂主绝对有能力完全抵制勒罗伊家的生意。此外，美国共产党在格斯看来不如俄罗斯的有担当。虽然他自己没有入党，却娶了一个共产党员——她是某次四人约会时，他在韦伯斯特大厅的舞场上认识的一个犹太姑娘，她在市中心的一所实验学校里教一年级。
波莉知道，凯·彼得森会说，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迷恋——尤其是对信仰共产主义的姑娘的迷恋——是情绪不稳定的迹象。不过波莉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她不认为共产党如同格斯生命中的荡妇。此外，他也没什么同情心。他从没参与过示威活动，也没有在五一时出门游行或者称警察为哥萨克人，《工人日报》他只看体育版。他不跟包括波莉在内的异见者争论，而且实际上他甚至不怎么传播他的信仰，不像那位可怜的施奈德先生一直在努力说服波莉信仰托派。最近，莫斯科审判让施奈德先生格外兴奋，每次他在楼梯间遇到格斯都要提一提。格斯说，他们距离这些事情太遥远，无法分辨对错——历史会做出评断。与他密切关注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莫斯科审判微不足道。
他目前正忙着出版一些跟西班牙有关的书籍——一本保皇派战争诗选、一本关于国际纵队的图册，以及《堂吉诃德》新译本。他本来想邀约海明威写一部关于“农民”[2]的书，但可惜海明威已经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签了其他书约，他中意的另一位作家文森特·希恩并没有回复他的电报。他希望能有一部伟大的小说从亚伯拉罕·林肯营[3]中诞生。今年冬天林肯营征兵时，他甚至一度决定报名加入，并且瞒着他的心理医生，利用午休时间溜出去做了体检。格斯作为一名勇敢的志愿军戴上贝雷帽出征的画面对波莉很有吸引力，她认为他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可是他妻子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准备让小儿子作为他人寿保险的受益人），指责他完全没有责任心。她说，就格斯而言，参军是一种逃避手段，因此也让他的行为在政治上毫无作用。据她说，他是因为不想完成心理治疗才会选择逃避自身真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牵扯到她和他们的儿子，再说了，格斯与法西斯打仗或者在马德里泡咖啡馆的时候，谁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呢？听到这些言论之后，波莉为他的妻子感到难过，就像她会为莉比那样的人感到难过一样，因为她们都在自欺欺人。不过，公平起见，她也并不确定他妻子反对他参军是真的因为钱，还是因为担心格斯会在战斗中丧命，才把钱当作借口。可能他的妻子在用她的方式表达爱，而她对格斯的爱要甚于波莉，因为波莉相当希望格斯为了自己的事业去冒生命危险。
波莉非常支持西班牙共和党人，每当有人问起她这种拥护的原因时，她都会笑着回答：“我是巴斯克人。”这句话指的是波莉的祖先是天主教徒。她母亲的娘家是贵族继承人，并且与阿克顿勋爵有亲戚关系。在政治上，她和格斯是对立的。她的心总是倾向于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而且她也喜欢那些教义古朴的小教派，比如否认“教皇无谬误”一说的多林格旧天主教、为了逃避沙皇的兵役而远走加拿大的杜霍波尔派、道德高尚的再洗礼派，以及在波兰村庄里因为快乐而欢舞雀跃的犹太哈西德派。她拥护巴斯克这种“失落”的民族和他们神秘的语言体系。她偏爱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的物种，比如她写过的一篇动物学论文的研究主题——旅鸽。她对西班牙保皇党的关注程度，是自“邦尼王子查理”[4]以来前所未有的。她和格斯都为共和党的战争事业慷慨解囊，不过格斯捐助飞机，而她捐助救护车和医疗用品。她微笑着说，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和平时期，她是个和平主义者，不过如果她是格斯，她肯定会报名参军，格斯的心理医生认为格斯留在纽约比前往马德里更有助于西班牙的战争事业，而格斯竟然听从了医生的话，这让波莉大为惊讶。或许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波莉无法想象格斯同意将自己置于这种左右权衡的状态中，把自己当成一块囤积的钢锭，寻找最佳的用处。波莉无法认同的正是共产主义的这一方面。
不过，如果格斯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都能让波莉感到惊讶，那么更让她惊讶的是心理医生居然跟他谈过。“我想他们不应该给你提建议。”她皱着眉头说。格斯告诉她，那位医生持完全中立的态度，他只是倾听病人的诉说，偶尔提个问题而已。病人是需要进行自我解读的。“这是他的理论，”格斯回答，“但他也是人，”他解释说，“如果他看到一个病人马上就要自杀了，作为一个人，他自然会介入。”“我认为他就算介入也应该从医生的角度介入。”波莉温和地说。格斯摇头。“不，不，”他说，“这正是他们非常注意的一点。病人总是试图把心理医生拉进一种非正统的情形中，让他们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介入，诱导他们越过界限。但是心理医生绝对不能越线——这是首要原则。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必须终止精神分析。不过病人们也是极为狡猾的。比如，比瑞尔医生或许会觉得我决定加入林肯营只是为了设下一个圈套，让他对我的个人选择产生兴趣。是一种寻求关注的手段。”他眉头紧锁，“天啊，波莉，或许真的是这样。可能我只是假装要当兵。”“真的吗？”波莉大声说道，“我一直都相信你。但你不是真心的吗，格斯？”“我怎么知道？”格斯摊开双手说。“上帝啊！”波莉说。又来了，那种奇怪的思路，把自身看作一件物体，密度大且不透明。又或者仿佛你不是你，而是别的什么人，这个人的动机你只能推测。这种奇怪单调的客观性是格斯自身的问题还是心理治疗的结果？
她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她知道，精神分析的第二条重要原则是病人不能和亲友讨论他的病情。格斯第一次告诉她自己要去比瑞尔医生那里进行治疗的时候，他们已经上过几次床了——今天是那次以来，他们两人就他所接受的精神分析治疗谈得最久的一次。波莉是一个认真体贴的女孩，她不会再继续引诱格斯和她谈论他的精神分析，就像她不会强迫糖尿病人吃糖一样，所以到头来，她还是完全不了解他生命中这个确定无疑的最重要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他又何必每天都花一小时跟一个陌生人谈论它呢？
回想起来，波莉有时候也会思忖，如果格斯提前告诉她自己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那么她还会不会让他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和她做爱。他跟她说了自己已经结婚，正和妻子分居（不管怎样，这件事她之前已经从莉比那里听说了），但是关于心理医生的事他只字未提。波莉能理解其中的缘由，一开始是因为他对波莉还不够了解，所以没有告诉她，而当他对她足够了解了之后，他们两人已经上了床，所以就算告诉波莉，她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因为木已成舟，她让他爱上了她，而她也爱他。但是如果她事先知道，她怀疑自己是否会把贞操献给一个“在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她会害怕。
波莉心里一直很清楚，性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所以她才会对男人保持警惕。大学时，在和其他女孩聊天的过程中，她发现让她在订婚时感觉仿佛地动山摇的拥吻，对她们来说却并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力。当时有几次，她差点做出她们口中所谓“越界”的事情，但总有什么事情拯救了她——有一次是个校警，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男孩自己瞻前顾后。她解除婚约并住进医院期间，折磨她的主要是性。在那之后，她便严格地压抑了自己的欲望，甚至到了连有接吻镜头的电影都不看的程度，她不希望自己的情欲被“撩拨”起来。她决心过一种冷静、严肃的独立生活，又带点幽默感，像是窗帘的褶皱。他们说她天性惹人喜爱，她也很容易交到朋友，甚至能够让小鸟到她的手心里啄食。仔细考虑过自身的情况以及遗传方面的“污点”之后，她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最好为了友谊而生活，而不要去考虑爱情或者婚姻。她能够预见到自己晚年时心宽体胖，头上裹着方巾，像个修道院院长，或者成了圣公会的一个照顾圣坛、清理管风琴、看望教区病人的女执事。事实上，她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她觉得，时间或许会改变这一切。她明白自己当下的危机在于她就快要成为一个“怪人”了，而她刚刚二十六岁，还没有老，所以她拒绝被人贴在相册里。她的一些朋友已经把她看作从古董店里淘出来的“文物”了——好像她是一件稍有裂痕的旧瓷器。
确实，她并不喜欢那些充满干劲或者最有成功相的人，这让她在瓦萨学院显得格格不入。对于像莉比和凯那种自信满满又咄咄逼人的姑娘，她喜欢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们感到难过。她非常可怜莉比，甚至到了不忍心看到她的程度。莉比那张喋喋不休的红色嘴唇，就像是她空洞面庞上一个流血不止的伤口。不过当然，莉比完全不觉得自己可怜，而这也恰恰让她更可怜了。莉比还觉得自己在可怜波莉，而且每次她强迫波莉接受什么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帮波莉忙。如果波莉不再跟她见面，那么可怜的莉比就失去了她认为应该给予怜悯的对象，因为莉比并不能怜悯那些真正经受苦难的人，她只能怜悯波莉这种本身很快乐的人。不过，也正是波莉的这种快乐让她在朋友们怀疑的眼光下成了一个“怪人”。安德鲁斯一家被视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失去了所有财产但存活了下来。这种评价让波莉发笑，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显然，钱都赔光了之后还很快乐确实古怪，或者也有可能是惺惺作态。而且把姑妈给的旧巴黎时装改过之后神采奕奕地穿在身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波莉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穿上才不算古怪——必须怀着深深的阴郁吗？如果波莉更喜欢跟怪人在一起，可能是因为那些人对于“古怪”没有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你不“古怪”才是奇怪的事情。比如，谢尔巴特耶夫先生就一直把莉比视为难以置信的人间现象，并且一直要波莉解释她的一切。
不过有一点是所有认识波莉的人——不论认为她古怪与否——都一致认同的：她应该结婚。“你是个漂亮女孩。你为什么不结婚？”连送冰的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在等那个对的人出现。”波莉说。虽然她的回答很巧妙，但也确实是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如果说是她让那位真命天子找到她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那么只能说这是他必须经历的磨炼。“像你这种生活方式，从来不跟别人出去，你又怎么可能去结识别人呢？”她的同学们大叫起来。她已经熟悉这种论调了：接触男人的途径就是通过其他男人，你不一定非得爱上或者喜欢上一个男人才能答应跟他一起出去吃晚餐或者看戏，他只是希望你能陪他一起去，这对你来说也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波莉自己的强烈愿望让她担心这样做是否妥当，她认为，如果你不准备把关系深入发展下去，那最好就别开始。她认为利用一个男人去认识其他男人似乎并不厚道，所以她执拗地拒绝了所有为她牵线搭桥的尝试——比如那种受邀只身前来参加晚宴，并且对她大献殷勤的男人。“迪克会送你回家，波莉。是不是，迪克？”“不用了，谢谢，”波莉会提出异议，“我坐第一大道的公交车。我的住处离车站非常近。”就连施奈德先生和谢尔巴特耶夫先生都碰过同样的钉子。施奈德先生曾经邀请过很多年轻的托派到他的房间里和波莉一起喝杜松子酒，而谢尔巴特耶夫先生则给她介绍过一个在芝加哥学习酒店管理的侄子。而且，波莉也拒绝跟莉比那个总想要带她出去的讨厌哥哥出双入对。
“你这样做是出于自尊心，小姑娘。”有一天晚上，波莉责备施奈德先生总是试图给她找“男人”的时候，施奈德先生这样说道。“或许吧，”波莉回答，“可是，施奈德先生，你不觉得，爱情应该是不期而遇的吗？就像是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天使。”她的下巴上绽放出笑靥。“你知道，悬疑小说里经常这样写。凶手总是最不显眼的人，是你永远猜不到的。这就是我对爱情的感觉。我的那个‘真命天子’不会是专门为我邀请来的那个人。他会是宴会的主人这辈子都不会想到去邀请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出现的话。”施奈德先生看上去有些沮丧。“你是说，”他点着头说，“你会爱上一个已婚男人，因为所有其他人选都太显眼了。”
果然，她跟格斯就应验了这句话。“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到，你们两个人会一拍即合。”聚会第二天，莉比说，“他后来又约你出去了吗？”波莉回答说没有，这是真话——他只是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莉比也并不意外。“跟他说话特别费劲，”她表示，“他完全不是适合你的类型。我一直在琢磨你，波莉。你这种人，年纪大一些的男人会更喜欢。年纪大一些的男人或者其他姑娘。不过格斯·勒罗伊那种男人会无视你的外貌，所以你昨晚跟他一起离开的时候我才会心里咯噔一下。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可能不觉得他是那么沉默寡言，但他可是出版界里的风向标，你应该看看他的作家名单。那些作家跟他私交都很好，对他忠诚到如果他明天离开费里斯，他们都会跟他走的地步。当然，其中很多作家都是共产主义者。据说他也是个秘密党员，并且受命从内部破坏费里斯出版社。不过，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今年看到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共产主义者。”她叹了口气。波莉沉默不语。“哦对了，他说了什么？都告诉我。”“他说你是个非常出色的文学经纪人。我记得他用了‘一流’这个词。”莉比大失所望。“他肯定还说了别的吧。他觉得我迷人吗？他一定这么觉得，否则他不会来参加我的聚会。我想自己对他招待不周。他提到这一点了吗？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尼尔斯身上，你知道吧，那个男爵。”她又叹了口气。“他昨晚向我求婚了。”“哇，莉比，”波莉大笑着说，“你不能嫁给奥尔特曼滑雪俱乐部的一个跳台滑雪运动员吧！但愿你拒绝他了。”莉比点点头。“他勃然大怒，几乎失控。如果我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你能保证不跟别人说吗？”“我保证。”“我拒绝他之后，他竟然想要强暴我！我新买的本德尔长裙被撕成一条条的——你很喜欢那条裙子对不对？而且我浑身都是伤痕。给你看看。”她解开上衣扣子。“太可怕了！”波莉看着莉比瘦弱的前胸和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淤伤说道。莉比重新系上扣子。“当然，他后来道了歉，而且后悔莫及。”“可你是怎么让他停下来的？”波莉说。“我告诉他我还是处女，于是他立刻恢复了理智。毕竟，他是个正人君子。只是作风太像维京海盗了！你跟忧郁的格斯一起出去算你走运。我猜他根本都没想要吻你吧？”“没有，”波莉说，“他每讲两句话就叫我一声‘安德鲁斯小姐’。”她微笑着说。“可怜的家伙。”她又补了一句。“可怜的家伙！”莉比高叫，“他有什么可怜的？”“他很孤独，”波莉说，“他约我跟他一起吃晚餐的时候说的。他是个善良、稳重的男人，想念他的妻子和孩子。我觉得他像个鳏夫。”莉比的眼珠都要翻到天花板上了。
波莉说的都是事实。一开始，她确实是因为可怜格斯。而晚餐期间他一直称呼她为“安德鲁斯小姐”也让她觉得很有趣——好像隔在他们两人之间的不是餐桌，而是办公桌。她曾经想象过，那张办公桌是他的一部分，像是多出来的一只手臂或者扶壁。他有一种特殊的办公腔调，很审慎，而且他经常向后仰靠在椅背上的习惯也让她立刻联想到他在办公室里的样子。他把莉比在他办公室晕倒在地的事情当成他自己的笑话讲给了波莉。“我以为那个姑娘是饿晕的，安德鲁斯小姐，我对天发誓。”他愁眉苦脸地看着波莉，波莉忍不住大笑起来。“你什么时候才发现不是那样的？”她终于问道。“好一阵子之后。实际上，是她的老板告诉我的。看上去，麦考斯兰家在皮茨菲尔德还挺有影响力的。这是真的吗？”“是的，”波莉说，“他们家开了一座大工厂，我也是因此才知道莉比的。我家住在斯托克布里奇。”“也是开工厂的？”波莉摇了摇头。“我父亲是建筑师，但是除了他的人脉，他什么都没建起来。他一直都靠投资生活，直到股市崩盘。”“那现在呢？”“我母亲有一点微薄的收入，我们家有个农场，我们一起经营。他们一起经营。”她纠正了自己的用词。“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安德鲁斯小姐？”“我在医院当技师。”“这工作一定非常有趣，而且有成就感。你在哪家医院工作？”诸如此类的对话。波莉觉得，确实跟招聘面试一模一样。格斯的这种办公风格给莉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深深触动了波莉的内心。她有时候觉得自己爱上的是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还有一小撮毛茸茸的八字胡。
不过，爱上了一张办公桌，却得到了一张治疗椅，这种感觉让人胆寒。她现在经常尝试着想象他躺在心理医生的躺椅上的画面，却总是失败。他会抽着烟斗，双臂交叉枕在脑后吗？还是像有时候在床上那样，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然后把烟灰掸在胸前的烟灰缸里？他会用什么样的声音呢？——是类似转椅转动时那种吱吱呀呀的办公声音，还是更柔软、更明快的声音，能够与他男孩般的笑容、纤细的脚踝、柔软泛红的嘴唇，还有他为了表达热烈的感情而像只小兔子一样、天真地朝她皱起鼻头时的样子相匹配？
他第一次告诉她心理医生的事情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的眼中也含着泪。他当时已经下了床，穿着波莉的一件日式睡衣，那是朱莉娅姑妈去东方旅行时带回来的纪念品，他穿上后长度刚刚到膝盖。他紧张地点燃一根香烟，坐进她的扶手椅中。“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波莉从床上坐起来，双手下意识地拽过被子围住自己，仿佛有第三个人突然闯进了房间一样。“为什么？”她问，“天哪，格斯，为什么呢？”她发出的声音如哀号一般。他并没有告诉她为什么，虽然他似乎觉得已经说了。他跟她说的是自己开始去看心理医生的缘由。
那完全是他妻子的主意。因为她一直跟一个党内组织者“出双入对”，格斯离开了她搬到外面，之后，埃丝特——这是她的名字——又下定决心要回到格斯身边。她尝试了所有老套的方法——哭泣、威胁、承诺，但是都没能动摇格斯的决心，让他回家。然后有一天，她到他办公室找他，头脑冷静了很多，并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建议，她说他们两人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看看他们的婚姻是否还有挽回的可能。对格斯来说，经受了那么多闹剧之后，这看上去是个合理的提议，而且最主要的是，妻子态度的转变让他很吃惊。她指出，精神分析能够帮助她更好地和孩子们相处。她的同事里有不少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去看的心理医生，而且校长也强烈推荐所有教员都去接受精神分析。这或许也能帮助格斯，让他更好地跟作者们相处，更好地处理他们的困境和难题。精神分析结束后，即便两人最终还是决定离婚，至少他们在专业层面上也能有很多收获。格斯告诉她自己会考虑一下，不过其实在她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就已经拿定主意要去试一试了。他同样希望能挽回他的婚姻，为了小格斯，而他绝望的原因是他认为他和埃丝特都不可能被改变。如果不是因为绝望，他或许早就搬回家去了，因为他很想念埃丝特，而且他生命中也没有其他女人。通过分析获得“领悟”——埃丝特很喜欢“领悟”这个词——这一点也很吸引他，波莉能看得出来。他感激马克思主义给他带来的领悟，并且非常急切地想为自己增添一种新的思维工具。
这些波莉都能理解。但她无法理解的是，如今他生命中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既然现在他对于跟埃丝特离婚一事已经不再犹豫，那他为什么不停止治疗？是因为他做出过承诺要坚持到底吗？可如果确实是那样，那么在波莉看来，这就意味着精神分析仍然有可能让格斯回到埃丝特身边，破镜重圆，像被送去修理的物品一样。又或者，她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他继续去接受治疗只是出于惯性而已？或者医生发现他有严重的问题，就好像你本来只是去补个牙，结果牙医发现你口腔里有一个巨大的脓疮一样？
格斯坦白这件事的那天晚上也问过她是否介意。“当然不会。”她回答，意思是她还是会一如往常地爱他。但实际上，她发现自己是介意的。格斯每天“刚刚做完心理治疗”就来和她见面，这让她感觉非常不舒服。她希望他能把那“一小时”安排到上午，比如上班前或者午饭前。现在这样，她总免不了琢磨他跟心理医生聊了些什么，有没有聊她，有的话就太可怕了，或者有没有聊埃丝特，那同样也很可怕。她希望他们聊的是他的童年，如果只是聊童年的话，她倒觉得没什么。奇怪的是，每次他结束精神分析治疗过来的时候，似乎从没有烦躁或者难过的情绪，他总是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好像刚才去的是理发店一样。倒是某几个周五，他因为要旁听图书杂志同业公会的会议而不得不取消心理治疗的时候，反而会兴奋得多。波莉觉得，如果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花上一小时去挖掘自己的潜意识，脑子里一定会一片混沌。
或者其实是挖掘她的意识。格斯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不能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这是另一条规定），不过波莉利用午餐时间去医疗中心图书馆的心理学藏书区读过一些相关资料。虽然医院里的心理学家都强烈反对精神分析，但至少他们还有一些弗洛伊德的书籍，也有一些他的追随者。她试图——她觉得自己的尝试是偷偷摸摸的——搞清楚格斯可能患上了哪种神经症或者精神神经机能病。但他的症状与歇斯底里、焦虑性歇斯底里、强迫性神经症、焦虑性神经症、性格神经症的症状描述都不相符。他的情况最像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具体表现为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准时且可靠，可她也注意到，强迫性神经症的其他症状在他身上都没有，比如走在街上时每一步都要踩到砖缝上，或者每一步都不能踩到砖缝上。另一方面，焦虑症患者一般都有选择困难的问题，确实，格斯在参军去西班牙打仗以及离开他的妻子这两件事上都犹豫不决。可是书上说一个真正的焦虑症患者是那种上班要坐哪条地铁线都无法决定的人，而格斯永远是坐公交车。此外，所有神经症患者在性生活方面都会遇到一定的困扰。波莉虽然无从比较，但是至少在她看来，格斯的性生活完全没有受影响。他总是渴望做爱，而且似乎有很多实践经验，因为他极其胸有成竹，又怀着极大的温柔引导波莉应该怎么做，好像在教小孩放风筝、抽陀螺或者扣扣子——他显然是个好父亲。波莉觉得，跟他做爱是一种幸福。
波莉看的资料越多就越相信，格斯唯一的问题就是每周花二十五美元去接受那位精神分析师的治疗。而且她也问过自己，这种行为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疾病，一种疑病症，以及你是否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才能治好它。
可是，虽然她无法把亲爱的格斯当作油漆样品或者材料样本那样与记录在案的任何一种神经症相匹配，她却懊恼地发现自己反而和那些症状吻合。她似乎正在遭受着所有那些病症的折磨。她有强迫性行为、偏执、表达欲强烈、吹毛求疵、歇斯底里和焦虑。她的性生活现在虽然没有困扰，但过去确实有过。她每周日晚上的洗衣仪式便能透露出一种负罪感，她通过熨烫和缝补衣物来抚慰心中的焦虑。她窗台上摆放的植物是她无法拥有的孩子。她执迷于计数。她收集纽扣、胸衣别针、线绳、鹅卵石、帽针、软木塞、丝带，她还剪报。她列出各种清单，包括这张，并且逐渐开始对喝酒上瘾。这幅充满警示的图景让她觉得有趣且迷人，这本身就是个噩兆，说明她正在与自身分离，从“无法忍受”的现实中逃入一种幻想和故事中。弗洛伊德会说，安德鲁斯全家都生活在一个神话的世界中。
玩笑归玩笑——有些时候，她虽然不情愿，也只能先把玩笑的态度放下——波莉意识到了自己正处于可悲的状态中，无论临床医学上称之为什么。她知道自己在周日的晚间非常不快乐。这不是第一次了。爱情再次让她陷入这种境地。爱情对她没有好处。世界上肯定有一种人对爱情过敏，她就是其中之一。爱情不仅对她没有好处，还让她变糟了，爱情给她下了毒。她认识格斯之前，不仅远比现在快乐得多，还善良得多。和格斯相爱把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人，一个她自己都痛恨的人。
每到周日，这个人就会冒出头来，像疖子化脓一样，因为周日是格斯去看望小格斯和妻子的日子。她完全明白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不像她读到的那些病人，连二加二等于几都不知道。她在吃醋。除此之外，她还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说实话，她不赞成有了孩子之后离婚。除非父母在孩子面前已经大打出手，或者其中一方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看看她的母亲承受了多少来自父亲的折磨就知道了。可是他们仍然在一起。埃丝特出轨成性，听起来不像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但格斯还是足够爱她，跟她生了孩子。如果波莉不是那个“另外的女人”，她会建议格斯回到她身边。至少可以先试一试。不，这样听上去很含糊。永远回到她身边吧。
一想到“永远”这个词，波莉就感到不寒而栗。她用一条干毛巾裹住湿漉漉的头发，开始补袜子上脚趾处的一个破洞。并不是她要求格斯娶她，实际上正相反。可那也不是借口。她觉得自己表现得像是《圣经》中的该隐，假装离婚是格斯自己的事情，跟她完全没有关系。她不是格斯的看护人。可她又是。她告诉自己，除了埃丝特本人，没有人的脑子里冒出过格斯应该回到埃丝特身边的想法。但那不是事实。波莉想过。这个念头并不是突然之间就有的，而是逐渐产生的。平时她会忘记，但是到了周日，格斯不在的时候，这个念头就会慢慢地潜回她的脑中，仿佛她一旦接受了，就再也无法把它驱除一样。在这一点上，这个念头和诱惑一模一样。她很渴望能够把这些都告诉格斯，但她怕他笑话她，或者说也怕他不会笑话她。这个念头就是她周日的秘密。而良心的私语（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非但没有给她指出一条明路，反而让她更加嫉妒了——她差一点就要冒出杀死小格斯的念头了。每当此时，总会有什么东西阻挡住她，于是她杀死了埃丝特，并且从此和小格斯以及他的父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波莉放下球形织补架。她走到窗前，摸了摸长袖衬衫，看看是不是已经干到可以熨烫的程度。可以了。她把衬衫包在毛巾里，把头发盘起来，用两个巨大的发卡固定好。她告诉自己，如果熨了衣服，格斯就会打电话来跟她说晚安，他有时候会这样做。她开始感觉这通电话是她应得的奖励，因为如果她只是拖了地，却没有熨衣服或者补衣袜，那么他就会像料到了一样，一般都不会打电话过来。
她发现了一个让人难过的小规律：当你需要男人的时候，他们从不会打电话过来，他们只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如果你真的在全神贯注地熨衣服或者整理抽屉到了完全不想被打扰的地步，那么电话肯定会在那一刻响起。你必须认真，你必须完全忘掉他，享受你自己的生活，这样规律才会奏效。换句话说，当你明白即使无法如愿也没关系的时候，你才会得偿所愿。这就意味着如果波莉的推论正确，你永远不会得偿所愿。实际上，每隔一个周日，波莉都会快乐地发现，如果必要的话，没有格斯的陪伴她也能过日子。抱着一堆刚刚熨烫过，余温尚存的衣物爬上楼梯时，她会感到相当快乐和满足，甚至会觉得结婚可能剥夺这种美好。她也很想知道，住在一个街区之外的格斯在厨房里来回踱步，抽着烟斗，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说真的，他们这两个人，一个单身汉，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是否在欺骗自己、欺骗对方，以掩饰想和对方性爱的焦灼渴望呢？
但今晚是另一个周日。今晚她需要他，所以他很可能不会打电话来。已经很晚了，整栋房子一片静寂。她考虑过要不要去敲施奈德先生的房门，请他陪自己到厨房里熨衣服。虽然她暂时驱散了心头的可怕想法，但是一想到地下室里孤零零的厨房，还要搬动沉重的熨衣板，她又感到无尽的厌烦。离开自己房间四壁的保护，她害怕一个人待在那个环境里胡思乱想。
但是，如果她找来了施奈德先生，那他肯定会开始跟她谈论政治，而她感觉这样做是对格斯不忠的表现。他们如果不谈莫斯科审判，也一定会谈到西班牙的战争。施奈德先生迷上了一个被叫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组织，他还支持无政府主义者，而在格斯看来，这两种势力都在破坏战争。可是，按照施奈德先生的说法，是俄罗斯的人民委员破坏了革命，使得他们在战争中败给了佛朗哥。施奈德先生说，共产党在谋杀无政府主义者和统一工人党员，格斯否认这种说法，并且说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是因为那两种人都是叛徒，所以完全是罪有应得。波莉能够明白，作为一个注重实干的人，格斯为什么会从逻辑上支持俄国人，因为只有俄国人在向西班牙提供援助，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在直觉上悄悄偏向施奈德先生的观点。此外，施奈德先生也比她更善辩，她只会重复格斯跟她说过的部分话，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次她让施奈德先生开始辩论时，格斯的观点都会因为她这个传话筒的能力不足而越发站不住脚。格斯觉得，让施奈德先生“发泄”一下无伤大雅，但是波莉觉得能够回避这种剑拔弩张的场面才是更明智的做法，因为事实上，她并不太喜欢听施奈德先生滔滔不绝。听到当事人不希望她这种人听的内容，感觉像是在偷听。先听格斯再听施奈德先生描述同样的一系列事件，就像是通过立体投影仪去观看西班牙内战——从两个方面去看，你可以得到一种维度感。这是她听下去的理由，而且她认为，如果施奈德先生这样的人能够让罗斯福听到他们的见解，或许能够说服总统解除禁运，因为如果美国能够向战场输送武器，那么俄罗斯人就不再完全掌握控制权。但实际上她对西班牙内战的细节并不像对格斯那么有兴趣，而且施奈德先生无意中给了她另一个视角去看待格斯。在这个视角下，格斯显得非常容易被骗——施奈德先生总喜欢说他是“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们的傀儡”。但就算格斯是个傀儡，她也不应该想要知道。
然而，想要知道的心情又在折磨着她。她认为这都是精神分析师的过错。是那个精神分析师把格斯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男人，至少对她如此，而且她怀疑，对格斯自己也一样。一想到另一个格斯每天下午五点钟像土拨鼠一样准时出现，她便日渐恐惧。一开始她介意那个精神分析师，是因为他是他们结婚的阻碍；现在她痛恨那个人，是因为格斯去找他的时间越久，她就越想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都说了些什么。她确信格斯跟医生说了一些没告诉她的事情。或许他跟医生说了他已经没有那么急切地想跟她结婚，或者他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埃丝特——她哪里会知道？又或者那个医生告诉格斯，他以为自己爱的是波莉·安德鲁斯，但是他的梦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内心没有“矛盾”，他绝对不会一直去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但那个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不过，最重要的是，她痛恨那个医生，是因为他让她看到了自身令人厌恶的一面。如果格斯有另外一面，那么波莉也有。不仅是一个沉浸在杀人幻想中的吃醋的波莉，还是一个疑神疑鬼、暗中窥探的波莉。最糟糕的就是那种想要知道的渴望。当她在想象中杀死埃丝特的时候倒没有觉得特别不安，因为真正的波莉是绝对不会杀死埃丝特的，哪怕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像是使用宇宙射线或者按一个按钮。但是真正的波莉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穿上隐身斗篷出现在比瑞尔医生的办公室里。她为什么非要知道呢？女性的好奇心。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潘多拉的魔盒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蓝胡子的壁橱。然而，潘多拉的魔盒里至少装着真正的麻烦，也就是那些带翅膀的小生物，被她释放到了人间，而蓝胡子的壁橱里则装满了血淋淋的尸体——这些神话的寓意是，保持无知是最好的出路。波莉并不认同这种寓意，所有从事科学的人都不赞同。让她恐惧的是，另一则寓言更符合她的状况——丘比特和普赛克的故事。满怀着纯洁的信任感躺在心理医生的躺椅上的格斯就是沉睡的丘比特，而她是手持蜡烛的普赛克，明知道不应该却还是忍不住偷偷瞟向他的脸。普赛克以为会看到什么呢——一个丑陋的魔鬼？结果她看到了一个英俊的神。可是，她的好奇心像是滚烫的蜡油，灼伤了他的面庞，他醒过来，悲伤地逃跑了。那个故事的寓意是，爱情是一份你不该怀疑的礼物，因为它是上天赐予的。让波莉感到悲哀的是，她所做的就像是在寻找一件无价之宝的价格标签。她将要遭到的惩罚是，爱情会离她而去。但她停不下来，那就是思想之罪孽的问题所在。一旦普赛克心中产生了想要一窥丘比特真容的渴望，她就完蛋了，可怜的姑娘。在他每晚到来的间隙，她都忍不住怀疑和猜测——他会在每天忙完之后来，就和格斯一样。波莉觉得，站在普赛克的角度，拿起一支蜡烛去一探究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站在她的角度，她希望自己能够说出“在我和心理医生之间做一个选择”这样的话。但她做不到。她心太软，太逆来顺受了。此外，她一直在盼望精神分析快点结束。不过最近她很偶然地听说了一些故事，让她产生了新的想法。凯·彼得森认识的一个女人接受了八年的精神分析。唉，照这个标准来看，等到婚礼钟声敲响时，波莉已经老到无法生育，而格斯应该要靠家庭救济生活了。波莉能看到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格斯的积蓄应该撑不了太久，因为精神分析的费用显然是不能赊欠的。电话公司和爱迪生电力公司联合起来也不如那些心理医生更坏。
想到这里，波莉的心情好了许多，她轻轻地下楼来到厨房，把熨斗板架了起来。施奈德先生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拉小提琴。楼梯口的电话响起时，她正熨着第三件上衣。是格斯。他想知道今晚能不能来跟她见一面。波莉拔掉熨斗的插头，匆匆回房间去涂脂抹粉。她还没来得及把头发整理好，门铃就响了。他吻了她，两个人一起上了楼。
“这儿像个洗衣房，”他进屋时说道，“你洗头了。”他靠近她，闻了闻，在她头顶吻了一下。“真好闻，”他说，“洗发水不错。”“洋甘菊洗发水。”波莉说。她给两个人各倒了一杯纽约州的雪莉酒。他环视她的房间。这是他第一次在周日晚上到她这儿来。她等待着，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来。他没有脱下身上的粗花呢外套，而是端着酒杯走到房间临街的窗前，漫不经心地往外看了看，然后拉上了百叶窗。
“我今天晚上跟埃丝特谈了一下。”“哦？”“我们聊了聊我的精神分析。”“哦？”第二个“哦？”语气更谨慎。他是想要来告诉她，他和埃丝特决定终止精神分析了吗？“她问我进展得怎么样。她的很不错。她梦见自己出席了分析师的葬礼。‘你是在暗示我，’她的分析师说，‘我们的分析可以告一段落了。’她下周再去最后一次。”“太好了！”波莉欢快地说。格斯咳嗽了几声。“我自己的消息就没那么好了，波莉。我不得不告诉她，我被堵住了。”他伸手抚弄着波莉从一颗种子培育出来的牛油果苗。“哦，”波莉说，“堵住了？”他点点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做梦，”他红着脸说，“很滑稽，但我不再做梦了。完全不做了。”“这很严重吗？”“很严重。”格斯说。“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从来不做梦。我记得大学里有个女生曾经花钱让我每天早上大喊‘着火啦’把她叫醒，好让她能做梦，因为她需要完成一篇关于弗洛伊德的论文。那是学生自助计划的一部分。”她微笑着说。格斯皱起了眉头。“问题在于，波莉，如果我不做梦，我跟比瑞尔就无话可说。”“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真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沮丧地把雪莉酒一饮而尽。“每天都是一样的。我走进诊室。‘下午好，医生。’然后我在躺椅上躺下。‘做梦了吗？’比瑞尔拿起笔记本问。‘没有。’他又把笔记本放下。沉默。五十分钟过去之后，他告诉我治疗结束了。我把五美元给他。‘再见医生。’然后我就离开了。”
“每一天？”波莉大喊道。“差不多。”“可是你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比如天气，或者你看过的一部电影。你不能躺在那儿不出声啊！”“可我就是那样。那里不是社交场合，宝贝。你需要从你的潜意识中挖掘出一些东西。如果我没做梦，就等于没有引子去继续后面的谈话，我就会卡在那里。我不能在真空的状态下开始自由联想，所以我只能躺在那儿。上周有一次我还睡着了。那天工作很不顺。他只好拍我的肩膀把我叫醒，告诉我时间到了。”
“但是你可以从任何事情开始自由联想，”波莉说，“比如‘火’这个词，它会让你想到什么？”“水。”“那么水又让你想到什么？”“火。”她忍不住大笑起来。“我的天啊，真要命。”“你明白了吧？”他阴沉沉地说，“这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被堵住了。”“你有没有试过聊一聊自己无话可说这件事？”“比瑞尔也是这样建议的。‘你觉得你不想说话的原因是什么？’他问过我。‘我不知道。’我回答。于是谈话就结束了。”他苦笑了一下，“我从来就不喜欢跟一个没有回应，只会坐在你后面沉思的人说话。”
“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大概一个月吧。可能更久，断断续续的。”波莉笑了起来。“你可不知道我都胡思乱想了些什么！”“关于我的分析吗？”她点点头。“我从没想过告诉你。我害怕你会谈论我。”“我为什么要谈论你？”“呃，我是说，性的方面……”波莉说。“你这个傻瓜，”格斯温柔地说，“病人从不谈论真实的性生活。他只谈论性幻想，如果有的话。我从小就没有任何性幻想。”他在房间里踱步，“波莉，你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吗？我对自己没有兴趣。”“可是格斯，”她温和地说，“我觉得那才令人羡慕。现在不是人人都追求忘掉自我吗？”她刚要说“看看那些圣人”，又立即改成了“你看看列宁，他会时刻想到自己吗？”。“他想到的是大众，”格斯回答，“但说实话，我也不太会想到大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那你想到了什么？”她好奇地问。“销售会议，护封，书店报告，经纪人，还有我要到美国作家联盟演讲的内容。”他郁闷地说。
“我觉得你的医生不该收钱，”她充满正义感地说道，“那是有悖职业道德的。”格斯摇了摇头。“按照他的说法，一切都是有好处的。当我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退出治疗，停止浪费他的时间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大部分病人通过谈话来表达他们的抗拒，我则是通过沉默来表达。但他说我的沉默是有价值的。这表示治疗在起作用，我在不断努力。”
波莉失去了耐心。格斯这副沮丧又卑微的样子让她生气。她问出了那个她已经决心永远不问的问题。“告诉我，”她尽量用随意的语气说，“你在因为什么接受治疗？你得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它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他听起来很惊讶。“是的，”波莉接着问，“‘强迫性神经症’又或者是‘焦虑性神经症’？”格斯挠着头。“他从没说过。”“从没说过？”“没有。我估计有可能是因为告诉病人病况是违反规定的吧。”“但你不好奇吗？”“不好奇。而且，病名也说明不了什么吧？”波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身上起了疹子去看医生，”她说，“你不认为自己有权知道他认为你得了麻疹还是痱子吗？”“那不一样。”波莉又换了一种说法。“那么你的症状是什么？如果我来给你写病历，我应该写些什么？病人自诉……”格斯似乎突然被激怒了。“别再琢磨医院的事情了，波莉。我跟你说过了，我去医院，是因为我和埃丝特说好了，因为我们的婚姻破裂了，是我的嫉妒造成的。埃丝特想要一种自由的关系，但我无法接受。”
波莉突然感到一阵惊慌。“哦，”她说，“可那不是很正常吗？”他眉头紧锁。“只有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是，波莉。你应该明白的，不是吗，我身上的矛盾，我生在福尔里弗，但我的理想在联合广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有这种矛盾吧？我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或许不仅限于联合广场。”她犹豫着说，“要是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呢，格斯？要是你就是个正常人呢？”“如果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我就不会被堵住了，是不是？”他疲倦地坐下。波莉触摸着他的肩膀。“埃丝特是怎么说的？”他闭上了眼睛。“她说我是在刻意阻挠精神分析。因为你。”“所以她知道我的存在。”“雅各比告诉她的。”是那个图书装帧设计师。格斯睁开了眼睛。“埃丝特觉得，如果我暂时不再跟你见面，我堵住的地方就会通畅了。”
波莉浑身僵硬。她的第一反应是大笑，但她没有，只是小心地望着格斯，等待着。“埃丝特觉得，”他红着脸继续说道，“我是在故意破坏精神分析，不让自己好转。因为我身上软弱的那一面想要逃避，想要从你这里找到支持与庇护。你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把你当成了护士。如果我好了，我就得离开我的护士。”他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她，“对此你是怎么想的？”“我想，”波莉语带紧张地说，“埃丝特没有行医执照，所以不该为你诊断治疗。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难道不该由比瑞尔医生告诉你才对吗？建议你暂时不要跟我见面的人应该是他。”
“他不能说，波莉。他是我的分析师。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不能对我生活中的决定提出任何建议。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只能听。”“至少，”波莉说，“这件事能让你下次去治疗时有个话题。”“这么说就是在挖苦我了，”格斯说，“至于如此对待我吗，波莉？”他皱起鼻子恳求道，“我爱你。”“但你已经决定了，是不是？”她不为所动，“你会按照埃丝特的建议去做，所以你今晚才会来找我。”“我想在明天见到比瑞尔之前先跟你谈谈，但我明天中午约了一个作者吃饭。我还没做出任何决定。这件事需要我们一起做决定。”波莉双臂交叉，盯着格斯。“该死，”格斯说，“我并非想说我相信埃丝特说的。但我愿意试试，就当做个试验吧。毕竟，她非常了解我。而且她很有头脑。如果我们都同意一周不见面，而我的难题又得到了解决，那就能说明些问题。但如果我还是堵着，那就能证明她是错的，是不是？”他热切地笑着。“她确实非常了解你。”波莉说。
“哎呀！”他说，“这可不像你，波莉。你的话听起来很滑头，跟别的女人似的。”“我就是别的女人中的一个。”“不，”他摇摇头，“你不是。你就像小说里的女孩。”他环视着她的房间，“你在我眼里一直都像个小说里或者童话里的女孩——一头美丽的长发，住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周围都是善良的小矮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房客们的这种出于好意的比喻让她崩溃了。泪水从她的双眼中涌出，她从没想过他会喜欢那两个“小矮人”。“所以你才会让我离开，”她说，“因为我是童话里的人物。我并不真实。”她擦干眼泪，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雪莉酒。
“什么！”他说，“我没有要让你离开啊。这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长远的考虑。请你理解，波莉。我既然答应了埃丝特完成这件事，她就会监督我履行承诺。如果我不把精神分析做完，就没法离婚。”“我们可以等，”她说，“你可以停止精神分析，我们可以等。先同居。你可以搬到这儿来，或者我们再找一个住处。”“我不能那样对你，”他毅然决然地说，“你不应该在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中跟我同居。这种生活对你造成的伤害会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是冠冕堂皇的话吗？”“不，是发自内心的，像花岗岩一样实在。”她泪眼汪汪地笑了。“所以你是理解的，”他说，“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
波莉转动着手中闪着点点金光的酒杯沉思着。“我料到了。我一定是疯了，但是我确实料到了。而且我还料到了其他事情。你会回到埃丝特身边。你认为你不会，但你会的。”他大惊失色。“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波莉摆了摆手。“小格斯、党、精神分析师。其实你从未真正离开她。要想离开她，你就只能改变你的生活。但你改变不了。你的生活已经跟你融为一体，像是嵌入墙里的家具。你的工作也是。你的作者们。雅各比。我一直都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结婚，”她伤心地补充说，“我不属于那套嵌入式家具。我是个小摆设。”
“你是在谴责我吗，波莉？”格斯说。“不是。”“你觉得在哪些事情上我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呢？”“没有。”“你说实话。”“只是一件很蠢的事，”她犹豫着，“跟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在莫斯科审判这件事上你应该听施奈德先生的。”“我的天啊！”格斯说。“我跟你说了，不过是件愚蠢的小事，”她说，“不是，格斯，你听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回到埃丝特身边去。至少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的。”她猜测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她希望他能够有所不同。无论是更好还是更坏都可以。几分钟之前，她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事实：格斯是个普通人。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她，仿佛自己在她眼前是一丝不挂的。与此同时，她惊讶地发现，他还穿着外套，像是一个来谈公事的人。“我实在是太难了，波莉，”他脱口而出，“那些周日。你不了解。每次我把孩子送回去，他都会问我：‘今天你会留下来吗，爸爸？’”“我知道。”“还有雅各比的画板和他带回家的各种女人。我并不是说他不正派。”波莉过了一阵才明白过来，格斯把她的话当真了：他打算回家。只要他能体面地回去。而且他感到开心和感激，仿佛是她“放走”了他。这根本不是她的本意，她的意思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他最终还是会回家。“我曾经那么爱你，”他说，“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叹道，“‘人人都杀死心爱之人’，我想是这样的。”“我会没事的。”她轻声道。“哦，这我知道，”他大声说，“你坚强又智慧——我配不上你。”他转过头，再次打量这个房间，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就像卑贱的印第安人扔掉了一颗比他整个部落都更贵重的珍珠。’”他在她的颈边喃喃道。波莉觉得很尴尬。他们听到施奈德先生又开始拉小提琴了。格斯吻了她，然后轻轻地抽身，伸手揽住她的双肩，跟她保持一臂的距离。“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临近周末的时候，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如果你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她意识到，他这是不打算跟她做爱就离开了。
这就意味着，今天早晨是他们最后一次做爱。但那次其实不算：今天早晨他们都不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他关上门离开之后，她仍然不敢相信。“不可能就这样结束。”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握紧拳头抵住嘴唇，以防自己大喊出来。他没有跟她做爱这个事实成为他还会再来的证据，他会记得，他会回来的，像一个忘记了某个重要庆祝仪式的人，一个不辞而别的人。当教堂敲响一点的钟声时，她明白他不会来了，他不会这么晚来按门铃打扰整栋房子的人。但她还在等，或许他会朝她的窗玻璃扔石头。她脱掉衣服，换上睡衣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直到早晨，她只睡了一小时。然后她照常去上班，而她的痛苦也仿佛打卡一样，直到下午五点才袭来。
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她的脑子里开始自动列出一份购物清单——面包、牛奶、生菜，然后又猛地停住了。她不能只买自己的食物。但如果她不买，那就说明她已经知道格斯今晚不会来了。可她并不知道，她拒绝知道。知道就意味着让命运看到她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如果她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她连一分钟都活不下去。但是如果她买了两人份的食物，就等于在告诉命运，她期待着他的到来。可是如果她有了这样的期待，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再来。他只会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到来。又或者他只有在她有所准备时才来？像那些聪明童女一样把灯烛装饰好？基督教会告诉她买两个人的食物，但是异教徒会说：“别冒险。”
下了公交车后，她站在a&p超市门口，任由其他来购物的人从她身边匆匆而过，她的脚好像被粘在了地上，寸步难移。仿佛此刻的决定——去购物还是不去——会影响她的整个未来。所以她没法决定。她往马路边走了几步，又犹豫着转回身去。她看到了橱窗上的每周特价广告，超市这周有特价牛尾，格斯喜欢牛尾汤。如果她今晚做了牛尾汤，明天就可以喝了。但是如果他再也不来了怎么办？她做的汤怎么办？牛尾汤配雪莉酒。她有雪莉酒。如果她退而求其次买些鸡蛋呢？如果他没来，鸡蛋还可以用来做早餐。一想到“早餐”，她突然轻轻发出一声惊呼，她已经把昨晚的事情都忘了。她又看了一遍特价广告。
她突然觉得，这种犹豫不决的恐慌似曾相识，仿佛她不久之前就经历过，然后她想起来了。是她在医院图书馆里读到的那些案例——那些无法决定晚餐买什么或者坐哪条地铁线路上班的焦虑症病人。所以，这才是所谓的神经质。神经质就是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唯恐自己做错决定的恐惧中。“唉，可怜的人啊！”她大声感叹着。她自身承受的这份痛苦转变成了一种对他人的怜悯，这种折磨她刚刚经历了几分钟就已经受不了了，而那些人一直在为其所累。一个乞丐朝她走来，她的心又软了。她想把自己原本打算到超市购物的钱给他，但她又想起格斯并不赞成给乞丐钱，他说慈善事业帮助延续了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她违背格斯的意愿，那么他今晚肯定不会来。她的思想还在摇摆不定，而那个乞丐已经蹒跚着继续走向远处了。他已经帮她做了决定。但这个想法促使她有所行动。她跑着追上去，打开钱包，把一张两美元的钞票塞进乞丐的手里。然后，她慢慢地走回家。她在一时的冲动之下，随意地把钱给了出去，这并不是一种交易，而且她也不指望能有任何回报。
门下面有一封信，是给她的。她把信捡起来，却不敢看，因为她知道肯定是格斯写来的。她脱掉大衣并将其挂好，洗了手，浇了花，点起一根烟。然后，她颤抖着把信封撕开。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是一封手写的短信。她并没有直接看信，而是把它放在桌上，用余光扫过去，仿佛那样的话就能在不读信的情况下知道信里说了什么。信是她父亲写来的。
亲爱的波莉：
我和你母亲决定离婚了。如果你觉得可以，我想到纽约和你同住。前提是，你不会有其他不方便的地方。我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你买菜做饭。我们可以一起找一套小公寓。你母亲会继续管理农场。我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你顺从的仆人和爱你的父亲
亨利·l.k.安德鲁斯
* * *
[1]美国的一座城市，因1908年推出简单快捷的“无责任离婚”法案而一度成为美国的“离婚之都”。
[2]指西班牙内战英雄埃尔·坎佩西诺。
[3]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左派赴西班牙参战的组织。
[4]即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时期起事失败的英国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