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惠州之役，起事于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而筹划则开始于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命令陈少白回港创办《中国日报》之时。（陈少白的五年放逐令刚刚期满。）

《中国日报》在己亥年十二月出版。社址设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十月间，毕永年已经邀约了两湖的哥老会首领，金龙山的山主杨鸿钧，腾龙山的山主李云彪、辜天佑、李堃、张尧卿等七人来到香港，会同三合会的首领黄福等二人，与代表兴中会的陈少白等三人，合组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公推这时候也在香港的宫崎寅藏把刻好的总会长印章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的总办一席，孙中山原已于乙未广州之役发动的前夕，让给了杨衢云。事败以后，杨衢云经由西贡、新加坡、印度某地，去了南非，成立了几个分会。丙申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冬天，杨衢云来日本，与孙中山会面，承认自己不该于九月初十把人员与枪械送上轮船，不该仓猝离开香港等等。孙中山对他完全原谅。他就留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到了己亥年秋冬之交，他辞了兴中会总办之职，请孙中山继任。不久，便回香港，与陈少白、谢缵泰共同筹划再度起义，甚为努力。

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历充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招商局驻港总书记，新沙室洋行副经理。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与杨衢云在皇仁书院同学，成为好友。两人在壬辰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便已集合周超岳等十几人买了不少书报，组织成一个“辅仁文社”，设在百子里一号二楼。两年以后，该社社友全体加入了香港兴中会。

谢缵泰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仍旧留在香港，因此在戊戌政变以前便与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相识，劝康氏兄弟与孙中山合作，未成。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陈少白从日本回港，谢缵泰和他恢复了香港兴中会的活动，吸收了新会员李纪堂、史坚如、黄福、黄耀庭、邓子如等一百多人。

邓荫南在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毁家救国，卖了家产，把卖得的一万数千元完全捐出，随同孙中山来港，进行广州的起义。事败以后，住在澳门。到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夏天，听说广西有一位游勇李立亭起兵反清，便偕同“四大寇”之一的尢列与檀香山回来的宋居仁，同去广西找李立亭，走到藤县之时，李立亭已经兵败身逃，邓只得和尢、宋二人折回香港，在己亥年陈少白归来之时，也积极参加了重振香港兴中会，筹备再度起义的工作。

作为一个插曲的是：谢缵泰与兴中会另一会友徐喜亭在庚子年春天救出关在澳门监狱的经元善。经元善原为上海电报局局长，曾经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领衔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太子，企图废掉光绪，事后逃到澳门，被禁。谢徐二人与经元善素昧平生，却辗转托了英国香港总督，向葡国澳门总督说项，获准。

邓荫南不顾生命危险，和史坚如去广州，重组兴中会广州分会，设机关于荣华东街，抚署后楼房，及水上的一艘紫洞艇。所吸收的新同志计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等等，数十人。

尢列于广西之行以后，在庚子年去长江一带联络会党。他是否与宫崎寅藏及史坚如同去的，待考。似乎颇有可能。因为，宫崎与史二人均与会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会党素无渊源。真正有密切关系的，是毕永年，然而和毕永年同去的，是平山周，不是宫崎与史二人。（其后毕带了长江会党领袖来香港，与三合会、兴中会合组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尢列亦并未与毕同来。尢列大概是留在上海，等到惠州之役失败以后才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同住在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

在“四大寇”之中，仅仅杨鹤龄一人于乙未广州之役以后便销声匿迹，隐居在澳门，不再有积极的革命活动。

在所有的孙中山老朋友之中，最重要的莫如郑士良。他是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干。前文已经说过，他在乙未事败以后，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不久孙在组成横滨分会以后，留下陈少白在日本，自己去檀香山，叫他仍回香港，团结同志，再接再厉。他十分努力，因此，当己亥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卷土重来之时，惟有他贡献得出一支随时可以武装的力量，而且已经聚集在惠州三洲田及其附近。

本来，孙中山的计划是规模很大的：要两粤与长江上下游一齐发动。兴汉会的作用在此。在兴汉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而且叫毕永年把长江会党的几位领袖杨鸿钧等人带到日本，面授机宜；事毕，由毕永年带他们去上海，静候命令。

不料，康梁在己亥、庚子两年活动也十分频繁，分散了革命的力量。梁在檀香山，作了极对不起孙中山的事，把该地的多数会友都哄进了保皇会，而且捐去了很多钱，使得孙中山失掉了一个革命饷源。更大的一个打击是：留在上海的长江会党首领，被唐才常等用重金吸收了去，参加自立会与自立军，使得兴汉会无形中瓦解。毕永年劝唐与康梁断绝来往，勿再用“勤王”的名义，作革命之事，唐不听。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云游无踪。

兴汉会的大联合虽告解体，兴中会却已复兴，有不少新的血液，又有孙中山的坚强意志，作为全体会友的推动力。孙中山在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19日）由日本到达香港，在所乘的法国轮船因狄斯号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举行起义前第一次军事会议，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向惠州发动；（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准备响应；（三）杨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会后，在五月初十（6月6日）这一天，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派了一艘兵船安澜号靠近因狄斯号法国轮船，请孙中山与杨衢云“过船”商量。孙中山为了慎重起见，叫宫崎寅藏“过船”。于是，宫崎寅藏便被这安澜号兵船带到广州，在刘学询家住了一晚。刘学询告诉他：李鸿章以为，在八国联军不曾攻下北京以前，不便有所表示。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受了陈少白与何启的嘱托，写过信给李鸿章，劝李鸿章脱离清朝而独立，与孙中山合作，成立中国的新政府。

宫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孙中山交给他的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为不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为李鸿章派来的刺客。这件事，我在前几节已经叙过。

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所议决的大致仍与第一次的会议相同。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之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划；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较原定的日子业已提前，郑士良此时去了香港，向孙中山用电报请示。留在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的武装同志，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

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当时，在三洲田的革命军，全部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枪，九千发子弹。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马栏头，罗生同志的房屋。作战时所用的旗帜，是先烈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门及其附近，另有黄江喜所率领的若干同志静候三洲田的部队前来，夹攻新安县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队在攻下沙湾以后，转向东北，放弃了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这是因为，郑士良由香港回来，赶到沙湾，传达孙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厦门的方向前进。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未能攻下，却在镇隆获得又一次的胜利，斩杀了姓严的一个守备与几十名清兵，俘虏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多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匹。

两天以后，闰八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又打了一次胜仗，地点是在永湖镇附近，俘虏了清兵数百，洋枪五百余杆，子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匹。在这一役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千，革命军仅有荷枪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与民众两三千人而已。

两天以后，革命军推进至崩冈墟，击走清军。又过了两天，革命军推进至三多祝（在惠阳之东南，海丰之正西），沿途，人民对革命军放爆竹，送东西，表示欢迎，并且有日益增多的人，请求参加。总计前后来参加的，已在两万人以上。

当天（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之东的白沙镇宿舍，准备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华县南边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孙中山告诉郑士良：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划，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装齐全的，向三洲田回军，再设法从香港方面取得接济，重行联络在新安县与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一般而论，军队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进攻容易，撤退难。革命军在回军途中，被清将截击于横冈，颇受损失。郑士良见到一时势无可为，便把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黄福、黄耀庭等人先后从间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他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人之中，在这庚子惠州之役贡献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陈阿福、黄杨、刘运荣、何崇飘、杨发。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传的，估计约在一两百人左右；清方的官报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养于二十七日率领若干同志进攻河源县城，失败，曾本人阵亡，其他同志阵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