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语与四呼
汉语每字只有一个音节。例如“良”字，译成拉丁字母该是 liang。
仔细观察起来，“良”字第一个音素 l 是一个辅音，也叫作声母（在中国音韵学上，我们称这一类字的第一个音素为声母） 。第二个音素 i 是一个“半元音”，严格地说起来，该写作［ĭ］或［ɿ］。第三个音素 a 是“良”字的主要元音，换句话说，就是“良”字的主要骨干。第四个音素 ng（ ng只算一个音素，国际音标写作［ ŋ］） 是一个辅音，其实只念半个。从第二至第四音素，在中国音韵学上，我们称为韵母。
又如“高”字，译成拉丁字母该是 kau。仔细观察起来，第一个音素 k 是一个辅音，是声母；第二个音素 a 是主要元音；第三个音素是一个短弱的元音，可称为次要元音。
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在一个汉字里，如果似乎有两个以上的元音，则其中必有该认为“半元音”或“次要元音”的。次要元音与半元音都很短很弱，不能自成音节，必须附加于主要元音之前或之后才成音节。例如“表”字，译成拉丁字母该是 piau，我们必须把 i 与 u 念得很短很弱，然后“表”字只算包含一个音节，合乎一字一音的原则。如果把它们也念得像 a 音一样长和一样强，那么成为 pi-a-u，该说是一字三音，就不像汉语了。
为方便起见，我们把主要元音称为“韵腹”；韵腹前面的半元音称为“韵头”；韵腹后面的次要元音或辅音称为“韵尾”。有些字是韵头、韵腹、韵尾兼备的，例如刚才所举的“良”（ liang） 字，又如：
“先”sian，“宣”syan，“酸”suan，“飘”p‘iau，“姜”kiang；
有些字是只有韵头、韵腹，而没有韵尾的，例如：
“借”tsie，“过”kuo，“卦”kua，“话”hua；
有些字是只有韵腹、韵尾，而没有韵头的，例如：
“高”kau，“东”tung，“根”ken，“来”lai；
有些字是只有韵腹而没有韵头、韵尾的，例如：
“路”lu，“基”ki，“波”po，“怕”p‘a。
汉语有了这种特性，于是中国音韵学上有“四呼”的说法。让我先介绍四呼的名称与清初音韵学家潘耒所下的定义：
（一）开口呼 初出于喉，平舌舒唇；
（二）齐齿呼 举舌对齿，声在舌腭之间；
（三）合口呼 敛唇而蓄之，声在颐辅之间；
（四）撮口呼 蹙唇而成声。
这种说法似乎很神秘难懂，其实，如果我们另换一种说法，就非常容易懂了：
（一）开口呼 仅有韵腹［a］，［o］，［ə］，或［a］，［o］，［ə］后面带有韵尾者；
（二）齐齿呼 韵头或韵腹是［i］；
（三）合口呼 韵头或韵腹是［u］；
（四）撮口呼 韵头或韵腹是［y］。
四呼的学说仍有保存的价值，因为它是汉语一字一音的自然产品，拿它去说明汉语字音的演变与方音的异同，是很方便的。
就历史上看，有许多字是古属彼呼，今属此呼的，而各地方言的演化又各有不同。例如“真”“侵”两韵，在古代是属于齐齿呼的，现代只有闽语与部分客家话能完全保存齐齿呼，在官话与吴语里就有一部分变入开口呼，粤语则完全变了开口呼。今用较严格的音标（即国际音标） 列表举例，表见下页。
韵 部
真 韵
侵 韵
例 字
真
陈
身
新
亲
针
沈
深
心
今
中古音
tɕi̯ĕn
ȡ‘i̯ĕn
ɕi̯ĕn
si̯ĕn
ts‘i̯ĕn
tɕi̯əm
ȡ‘i̯əm
ɕi̯əm
si̯əm
ki̯əm
闽 语
（福州 ）
tɕiŋ
tiŋ
siŋ
siŋ
tɕ‘iŋ
tɕiŋ
tiŋ
tɕ‘iŋ
siŋ
kiŋ
客家话(惠阳 ）
tʃin
tʃ‘in
ʃin
sin
ts‘in
tʃim
tʃ‘im
tʃ‘im
sim
kim
官 话
（北京 ）
tʂən
tʂ‘ən
ʂən
ɕin
tɕ‘in
tʂən
tʂ‘ən
ʂən
ɕin
tɕin
吴 语
（苏州）
tsən
zən
sən
sin
ts‘in
tsən
zən
sən
sin
tɕiən
粤 语
（广州）
tʃɐn
tʃ‘ɐn
ʃɐn
ʃɐn
tʃ‘ɐn
tʃɐm
tʃ‘ɐm
ʃɐm
ʃɐm
kɐm
北方官话与吴语都具备四呼。客家话没有撮口呼，故实际上只有三呼。在西南官话、粤语与闽语当中，有些方言是具备四呼的，如四川、广州、福州；另有些方言是缺少撮口呼的，例如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广西南部与厦门。撮口呼必须有元音的［y］（韵腹） 或半元音的［y］（韵头） 。这［y］乃是［i］与［u］的混合音，舌的姿势像［i］，唇的姿势像［u］，并不是十分普通的音。俄语与英语里就没有它。德语虽有元音的［y］，却也没有半元音的［y］。法语才是二者兼备的。单就有无撮口呼而论，我们可以说：北方官话、吴语、广州话、福州话类似法语；客家话、厦门话、广西南部和云南、贵州大部分的话类似俄语与英语。
在汉语里，所谓韵头的［i，u，y］，不一定是真正的［i，u，y］，有时候可以是［e，o，ø］。例如“良”字，在某一些方言里可以念成 leang，而我们仍旧觉得它是齐齿呼。为求语音系统的整齐，也不妨认它为齐齿呼。其他合口撮口，亦可由此类推。
反过来说，有些字首的半元音，虽像韵头，但其辅音性甚重，亦可认为声母，同时此字可认为属开口呼。例如广州的“任”（ jɐm） 字，其中的［j］可认为声母，全字可认为属开口。
韵尾的［i］或［u］也不一定是真正的［i］或［u］，有时候可以是［e］或［o］。例如北京的“来”字，唱起来往往是 lai，在日常谈话里往往是 læ；“高”字唱起来往往是 kau，在日常谈话里往往是 kao。
四呼与声母也有关系。就全国而论，撮口呼是不在破裂音［p，p‘，b，m，t，t‘，d，ŋ］之后出现的。就北京而论，［tʂ，tʂ‘，ʂ，ʐ，k，k‘，ts，ts‘］之后没有齐撮，［tɕ，tɕ‘，ɕ］之后没有开合。
四呼与韵母也有关系。有韵尾［i］或［y］的字往往没有齐撮呼，有韵尾［u］的字往往没有合口呼。潘耒一派的人以为一音必有四呼，只算是一种空谈。
第二节 汉语与四声
“四声”就是汉语字音里的四种调子。我们试看英文 in 字，任凭你把它念成几种调子，它的意义不会变更。汉语就不同了：同是 in 音，只因念起来调子不同，就可以有“因”“寅”“引”“印”的分别。但“因”“寅”“引”“印”只是现代语的四声，不是古人所谓四声。
依古代的说法，四声各有其名称：（一）平声；（二）上声（“上”字该读如“赏”） ；（三）去声；（四）入声。古代平、上、去、入的标准调子是怎样，现在很难考定。至于现代各地的方言里，四声的演变也各有不同。官话系多数没有入声（北京“利”“力”无别，“时”“实”无别） ，其余各系方言则平、上、去、入都有。又因古代清浊音的影响，往往使一个声调演化为两个声调。例如官话的平声演化为阴平阳平两种，故虽失掉入声，仍存四声。客家话非但平声有两种，入声也分阴阳，共成六声。闽语非但平入有两种，连去声也有两种，共成七声。吴、粤往往能有七声或八声；其有八声者，就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广州入声分三种，因此共有九声。广西南部入声有分为四种者（例如博白） ，于是共有十声。
为方便起见，我们把阴平、阴上、阴去、阴入称为阴调类；阳平、阳上、阳去、阳入称为阳调类。阴调类大致与古代清音相当，阳调类大致与古代浊音相当（ p，t，k，f，s一类的音叫作清音， b，d，g，v，z，m，n，l一类的音叫作浊音） 。但是，所谓相当，并不是说现代的阴阳调类的分别就是清浊音的分别。固然，就吴语而论，阴调类同时就是清音，阳调类同时就是浊音；但若就官话、粤语、客家话而论，阳调类的字多数仍是清音，这因为浊音早已消失，我们只能从阳调类窥见古代浊音的系统而已。
就物理学上说，声调只是“音高”（ pitch） 的升降关系。请特别注意“升降”二字。汉语每字的声调虽是音的高低（不是强弱） ，但并不一定像歌谱上每字只配一个音符的样子。绝对音高固然用不着，相对音高也还不一定是汉语声调的主要特征。它的主要特征乃在乎其音高的升降状态。汉语的字调，很少是自始至终只在一个音符上头的。有时候，某一种字调颇像始终只在一个音符上头，例如北京的阴平声；但大多数的字调都需要两个以上的音符去表示它。当然，如果需要两个以上的音符，则每音符可以短到像十六分音符（或更短） 。例如：
北京的阴平是一个“横调”，因为它是自始至终横行，不升也不降的（大致如此） 。横行是它的特征；念它配ċ（ do） 固然可以，念它配 b（ si） 也未尝不可，只要你念得不升不降，北京人听起来，就觉得是阴平声了。北京的去声是一个“降调”，因为它是从高音降至低音的。降是它的特征；从ċ（ do） 降至 e（ mi） 固然可以，从 a（ la） 降至 d（ re） 也未尝不可。降的起止点不拘，起点与止点间的距离也不拘。总之，中国各地汉语一切字调都可用“升”“横”“降”“高”“中”“低”六个字去形容它们。例如北京的阴平可称为高横调，天津的阴平可称为中横调，广州的阳平可称为低横调，北京的去声可称为高降调，苏州的阴去可称为“高降、低横又稍升”调，等等。
关于声调的升降，上面五线谱还是不切当的。它从高音至低音，或从低音至高音，并不是跳过去，只是滑过去，是所谓“滑音”。譬如拉提琴，如果想要把北京“意”字的调子拉得很像，你的左手的指头不该先按ċ位再按 e 位，却该从ċ至 e 一直滑过去，以致介乎二者之间的一切音调都被你拉了出来。
有时候，单靠音的高低，也可以为声调的特征。例如北京的阴平与“半上”（在句中，上声往往只念一半） 都是横调，不过阴平是高横调，“半上”是低横调。由此看来，它们的分别仅在高低。但是，这里所谓高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好比唱歌或奏乐：任凭你把全部字调都换一个基调，听起来仍旧顺耳。又如女人的声音较高，男人的声音较低；女与女之间，或男与男之间，声音高低也不能一律。不要紧，你唱你的女高音，我唱我的女低音，张三唱他的男高音，李四唱他的男低音，大家都是对的。
中国各地声调的系统相差不算很远，因为都是从古代四声演化而来的。例如“天”字，全国都把它念入阴平。但是，阴平只是声调的一个名称，等于代数的 x；至于各地的阴平是怎样一个调子，却等于实际的数目。各地的阴平，念起来各不相同，好比你的 x=3，我的 x=4，他的 x=5。不要紧，大家都不错。例如北京的“天”字念成高横调，桂林的“天”字念成中横调，梅县的“天”字念成中升调，都不算错；因为北京把一切的阴平字都念成高横调，桂林把一切的阴平字都念成中横调，梅县把一切的阴平字都念成中升调，各有各的系统。
由此看来，我们不该说某地的人把某字误读某声（例如北京人说梅县人的“天”字误读阳平，或说重庆人的“寅”字误读上声） 。我从前曾举过一个很浅的譬喻：譬如甲校一年级的级旗是黄的，二年级是红的，三年级是蓝的，四年级是绿的；乙校一年级的级旗是红的，二年级是黄的，三年级是白的，四年级是蓝的。乙校的学生看见甲校一年级的学生拿着黄旗，就说：“甲校奇怪极了，他们一年级的学生都用二年级的旗子！”这岂非类推的谬误？
各地的声调虽不能一律，但是，就普通说，阴调类往往较高，阳调类往往较低；吴语里这种情形更为明显。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天津的阴平比阳平低，客家话的阴入比阳入低，都是与普通情形相反的。
四声当中，入声自成一类。平、上、去声都可以念得很长，只有入声是一种促音（湘语入声不促是例外） 。吴语的入声是在元音之后来一个“喉闭塞音”（苏北官话之有入声者，亦同此类） ；粤语与客家话的入声是在元音之后来一个［-p］、［-t］或［-k］；闽语（闽南话） 兼吴、粤之长，入声共有四种收尾。依传统的说法，每音必有四声，例如“乾、赶、幹、葛”就是平、上、去、入相配的四个字。关于这点，平、上、去都没有问题，至于入声就不大妥当了。试以上海音而论，“乾、赶、幹”是［kø］，“葛”是［kəʔ］，并不相配。又试以广州音而论，“乾、赶、幹”是［kon］，“葛”是［kot］，也并不十分相配。可见入声是自成一个系统的，拿它来配其余三声，未免有几分勉强；不过，传统的说法如此，我们也不必翻案了。
声调有字调与语调之分：一个字单念时是这个调子，与别的字连念起来，可以变成另一个调子。单念是所谓字调，连念是所谓语调。例如在北京话里，“北”字单念是上声，“河北”的“北”字也念上声，这是语调与字调相符的；但“北京”的“北”字念半上（上声的一半） ，“北海”的“北”字却变了阳平。又如在苏州话里，“套”字单念是去声，“圈套”的“套”也念去声，但“套鞋”的“套”却变了阴平。凡语调与字调不符的，叫作变调。
在汉语里，声调比其他语音成分更为复杂。例如北京、天津的声母韵母大致相像，而声调则不大相同。这大约因为声调仅是声音高低升降的关系，比声母韵母更容易发生变化的缘故。
第三节 各地语音的异同
譬如你是一个北京人，念英文的 bin（箱） 字，像北京话的“宾”，一个上海人听见了，就说你不对，并且说应该念像上海话的“贫”。其实大家都不对；因为大家都只念对了一半。单就声调而论，是北京人念对了，上海人念得太低。单就清浊音而论，是上海人念对了；bin 里的［b］本是浊音，北京人念了清音。单就吐气不吐气而论，却又是北京人念对了，bin 里的［b］本是不吐气的，上海人念了吐气音。
从这个例子看来，可见各地语音的歧异有时候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每一个人，当他学习别处的语音的时候，往往是不知不觉地拿他自己认为相同而其实不相同的语音，去冒充别人的语音。但是，当你自己认为已经念对了的时候，别人偏能辨别你是冒充；所以外国人用拉丁字母翻译北京“宾”字的音不是 bin 而是 pin，翻译上海“贫”字的音也不是 bin 而是 b‘in。
这是中国人学外国语的例子。此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中国甲地的人学乙地的话的例子。广州人以为广州的“同”字等于上海的“同”字，其实有清浊音的分别。苏州人以为苏州的“梅”字等于北京的“梅”字，其实除了声调不同之外，音素也不全同：苏州的“梅”是［mε］，北京的“梅”是［mei］。北京人以为北京的“死”字等于上海的“事”字，其实有清浊音的分别。广州人以为广州的“试”字等于北京的“事”字，其实广州的“试”字不卷舌，北京的“事”字卷舌。这种情形，也是骗不过本地人，甚至骗不过本地的小孩子。一个北京人到上海，把上海的“事”念像北京的“死”，上海的小孩听了也会摇头。
中国方言的复杂，大家都晓得；但如果你肯仔细研究，就会觉得简单些。首先我们该注意：话学不好，有时因为词汇不对，有时因为声调不对，有时因为音素不对。譬如上海人初到北京，把“脸”叫作“面孔”，纵使声音念得非常正确，仍不算是北京话。但这是词汇的不对，与语音毫无关系，我们在本节里，应该撇开不谈。至于成都的“慢”字，念起来不像北京的“慢”，这是声调的不同；苏州的“先”（ sie） 字不像北京的“先”（ ɕien） ，这是音素不同；梅县的“良”（ liong） 字不像北京的“良”（ liang） ，这是声调音素都不相同。声调或音素的异同，才是本节讨论的对象。
就最大的轮廓而论，各地的方音有下列几个异点。
（一）清浊音或阴阳调类的分别
霸罢 拜败 贝倍 报暴 半伴 变辩 布步 贩饭 粪愤 讽凤 富父 戴代 到道 斗豆 旦蛋 当荡 凳邓 帝弟 钓调 订定 妒度 对队 断段 顿钝 冻洞 贵跪 耗号 汉汗 化话 记忌 救舅 建件 箭贱 进尽
官话（大多数） ：完全不能分别。
吴语：清浊音及阴阳调类都能分别。
闽语：有些能分，有些不能分。
粤语：阴阳调类能分别，但一律念成清音，无浊音。
客家话：清浊音及阴阳调类都不能分别；但其声母为［p-，t-，k-］者，则以吐气不吐气为分别（前字不吐气，后字吐气） 。
（二）“知”类字与“资”类字的分别
知资 中宗 试四 迟词 初粗 衫三 痴雌 诗思 施斯
官话（一部分，例如北京） ：完全能分别。
吴语：不能分别。
闽语：往往不能分别。
粤语（除广州一带） ：大致能分别。
客家话：有些地方，除“初粗”1 一组外，都能分别；另一些地方，则完全不能分别。
（三）“京”类字与“精”类字的分别2
京精 姜将 腔枪 香箱 继济 旧就 见箭 期齐 希西 献线 坚煎 件贱
官话（大多数） ：完全不能分别。
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完全能分别。
（四）韵尾［-n，-ŋ］的分别
宾兵 贫平 民名 银迎 痕恒 邻陵 新星
官话（一部分，例如北京） ：完全能分别。
吴语：完全不能分别。
闽语：福州话不能分别，厦门话能分别。
粤语：完全能分别。
客家话：一部分在韵腹上能分别（“民名”“银迎”） 。
（五）韵尾［-m，-n］的分别
甘干 谦牵 担单 添天 庵安
官话、吴语：完全不能分别。
闽语（闽南话） 、粤语、客家话：完全能分别。
（六）入声韵与非入声韵的分别
毕闭 不布 迫破 僻譬 仆蒲 木暮 腹富 惕涕 突屠 托拖 拓唾 匿腻 诺懦 立吏 鹿路 律虑 割歌 各个 刮瓜 郭锅 渴可 哭枯 合何 划话 或祸 激基 稷际 接嗟 戚妻 乞起 泣气 缉砌 屈区 吸希 悉西 舄细 协鞋 泄泻 只支 陟至 嘱主 祝注 尺耻 斥翅 插叉 出初 触处 失师 拾时 式世 涉射 蜀暑 述树 作做 凿座 促醋 撮挫 撒洒 肃素 索锁 揖衣 乙椅 益意 翼异 鸭鸦 叶夜 屋乌 物务 挖蛙 握卧 玉御 域喻
官话：或完全无分别（如北京） ，或多数字仅在声调上有分别（如川滇系官话，入声往往混入阳平） ，或完全能分别（如江淮系官话） 。
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完全能分别。
（七）入声韵尾［-p，-t，-k］的分别
［-p，-t］ 执质 蝶迭 帖铁 纳捺 蜡辣 笠栗 湿失
［-p，-k］ 立力 及极 劫结 习席 歙隙 汁织 十食
［-t，-k］毕壁 末莫 密觅 七戚 实蚀 室释 瑟塞
官话、吴语（大多数） ：完全不能分别。
闽语、粤语、客家话（大多数） ：完全能分别。
以上所述，对于各地语音的异同，可算是挂一漏万。但为篇幅所限，不能多加述说了。
由这些例子看来，可见我们学习某一地的方音是不容易的。固然，学习方音有一条捷径，就是类推法：假设我们的声母［ts-］等于他们的声母［tʂ-］，或我们的韵母［-in］等于他们的韵母［-ian］等等，一推就知，这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事情绝不会像这样简单的。实际上，往往有下列的两种复杂情形：
1．我们的［-in］与［-im］都等于他们的［-ian］；
2．我们的［ts-］有些等于他们的［tʂ-］，另有些仍等于他们的［ts-］。
如果我们遇着前一种情形（像广州人学北京的“言”“严”二字） ，仍旧有办法：只把一切我们读［-in］或［-im］的字都改读为［-ian］就完了。但若我们遇着后一种情形
（像上海人学北京的“知”“资”二字） ，就麻烦了：到底哪一些字该念此音，又哪一些字该念彼音呢？关于这个，唯一办法就是先求知道古音系统。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所以只好靠硬记之一法了。
第四节 古今语音的演变
汉语的方音虽然复杂，但若从古音系统追究下来，就觉得简单了许多。研究语音史之所以极有兴趣，正因为它是有系统的演变：某字既变为某音，则凡与此字同系的字都变为类似的音。我们既知道了某字在某时代、某地域读某音，就可以推知与此字同系的许多字，在同时代、同地域也都读同样的声母或韵母，恰像我们知道了某人姓李，同时就可以推知他的兄弟姊妹都姓李。字音的演变，又可以搬家为例：除非不搬，搬起来就全家搬到同一的地点。偶然剩下一二个人不搬，或搬到另一地点，那么，他们一定有特别的理由。在语音史里，这种特别理由是音韵学者所能说明的；如果有些地方不能说明，只能怪音韵学者研究得不够精深。
在本节里，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表示语音演变之一斑。例如古代的声母［k-］（注音符号ㄎ） ，在现代北京、上海、福州、广州、梅县五处的方言里，有下页表列的演变情形。
由下页的表看来，各地语音的演变都是很有条理的。福州与梅县完全保存着古代的［k‘］；北京、上海开合字念［k‘］，齐撮字变为［tɕ‘］（注音符号ㄑ） 。广州开、齐、撮字以念［h］为原则，合口字以念［f］为原则；“楷、亏、坤、旷、启、衾、窍、却、驱、缺”等少数字念［k‘］，是例外。但这些例外字在广州都可算是文言里的字，也许广州在文言里能多保存些古音，与吴语的情形相反。
古代念［k‘］的齐撮字，为什么在北京上海变了［tɕ‘］呢？［k‘］是舌根与软腭接触的音，而所谓齐撮字都是韵头为［i］或［y］的，它们都是舌的前部翘向硬腭的音。我们可以想象，假定你念一个［k‘i］，舌根翘起之后，马上得放下，让舌的前部再翘起，实在忙得很！于是声母［k‘］渐渐倾向于变为与［i］或［y］部位相近的辅音，而适合于这条件的就是［tɕ‘］，因为［tɕ‘］也是舌的前部翘向硬腭，不过比［i］或［y］的部位高些罢了。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倾向，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福州与梅县都没有走到这条路上，广州又另找一条路走。
古代四呼
开 口
合 口
齐 齿
撮 口
例字
可
开
看
肯
客
苦
阔
欠
轻
劝
去
中古语音
k‘â
k‘âi
k‘ân
k‘əŋ
k‘ɐk
k‘uo
k‘uât
kji̯ ɐm
k‘ji̯ äŋ
k‘ji̯ wɐn
k‘jiwo
现
代
语
音
北京
k‘ə
k‘ai
k‘an
kən
k‘ə
k‘u
k‘uo
tɕ‘ian
tɕ‘iŋ
tɕ‘yan
tɕ‘y
上海
k‘u
k‘ê
k‘ø
k‘əŋ
k‘a
k‘u
k‘uə
tɕ‘i
tɕ‘iŋ
tɕ‘ø
tɕ‘y
福州
k‘ɔ
k‘ai
k‘aŋ
k‘eeŋ
k‘eek
k‘u
k‘uak
k‘ieŋ
k‘iŋ
k‘uoŋ
k‘y
广州
ho
hoi
hon
hɐŋ
hak
fu
fut
him
hiŋ
hyn
høy
梅县
k‘o
k‘oi
k‘on
k‘ɛn
k‘ɛk
k‘u
k‘uat
k‘iam
k‘in
k‘ian
k‘i
古代念［k‘］的开齐撮字，为什么在广州大多数变为［h］呢？我们知道，［k‘］是一种吐气的辅音；如果气吐得厉害些，就等于［kh］。因此，我们想象广州的［k‘］变［h］，大约是经过下列的许多阶段：
k‘＞kh＞kh＞h。
先是气吐得很厉害（ k＞kh） ，后来［h］占优势，［k］变了附属品（ kh＞kh） 。最后，就索性摆脱了［k］，变为简单的［h］了。
古代念［k‘］的合口字，为什么在广州大多数变为［f］呢？我们应该假定：［k‘］在未变［f］以前，先经过变［h］的许多阶段。等到变了［h］之后，才渐渐地受合口呼的影响而变为［f］音。合口呼的字，其韵头或韵腹是［u］，这［u］是所谓“圆唇的元音”，发音时，嘴唇发生作用。［f］是所谓“唇音”，也是靠嘴唇作用的；［h］为圆唇元音所同化，就变为唇音［f］了。“空”“恐”（ hung） “哭”“曲”（ huk） 等字也属合口呼，却又为什么不变为 fung、fuk 呢？这因为它们的［u］念得不够圆唇的缘故。撮口字（例如“劝”） 的韵头［y］也是所谓圆唇元音，为什么它们的声母［h］不变为［f］呢？这也因为它们的［y］念得不够圆唇。
广州有些字更有趣：它们本属合口呼，声母由［h］变了［f］，后来它们再变为开口呼，却仍旧保存着那个［f］。例如“科”“课”“快”三个字，我们可以推测它们的演变程序如下：
科课 k‘uâ＞k‘uo＞khuo＞khuo＞huo＞fuo＞fo。
快 k‘uai＞khuai＞khuai＞huai＞fuai＞fai。
一切语音演变的现象，大致都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在语音学上，有所谓“语音的定律”，在许多语音规律当中，又有最重要的两种方式：（一）同化作用，（二）异化作用。同化作用如上面所述，［h］受［u］的同化而变为［f］。异化作用如广州的“凡”“法”二字，其演变情形略如下表：
凡 pji̯wɐm＞fji̯wɐm＞fɐm＞fam＞fan。
法 pji̯wɐp＞fji̯wɐp＞fɐp＞fap＞fat。
依广州音的通例，“凡”字本该念［fam］，“法”字本该念［fap］（因为它们在古代是以［- m］或［- p］为韵尾的，这种韵尾都被广州保存着，只有“凡”“法”一类字是例外） ，为什么变了 fan 与 fat 呢？因为它们的声母［f-］是唇音，韵尾［-m］或［-p］也是唇音，念起来不十分顺口，所以把韵尾的唇音变为齿音［-n］或［-t］，就顺口多了。但也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客家话里，“凡”字仍旧念 fam，“法”字仍旧念 fap，并不曾发生异化作用。
此外，有两种情形是不能拿语音规律来解释的。第一，是别处方音的影响。例如依北京的通例，“贞”该念［tʂəŋ］（音同“征”） ，不该念［tʂən］（音同“珍”） ，因为它在古代是以［-ŋ］为韵尾的，这种韵尾直到现代还由北京保存着。它之所以由［-ŋ］变［-n］，大约是受了南方官话的影响。又如依客家话的通例，“开”字的声母该是［k‘］，因为如上所述，古代的［k‘］都由客家话保存着；但现在广西南部客家话的“开”字念［hoi］，这显然是受了粤语的影响。尤其是官话，它在数百年来，凭借着政治的力量，扩张它的势力；大家以此为“正音”，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首先受影响者当然是知识分子，故吴语、闽语里一字往往有两种音：一种是知识分子口里的“读书音”（或称“文言音”） ，也就是受官话影响以后的音；另一种是一般人口里的白话音，也就是未受官话影响的音。例如吴语“问”字的白话音是［mən］，读书音是［vən］。
第二，是借用外语的词汇，这与上面第一种情形不同：第一种情形是甲地方言中本有此字，不过字音受乙地方言所影响罢了；第二种情形是甲地方言本无此字，有时用得着乙地的字，就索性连带着用乙地的音。例如“他”字在吴语里念 t‘a，不念 t‘o，因为吴语白话里用不着“他”字，偶然在书报上看见，就索性用官话念它。又如“咖啡”的“咖”字，依北京语的原则，该念 tɕia，不该念 ka，然而因为它们是英语 coffee 或法语 café的译音，所以北京人渐倾向于把“咖”字念成 ka。
从汉语史上看来，各地汉语方音同出一源，似乎无所谓正音，更无所谓进步的方言和落后的方言。但是，斯大林指出：
当然，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部族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是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3
又说：
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底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4
斯大林并且引马克思的话来说明：
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5
由此看来，各地方言的地位是不同的。北京长期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北京方言已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就有促进语言规范化的必要。规范化的工作，主要是标准音的工作。汉语规范化运动正在展开，这一工作如果做得好，各地方音的距离将会愈来愈小的。
1 “初租”一类的字，客家话不能分别，自有其语音史上的理由。因为语涉专门，此处只好不谈。
2 旧剧界的人把“京”类字叫作团字，“精”类字叫作尖字。有些人把“知”类与“资”类也叫作尖团。
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0页。
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43—44页。
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