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肤谈》是一部明代的军事理论著作，现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陈汝忠弘钖堂刊刻的《音注武经七书》的附刻本。《投笔肤谈》卷前引中题“西湖逸士”著，上下两卷卷端下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而《音注武经乜书》各卷卷端下题为“何守法校音点注”。这里“校”、“撰”一字之羞，似可认为“西湖逸士”即为何守法。“西湖逸士”在引言中说：《武经七书》自北宋校定之后，“国初因之颁布”。他所谓的“国初因之颁布”，即指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奉命重刊宋本《武经七书》一事。再者，书中所征引的战例或掌故，均不晚于宋。经查证，何守法当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人，这也与《投笔肤谈》成书时间相吻合。

《投笔肤谈》共上下两卷，作者“仿孙子之遗旨”，分列十三篇。自《本谋》第一至《天经》第十三，大体按所述问题在战争指导中所处的地位，次第排列，有其独特的体系。加之篇有题解，文有注解，既释文意又举战例为佐证，不仅丰富了内容，也使读者易于理解。

《投笔肤谈》以《孙子》的理论为指导，结合历代战争经验，分析了战争指导的各个侧面，提出了一般的军事原则和策略，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对于战争，作者认为有“义”与“不又”之别。师出有名，仗义而战，是用兵的关键。因此，要“我执其名而加敌以恶名，我仗其又而加敌以不义”（《本谋》，第10条）。作为历史范畴的，“义”与“不义”，是有其特定涵义的。不能否认，《投笔肤谈》所标榜的义战毕竟没有脱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但是，同一切进步的封建军事学家一样，作者对“义”的看法是有一定的民本主义思想的。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除乱去暴，保民康国。绝不能使战争导致残民生乱；赔患于国的不良后果。

作者从保民康国的目的出发，看到战争对生产的危害，对人力物力的消耗，因而反对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重申《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主张。他发挥说，最好的战略应当是“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本谋》，第9条）。总之，要“不多旅，不久师，不暴卒，不角力”（《本谋》，第9条），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达到“期于遏敌之锋，而非期于敌之尽”（《本谋》，第8条），除乱去暴，保国康民的政治目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放弃使用战争手段。作者在全书中对于如何才能达到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主要是强调要做好战争准备，立于不败之地。他说：“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家计》，第11条）因此，平时要“行虑其邀，居虞其薄，进思其退，外顾其中”（《家计》，第1 3条），提高警惕，防止遭敌袭击。战前要“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已”（《家计》，第12条），周密部署，使敌无隙可乘。战时要“敌虽寡，我亦举众以待之。敌虽弱，我亦坚阵以迎之。其未战也若见敌， 已会也若不胜，既胜也若初会”（《家计》，弟14条）。具备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然后才能考虑取胜问题。作者认为，取胜“无他术，察仁暴，明备乘，而权以行之，胜斯生矣”（《达权》，第30条）。关键是要了解敌情，明辨虚实，乘敌之隙，所谓“乘疑可问，乘劳可攻，乘饥可因，乘分可图，乘虚可惊，乘乱可取，乘其未至可挠，乘其暴发可制，乘其既胜可劫，乘其既败可退“（《达权》，第23条）。

在兵力使用和战法变换上，他强调要因形措胜，灵活机动，“出没变化，敌不可测”（《兵机》，第67条）。方法就是运用隐匿和佯动等各种“示形”之法迷惑敌人，达到“韬其所长”，“暴其所短”的目的。只要善于广泛运用这些“藏机误敌”之法，就可使敌人“欲战而不能胜也，欲守而不能固也，欲分而不能散也，欲合而不能集也，欲进而不能前也，欲退而不能去也，欲动而不能备也，欲静而不能安也，欲伸而不能张也，欲缩而不能敛也。”（《兵机》，第72条），多方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作者认为，只要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那么，“彼虽众，亦何虑其不敌我哉”（《兵机》，第72条）。

为了赢得用力少而收功多的战争胜利，《投笔肤谈》还强调要正确地处理攻守的关系，恰当地掌握“分合”的时机，既不要单纯地强调进攻，也不要片面地一味防守；既要有相对的分散，更要有必要的集中。“守之顺者攻之逆，攻之易者守之难”（《持衡》，第31条），二者不宜偏废，不宜偏重，要权衡轻重。正确处置。

在治军问题上，他看到了对将帅的任用要选德方兼备考。将帅贤能，就应放手使用，所谓“苟得其人，授之专阃，不中制，不外监，不分权，不信谗”（《军势》，第62条）。同时，通过将帅教育、训练团结士卒，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他认为，如果部队内部“上不爱下，下不亲上”，就根本不能作战，所谓“其法百不当一”（《军势》，第63条）：如果“能教戎于先，则挺可格刃”，“使民亲其上、死其长，则心雄故忾。”（《军势》，第64条），锐不可当。但是，他又认为，将帅是“国之柱石，民之司命”（《军势》，第6 1条），“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军势》，第60条），这一看法，无疑是英雄史观在军事问题上的反映。不过，作者毕竟注意到了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在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中，是有积极意义的。

明中叶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这在《投笔肤谈》中得到一定的反映。作者在《物咯》篇中，对宇宙中“飞潜动植” （《物略》题解）等许多自然现象，作了介绍和论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战争指导者，应当“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道微小”（《物理》，第122条），运用科学技术为军事斗争服务。这是《投笔肤谈》有别于以往古代兵书而独具的特点。

在哲学思想上，《投笔肤谈》具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它多方面地论述了夺取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如说：“得天之时者胜，得地之利者胜，得敌之情者胜。得士之心者胜，得事之机者胜”（《战形》，第75条）等。同时，又辩证地论述了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如说：“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乘也。”（《兵机》，第70条）通过自己的正确的主观指导，使己方处于较敌有利的地位，脱出不利地位。作者在战争指导上所以能够提出若干可贵的军事见解，是与他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息息相关的。

但是，该书中也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如认为有“天命”存在，说“天命之不可违，而非人谋之所为也”（《天经》，第147条）；如说“风可以祭而得，雨可以祷而求，云雾雷电可以术而玫”（《方术》，第91条），以及宣扬其它一些虚幻荒诞之术，这些都是封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