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夫字类与句读，古书无论及者。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语》曰：“必也正名乎！”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拟，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类昭然。但其间不无得失，所望后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备。

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源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宜之妙，其于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体骨；虚字，神情也。而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颜氏家训》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独赖《尔雅》、《说文》二书解释经传之词气，最为近似。然亦时有结鞫为病者。至以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间尝为《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两其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凡此之类，曾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若未得其真解，必将穷年累月，伊吾不辍，执笔之下，犹且与耳谋，与口谋，方能审其取舍。劳逸难易，迥殊霄壤。

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古文之运，有三变焉。春秋之世，文运以神。《论语》之神淡，《系辞》之神化，《左传》之神隽，《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运以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郁，《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而止。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如《公羊》、《穀梁》、《荀子》、《管子》亦间取焉。维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凡所取书，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书中正文，只叙义例，不参引书句，则大旨易明。正文内各句，有须引书为证者，则从《十三经注疏》体，皆低一格写，示与正文有别。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公羊》、《穀梁》，只举《论》、《孟》、《学》、《公》、《穀》一字以冠引书之首。《国语》、《国策》，只举《语》、《策》，而以所引《语》、《策》之国名冠之。《公》、《穀》之后，缀以某公某年。引《左氏》则不称《左》，单标公名与其年。《庄子》只称篇名。《史记》只称某某本纪，某某世家，列传八书亦如之。《前汉》只称某帝，某传某志。若引他史，必称史名，如《后汉》、《三国》、《晋书》之类。韩文单举篇名，且删其可省者。

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词经史道家，姚姬传氏之所类纂，曾文正之杂钞，旁如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俱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