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喜谈诸子之学，家喻户习，寖成风气。然探研诸子之原书，综贯史志，洞悉其源流者，实不多觏。大抵诵说章炳麟、梁启超、胡适诸氏之书，展转稗贩以饰口耳。诸氏之说子家学派，率好抨击以申其说，虽所诣各有深浅，而偏宕之词，恒谬盭于事实。后生小子，习而不察，沿讹袭谬，其害匪细，故略论之以救其失。
讲求学术，必先虚心读书，实事求是，不可挟一偏之见，舞文饰说，强古人以就我。此即诸氏所称客观之法也。
章炳麟《诸子学略说》：记事之书，惟有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
然诸氏好称客观，而其论学则多偏于主观，逞其臆见，削足适履，往往创为莫须有之谈，故入人罪。如：
章炳麟《诸子学略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周室王官视诸子之学术，如天地之悬绝。诸子之学，不但决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此如欧洲教会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阻抑之。哲人如卜鲁诺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焚毁。笛卡儿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
章之论孔老，则似近世武人政党争权暗杀之风。胡之论王官，直同欧洲中世教会黑暗残酷之状。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章所据之论证，一为《庄子·天运》篇之文，其下文曰：“‘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郭象注曰：“夫与化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翻六经以说则疏也。”而章氏出以臆解。《诸子学论略》自注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不知乌鹊、孺鱼、傅沫等语，何以即有夺老子之名且含逢蒙杀羿之事之意。庄以名其任化，章乃目为背师，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故以无稽之谈诬之也。一为《论衡·讲瑞》篇。夫孔子杀少正卯之事，前人疑之者多矣。
梁玉[1]绳《史记志疑》历引明陆瑞家、清王澍、尤侗、阎若璩等之说以辨其非实事。陆氏之说尤精，其略曰：
昔季康子问政，孔子曰：“为政，焉用杀！”岂有己为政未满旬日，而即诛一大夫耶？卯既为闻人，亦非不可教诲者，何至绝其迁善之路，而使之身首异处耶？鲁季氏三家，阳货，奸雄之尤者。司寇正刑明辟，当自尤者始。尤者尚缓而不诛，诛者可疑而不缓，两观之思，不其有辞于孔氏哉？不告而诛，不啻专杀大夫矣，圣人为之乎？凡此皆涉于无理，故不可信。朱元晦尝疑此以为不载于《论语》，不道于《孟子》，虽以左氏《内外传》之诬且谤，而犹不言，独荀况言之。愚谓况，忍人也，故以此为倡。当是时，吾见三桓之弱鲁矣，未闻卯之夺君也。此其刑政缓急之间，一庸吏能辨之，况吾夫子哉？
何得以此为孔老相猜之证？章氏以此诬孔子，胡氏更为之推波助澜。
《中国哲学史大纲》：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甚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处足以聚徒成党。二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
按胡以少正卯、邓析并举，而于杀邓析之子产，独疑其不确（《中国哲学史大纲》：《左传》鲁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何以于孔子杀少正卯即认为确？《左传》详载孔子会齐堕都之事，未尝记杀少正卯之事。故《荀子》、《尹文子》称孔子诛少正卯，与《列子》、《吕览》之称子产杀邓析同一不确。诒谓邓析尚有其人，故传载之，少正卯则并无其人。不然，卯之徒党既多，何以不流传其学说？藉令孔子有杀少正卯之事，亦不得以此推之于老子。至于焚烧坑杀，则桀、纣、白起、项羽之所为，何以断定古之王官皆是桀、纣、起、羽？《王制》有“执左道以乱政者杀”之语，未尝有执左道以乱政者焚坑之律也。欧洲教会焚杀哲人，与古王官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王官行事，何以必同于教会？假使如此论史，则世有嫪毐，便可断定古人无不奸淫。世有盗跖，亦可设古人无非盗跖。恐虽宋儒，亦无此等主观的见解也。
章氏好诋孔子而笃信汉儒，故论诸子源流犹守《七略》之说。胡氏之好诋孔子与章同，而于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独深非之。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辨也。又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惟太炎先生为最详，然其言亦颇破碎不完。如引《艺文志》之说，而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此如惠施所云“以弹说弹”，不成论证也。
其作《哲学史大纲》，即本此主张。从春秋时代开端，而其前则略而不论。按胡氏所据以驳刘歆、班固者凡四书：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甲，《庄子·天下》篇。乙，《荀子·非十二子》篇。丙，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丁，《淮南子·要略》。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此四书，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
而其文唯引《淮南·要略》。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淮南·要略》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子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即此一说，已足摧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
不知何以不引《庄子·天下》篇。学者但取《天下》篇一读，则胡氏之说之谬立见。
《庄子·天下》篇：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说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说而说之。
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曰“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是诸子之学，各有原本，初非仅以忧世之乱，应时而生也。胡氏论哲学史料，再三称引《庄子·天下》篇：
《中国哲学史大纲》：《庄子·天下》篇与《韩非子·显学》篇论墨家派别，为他书所无。有许多学派的原著已失，全靠这种副料里面论及这种散佚的学派，借此可以考见他们的学说大旨。如《庄子·天下》篇所论宋钘、彭蒙、田骈、慎到、惠施[2]、公孙龙、桓团及其他辩者的学说，都是此例。
是此书此篇之可信，非胡氏所斥诸伪书可比，何以独忘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一语？岂此篇之中，独论墨家派别及辩者学说为真者，而其余皆儒家伪撰乎？然即此论墨家派别为他书所无一语，已自承“古之道术有在是者”。而其痛诋王官时，则未计及其言之矛盾也。
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故于《书》则斥为没有信史的价值：
《哲学史大纲》：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
于《易》则不言其来源：
《哲学史大纲》但称孔子晚年最喜《周易》，而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不言《周易》之来历。
于《礼》则专指为儒家所作：
《哲学史大纲》：儒家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仪节出来。儒家的丧礼，有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儒家说尧死时三载如丧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凭信。
独信《诗经》为信史：
《哲学史大纲》：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
而于《诗经》之文，又只取变风变雅以形容当时之黑暗腐败，于《风》、《雅》、《颂》所言不黑暗不腐败者一概不述。
《哲学史大纲》：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
盖合于胡氏之理想者，言之津津；不合于其理想者，不痛诋之，则讳言之。此其著书立说之方法也。依此方法，故可断定曰：
古无学术。古无学术，故王官无学术。王官无学术，故诸子之学，决不出于王官。
胡氏谓：“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而儒家之书，十九不可信。”故据儒家之书以驳之，决不足以服胡氏之心。道、墨二家，则胡氏所心折者也。胡氏疑古，而道、墨二家则皆信古。墨子之书动辄称引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胡氏亦许为温故知新，彰往察来。
《哲学史大纲》：墨子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这并不是复古守旧，这是温古而知新，彰往而察来。
是古代有所谓圣王，非儒家所伪造也。先知古代有所谓圣王，然后知王官之学所从出。王官之学所从出，亦出于《天下》篇。
《天下》篇：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百官以此相齿。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为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曰“百官以此相齿”，曰“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是古代之官有学术之明证也。立此义为前提，而胡氏之说，在在皆失其根据矣。
诸子之学，发源甚远，非专出于周代之官。章氏专以周代之官释之：
《诸子学略说》：《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
胡氏亦据《周官》以相訾謷：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周礼》伪书，本不足据。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此所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
按《七略》原文，正未专指周官。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但据《周礼》，尚不足以证其发源之远。而《周官》之伪撰与否，更不足论矣。羲和治历，故有阴阳之学。理官典刑，故有法律之学。农稷治田，故有农家之学。此皆事义之最明者。胡氏不此之思，但以墨子一家为例，其说已偏而不全。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凡此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于王官。举此一家，可例其他。
而墨家之出于王官，出于清庙之守，适有确证。
《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史角掌郊庙之礼，为周代王室之官。墨子学于史角之后，故曰“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而胡氏猥谓其非清庙之官，何不检乃尔耶？
胡氏本文但引章氏之说而驳之，其文曰：
太炎又云：“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其书之在墨家，亦犹《晏子》之在儒家，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事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
〔附注〕 史佚亦作逸，亦称尹佚，其事亦见于《尚书·洛诰》（逸祝册，作册逸诰），见于《周书·克殷》（尹逸曰云云，史佚迁九鼎三巫），见于《史记·周本纪》（尹佚曰云云，史佚展九鼎保玉），其名言见于《左传》（僖十五年，史佚有言曰云云），见于《国语》（《周语》下昔史佚有言曰云云）。其官既掌祭祀神祇，其学亦为世所诵述，何得谓无所考。又古代祝史之官，其职甚尊。《曲礼》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周之史佚、史角，始以天官世守清庙，传其家学以开墨家。而胡氏猥谓墨者之学，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守清庙者何以见为小官？即为小官，何以不能产生硕学？岂哲学家必为大官耶？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论其远源，实唐、虞之司徒。司徒之掌教，自唐、虞至周皆然，不独周有十二教乡三物也。惟胡氏以《尚书》为没有信史的价值，则契为司徒，敷五教及孟子所称“教以人伦”者，胡氏必皆目为儒家讆言，不可依据。请就墨子之书征之。墨子之书，常称古之三公：
《墨子·尚贤下》：汤得伊尹而举之，立为三公。武丁得傅说而举之，立为三公。
又《尚同上》：择天下之贤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又《天志下》：诸侯不得须已而为正，有三公正之。
古之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也。三公既多贤者，何能断定其无学术？然仅曰贤良，或但就行谊立论，不足为其人有学术之证。则更就墨子征之。
《墨子·尚同中》：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选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
曰“圣知”，曰“辩慧”，皆学术之美称，非仅行谊之谥号也。古无哲学家之名，所谓“圣知”，即哲学家也。古者（墨子所谓选择云云，皆承其上古者而言）天子三公，多有圣知辩慧之人，岂惟可以产生儒家，举凡名法之学，无不开其先河。后世学者，各得其一官之所传。而司徒掌教，唯儒家绍其统系，此《汉志》所以谓其道最高也。
班《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胡氏若谓古之司徒定无学术，必须证明古之三公绝无圣知辩慧之人，或证明《墨子》诸篇所言古之三公皆儒家所羼入，不然，则古代王官之有学术，非儒家一家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胡氏属文，强词夺理，任举一义，皆有罅漏。如驳斥儒家出于司徒，谓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不知司徒之官何以不能梦见六籍？《诗》、《书》之类经孔子删订，岂孔子以前无《诗》、《书》乎？墨家时时称举《诗》、《书》，多有与今日所传之《诗》、《书》相同者，如《兼爱下》引《周诗》，《明鬼上》引《甘誓》之类。
《庄子·天下》篇盛称六艺，谓其“散于天下，设于中国百家，时或称道”。此岂儒家私有之物耶？胡氏欲抹杀春秋以前圣知辩慧之天子三公，故以六籍归纳于儒家，以便肆意诋毁。然道、墨二家之书具在，不能恶其害己而尽去之。即令天下不读儒家之书，亦不能使人无疑于其说也。
胡氏论学，亦知寻求因果。
《中国哲学史大纲》：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许多后果。
而其讲诸子之学，则只知春秋时代之时势为产生先秦诸家学派之原因，不知有其他之原因。若合《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刘歆《七略》观之，则诸子之学出于古代圣哲者为正因，而激发于当日之时势者为副因。举副因而弃正因，岂可谓仔细研究乎？《天下》篇无论矣。即《淮南子·要略》，亦非专主救世之弊一端也。其述儒者之学，则曰：“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其述墨子之学，则曰：“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述管子之书，则曰：“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夫夏及文、武、成、康、周公，皆诸子之学之前因也。胡氏削去此等文句，但曰：“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是胡氏于《淮南子》之言，亦未仔细研究也。按胡氏之病原，实由于不肯归美于古代帝王官吏，一若称述其事，即等于歌功颂德的官书。
《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
不知客观之法，在得其真。伪者不容妄为傅会，真者亦岂可任意削减。吾国唐虞三代，自有一种昌明盛大治教并兴之真象，故儒家言之，墨家言之，即好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之庄周，亦反复言之。若削去此等事实，则后来事实都无来历，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说，转似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且其对于前此之事迹，又须诡辞曲说，尽翻成案，不但异己者不容尽泯，即其所主张崇奉之书，亦须抑扬斡旋以就其说，是亦不可以已乎？
胡氏谓学术皆出于忧世之乱，应时而生，实阴窃孔子论《易》之说。
《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
然窃其言而不肯明举其言，故论史而失其先后本末之序。使胡氏从孔子之言，以《易》为哲学史之开宗，次及周公之制作，则诸子之出于王官，自然一贯，无所用其强辩。而忧世之乱，应时而生之说，更可因此而证明。盖中国历年悠久，事变孔多，岂独幽、厉以降天下始乱。诸子起于周末，文、周生于殷季，其为夏氏均也。论哲学而断自春秋，岂春秋战国之时势可以产生哲学思想，而殷商末造之大乱不能产生哲学思想乎？且由殷周而推至唐虞，推至伏羲、神农均无不通。世乱非一次，故忧世者非仅一时代人，而学术思想之孳乳渊源，乃益厘然可见。胡氏崇奉《淮南子·要略》者也，使其仔细研究《淮南子·要略》，则知其法正与吾言相同。
《淮南子·要略》：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此可见《淮南》论道以《易》为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周公断文王之业，持天下之政（此可见《淮南》论诸子本于文王、周公）。
惜乎其不知而妄作也！
诸子之学之发源，既当从《七略》之说，而诸子之学之失传，亦不可以不考。今之讲诸子之学者，不但不知其源，复不知其流，动以诸子之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多言之）。
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
梁启超《论中国古代思潮》《儒学统一章》曰：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
胡氏《哲学史》亦言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则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
夫吾人今日得见周秦诸子之书，能知春秋战国时代之学术思想者，繄何人之力？汉武帝之力也。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武时，诸子之书，正由销沉而复行发见之时，何得谓儒学统一即他学销沉？考汉《董仲舒列传》，称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未明言其何年。
《董仲舒列传》：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通鉴》载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齐召南谓当在建元五年。要之仲舒对策，在汉武帝初年，无疑也。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死，司马谈以元封[3]元年死，其时皆在仲舒请黜百家之后，而淮南述《太公阴谋》、儒、墨、管、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太史公《论六家要指》，皆讲求诸子之学者也。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诸子之源流转明，是得谓之销沉乎？司马迁死于昭帝时。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迁实卒于昭帝初。观《景帝本纪》末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卫将军骠骑传》末段亦屡称武帝。按其文义，皆非后人附益。间有称武帝为今上者。《史记》作非一时，入昭帝时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其作《孟子荀卿列传》，述战国诸子，有孟子、驺子、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荀卿、剧子、公孙龙、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人，且云“世多有其书”。
《孟子荀卿列传》：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诸子书世既多有，更不得谓之销沉矣。成帝、哀帝均重学术，向、歆父子校理秘文，于是诸子之渊源益明。
《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至东汉时，班固述之为《艺文志》。其时所存之子书，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此皆汉人讲求保存之力也。若儒学统一，屏黜百家，则公孙龙、墨翟之学说何以巍然与儒家并存乎？
梁、胡二氏学术不同，要皆抱一反对儒家之见，以为汉崇儒术，即不容他家置喙，不知汉人讲求诸子之学，初无轩轾之念，故其于诸家之短长，皆平心静气以论之。如：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阴阳之术大祥，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子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法家严而少恩。
班《志》论九流之失，于儒家则曰：
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
于道家则曰：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于阴阳家则曰：
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于法家则曰：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义，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于名家则曰：
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治而已。
于墨家则曰：
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借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于纵横家则曰：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于杂家则曰：
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于农家则曰：
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是汉人初未特尊儒家，以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也。梁氏徒执董仲舒“请黜百家”一语，遂以意测之，造为专制之议论。
《中国古代思潮》篇：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不喜其并立，而喜其一尊。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之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不知自西汉至东汉，阴阳、名、法诸家，皆与儒家并立，何尝统于一尊？仲舒请罢黜百家，未见汉武有何明文，禁人习此诸家之学说也。至谓“儒家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则墨家尚同一义，何以不适合于君权？且汉之好儒，独元帝耳。宣帝论汉之家法，杂用霸道，何尝纯任儒教？
《汉书·元帝纪》：帝柔仁好儒，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董仲舒请罢黜百家之后，汉之诸帝且不任儒，乃谓秦汉之交即为儒学统一时代，何其武断一至于此！然今日信梁氏之说者，实繁有徒。稍涉古书之藩，即纵笔而讥儒教如胡氏者，亦中梁氏之毒者也！
诸子之学，至何时中绝，此为治学术史者所不可不问者也。此事亦至易明，惟今日为梁、胡诸氏之谰言所晦，故论者不讼儒家则嗤汉武，而为吾国学术之大憝者，反为人所不知。讲学之士，第取《汉》、《隋》二志相较，便知子学沦于何时。
《汉书》九流之书，见于《隋书·经籍志》者甚鲜，今为约举于下：
儒家亡二十四家，存七家。（此指汉以前之书，余并同。）
道家亡二十五家，存六家。（《管子》入法家。）
阴阳一家不存。
法家亡四家，存三家。
名家亡五家，存二家。
墨家亡三家，存三家。
纵横一家不存。
杂家亡五家，存三家。
农家亡一家，余并存。
其书之亡之原因，则《隋志》历言之。
《隋书·经籍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元帝克平侯景，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然则诸子之学之销沉者，董卓、李傕、郭氾、石勒、王弥、刘曜诸人之罪，与汉武帝何涉，与董仲舒何涉！舍奸恶凶顽之盗贼不问，而痛责一无权无勇之儒生，此吾国人之所以不乐为儒而甘于从贼也！诸书之亡，自《隋志》外，尚有张湛《列子序》可证：
张湛《列子序》：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后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兵燹之祸为学术之劫。书既不存，学说自然歇绝。湛所得之《列子》尚系乱后凑集，其不泯于兵燹，亦云幸矣！
胡氏研究墨学，尝称鲁胜《墨辩注》。鲁胜者，西晋初年之人也。
《晋书·鲁胜传》：少有才操。元康初，官建康令，称疾去官。中书令张华遣子劝其更仕。再征博士，举中书郎，皆不就。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
当西晋初，犹有讲求墨学者，安知其时不更有讲求他家学术之人？徒以乱离散佚，故至隋而无传。又《汉志》墨家有《田休子》，梁时犹有其书，至隋而亡。
《隋书·经籍志》墨家注：梁有《田休子》一卷，亡。
《隋志》墨家犹有三书，至《宋史·艺文志》仅存《墨子》一种，余均不著录，则又唐末之乱亡之也。假令某一时代诸家之书具存，有专制之帝王与凶恶之儒生一举而尽焚之，则此帝王与儒生诚无所逃其罪。今其学术之微，书籍之亡，绵世历年，确因兵乱而递衰递减，而诸人束书不观，但执己见，坐儒家以万恶之名，不知是何心肝也！
焚书坑儒，只有秦始皇。其事见于《史记》。而刘海峰辨之，谓“六经亡于项羽、萧何，非始皇之过”（见《海峰文集·焚书辨》）。是中国古学之销沉惟一之原因，只有无赖之徒作乱纵火，余皆无灭绝学术之事。即此一端，亦可见吾国文化胜于欧人。欧洲有焚杀哲人卜鲁诺之事，中国无之也。
综上所论，而吾国古代学术之源流乃可得言。其学之兴也渐，其学之衰也亦渐，故可分为五期：
第一期 伏羲以来，为萌芽时代。
第二期 唐虞及三代盛时，为官守时代。
第三期 春秋至战国，为私家学术盛兴时代。
第四期 两汉，为古学流派昌明时代。
第五期 汉末至唐末，为古学迭因兵乱销沉时代。
时期既明，更须知吾国学术思想本来一贯，所谓儒、墨、道、法者，皆出于王官，皆出于六艺。特持论有所偏重，非根本不能相容。不当以欧人狭隘褊嫉之胸襟推测古代圣哲，更不当以末俗争夺权利之思想诬蔑古代圣哲。其为文化学术之蠹贼者，实为武夫乱贼，应确定其主名为今人之炯戒。诸氏为有心拥护文化，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梁、胡二氏皆痛诋刘歆。
《中国古代思潮》篇：《艺文志》亦非能知学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诒按此正可见六艺纯贯诸家）。既崇儒于六艺，何复夷其子孙以济十家？（诒案刘歆胸中并无儒家专制统一之念）？其疵一也。纵横家毫无哲理（诒按纵横家之书久亡，不能断定其有无），小说家不过文辞（诒按小说亦亡，不能妄断），杂家既谓之杂矣，岂复有家法可言（诒按《汉志》明云“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是杂家自有其家法）？而以之与儒、道、名、法、墨者比类齐观，不合论理。其疵二也。农家固一家也，但其位置与兵、商、医诸家相等。农而可列于九流也，则如孙、吴之兵，计然、白圭之商，扁鹊之医，亦不可不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诸子略》之外，于义不完（诒按此正可见吾国古代以农立国，非以兵商医立国）。其疵三也。《诸子略》之《阴阳家》与《术数略》界限不甚分明（诒按此可观《孟子列传》载驺衍之言，则知阴阳家与术数之别）。其疵四也。故吾于班刘之言亦所不取。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
二氏所以知有诸家者，以歆之《七略》。因即据其分类以訾毁之，不知二氏所见九流十家之书，视歆孰多？果已尽见其所举之书而一一衡其分际，因知歆之不当耶？抑仅就今日所存者略事涉猎，遂下此判断耶？梁氏而分为二派，其说之谬殆莫之逾。
《中国古代思潮》篇：据群籍审趋势，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观察，而证以学说之性质，制一《先秦学说大事表》。先秦学派，一北派，二南派。北派正宗：孔子、孟子、荀卿及其他儒徒。南派正宗：老子、庄子、列子、杨朱及其他老徒。
古代地势之分南北，或以淮为界，或以江为界，未有同在大河之南淮水之北而可分为南北者也。孔、孟、老、庄所生之地，所居之境，皆无南北之分。
《史记·老子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按楚苦县，即今河南鹿邑县，在亳县之西。
又《庄子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索隐》：“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正义》：“《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此云‘庄周为漆园吏’，即此。按其城古属蒙县。”按蒙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之东北。
苦、蒙之去曲阜、邹邑约四五百里。蒙在睢水之北，苦在沙水之北，其南去淮之道里几与去曲阜、邹邑相等，而距江水之远无论矣。梁氏既称自地理上、民族上观察，不知曲阜、邹邑至苦县、蒙县之间，以何等标准画分南北。度其属文之时，第以为老、庄皆楚人，故误以楚为南方。不知《史记》“楚苦县”三字是据老子之后之苦县而言，当老子时，苦县尚属陈，不属楚也。庄子《天运》篇虽有孔子南之沛之文，
《天[4]运》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然《天道》篇亦有西藏书见老聃之文。
《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
不过据自鲁出行所指之方而言，不足据以为天下大势及学派歧分之证。如以孔子南之沛，即为孔、老学派分南北之证，则孔子西之周见老聃，老聃且有西度函谷之事，何不分孔、老学派为东西耶？按孔、老南北之说，亦出于日本人。日本人读中国书素无根柢，固不足责。梁氏自居学识高于刘歆者，何得出此不经之言耶？其论南北派别有一表繁称博举：
《中国古代思潮》篇：
北派崇实际 南派崇虚想
北派主力行 南派主无为
北派贵人事 南派贵出世
北派明政法 南派明哲理
北派重阶级 南派重平等
北派重经验 南派重创造
北派喜保守 南派主勉强
北派畏天 南派任天
北派言排外 南派言无我
北派贵自强 南派贵谦弱
要皆强为分配，故甚其说。孔子主中庸，故论南北方之强，皆所不取，独主中道，何得硬派孔子为北派。至谓南派明哲理，则孔子之赞《易》非以明哲理乎？有清之季，海内人物，并无南北之分。自梁氏为此说，而近年南北人乃互分畛域，至南北对峙，迄今而其祸未熄，未始非梁氏报纸论说之影响也。
胡氏菲薄汉儒而服膺清儒。
《中国哲学史大纲》：校勘之学，从古以来，多有人研究。但总不如清朝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俞樾、孙诒让诸人的完密谨严。
夫清儒之有功于古籍，诚不可没。然其所见古书之多，则去向、歆远甚。举亲见原书之向、歆所言之学说而诋毁之，转就仅见原书之十一之人，所为补苴掇拾，斤斤辩论于逸文只字者而崇奉之，此犹一人身居衣肆，熟睹锦绣之衣，能评论其价值，一人第见残破锦绣之片，缝纫补缀，而争论其位置，谓此应为袂，彼应为领，试思此二人之见解，孰为可凭？清儒校勘古书，谓其愈于宋、元、明人则可，若谓为昌明古学，则犹逊于汉儒。
《中国哲学史大纲》：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
胡氏不称汉儒昌明古学，动斥其陋，甚且谓为昏谬，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如《晏子》岂可在儒家？《管子》岂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子》又安可属法家？至于《伊尹》、《太公》、《孔甲盘盂》种种伪书，皆一律收录，其为昏谬，更不待言。（诒案此病与梁氏正同，皆是因刘歆之书方知其误。若无刘歆，则公等从何知其谬？《汉志》于六国人所托者，皆明注之，非无别白古书真伪之识力也。）
而于王、俞诸公低首下心，颂扬唯恐不至。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其斯之谓乎？
吾为此论，非好与诸氏辩难。只以今之学者不肯潜心读书，而又喜闻新说，根柢本自浅薄，一闻诸氏之言，便奉为枕中鸿宝，非儒谤古，大言不惭，则国学沦胥，实诸氏之过也。诸氏自有其所长，故亦当世之学者。第下笔不慎，习于诋诃。其书流布人间，几使人人养成山膏之习，故不得不引绳披根以箴其失。至于所言之浅俚，故不值海内鸿博者一哂也。
注解：
[1] 玉，原作“王”。
[2] 惠施，原作“施惠”，误。
[3] 封，原作“狩”，误。
[4] 天，原作“大”，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