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5月16日，《民声》第十号）

来书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纪十四年乃由于耶稣基督之降生岁数而来，因谓以宗教纪年为纪年，不免予教徒以口实。不知此种纪年，已为今世界所通用，无论其人是否为基督教徒，其国是否为基督教国，均无不用此纪年者。如支那、日本原与基督教相去甚远，然苟为世界的交际（无论条约或个人之交通），即不能不用此纪年。而在学术上分别历史之时代，尤必以某世纪为断。然则所谓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原虽本于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则已成为全世界交际上学术上之公物，而不能复私之以为宗教之所有矣。原夫纪年之法，不过表志年代之符号，而非有若何深意于其间，（中国旧史家囿于正统之论，以纪年为历史学上一大事，门户聚讼，纷纭莫辨适见其陋耳。）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于一地一事者，即属可用（如云中华民国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谓限于一地。孔子若干年，释迦若干年，所谓限于一事）。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于各地各种社会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其不称一千九百十四年而称新世纪十四年者，亦非有他意，不过取其数字简单易于举述耳）。至来书谓当联合世界同志共同研究云云，窃以为殊可不必。一则吾党当研究者正多，为日不给，此事无关宏旨，何必虚费光阴；二则吾党即自定一特别纪年，而社会上除党人外均不通用，反觉其诸多窒碍。何若俟无政府实行时，即以其年为无政府第一年之为愈乎？

（一九一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