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和先生：本志三卷六号，有先生给独秀先生的信，对于玄同提倡esperanto，加以驳难。这是玄同最欢迎的。玄同以为中国人对于esperanto，简直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提倡的是上海一班无聊的人物。他所说的学了esperanto的好处，就是能够和各国的人通信；我以为若是esperanto的用处只有这一件，那么esperanto真是要不得的东西。

反对的，是洋翰林。他是不喜欢用abcd组成的文字有如此容易学的一种；因为学abcd愈难，他那读了十年“外国八股”造成的洋翰林的身份，愈觉名贵。

先生的反对esperanto，按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不可与洋翰林同年而语。即玄同之提倡esperanto，自谓亦有几分可资讨论的理由，决不是专想学了esperanto和外国人通信。

玄同要答复大札之语，有为独秀所已说者，有为独秀所未说者，现在一一述之如下：

（1）先生谓各国语言有民族性，esperanto为人造的，无民族性（此櫽括大札之意，不列举原文之语，谅之），以此判其优劣。关于此层之答复，玄同与独秀之意全同：即钞独秀之言曰：“esperanto（原文作世界语，今改）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又曰：“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

（2）先生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今日之科学思想，及他日人类之利益，皆无国家可言；惟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关于此层之意，玄同最不敢苟同。玄同以为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且学习简易文字之时间，必较学习艰深文字之时间能缩短；假如学习艰深文字，非十年不能毕业，而学习简易文字，则仅需四年而已足。如此，则人类舍却艰深文字而学简易文字，便可少费六年之时间。苟人人以此六年之时间，在社会上做公益之事业，与人人以此六年之时间劳精疲神于记诵干躁无味之生字，两者相较，其利害得失，固不待言而可喻。科学与人类利益既无国界可言，则人人皆知学问应为公有，人类必当互助；公心既如此发达，则狭隘之民族心理及国民性，自必渐归消灭，此一定之理也。玄同以为世界上苟无人造的公用文字，则各国文字断难统一；因无论何国皆不肯舍己从人；无论何国文字，皆决无统一世界之资格也。若舍己国私有之历史的文字，而改用人类公有之人造的文字，则有世界思想者，殆无不乐从；因此实为适当之改良，与被征服于他种文字者绝异也。

（3）先生以esperanto中多采英法德意之语，而绝不及东方之文字，因谓不足以当“世界语”之名。玄同以为“世界语”之名词，本非esperanto原字中所有之义，乃是日本人转译之名。十年前吴稚晖、李石曾诸君在法国所办之《新世纪》周报，又译为“万国新语”。要之“世界语”与“万国新语”皆非适当之名词，我们不过随便取用便了。言其正称，直当曰esperanto而已。——倘曰“爱斯不难读”，则真荒谬绝伦之名称矣。——但“世界语”三字之意义，大概是说世界公用的语言，并非说此种语言尽括世界各种历史的语言在内。故此三字之名词，亦未必便是绝对的不适当。——惟终不如直称原名之善，故玄同自此信始，即改称为esperanto。——至于不采东方文字，而云可为世界公用的语言，此则骤看似有未合；然玄同个人之意见，以为此事并无不合，东方之语言，实无采入esperanto之资格。所谓东方语言，自以中国为主；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且所谓兼采各国语者，谓其寻常日用之字耳；若现代学术上之专名，则本非东方所有，即在东方文字中，亦以采用西名为当：如章行严君主张论理学当称“逻辑”，经济学当称“依康老密”之类，此则在esperanto中更无采中国语之理。夫寻常日用之语，中国语既以字义函胡，字音混同而不能采；现代学术上之专名中国语又以本无此名而无从采。故鄙意esperanto中不采中国文字，并无不合。然中国文字，却有一小部分应该加入esperanto中者，则古代历史学术之名词是也。此等字，与人名地名相同，随时可加，加亦不难，——因其总是译音也——一旦在中国之esperanto发达，有用esperanto译述之中国历史书、中国哲学书，则此等名词，在esperanto中自然完备矣。除此一部分以外，只有中国文中应采入之欧语，并无esperanto中应采入之中国语也。

（4）先生谓文人哲士之伟著，读其译本，终不若读其原书。此说固然不错；然此与esperanto之提倡并无冲突。假使一旦世界人类各将其本国文字完全废弃，共操esperanto则无论何人所著，无论科学、哲学、文学之书，皆用esperanto写出，esperanto即其原文，固无问题可生。若在共操esperanto之后，而读语言未统一以前之书，则浅尝者即读esperanto之译本，亦可得其大概；欲深求者，则各国原文之书具在，学其原文，自能得之。盖彼时应用之语言文字虽为esperanto，而今日英、法、德、俄、中国、日本之文字，彼时自必有学问专家去研求；犹今日欧洲各国之课希腊、拉丁，中国之讲求小学也。

（5）先生谓各国之地名人名，应依其国之书法读法。律以“名从主人”之义，此说固无可驳。然在事实上，恐已有做不到之处。因欲此例完全实行，则如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俄罗斯、契丹、女真、蒙古、西藏等之地名人名，亦宜各书其原字，方为允当。写以中国之译音字，及欧洲某一国国语中所用之名称，固然不合。即用罗马字母拼其原音，亦已非其本真。顾此写原文之事，必难一一做到：即使可以做到；然读书者势必不能尽识各种文字，则反为窒碍矣。玄同以为人名地名，本是一种无意识之记号，非如学术上之名词，尚有确当不确当之可言，但求统一，便算了事。此统一之事，不能以其原文为标准；非今人以最通行之字体，最通行之音读拼法统一之不可。故谓比利时当作belgujo，希腊当作grekujo。玄同之意，且以为即改中华为hinujo，孔夫子为konfucio，亦无不可。

以上所说，知先生阅之，必多不以为然之处。祈再赐教，幸甚幸甚。

写到这里，重把先生的信，和这封复信读了一遍，觉玄同与先生根本上不同之点：即先生以为文字不能由人为的创造，世界语言文字不求其统一。玄同则反是，以为进化之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因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等相同，符号愈统一，则愈可少劳脑筋也。

然玄同亟亟提倡esperanto之意见，尚不在此。玄同之意，以为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无论其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即使一旦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然近世之学术名词，多为我国所无，即普通应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词，亦多不通；——如自来火、洋灯、大菜之类，——诚欲保存国语，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搀入不可；惟搀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乎？是一至难解决之问题也。鄙意es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先生于此事，或更不以为然乎？俟得明教，当再详论。

钱玄同。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