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适之君拿这本《尝试集》给我看。其中所录，都是一年以来适之所做的白话韵文。

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他做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俗语俗字入文；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采用俗语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话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

但是有人说：现在中华的国语，还未曾制定，白话没有一定的标准，各人做的白话诗文，用字造句，不能相同，或且采用方言土语，和离文言太远的句调；这种情形，却也不好。我以为这一层，可以不必过虑。因为做白话韵文，和制定国语，是两个问题。制定国语，自然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至于现在用白话做韵文，是有两层缘故：（1）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不比那用古语的，无论做得怎样好，终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为除旧布新计，非把旧文学的腔套全数删除不可。至于各人所用的白话不能相同，方言不能尽祛，这一层在文学上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并且有时候，非用方言不能传神；不但方言，就是外来语，也可采用。像集中《赠朱经农》一首，其中有“辟克匿克来江边”一句，我以前觉得以外来语入诗，似乎有所不可；现在仔细想想，知道前此所见甚谬。语言本是人类公有的东西，甲国不备的话，就该用乙国话来补缺：这“携食物出游，即于游处食之”的意义，若是在汉文里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可直用“辟克匿克”来补他，这是就国语方面说的。至于在文学方面，则适之那时在美国和朱经农讲话的时候，既然说了这“辟克匿克”的名词，那么这首赠诗里，自然该用“辟克匿克”，才可显出当时说话的神情。所以我又和适之说：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适之对于我这两句话，很说不错。

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和话，这边叫做lau，就造个“老”字；那边叫做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做khau，假如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lau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有丝毫不同。若是嘴里声音变了，那就手下记号也必须跟着他变的。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

再看《说文》里的“形声”字：正篆和或体所从的“声”，尽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的楷书字，尽有将《说文》里所有的字改变他所从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借用别的同音字的。这都是今音与古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

至于文言和白话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像那“父”“母”两个字，音变为pa、ma，就别造“爸”、“妈”两个字；“矣”字音变为li，就别造“哩”字；夫（读为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变为bo，就别造“啵”字，再变为ba，就再借用“罢”字（夫的古音本读buo）；“无”字在句末——表问——音变为mo，就借用“么”字，再变为ma，就再别造“吗”字。（无的古音本读mu）这更可见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

照这样看来，中华的字形，无论虚字实字，都跟着字音转变，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为什么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呢？

我想这是有两个缘故：

第一，给那些独夫民贼弄坏的。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所以嬴政看了那辠犯的“辠”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写），上半都从“自”字，便硬把辠犯改用“罪”字；“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什么人自己都可以称“朕”，像那屈平的《离骚》第二句云，“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个证据，到了嬴政，又把这“朕”字独占了去，不许他人自称。此外像“宫”字、“玺”字、“钦”字、“御”字之类，都不许他人学他那样用。又因为中华国民很有“尊古”的麻醉性，于是又利用这一点，做起那什么“制”“诏”“上谕”来，一定要写上几个《尚书》里的字眼像什么“诞应天命”、“寅绍丕基”之类，好叫那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于是那些小民贼也从而效尤，定出许多野蛮的款式来；凡是做到文章，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要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要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卑贱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只有做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若是没有那种“骄”“谄”的文章，这些独夫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章的。这种没有道理的办法，行得久了，习非成是，无论什么人，反以为文章不可不照这样做的，若是有人不照这样做，还要说他不对。这是言文分离的第一个缘故。

第二，给那些文妖弄坏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又像那《尧典》里用“都”“俞”“吁”等字，和现在的白话文里用“阿呀”“嘎”“㕭”“唉”等字有什么分别？《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的方言有什么分别？还有一层，所用的白话，若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像《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再看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到了西汉，言文已渐分离。然而司马迁做《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做汉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嚣庸可乎”改为“顽凶勿用”之类，可知其时言文虽然分离，但是做到文言，仍旧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若是过于古奥的，还是不能直用。东汉王充做《论衡》，其《自纪》篇中有曰：“《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曰：“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言当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隐闭也。”这是表明言文应该一致；什么时代的人，便用什么时代的话。不料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杨雄，做了文妖的“原始家”。这个文妖的文章，专门摹拟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要叫人恶心；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封信都要装模做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文章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假如继起的人能够认定韩柳矫弊的宗旨，渐渐的回到白话路上来，岂不甚好。无如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这些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知道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什么文章，那“起承转合”，都有一定的部位。这种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选》派”相比，真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两的比例。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人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了什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什么“义法”的话，搅得昏天黑地。全不想想，做文章是为的什么？也不看看，秦汉以前的文章是个什么样子？分明是自己做的，偏要叫做“古文”，但看这两个字的名目，便可知其人一窍不通，毫无常识。那曾国藩说得更妙，他道：“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这真是自画供招，表明这种“古文”是最没有价值的文章了。这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做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以前用白话做韵文的却也不少，《诗经》、《楚辞》，固不消说。就是两汉以后，文章虽然被那些民贼文妖弄坏；但是明白的人，究竟也有，所以白话韵文，也曾兴盛过来：像那汉魏的乐府歌谣，白居易的新乐府，宋人的词，元明人的曲，都是白话的韵文；——陶潜的诗虽不是白话，却很合于语言之自然；——还有那宋明人的诗，也有用白话做的。可见用白话做韵文，是极平常的事。

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那“乐府”“词”“曲”的句调，可以不必效法，“乐府”“词”“曲”的白话，在今日看来，又成古语，和三代汉唐的文言一样。有人说：“做曲子必用元语。”据我看来，曲子尚且不必做，——因为也是旧文学了——何况用元语？即使偶然做个曲子，也该用现在的白话，决不该用元朝的白话。

上面说的都是很浅近的话，适之断没有不知道的；并且适之一定还有高深的话可以教我。不过我的浅见，只有这一点，便把他写了出来，以博适之一笑。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钱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