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波的肉体在马赛离世，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十年的时间；他的诗歌死亡的时间则更久，已经超过了八十年——这一死亡的意义更加深远。

1936年，法国庆祝了象征主义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以及《灵光集》在《风行》杂志上发表五十周年纪念。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兰波作品的重要性和意义与日俱增。现在，几乎没有其他诗人能够在研究方面得到与他同等的热情和关注——即便是波德莱尔也无法与他匹敌。无论在哪个国家，所有的文学运动都自称以兰波的影响为起源，尽管他本人应该会拒绝认同他们的观点。今天，全世界的文学青年都从兰波那里学习表达对过去和传统的不耐烦、对既定标准和塑造我们今日世界的所谓文明的厌恶；他们抱有和兰波一样的对摧毁一切的渴望。兰波曾这样呐喊：[669]

什么与我们相干，我的心，染着血与灰烬的

桌布，还有成千次谋杀，以及狂怒的

冗长喊叫，整个地狱的呜咽倾覆着

一切秩序；还有凌厉的北风刮过废墟；

而一切复仇呢？没有！……——但，还是要，

我们要复仇！实业家，王子，参议员，

消灭！权力，正义，历史，打倒！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血！血！金色的火焰！（何家炜　译）

兰波的作品往往深奥难解，因此，对那些寻找文本来支持自己理论的人来说，它们也是蕴藏丰富的宝库。在兰波的作品中——《圣经》也是如此——能够找到几乎对每一种理论的确证，而他的作品也得到了和《圣经》一样的待遇：从中截取的只言片语被用于组成文学上的传业授道，有时需要动用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跟得上这种解释。

兰波在他的批评者和仰慕者眼中各有不同：他是流氓还是殉道者？是恶棍还是通灵人？是浪子还是最终成了一个圣徒？他远离原本的世界是否受到了召唤，因为法国不值得他的存在？[670]但这些描述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单独对他做出全面的概括。艾田蒲（etiemble）在发表于1952年的博士论文《兰波的神话》（le mythe de rimbaud）中包括了他在二十年间充满耐心的详尽研究成果，他击破了每一个关于兰波的单个理论。

如果我们把兰波的人生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就几乎无法把任何错误或邪恶归咎于他。根据传统的判断标准，他在巴黎和伦敦的生活不可不谓荒淫放荡；但他自己就不接受这些标准。“是的，在你们的光照下我只能闭上眼睛……”他在《地狱一季》里如此说道，[671]“但是我可能得救。”（王道乾　译）他的堕落出于自愿，因为这是他哲学理念的一部分。当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后，他选择了一种连沙漠中的隐士都无法相比的简朴生活。也有人认为他的同性恋取向是不道德的，甚至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一点是他罪恶滔天的证明；但在这种关系中，他唯一为人所知的相关行为发生在十七岁时，并且还受到了一个比他大十岁、软弱、自我放纵、邪恶的男人的影响，后者更是在认识兰波前就已经有同性恋史。当时，兰波不过是一个不快乐的青少年，他在知性上过于早熟，但身体尚未发育完全，这段关系也让他感到罪恶和痛苦。现代心理学应该已经能够通过某种“声呐”来探究这一问题，并且尤其要考虑他当时的年龄。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曾在金钱上试着“吸血”他的朋友们，但这也只是半开玩笑的拙劣做法，并且很快就结束了。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在索马里海岸以一丝不苟的诚信和伟大的仁慈而闻名。他也十分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好名声。他写给家里的书信证明了这一点；在临死前的幻觉中，他为自己也许不能周到、准时地完成被授予的任务和许下的承诺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关于兰波是圣徒和殉道者的理论也并不能令人信服。他曾有过想象自己已经成为和上帝并肩的神的时期，那时他愿意付出一切必需的代价、通过个人受苦来获得这一荣光；但他并不是以殉道者的身份，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神来承受痛苦。在此后的人生中，他选择了简朴和禁欲；他以仁慈、善意和慷慨来对待他所管理的人，并对他们怀有怜悯之心；但其中并没有真正属于圣徒的特质。他写给家里的信——这是我们唯一关于他在索马里海岸和阿比尼西亚的生活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也许在他的阿比西尼亚面具和盔甲之下藏着一个虔诚的哲学思想家——甚至可能仍是一个诗人——但在这一生中他绝不是一个圣徒。

兰波的文学事业是一场对天才的悲剧性浪费。也许在没有这种浪费的前提下，他的作品永远无法达到现有的高度；也许这是我们为拥有兰波最精彩的作品所付出的代价。其中的神秘和天才般的手法无可估量，但这些的出现也许必须以兰波作品那流星一般的短暂为基础和前提。他就像一个口中吐火的不幸男子，他会烧毁一切他所接触的东西，将它们化为手中的灰烬。对他来说，有许多事都充满了潜力，但最终都只能沦为失望。学业上的胜利似乎向他许诺了一个作为杰出知识分子的未来，但这一切只让他感到索然无味，于是便抛弃了它们。他在诗歌上的天才本应让他跻身于当时最顶尖的文人之列；但他啃噬了诗歌金玉其外的果实，发现了其中的败絮，于是对其弃之不顾。他尝试过一天是一天，不去考虑明天，只等待一切发生的生活，但这和其他一切一样最终幻灭。

他最后的努力是过一种充满激烈行动的人生——探索和行商——这也是他最后的失败。失败是他的命运。他的人生是一场壮阔的失败，直到最后一刻，他依旧承受着“巨大的诅咒”。他一生都在地狱中度过。在神秘主义哲学中，“地狱”（enfer）这个词意味着“低级的世界”，是天国的前厅，是充满考验的地方，因此，人间即地狱。[672]对于兰波而言，人间确实是地狱，他被梦想中的天国放逐至此，他曾体会天国之美，因此，他不可能在人间的任何地方安定下来，获得幸福。他只能希望人生确实只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前厅，在那里，一切都已准备好，只为迎接他的到来。

兰波首先是一个冒险家。他的第一次历险是在书本里；然后，他逃往了吉卜赛人一般的流浪中，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亲身体验的历险。最伟大的历险是对天国的探索，自那之后，一切都让他感到索然无味；自那之后，尘世变得如此渺小，再也无法让他满足。这是他亲口对妹妹所说的话。[673]

我希望漫游世界，毕竟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大；也许那时我会找到某个让我感到有那么一点满意的地方。

他在《回忆》中以象征的手法表达怀旧之情——这也许是他所有诗作中最美妙、最完美的一篇：[674]

这愁水中的玩物，我无法抓到，

哦，静止的小船！哦！胳膊太短！

纠缠我的黄花，灰水亲近的蓝花，

这花那花，我一朵都摘不到。

啊！翅膀从柳树上抖下的灰！

久遭折磨的芦苇上的玫瑰！

我的小船，总是不动；他的铁链

落在这无边的水底，——哪块泥土？（飞白　译）

他的失败不能全部被归咎于糟糕的运气，或者说，厄运（leguignon）[675]。波德莱尔认为，人所遭受的痛苦主要来源于其自身的脆弱：他无法追随自己心知肚明是最高尚的那些东西。兰波无法改变自己，尤其无法改变他强烈的骄傲，从而适应生活；这也让他自己不得不承受许多挫折。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物质世界，比起做出妥协或屈服于现状，他更愿意接受失败的代价。从童年开始，他就一直无法承受任何批评或训斥，即便这些大多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况。他的骄傲也导致了他的幻想，认为自己与上帝肖似，因此可以免于那些加诸于普通的不道德之人身上的惩罚和代价。波德莱尔为自己的每一次放纵、欢愉和所有的弱点都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流下代表着悔恨和痛苦的灼热之泪；在正义面前，他自愿付出代价。他已准备好让自己成为罪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悲的罪人，他的骄傲也促使他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辜振丰　译）兰波没有能力获得真正的谦卑，他无法把自己放入低贱的位置。他绝不可能乞求怜悯、宽恕或慈悲。他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受到诅咒的罪人——但他的受诅咒是光荣的，他被全能的神的愤怒和复仇之火征服，上帝不得不尽其所能与他对抗，而在被火焰灼烧时，他还能讥讽正在毁灭他的上帝。然而，当他终于放弃抵抗、完全屈服时，正是这种骄傲和傲慢自大让他必须接受最终的惩罚。

他还有一个弱点：他受到了反复无常的诅咒。他无法贯彻任何事，不能走到任何事的终点，最后也没能真正地完全掌握任何东西。他总想要过于迅速地前进，从来都不能耐下心来夯实基础；对他而言，万丈高楼必须一夜之间建成，就好像有魔法的助力一样。确实，他无论做什么都依赖魔法多于他自身的努力。构思一旦完成，他就必须立刻达成目标；他能看见终点，却不知道抵达的方法，而且他从来没能学会节制和耐心的品质。“科学进展过于缓慢，”他在《地狱一季》中说道，[676]“祈祷却在快步向前”（王道乾　译）。他对速度的要求和不耐烦的个性让他的天赋过于早熟，又过早地萎缩，就像枯萎的果实一样被风从树上吹落。心理学家也许会找到某种原因来解释他这种割裂自我、掐灭自然的自我表达的行为。如果他能让自己杰出的才华缓慢地发展，并在恰当的季节完全成熟的话，他将会成就些什么呢？如果能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那该是多么有趣。如果他能像波德莱尔那样接受屈辱和误解的话又能成就什么呢？这一点我们也不得而知。波德莱尔曾说：“我的屈辱皆是上帝的恩典。”[677]兰波的骄傲和傲慢过于强大，让他永远都无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缺乏酿成伟大天才所必需的一味材料——谦卑和质朴。

心理学家也许会认为，兰波缺乏耐心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象征了他内心的发育不良，因此，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一直是一个孩童。只要有事物能吸引他的兴趣或喜爱，在他的想象中，这就是那独一无二的事物，能够让一切都变得明朗，并且为他过去的失望做出补偿。他会带着天性中的激情，花一段时间来追求这一事物；但只要他的兴头过了，又会迅速放弃。多少次，他在索马里海岸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我找不到期待的东西！我不会在这里久留！”又有多少次，他构思了一项计划然后展开实践，但几乎从来都没能贯彻到底，获得丰收！他曾在《渴之喜剧》中这样呐喊：“啊！汲干所有的瓮！”（何家炜　译）[678]为了不错过任何味道，他曾试着一次性饮下所有容器中的水。他是如此地渴望畅饮，他那样迅速地吞下这一切，但这只让他呛水，什么味道也品尝不到。

他从未能够接受外来的限制，也没能学会约束自己；直到最后，他的个性依旧处于迷失方向的反抗之中。他反抗一切：社会环境、公认的宗教、艺术，以及整个生活的状况。这种对自由的狂热渴望是他骄傲的又一个后果，它通过极端的表达，变成了一种病态。他无法忍受任何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压制他，他宁愿自我毁灭。可悲的是，他最终明白——但已经太迟了——自由并不是生来就有的权利，恰恰相反，它是一件商品，和这个病态的世间的所有东西一样，必须支付代价才能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如此的昂贵，必须经历个人的奴役和苦涩的屈辱才能获得它。除非我们一开始就用顺从和许多痛苦的妥协购买了自由，除非我们痛苦地挣扎，终于抵达唯一能呼吸到空气的顶峰，否则就不存在完全属于我们的自由。兰波决定购买自由，但一切已经太迟了；自由的代价也比最初昂贵了太多。之后，在他正值壮年时，他本应享受一定的自由，但他狂热地——这是他对待一切的态度——以最痛苦的奴役和不甘的受苦为代价，购买着最昂贵的自由。

正如《地狱一季》里所表达的那样，在他那可悲的挣扎中，他向往全情投入宗教的怀抱，但他不愿付出任何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他宁愿扑灭心中的渴望之火，并可悲地把这看作一种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写了这样一个角色：他为了证明自己完全独立于上帝之外而自杀。[679]兰波的做法与他相似，不过他杀死的是自己的精神，而不是肉体。

在兰波还是个男孩时，生活的丑恶让他震惊，自那以后，他再也不能接受生活本来的面貌；对他来说，生活的环境令他无法忍受，他憎恨生活，因为那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情形，也不是他认为生活应有的面貌。他不愿也没有能力接受寻常的人性、他人的弱点和不值一提的卑微。面对这些配不上任何理想的人，他没有耐心或怜悯，只觉得他们可悲、令人厌恶。唯一能让他抱有温情和同情心的就只有那些原始的黑人，他的生活几乎与愚蠢的野兽一致，没有任何自我反思，只是耐心地承受重负。除了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出现的偶然状况外，他没有波德莱尔那种对简单的人类境况的理解，也没有他对生存的反复无常所抱有的天才式的温情。在帕斯卡尔“人类的伟大与可悲”中，他只能看到“可悲”。他无法容忍那让他周遭的人们感到满足的琐碎的幸福，他回避一切能够让其他人的生活变得美好和甜蜜的东西：平静、爱和单纯的劳作。他在自己的内心毁灭了这一切，当他为此悔恨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的心中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能够建筑任何其他的基础。他的人生从未能从他的经历中获得滋养；这些经历只能留下伤痕和被火焰灼烧过的印记。

最初，他曾以为自己能够创造生活的条件，通过自身改变一切，找到“真正的生活”。但在这一切都失败后，他不愿接受那些他会将其称为“蠢物”的东西，那些让人生的负担不那么沉重的东西——艺术和梦想——他抛弃了它们，因为它们并非最终的现实，因为它们不是绝对的完美。“应当时刻醉意醺醺。”波德莱尔曾这样说道，[680]“这就是全部所在。这就是唯一的问题。为了感受不到压垮您的双肩，压得您弯向地下的可怕的时间重负，就必须长醉不醒。可是，沉醉于什么呢？沉醉于美酒、诗歌还是德行呢，悉听尊便。反正要沉醉。”（李玉民　译）兰波无法做到这一点，世界对他的伤害令他难以忍受——直到最后，他都保持着这种青少年时期就形成的能力，被永无休止地伤害着。最后，这“痛苦的生存”中再也没有一丝美感足以让它变得能够忍受。他从未找到一种有用的原则，也从未与生活和解。他得到的只有一种不甘的顺从，但那并不是拜伦式的和解。他曾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描述他对未来的计划：[681]“好吧！最可能的情况是，人们总是去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他们的生死都与愿望相背离，对日后能获得补偿不抱任何希望。”

他所获得的唯一补偿，在他在哈勒尔的最后几年里，似乎就是他对自己管理的原住民所施行的一点善举。但他对这种善意的本质并没有抱有幻想，也不期望任何回报。

兰波在艺术潜力方面的自然天赋超越了法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位诗人，但当他发现这种天赋并没有为他带来他渴求的理想时，他就抛弃了它。他无法接受作为一个普通基督徒的谦卑，同样地，他也无法接受自己仅仅只能做一个诗人。于是，他犯下了一个近乎悲剧性的错误，这是他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对文学的放弃。在他的诗歌创作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也是他人生中唯一能够或多或少感到快乐、喜悦和成就感的时期。他那习惯性的暴烈和不自信让他丢弃了他曾经最伟大的财产、他生而为人唯一的存在的理由，自那以后，他永远滞留在了地狱中。在《地狱一季》中，他曾问道：[682]“一个人甘愿自毁，那他就该下地狱，不是吗？”（王道乾　译）他确实为自身施加了毁灭的诅咒。可悲的是，在生命的尽头，他意识到他浪费了自我和人生。这一诅咒既施加于他的精神，也施加于他的肉体：在哈勒尔，他拒绝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把病痛的腿紧紧绑住，用剧烈的运动折磨自己。他用固执杀死了才华。

后来，他对诗歌的抛弃却不一定完全出于自愿。也许他只是无法继续写作了；也许，当诗歌无法成为象征绝对真理的意象时，他就再也无话可说了。他无法进行程式化的写作；丧失信仰后，也许他心中也不再剩下任何能够成就一位诗人的东西了。也许上天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仁慈；也许这正是命运向他展现的慈悲，让他无法创作出低于其最伟大的杰作的作品，让他在成就的巅峰隐退。

鼎盛时期的兰波拓宽了诗歌的视野。1871年，当他在诗歌界冉冉升起时，帕尔纳斯派对逻辑和理性的理想仍处于巅峰状态，即便是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都无法得到全盘认可。当时，从整体上来说，法国诗歌不过是描述性的图像，或是一系列通过高雅的语言组合成的智慧理念。波德莱尔提升了诗歌暗示性的力量，并让诗歌回归精神性的内容；但波德莱尔也因此而必须遵循逻辑、语法和句法；他笔下的文字可以望文生义，传达的是准确、易于理解的意义。兰波提升的则是诗歌令人产生联想的力量（the evocative power），这种力量独立于诗歌本身传达的意义；于他而言，文字不再需要表达字典上的意义；它们也不再被用于表达逻辑，或是进行描述；它们是魔法咒语的一种形式，用于激发思想和灵魂的某种状态。诗歌的本质并不由文字，而是由意象组成——无论这些意象有多么美丽——诗歌就是感觉本身，而这种感觉将被允许得到最佳的表达，就像喷涌而出的岩浆能为自己铺路一样。兰波抛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词语和连接，只保留最基础的幻象，而这一幻象并不总能轻易地被他人所窥见。对他来说，灵感的发生一开始就像燃烧着的激流，他从中淘洗出属于他的视觉精华，抛弃所有解释性、关系型的词语，那些并非绝对必要的部分。以触及不可知为目标，兰波在事实上赋予了诗歌一种令人产生联想的力量，几乎没有诗人能在这方面与他比肩。

兰波的诗歌证明——尽管这并不是他的目的——大量可用于艺术的丰富材料存在于潜意识和童年模糊的感官记忆中，这些感官在我们无法意识到它们的完整意义的情况下就被记忆存储了下来。这为文学打开了一片广阔的田地，我们可以说，兰波——至少在法国——开启了人性中潜意识层面的文学创作之先河。象征主义运动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他们渴望碰触无意识的世界，以抵达超越尘世生活的超验世界，但他们的做法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更为相近；后者没有受到兰波方法的影响，有意识地寻求对无意识的表达——他们更重视无意识，而不是潜意识的世界。但兰波应该不会认同象征主义运动的理想。确实，这些理念中有许多都受到了兰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们受到波德莱尔的“忧郁”（spleen）和“厌倦”（ennui）的影响更深，远超过激进的反叛者兰波。兰波并没有像波德莱尔那样被“厌倦”那沉重的负担压到窒息。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兰波就曾这样呼喊道：“我是忍无可忍的造反者！”[683]兰波感受到的是激烈的反叛和厌恶，而绝不是疲劳厌倦。在他哈勒尔时期的信里，当他描写自己的“厌倦”时，这一词汇的意义与波德莱尔的用意截然不同。波德莱尔感到自己在不断对相同的事物进行苦思冥想时，正由于疲劳沉闷而慢慢地消失：“永在的原罪所呈现的倦怠景观”（辜振丰　译），而魏尔伦也曾哭泣着诉说“泪洒落在我的心上”（罗洛　译）；兰波由于恐惧和厌恶而举起双手，袭击他身边的一切，在他的脚边只有破损的碎片。他在自己亲手毁灭的梦境和理想的残躯上走完了人生。

兰波为诗歌开拓了许多新的道路，并大规模地清除了拦路的树丛；因此，当他在路边倒下时，后来者能够继续沿着这条新的道路，从走向不可知、超越“这个人沉陷的”地平线。没有兰波，也许超现实主义艺术就不会出现。安德烈·布勒东说，我们正是通过《灵光集》获得了与深层次的自我交流的力量，兰波也教会了我们，诗歌必须带领我们去向某处。[684]超现实主义者认为诗歌是一种实体，承载着作者脑中浮动着的非理性思想，这些思想的形式是模糊的意象，作者往往对其没有意识，但如果借助特定的思想方法，这些意象是可以被揭示的。安德烈·布勒东对超现实主义的定义也受到了来自兰波诗歌理念的重大影响。

超现实主义是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们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或以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在排除所有美学或道德偏见之后，人们在不受理智控制时，则受思想的支配。超现实主义建立在相信现实、相信梦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观活动的基础之上。[685]

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与兰波的诗歌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以发现形而上与诗歌之间精确的关系为目标，致力于从文学和艺术中扫除一切道德禁忌。诗歌和诗人一样，必须超越善恶的判断。最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寻求对民谣和匿名文学中至高无上的诗学品质的认可。兰波后期的许多韵诗都以简单、天真的民歌为模板写成。兰波似乎感知到了人民在民间文学中无意识写下的自我灵魂，而这正是无意识民谣象征主义的形式之一。

然而，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兰波作为诗人不仅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重要象征，还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的重要性甚至不需要这些成就就已经不言而喻：他的作品全集甚至是许多并不在意文学史和诗歌艺术的人的枕边爱书。人们阅读兰波，只为欣赏他在诗中直截了当传达的信息。

兰波的作品或许没有波德莱尔作品那样的深度，不能像他那样揭示成年人的体验，也没有对困扰人类灵魂的永恒问题作出反思。我们通过波德莱尔获得了对自身、人性和在善恶面前人类的软弱问题的认知，这一认识比之前更加完整、有意识。兰波有着敏锐的感性，强烈的直觉和热忱，但他很少留下时间来进行深刻的反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停止写作时很可能还不满二十岁，那时的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刻地认识自己或他人。他的灵感来自绝妙的构思，他被野性的激情所控制，就像一个初次造访乡间的贫民孩童一样，他会在花丛中穿梭，一朵一朵地闻过去，然后把花朵丢在地上，任其枯萎，同时再飞奔去田野的尽头寻找下一朵——那似乎是最美丽的花朵。

兰波的文学创作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尽管有些评论家不这么认为，但在他的作品中，他是一个无宗教信仰者——一个持神秘主义观点的无信仰者——在《地狱一季》的最后，他拒绝了信仰，却引领他人找回了信仰。这样的例子有许多——丹尼尔—罗普斯、里维埃和克洛岱尔——在兰波那里找到了他们对上帝的渴望和最终信仰的最完整表达。而他的行动，根据伊莎贝尔·兰波的说法，则是“把杰出的灵魂推向上帝”。克洛岱尔曾说，在阅读《灵光集》和《地狱一季》之后，他体会到了“对超自然最生动的印象，近乎具有物体上的精确性。”[686]他还曾这样写道：“是兰波指导并塑造了我。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他不属于这个世界。”[687]在没有正统的信仰的情况下，兰波通过对上帝的体验而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在没有信仰或不信、怀疑或反思的可能性，只有纯粹感官的条件下，神秘主义者追求的是极度的喜悦，并与全能的上帝合为一体。

今天，许多人都能在兰波的理念中找到与自己呼应的观点。他和他们一样，憎恨文明现有面貌，反感虚伪和装腔作势。在兰波眼里，普鲁多姆先生[688]是与基督同时降生的。他毫无保留地轻视那些被这个世界称为进步的事物，以及那些为此而感到非同寻常的骄傲的人。

低劣的种族包揽了一切——人民，正如人们所说的，理性；国家和科学。啊！科学！一切重新开始。为了灵魂和肉体，——临终圣体——，人们有了医学和哲学，——偏方草药，还有调弄得很好的民间谣曲。还有君主的娱乐消遣，还有他们严禁外传的游戏！地理学，宇宙结构学，力学，化学……科学，新贵族！进步。世界在前进！世界怎么会不运转？[689]（王道乾　译）

在源于革命的忠诚信仰的现代民主形式面前，他只能感到厌恶。[690]和今天的许多人一样，只要有人想要，他宁愿用大甩卖的形式将其一次性全部抛售。[691]

在《灵光集》中，人类对精神层面的满足和美的渴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也许只有圣十字若望的诗歌能与之相比。《地狱一季》代表了永远伴随我们左右的怀疑的地狱，那是天使与恶魔之间长久的较量，几乎没有作家可以用如此强烈、震撼人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心中痛苦的呼唤；在《醉舟》中，我们看到了所有对人性的思念，对逃离陈腐价值、航向新希望的憧憬和热切的渴望。《醉舟》承载着一个受伤的世界中的苦难、无边的疲倦及其周遭的一切；也承载着尘世中对逃离臭气熏天的港口、航向外海的热切盼望，希望能就此洗去一切玷污亵渎它的污秽，找到一个崭新、纯净的自我。这艘醉舟快速向前，航向遥远的海面；它仿佛航行于两片无垠的天空之间，一束光将它托举起来；愿它不会如兰波的人生之舟那样再次坠落，愿它不会成为兰波那艘“脆弱得像蝴蝶般的小船”——那艘脆弱的纸船载着一个悲伤的孩童在残酷的大海上航行，最终只能被毁灭性的波涛吞噬殆尽。

可是我不再哭了！晨光如此可哀，

整个太阳都苦，整个月亮都坏。

辛辣的爱使我充满醉的昏沉，

啊，愿我龙骨断裂！愿我葬身大海！（飞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