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赛，医生诊断兰波患有癌症，但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也可能是他在哈勒尔罹患的梅毒发展到三期的结果。当时的诊断结果远比不上现在的完美，兰波本人也不太可能把膝盖上的肿瘤和他自以为十年前就已经治愈的早期疾病联系在一起，二者的症状也十分不同。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出发，根据伊莎贝尔写给母亲的信里的内容[638]，兰波的病况并没有出现足以排除癌症可能性的进展；恰恰相反，从症状上看，癌症似乎是最合理的诊断。

伊莎贝尔询问了医生的意见，她得到的回答如下：“这个可怜的人，他确实病得很重，他的病情正迅速脱离我们可掌控的范围。他还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几个月，如果有什么不可预见的并发症——这最终也不可避免，一定会出现——这只会让他走得更快些。关于康复，这压根就不在考虑范围内，根本没有实现的希望。”医生中最年长的是一位白发老人，他说，因为伊莎贝尔陪伴着哥哥远道而来，她应该陪着他直到最后。“现在离开他，这太过残忍了。”

这就是医生们告知伊莎贝尔的信息；但当面对兰波时，出于帮助他重拾信心的考虑，他们保证一定会治好他，并且每一天都努力让他相信自己的情况确实在好转。伊莎贝尔听着他们乐观的话语，感到十分迷惑，甚至无法分辨是否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他们在和哥哥说话时看起来是那么诚恳、充满信心，和之前他们对她说话时如出一辙。兰波向来希望能直面现实，绝不自欺欺人，他享受这种凌厉、野性的快乐，但此时，当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事关他的生死时，他却完全被蒙蔽了。但是，医生们给他带来的希望似乎在一段时间里让他的情况有一定的好转。他的肤色变得更加正常，胃口也恢复了一些，同时他的内心也更为平静。

他的母亲还待在北部的罗什，在她的孩子正在距离她很远的地方等待死亡时，她没有寄来任何安慰、同情的只言片语。她的这种行为被指为用沉默来表达对兰波的厌恶，但这不过是一种揣测。她这时的行为确实令人费解，但她的个性和她的儿子一样，并不是那么简单直接、容易理解的。她给他们写过一次信，但内容过于简短——只询问了病人的情况——伊莎贝尔甚至以为她可能病倒了。她也没有回复女儿写来的长信，伊莎贝尔在信里写了医生告知她的信息。伊莎贝尔于是又写了一封信，这次，她十分悲伤：

亲爱的母亲[她写道]，[639]我恳求您给我回信，或者让别人替您给我写哪怕一张纸条也行。我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中，我几乎失去了理智。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让您对我如此的残忍？您病了吗？还是别的什么事让您不给我回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最好告诉我，我会立刻回来照顾您，尽管阿蒂尔恳求我在他死前都不要丢下他。您到底怎么了？哦！如果我能立刻回到您的身边该有多好！可我不知道您到底是不是病了，我不能丢下我那不幸的哥哥；他发了毒誓，说如果我丢下他，他就会想办法掐死自己。

她的母亲于是寄来了一条简讯，将迟到的回信归咎于农场上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以及她与雇工和收割工人之间永无止境的矛盾。伊莎贝尔给她回信，为她提供了智慧又脚踏实地的建议，帮助她解决农场的工作，帮助她找到最经济的方式来处理库存、庄稼和乳制品。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希望收到的回信，毕竟她寄来的是那样一封言简意赅的简讯，里面只有令人无法相信的借口。批评她的人总是指责她，认为她在儿子走向死亡时，依旧是那样的无情，只在意物质和斤斤计较的小事。也许事实恰恰相反，可能是她的女儿不够敏感，没有当真以为母亲希望她能相信这些借口；也许在她那些从未要求过善意或情感的信，对母亲来说过于粗糙、愚蠢和冷酷。也许此时的兰波夫人需要的，正是那些她不知道如何要求的温情和同情心。谁又能看进这个保守、辛酸的女人那饱受折磨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她在看似物质至上的外表下所隐藏的感情？她坚持度过每一天，手上总有工作要做；她用劳动麻痹自己，好让自己忘记其他一切；她会劳作到再也不能站起来为止；这就是这个严厉的农妇唯一明白的人生哲学。在孩子们面前，她从不放松，从不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爱意和自豪；她给女儿的信[640]里没有任何对爱意和情感的表达；信的开头直截了当，“我的女儿”，结尾十分简洁，“你的母亲”。她从来都没有向儿女展示出自己人性上的弱点。自我表达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容易习得的，此时的她也不可能突然之间一次性展露自己所有的感情，因为她害怕这会让她陷入完全无法自控的境地。要她束手无策地坐在一旁看着阿蒂尔死去，这很可能超过了她所能承受的范围；阿蒂尔是她所有的孩子中最好的一个，过去，她曾把自己的梦想全部倾注于他的未来，尽管过去曾感到失望，但后来，她又一次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死后九年之后，她给伊莎贝尔写了一封信，她似乎早已忘记了多年以来他给她带来的担心和焦虑：[641]

我那可怜的阿蒂尔，他从来都不曾对我要求过什么，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和善举积累了财富，他从未欺骗过任何人，一切财富都来得光明正大；恰恰相反，是他们让他损失了一大笔钱，他们还欠着他；但这可怜的孩子，他是那样的仁慈，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评论家们声称，她一直以来都憎恨着他，并且在他等待死亡的来临时也无法忘记自己心中的怨恨，但这并非事实。阿蒂尔在阿比尼西亚时，她总是为他而焦心；1889年，她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关于他的消息——他的信没能寄到家里，她的信也无法抵达他的身边——于是她就给他的雇主塞萨尔·蒂昂写信询问儿子的消息。[642]还有一次，由于他正在远征阿比尼西亚的途中，她没有收到关于他的消息，于是，她充满悲伤地写了一封信。[643]

阿蒂尔，我的儿子。你的沉默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那些没有孩子的人真是快乐，还有那些有孩子但不爱他们或是不在乎他们死活的人也很快乐。

当时，他的信被延误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1891年3月，她收到了他的信，向她告知他的健康状况。她给他回信，信中充满了焦急的情绪，她告诉他该如何处置伤腿，还告知他，自己从医生那里拿到了一瓶药膏，也被她随信寄出了。给伊莎贝尔的信也是如此；尽管她总是拒绝向非家庭成员的人提起他，但很明显，她始终挂念着他。因此，在他死后八年后，她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当有人走进来，坐在我附近时，我依然跪在教堂里祈祷，我没有注意到那个人。然后门突然间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副和可怜的阿蒂尔过去用的一模一样的拐杖。我转过头去，惊讶地发现那正是我可怜的阿蒂尔。和他一样高，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庞，苍白的皮肤，没有络腮胡，但留着短小的唇须，也缺了一条腿；这个年轻的男子正带着极大的同情和温柔注视着我。我用尽全部的力气也无法止住眼泪，毫无疑问，那是悲伤的泪水，但还有一些我无法解释的东西。我知道，我深爱的儿子就在我的身边。在弥撒的过程中，我心里想着：我那可怜的阿蒂尔，他是不是在找我？我准备好了。我的女儿，我只是想提醒你，因为我将不会继续在这个人世间生存了。[644]

然而，兰波内心的平静并没有无止境地持续。在医生们欺骗性话语的影响下，他固执地希望能继续活下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即便能活下来，他也不得不面临全身瘫痪的情况。有时，当他发现自己无法移动四肢时，他会开始质疑医生所说的话；他认为他们在欺骗他，或者，他们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没有充分的理解。但他最严重的情绪还是对未来的焦虑和关注，想着如果自己不能再次正常使用右臂的话该怎么办。

每天早上，伊莎贝尔来医院时都会觉得他的状况更加恶化，她尤其注意到不断加重的瘫痪。他似乎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瘦弱，他的眼下有深深的黑眼圈，双眼几乎凹陷到了脑袋里。现在，他每一天醒来时都会感到四肢变得无比僵硬，直到一夜不动带来的麻痹消除之后，他才能活动它们。

一天早上，伊莎贝尔提早来到了医院，他还没有醒来。她站了一会儿，看着沉睡中的他；他面色铁青，半睁着眼睛，呼吸短促地喘着；她问自己，怎么可能会有活人看起来如此接近死亡。

他的右臂此时已经完全不能用了，瘫痪开始侵袭他的左半身；他可以感觉到腿上轻微的神经抽搐，只能勉强半睁着左眼。他无法找到任何能够为残躯提供休息和舒适的姿势。

后来，他们尝试另一种新的、十分痛苦的治疗；对于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康复的不幸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折磨。但治疗至少能让他在白天有事可做，并重燃了他几近熄灭的希望之火。每天早上，一个电力仪器都会被送进他的病房，操作员会在他的右臂上进行二十五分钟的治疗。治疗期间，他的手会做出一些神经性的抽搐，这是通电造成的自动动作；但电流停止后，他的手又会回到无法动弹的无助状态。那时，他只能感受到手臂和手上剧烈的疼痛，却无法移动。这种治疗每天都会在双臂上重复几次，操作员声称，他对病人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兰波此时愿意在白天的任何时候接受任何治疗——无论有多么痛苦——只要能让他重新使用手臂，并解除他的瘫痪。他依然梦想着能够康复到足以返回亚丁或奥博克的情况，因为他坚信自己到了那里就可以痊愈。由于伊莎贝尔也在马赛，他才没有立刻安排离开的计划，因为他不认为她会愿意陪他一起去红海海岸；此时他已经感到自己无法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生活了。

一天，他的新假肢到了，那是一条用机械拼接而成的精密的假腿，他们在几个月前预定了它。假肢的设计意在能够让他轻松地行走和骑马，就好像他还拥有由血肉筑成的健康双腿一样。但此时，当假肢终于送到时，他却连试用的能力都没有，这让他瞬间崩溃了。“现在一切都完了！”他对和他在一起的妹妹大声叫喊道：“现在真的全完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死！”

尽管他的痛苦与日俱增，他依然绝望地抓着生命不放，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活下去。他忘记了自己曾忍受过的一切苦难——这一切都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他又是那么地渴望生命——他忘记了自己一直以来对人类存在的憎恨。他会望着窗外马赛美丽而澄净的天空，秋天的风景比任何时候都美，天空中几乎没有云，只有耀眼的太阳照亮一切。于是，在想象中，他看到了地中海，距离他是那样的近，海上有那么多的船只，它们准备好出发航向遥远的国度，但没有一艘船在等他。

“我会去到地底的黑暗中，”他对伊莎贝尔说道，“而你将依然在阳光下行走。”

但是，当下午医生来查房时，他还是带着急迫、热切的希望聆听了那些鼓励的话语。

但病魔没有停下脚步。此时，他的内脏和四肢都已经瘫痪。之后的一天，医生发现他被截肢一侧的腹股沟上出现了不断变大的外部增生，这让他十分沮丧。看到这一切时，他充满悲伤地摇了摇头，因为他知道自己距离死亡不远了。

只要医院允许她留在哥哥身边，伊莎贝尔整天都陪着他直到深夜。她为他擦洗身体，喂他吃饭，帮他整理床铺。烛火被点亮的夜晚是一天中对他而言最好的时间；那时，疼痛会相对减少，她会在闪烁的烛火下坐着和他说话或是听他说话，直到值夜的修女9点钟请她离开。每天晚上，他都试着让她尽可能地多留一会儿，当她站起身走向门口、准备离开时，他就会无休止地向她提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就算是片刻，他都希望能让她再留一会儿，好缩短永无止境的黑夜里漫长的时间。每天晚上，在向她道晚安时，他都觉得自己也许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也许第二天她回来时自己就已经死了。

对于伊莎贝尔而言，尽管她为即将到来的痛失亲人而感到悲伤，但在马赛医院里度过的时光是那么宁静，几乎让她感到幸福；她写给家里的信里似乎也并没有展现出过度的痛苦。她能够注意到医院的修女们对她的善意，并和她们相处得很好，这一切主要还是源于阿蒂尔的病情。她能够从她们的话语中察觉到微小的善意；因此，她那小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还是得到了满足。

您必须到这里来[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645]亲眼看一看，亲身感受被尊重的感觉，获得您应得的尊严。这里的人们那么有教养，和罗什那些粗野的年轻人截然不同。

她自豪地告诉母亲，她和一位西班牙女士交了朋友，她和丈夫一起来马赛照顾住院的叔父，他也是医院里的病人。她向母亲吹嘘，说他们是富人，丈夫还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她有时间和空间来随意结交朋友。她曾用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语气向母亲表达自己收到来自家里的信那个下午是多么快乐，她写道：“我吻了它，我的泪水打湿了它。我被流放在此，身边只有我那可怜的病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幸福了，因为我收到了这封宝贵的信。”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能够全情投入地奉献自己，第一次被人需要和渴望，这似乎赋予了她一种完美的幸福和成就感，还有一丝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在她迄今为止的人生里，她在重重限制下无法正常地发展自己的情感。但现在，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摆脱了母亲专制的控制，拥有了闲暇时间和友情；现在的她是有尊严、有责任的人，别人会考虑她的意见，她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她写给母亲的信里没有展露过度的悲痛，这一点令人感到惊讶和困惑；她也没有展现无法承受的悔恨，尽管一般人如果站在兰波的角度上，想起他即将到来的死亡，通常会为他而不是为自己而感到无比悔恨；为他无法继续享受长寿的人生而悔恨，就算未来的日子里要遭受折磨，但至少他还能活着；为他无法在未来也许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走向真正的人生尽头而悔恨。后来，哥哥的死亡对她的人生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毕竟她与他相处的时间还很短暂。但她珍视最后这几个月的时光，她全情投入地照顾他，在这段时间里，他依附于她，无比需要她；在《我的哥哥阿蒂尔》中，她写道：[646]

我知道这种名为奉献的谵妄，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无以言表的幸福，来自对自己手足的深爱，在喜悦、考验和不幸中我都爱他，我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他；在他遭受折磨和病痛时爱他，在他面对痛苦和死亡时爱他；永不示弱，帮助他。

这些文字读来更像出自一个感受着异常喜悦的人笔下，而不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写下这些文字的是一个虚荣、骄傲、自尊心很强又有些麻木不仁的女性。

然而，她还没有完成那令她感到自豪的伟大任务；她的哥哥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还不需要她按自己的心愿亲手把他送到上帝身边。到目前为止，她所有让他转而相信宗教的努力都是白费。与她费心希望人们相信的相反，兰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持激烈反对教权和天主教教义。在罗什负责照顾他时，布迪耶医生曾经多次听到兰波谈论宗教，因此十分明确地知道他的观点。高芬则听一个老农人说起，兰波曾对他破口大骂，还取笑他，只因为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堂做弥撒。[647]

这时，当伊莎贝尔夜晚坐在兰波身边时，她会尽可能地转移话题，谈论弥撒、圣餐礼、忏悔和赎罪，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伟大神性。她会向他描述自己在星期天和瞻礼日在医院附属修道院的礼拜堂里参加的大弥撒和赐福仪式。她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歌声如此美妙的弥撒了，那里的小祭坛有种神圣的氛围——穿着天蓝色法衣的唱诗班男孩们还套着雪白的外袍，他们那纯净无瑕的歌声让她想起天使的吟唱。

她一点一点地卸下了他的防备，让他不再抵触；10月28日，她给母亲写了信，那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她在信里说，一切都好，哥哥已经归信。

亲爱的母亲，上帝无尽地保佑着我们！[她写道。][648]星期天，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在我身边迎接死神的不再是一个悲惨的、受诅咒的灵魂；他现在是一个殉道者，一个圣人；是被上帝选中的灵魂。

伊莎贝尔·兰波的任务已告完成，她带着兰波式的骄傲和自大，把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悔过自新、重拾尊严的殉道者和圣人，她把他交给了上帝；上帝必须记住她的这一功劳。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定对她满意不已。

有许多研究都关注了兰波在临死前的这一转变。有些人，如克洛岱尔，认为这一点对《灵光集》做出了完整的解释，也为《地狱一季》画下了句号；有些人则质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然而，无论我们个人对他在临死前归信宗教的精神价值有怎样的看法，毫无疑问，兰波确实做出了这一转变。伊莎贝尔给母亲的信写于这一事件发生后很短的时间内，其内容应当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信中，她清晰地描绘了兰波内心的图景，这不太可能是她凭空捏造的；当时，她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也没有读过《灵光集》。这一点和后来她在《天主教徒兰波》中所写的有很大的出入。[649]

兰波的内心一直以来都渴望着宗教，他也向往着坚定的信仰。《地狱一季》中的痛苦有一部分源于他心中理性与对信仰的渴望之间的斗争，他最终让理性赢得了胜利；他紧紧抓住了“良知架起的天使之梯”顶端的位置，并“在得救中保持自由”。然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在余生中依旧是一具行尸走肉，被抽去了所有维持生命所需的器官。因此，他在生命的最后转而选择信仰的慰藉，这并不出人意料。

在他归信宗教前那一周，伊莎贝尔好几次恳求神甫去探望阿蒂尔，但他总因为病人展现出的疲倦和厌恶而不敢向他提起忏悔和死亡。终于，在一个星期六，伊莎贝尔请求所有修女在忏悔后为她哥哥的健康而祈祷。第二天早上，大弥撒后，神甫来找兰波，发现他变得更为冷静和顺从了。神甫问他是否想要忏悔，阿蒂尔同意了。于是，神甫听完他的忏悔后，赦免了他的罪，然后就离开了病房。在外面，他见到了焦急等待着的伊莎贝尔，他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说：“你之前告诉我什么，孩子？你的哥哥是有信仰的。他相信上帝。我很少遇见拥有他这样坚定信仰的人。”

我亲吻了地面！[伊莎贝尔充满狂喜地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她更多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描述绝对事实。][650]我一边哭，一边笑。哦！上帝！多么喜悦！多么喜悦！即便是死亡！即便要死亡！生与死，整个宇宙，还有整个世界中所有的欢乐，他们现在都不能触动我，因为他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上帝减轻了他的痛苦！上帝帮助他背负起他的十字架！怜悯他吧！再多怜悯他一些！上帝是多么善良，多么善良！感谢上帝，感谢！

伊莎贝尔走进哥哥的病房时，她发现，他被完全触动了，但没有哭泣，尽管他看起来比以往她在任何时间见到的都要悲伤。他失去了一切对生存的希望。他用从未有过的方式看着她，说道：“你和我有相同的血缘，是一母同胞，你是相信上帝的，对吗？告诉我，你相信上帝！”伊莎贝尔答道：“是的！我相信上帝。那些比我更智慧的人也曾相信上帝，他们现在依旧相信。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更加确定了。因为我看到了上帝存在的证据。”

于是，兰波极为苦涩地答道：“哦！是的，他们都说自己相信上帝；他们假装自己已经归信，但这只是为了让人们去读他们写的书！”

也许他当时想起了魏尔伦短暂的归信宗教和他的诗集《智慧集》？

他依然专注地看着她，然后，他亲吻了她，说道：“也许我们拥有相同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血肉出自一母同胞。所以，你真的相信上帝？”

伊莎贝尔再次答道：“是的！我相信。人必须有信仰。”阿蒂尔叹了一口气，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因为他知道，投降的时候到了。他对精神食粮的渴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必须得到满足，就算那并不是真正的食粮，只是精神鸦片也好。吗啡让他的肉体免于疼痛，那么为什么他不能给灵魂上无法忍受的痛苦开上一剂麻醉药呢？此时，他牺牲了自己最后一点骄傲；他终于躺在了上帝的怀抱中。兰波的归信中似乎有和著名的帕斯卡尔赌注相似的成分。如果上帝的存在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必须相信上帝，因为这才是唯一的理性选择。“如果你赢了，你就会应得一切；如果你输了，你也什么都不会失去。”[651]信仰上帝，也许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但如果怀疑，我们也许会错失永恒。

他的归信可能最后一次对他的骄傲做出惩罚，是对他曾胆大包天地认为自己是和上帝并肩的神的惩戒。在失败和痛苦中，他也许曾向上帝呼救，问他这是否最终的惩罚，但上帝答道：“还不是！”对于兰波而言，直到他牺牲一切、放弃抵抗前，就没有最终的惩罚。

伊莎贝尔再次回答他：“是的！我相信。人必须有信仰。”兰波疲惫地说：“那该把房间准备好了。神甫会回来做圣礼的。你将目睹这一切。他们会拿来蜡烛和上好的蕾丝。到处都要盖上白布。我真的已经病得这么重了吗？”

然后，他再也不说亵渎的话，也再不咒骂了。他一直在祷告。

在《地狱一季》中，他曾写道：“祈祷，愿上帝赐予上界天使般的安宁——像古代的圣徒那样。——圣徒！”[652]那时，他还加上了一句：“无休止的闹剧！”（王道乾　译）但现在，他拥有了这种安宁和力量。现在，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中那一直对他叫喊、让他必须不计代价保持个人自由的声音平静下来了。

在他束手投降之后，他坚硬的外壳也破碎了，他的阿比西尼亚面具和盔甲也化为碎片，让被囚禁的诗人得以逃脱；那是个仿佛已经枯萎死去的诗人，但他只是沉睡了二十年的时间，直到超越这个世界的光明拂上他的双眼，让他醒来；这束光似乎总是会照耀那些一只脚踏进坟墓的人。现在，他又一次拥有了《灵光集》时期的所有视觉，他允许自己再次享受它们。那时，在幻象出现时，他写道：“而当我从阴影一角转过身来，我看见了你们，我的姑娘！我的女王！”（何家炜　译）[653]他再一次看见了它们的来临。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他置身于周围的人认为是一场梦的世界里。伊莎贝尔·兰波坐在他的身旁，目睹着他的生命逐渐衰退，走向尽头；他告诉她自己看到了什么，用他之前曾经忘记的语言向她描述自己的幻象。他从阿比西尼亚寄出的信中没有任何这种语言的痕迹，在他直截了当地记录去拜访梅内利克王的远征时也没有用过这种语言。此时，他孩童时期的想象似乎回到了他的心中，他再次掌握了能描述这种经历的话语。“有时，他会变成一个通灵人，”伊莎贝尔这样说过，[654]“一个先知。在没有丧失意识的情况下，他能看见最奇妙的景象。他看见紫水晶做成的圆柱，大理石和木质的天使雕像；他看见美丽得无与伦比的国度，他会描绘这些奇妙、充满感染力的魔咒带来的感受和表达。”

在他死后几个星期，她惊讶地在之前从未读过的《灵光集》里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幻象和梦境；据她说，病榻上兰波所描述的那些更有深度、更加细腻。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她在陪伴等待死亡的哥哥时写下了许多文字，她却没有记录下他所说的这些话，她宣称，这些话让她着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否则，我们也许能够窥见兰波的内心世界，了解他在阿比西尼亚最后那几年的孤独生活中的思绪；那时，哈勒尔主教雅鲁索神甫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与圣人比肩的人，并说他总是在阅读和写作。

一天晚上，他正躺在床上低声呢喃，描述着他眼中出现的幻觉，一个修女突然对伊莎贝尔说：“您觉得他是不是又失去意识了？”但他听到了她的话，脸上泛起了红晕，突然之间，他安静了下来。修女离开病房后，他对伊莎贝尔说：“他们觉得我疯了！但你不这么认为，对吗？”

有时，他会问医生能不能分享他的幻象，然后就会对他们描述眼中所见。说话时，他的眼睛会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爱和生动。他的脸上恢复了源于伟大精神信仰的美丽，在通灵人时期，他的脸庞也曾拥有过这样的美，但被在阿比尼西亚经历的一切苦难抹去了。伊莎贝尔在他弥留之际为他画的肖像[655]展现了一张带着难以言喻的悲伤的脸庞，因受尽磨难而变得无形，它超越了肉体，进入了精神的领域。

此时，他已经几乎无法进食；他的四肢全都已经瘫痪，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行李箱边，就像仍挂在树上的枯枝一样，尽管已经枯萎，但还没有完全死亡。他的脸像被雕凿的大理石一样僵硬，在他的脸上——事实上，是在他的整个身体上——只有一双眼睛还能看出几分活气。

在最后的关头，这位阿比尼西亚人短暂地清醒了过来。他诉说着对哈勒尔的向往，说起他对那些依赖他而生存、让他慢慢喜爱起来的人的担忧。那年秋天，在哈勒尔地区发生了灾难性的饥荒，每天，城中都会有五六十个人因饥饿而死去。鬣狗无论黑夜白天都会爬过土垒进入城中，因为人们似乎没有时间埋葬尸体，任由它们腐烂发臭。罗伯奇·布里切蒂目睹并记录了城中可怕的场景，[656]兰波的办事员索迪罗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马科南公爵不得不对许多以自己的孩子和手足为食的加拉人处以极刑。[657]兰波十分喜爱这些原住民，也对他们多有理解，他十分焦虑，希望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他明白，即便是年长些的原住民也都只不过是一群孩子，他们是任性的孩童，需要爱意和关怀。他们对兰波也抱有感情。萨乌雷在给兰波的信里写道：[658]“马科南公爵不断地向我们提起你，说你是最诚实的人，你也常常向他证明，你确实是他的好伙伴。”

兰波死后，马科南公爵给伊莎贝尔写了一封亲笔信：[659]“你哥哥去世的消息让我悲痛万分，我的灵魂仿佛也离我而去了。”

临死前，兰波也想起了在索马里海岸和阿比西尼亚的法国同胞，他们所遭受的折磨并不比他少；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严重时，他把财产中的一部分无条件地寄给了在那里的朋友，他们都是生计艰难、生活简朴的商人。[660]

在他的幻梦中，或者是在那些他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里，他会对伊莎贝尔说起哈勒尔，那时，对他而言，他仿佛已经和她一起去到了那里，她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一起走过了人生中所有的旅途。

我们在哈勒尔[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661]我们一直要离开那里，前往亚丁。我们必须找到骆驼、安排商队。在他的描述里，他可以戴着新的假肢轻松行走。我们会一起骑着戴漂亮辔头的骡子出去。然后，我们必须工作！快点！快点！他们在等我吗，我们必须收拾行李出发。为什么人们让他睡着，为什么我不帮他穿衣服？如果我们不能在说定的日子抵达，他们可指不定会说什么呢！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说的话了，再也不会有人信任他了！

他会长时间地对伊莎贝尔说起贾米的事。贾米是他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有时，他会弄混这两个他最爱的人：妹妹和仆人，他会把伊莎贝尔错叫成贾米。他临死前最后的思念里也有这个哈勒尔男孩，他请求把遗产中的三千法郎寄给他。出于关爱之情，他要求人们通知贾米，让他明智地把这笔钱用在好的地方，不要辜负主人最后的愿望和指令；也许他可以把钱投资在一个诚信、谨慎的公司里，他可以从中获取利息，但他必须明白，这笔钱不应该是让他变得无所事事、挥霍无度的借口。[662]但贾米本人没能收到这笔遗产；1936年在巴黎举办的印象派大展中，兰波的展台里展出了一份收据，签收人是哈勒尔的法国主教杜林·卡阿涅，以及贾米的继承人。贾米的去世应该和主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可能死于1891年的饥荒或某次野蛮人的袭击。

1891年11月9日，兰波在半清醒的状态下要求妹妹给一家蒸汽船公司写信，在信中，他说道：“我已经全身瘫痪了，因此，我希望能尽早出发。请告知我需要被抬上船的时间。”[663]

在《地狱一季》中，他写道：“等到明天，黎明初起，我们凭着强烈的耐力的武装，要长驱直入，走进辉煌灿烂的都城。”（王道乾　译）一天后，他去世了，距离他的三十七岁生日不到三个星期。只有伊莎贝尔陪在他的身边，母亲仍留在北部。

一切结束后，伊莎贝尔·兰波带着兰波的遗体回到了亚登省，她已经把他的灵魂交给了上帝。遗体抵达夏尔维勒后，兰波夫人在她希望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早上9点去找了教区神甫，预定了早上10点的特级葬礼。吉耶神甫向她解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准备好一切是十分困难的；他还说，他在学校时就是阿蒂尔的宗教导师，他希望能邀请一些他的同龄人和自己在学校的同事来参加葬礼。兰波夫人却不想考虑变更计划。“神甫，别再坚持了！”她尖锐地答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了！”[664]

即便是在儿子已死的情况下，她依旧不能放下对他的朋友、老师和其他文人的仇视，在她眼中，他们都是导致儿子步入歧途、走向失败的原因，她仇视他们所有人。

早上10点，一场盛大的葬礼就此举行，包括了所有特级葬礼的装饰：绣着死者的姓名开头字母、缀着银色泪珠的深黑色挂布垂挂在教堂的门上，所有的丧钟都为他而鸣。葬礼上有五位主唱，还有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唱诗班，祭坛闪耀着光芒，由好几位神甫负责主持。布道结束后，覆盖着华丽垂坠布料的灵车装着要价八英镑的气派棺木，由头上装饰着羽毛的马拉着，开过了夏尔维勒市的街道，后面跟着庄严肃穆的队列：神甫们穿着祭袍，唱诗班的男孩们穿着法衣和外袍，还有二十个孤儿，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这一壮观的队列缓慢地向墓地前进，在他们身后跟着两个戴着黑纱的孤独人影：兰波夫人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尔。[665]此时此刻，兰波在巴黎声名远播，被看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但在他的墓边，没有人为他做追思的演讲；在场没有一个人是童年时就与他相知相识、陪伴他成长的伙伴；甚至连魏尔伦都没能到场与他告别，兰波和他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最激情的时光。回归大地时，兰波依旧孤身一身，他的一生从来如此。

兰波去世九年后，兰波夫人掘出了他的遗体，和当时已经离世超过二十年的女儿维塔莉一起重新安葬在一个新的地点，再也没有挪动过他们；她在那里立起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充满了布尔乔亚式的坏品位，用于纪念家族的荣光。挖掘遗体时她本人也在场；阿蒂尔的棺木依旧完整，但维塔莉的已经腐坏了；母亲没有一丝不适，用一块干净的白色床单包裹起了女儿的尸骨，等待另一具棺木送过来。这个古怪、难以理解的女性给伊莎贝尔写了一封信，信中，她忠实地还原了这一幕的真实场景；伊莎贝尔深爱着自己的姐姐，她的离世让她感到十分孤独，也失去了家里唯一的伙伴。母亲描写了尸体的状况；她的头发依旧柔软，还保持着生前的金色，但身体已经不剩下多少了。“肉身已经完全腐烂了，就只有一些肋骨和骨头连着。”[666]

1901年，为纪念阿蒂尔逝世十周年，人们在他的家乡夏尔维勒的车站广场举行了兰波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兰波夫人依然没有对文学释怀，因为她认为文学是给儿子带来毁灭的原因之一，因此，她拒绝出席典礼。据说，她甚至一次都没有来看过这座雕像，尽管她晚年所住的公寓距离广场只有不到六十码的距离。但当儿子的雇主阿尔弗雷德·巴尔代来到夏尔维勒参加揭幕仪式时，她十分高兴，并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667]她心中的怨恨只为文学和文人而发酵。

她憎恨的不只是阿蒂尔的文学[伊莎贝尔写道]，[668]她也憎恨每一篇不适合中等智力的十五岁孩子阅读的文学和科学作品。尽管我把阿蒂尔的作品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但她从来没有读过它们。不过她不了解这些也是好事，因为这种风格和创作灵感会引起她极端的厌恶。她对任何关于这些作品的问题都毫无兴趣，甚至对它们一无所知，她一直坚持着自己之前就下定的决心。

她那顽固、不懂变通的个性和儿子如出一辙，她和他一样没有做出妥协或让步的能力，她也从来没有在对她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上留有余地。没有任何人的话语和理念——也没有任何温情或怜悯——能让她偏离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