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让兰波很失望，因为他没能如愿在文学界获得肯定。即便是魏尔伦那些觉得自己像波希米亚人一样放荡不羁的好友们，也绝不会接受兰波自愿沉沦其中的那种堕落。此外，在第二帝国末期、第三共和国初期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波希米亚人彼此之间也多有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肮脏和贫困的生活方式被看作天才的标志，因此有许多“世家子弟”开始不洗澡、自甘堕落，希望能以此为刺激，追求他们自身所不具备的天才。波德莱尔却恰恰相反，无论他的处境有多么窘困，他都一直为自己每天要在梳洗间待上至少两个小时而感到自豪。有一回，他对母亲大发雷霆，因为她提出贫穷的生活可能导致了他人格上的劣化。如果波德莱尔活到九十年代，他一定会以自己的贫穷为傲，认为这是一种光荣。1871年，文学依然受人尊重，享有很高的地位。作家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业，认为自己是掌握真理的人，并且有义务协助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中遭受重创的法国“重塑道德观”。几年之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1875年，仅仅出于对作者道德品质的考量，魏尔伦的诗被拒绝收录于《当代帕尔纳斯》第三辑。1875年，当他还在英格兰时就听说诗集会再出一卷，因此提交了一部分他所作的诗歌以求被收录，其中的一些漂亮的诗收录于后来出版的《智慧集》。但是，在《当代帕尔纳斯》第二辑已经出版、第三辑尚未出版的时间里，魏尔伦与兰波产生了关联，又发生了布鲁塞尔事件的审判和后续判他入狱的判决。因此，编委会拒绝收录他的诗。[201]编委会的成员是三个他之前的好友：邦维尔、科佩和阿纳托尔·法朗士。邦维尔和科佩投了弃权票，他们为此感动自豪，认为这一举动是他们宽宏大量的证明；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把所有的决定权都留给阿纳托尔·法朗士一个人罢了。他却完全没有顾忌，对朋友的感情、宽容和恻隐之心统统没有影响到他，他在投票的纸条上写道：“这位作家不配被收录，他的诗也是我们读过最差的。”[202]

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这种做法证明，他既不是一个忠诚的朋友，也缺乏欣赏魏尔伦诗作中最杰出的作品所需的敏感。因此，《当代帕尔纳斯》第三辑中没有包括任何出自魏尔伦笔下的作品。

兰波在巴黎结识的文人都持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相似的观点，也遵循相似的原则，因此，他们不可能认可他那缺乏道德标准的观念、肮脏的外表和没有责任心的行事方法。此外，他们也不可能忍受他的傲慢，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傲慢的资本。兰波本人也没有努力去掩饰对他结识的所有人的不屑，他也没有粉饰太平，而是直接地摆出事实：他认为他们的艺术理论早就老掉牙了。和他们相处时，他永远带着一脸的讥笑和蔑视。

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并没有对当时巴黎的文学界及其美学理想做出太大的改变。帕尔纳斯派的艺术观依然盛行，就像在第二帝国时期一样。作家和艺术家言必称对美的崇拜，而美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和谐和宁静。他们尤其崇拜人体之美，特别是女性的肉体；不是库尔贝和马奈画中那种现实主义的美，而是一种无性征的脱俗之美，不会唤起任何低级的欲望。他们称之为“和谐的裸体”。可以想见，兰波的《另一种形式的维纳斯》中的“美丽，丑陋，都缘于肛门溃烂”并不是写来取悦这些人的。尽管波德莱尔在1867年去世，除了少数几个像魏尔伦这样的诗人做出不完美的解读外，他的作品当时依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欣赏。其他诗人的目光聚焦在过去，他们认为真正的美源于过去，因此不能接受波德莱尔关于美的新观念：城市化的美，让城市里的男女取代男神和女神；用狭窄的贫民窟街道取代嫩绿色的林中空地；用公寓房取代古典风格的宫殿。他们和波德莱尔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完美的作品。勒孔特·德·李勒是当时巴黎诗人的领袖，但完美无缺、俊美的埃雷迪亚和冷酷、单音调的诗句才是最有代表性的。从埃雷迪亚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歌通过浪漫主义革命而获得的自由已经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帕尔纳斯派对诗歌的标准，就算是毫无内容的诗歌也可以被谱写成最高级的作品，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诗歌的破灭，因为真正的诗歌只需要由“纯语言和流动的韵律”构成。帕尔纳斯派的诗歌也被称作高明、巧妙地陈列的小摆设。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兰波那充满生命力、个人化的艺术形式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坚决否定他的观点，认为他的理论混乱不堪，语法和句法也错漏百出。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出于对兰波的讨厌和否定，也是人类固有的直觉中对改变的恐惧。所有年长、声名显赫的诗人都排斥他，包括勒孔特·德·李勒和邦维尔；即便是科佩、埃雷迪亚和卡蒂尔·孟戴斯（catulle mendès）这样把自己看作进步派的年轻一代诗人也不接受他。魏尔伦是唯一仍然对他这位朋友的能力有信心的人，但他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人们相信兰波用恶魔之眼对他下了咒、迷惑了他的心智。

然而，也有奇妙的巧合：前一年的11月，一位和兰波多有相似、同样充满个人主义和革命性的诗人在巴黎去世。伊西多尔·迪卡斯（isidore ducasse），他的笔名是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他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没有名气，也无人发掘。但时至今日，他所作的《马尔多罗之歌》为超现实主义作家和画家提供了一片寻找灵感的沃土。洛特雷阿蒙的想象力丰富多彩又奇诡无比，很多地方与兰波相似，但他的视觉缺乏连贯性，他自身的艺术家气质也不如兰波。也就是说，尽管他的想象力绝不逊于兰波，他在赋予想象中所见事物实体的形态、与读者沟通和剔除非必要、冗余的元素方面的能力却不如兰波。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向自己涌来的众多幻象中做选择，他也从未学会如何从残渣中淘洗出黄金。从同一首诗不同的草稿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兰波那准确无误的艺术感受力，这些诗通常都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如果把《地狱一季》未经加工的草稿——流传至今的只有两份残本——和他拿给出版社的终稿相比较的话，可以从他的修改中窥见他的创作方法。在第二版中，他精简、删改了自己的作品，把那些只有充沛的情感但一无是处的空谈删除，只留下得到完整表达的内容。

可惜的是，兰波没能和与他持有相同文学理论的洛特雷阿蒙会面。洛特雷阿蒙在1869年感受到的艺术需求和抱负与1871年的兰波如出一辙，他写道：“在我写作时，知性的空气中流过令人激动的感觉；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鼓起勇气，面对面地看着它。”他在《诗》中描述的美学理论和兰波在“通灵人书信”中阐述的理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兰波在构建自己理论之前不可能已经知道洛特雷阿蒙的作品。《马尔多罗之歌》的第一篇由私人印刷于1868年，当时没有引起关注；完整作品于1869年由拉克鲁瓦（lacroix）出版，但由于洛特雷阿蒙拒绝根据出版社临出版前提出应该考虑政治环境的意见而做出修改，最终一本都没有卖出去。之后，普法战争爆发，诗人也在战争结束前去世。

兰波从未迎合与他相识的文人们；相反，他觉得自己反正也没能成功，于是尽全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惹人厌烦。面对那些善意对待他的人，他不出一句感激之语，生怕他们只是出于怜悯才这样做；怜悯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兰波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由于缺乏善意和同情，他对所有人都毫不留情，肆意地伤害每个人最脆弱的感情。在魏尔伦的好友勒佩勒捷失去他挚爱的母亲时，兰波深深地伤害了他；他看到勒佩勒捷对路过的葬礼脱帽致意，就说他“在向死神致敬”。每一个见过兰波的人都认为他的行为以他的年龄来说实在是太过具有攻击性了。他们觉得这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来自外省的笨拙乡巴佬就有了借口，他的傲慢无礼对比他年长的、更值得尊敬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在诗人们碰头的地点克吕尼咖啡馆，如果别人朗诵的诗句不能取悦他，他就会伸开四肢躺在座位上装睡，或是发出厌恶、讥讽的哼哼声。[203]只要他张开嘴，那一定是要说出一连串革命性的看法，让他的听众感到不适，如鲠在喉。当时巴黎公社运动刚过去六个月，那几个星期里可怕的回忆在每一个巴黎人的心中都灼烧出了深深的印记。

他成了害群之马，对像阿尔贝·梅拉（albert mérat）这样善良、温柔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梅拉本来也会被画进方丹—拉图尔的《桌角》[204]，但他在最后一刻拒绝被画，并表示他不愿意让后世看到自己和这个年轻的小痞子阿蒂尔·兰波为伍。据玛蒂尔德·魏尔伦说，最后是一瓶花代替了他的位置。后世的人们并没有觉得这是很大的一桩损失，因为现在还有谁能记得温柔的梅拉呢？事实上，这幅画里至今还为人所知的名字只有两个：保罗·魏尔伦和他那不受人待见的朋友。[205]

此时的梅拉刚出版了他的诗，题为《偶像》，是一首赞美女性肉体美的十四行诗。魏尔伦和兰波为它写了一篇毫无敬意的戏仿之作，收录于《痞子诗集》（album zutique）中，题为“屁眼的十四行诗”。这首诗极尽下流色情，很可能是导致梅拉对兰波抱有敌意的主要原因。[206]

据说，兰波之所以与阿尔贝·梅拉为敌，是因为他是少数几个在他来巴黎之前欣赏的诗人之一。他曾说过，现代文学只有两位“通灵人”：保罗·魏尔伦和阿尔贝·梅拉。[207]

一天，在文人聚会的“粗人”晚餐会上，兰波大肆玷污了自己的名誉，这使得他再也不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晚餐会定期在波比诺剧院的咖啡馆举行；参加者都是当时的重要作家，包括邦维尔、埃雷迪亚、科佩和魏尔伦，兰波则是作为魏尔伦邀请的客人参加过几次。但那天晚上，在晚宴即将结束时，让·艾卡德（jean aicard）正在朗诵一些自己的诗作，当时已经酩酊大醉的兰波在每一句诗的最后都接上一句“他妈的”，他的声音很响亮，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见。一开始，宾客们认为他总会感到厌倦，会停止他的行为，于是便假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很快，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尤其是因为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盖过了其他诗人的声音。摄影师卡雅（carjat）开口让这个肆无忌惮的男孩保持安静。兰波傲慢地回答，没有任何人能让他闭嘴；卡雅粗暴地摇晃了他，告诉他必须保持安静，否则就要揪他的耳朵。兰波此时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他抓住了魏尔伦的剑杖，朝卡雅刺去，如果在场的人没有制住他并从他手里夺走剑杖的话，他一定会对卡雅造成人身伤害。闹剧之后，宾客中的一个人把他送回家，让他好好睡一觉解酒。[208]

那一晚的闹剧之后，人们决定再也不允许他参加任何与社团相关的晚餐会。

兰波于是越发变得自我孤立，他把自己关在自己那快速成长的心灵世界中，那里闷热异常；在这样一个密闭、不透气的空间里，他的自尊和傲慢得到了快速的膨胀，比他内心中其他东西更快、更大。他总是独自一人发呆，沉浸在永不停歇的静思默想中，这让他比从前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原创力，意识到自己超越他人，也意识到他理念中最精华的说服力。他成长得很快，惹恼了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如果他能做一个趋炎附势的人，那么他就会隐藏自己对别人的厌恶，转而奉承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很快，所有的文人都离他而去。除了魏尔伦外，还有一个人也认可他的原创性和潜力：莱昂·瓦拉德（léon valade）。在写给他的朋友、评论家埃米尔·布雷蒙（emile blémont）的信中，他描述了兰波对初到巴黎的他的影响。[209]

你没能来上一次的粗人晚餐会，实在是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那天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诗人，还没满十八岁，他是魏尔伦一手发掘的，魏尔伦就是他的施洗者约翰。他的手很大，脚也很大，面孔特别孩子气，就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样，还有深蓝色的眼睛！他的性情中野性多于羞涩。这样一个男孩，他的想象力兼具巨大的力量和你做梦都想不到的腐蚀力，他让所有的朋友都对他既着迷又恐惧。戴尔维利（d’hervilly）说：“看呀，他就像耶稣来到圣师之间。”大师却答道：“他更像是撒旦！”我很快就找到了更精妙的说法：“那就是撒旦来到圣师之间。”我无法向你诉说这位诗人的生平，但你只要知道他刚从夏尔维勒来，并且决心再也不回家，这就够了。来吧，这样你就可以读他的诗，并作出你自己的评价了。

如果不是命运的里程碑总是悬在我们的脖颈上，我就会宣布，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位天才的诞生。这是我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我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这绝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210]

然而，兰波逐渐脱离了巴黎文学圈，只和魏尔伦、外号为伽弗罗什（gavroche）[211]的艺术家福兰（forain）和里什潘（richepin）为伍，这些人都和他一样野性和反社会。他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和这些人一起坐在布尔米西咖啡馆里喝苦艾酒，他的生活几乎处于永无止境的醉酒状态中。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魏尔伦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资产挥霍殆尽，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和兰波一起寻欢作乐。被咖啡馆关门打断的纵酒狂欢会在兰波位于康帕尼—普雷米尔街的房间里继续，在那里，他们会继续大喝大闹到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

毫无疑问，此时的魏尔伦和兰波终于成功达成了“打乱所有感官”的目标。“这儿有一个喝酒的地方我很喜欢。”他在给德拉艾的信中写道[212]，“苦艾酒学院万岁！虽然服务员的态度很差。那是最精美、最容易轻颤着的衣衫——由冰川上的艾草，苦艾酒诱发的醉意。”

但他并非没有意识到酗酒对他的身体造成的损害——尽管他认为劣化是必要的——因为他还加上了一句：“但这是为了之后能在一团糟里入睡！”

兰波和魏尔伦在对待酗酒和纵欲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魏尔伦只要有感官上暂时的满足就足够，他也从来不问这是为了什么。但在成长中受到清教徒极大影响的兰波，却认为纵欲是一种必要的美学和精神原则，因此这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自我放纵而已。相反地，在他倒置的禁欲主义中，它成了一种自我修行、自我鞭挞的形式。这就是他永远穿着的刚毛衬衣[213]，也是他永远背负着的鞭子，沾满了他流下的鲜血。仅仅是感官的满足并不能让他感到愉悦，这一点是单纯、不爱自省、无忧无虑的魏尔伦所不能理解的。在《渴之喜剧》中，兰波这样描写醉酒的状态：

我多想，我宁愿

在水塘里腐烂，

在可怕的油脂下，

近旁有树木摇荡。[214]（何家炜　译）

对他而言，纵欲的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殉道，但这也给他带来了如同宗教殉道者一样的狂喜；为了达到崇高的状态，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尊严、健康和纯洁。在研究他这一时期的诗歌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牺牲、殉道的状态也伴随着一种胜利、飞升的状态，后者当然依赖于前者的实现。后来，当他意识到这种殉道形式的徒劳时，他对肉体的严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甚至不允许自己享受最为正当和必需的安逸。此时的他成了一个遭受折磨的受害者，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最堕落、邪恶的时期里却依然有着一张纯净无比的脸庞，从卡雅当时为他拍摄的照片里也能看出这一点；他的眼睛和眉毛中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精神性的美感。“他的双眼，”德拉艾说，“是我见过最美的，在他认真时，它们传达出勇气和无畏，似乎时刻准备好做出任何牺牲；在他微笑时，它们又传达出孩童般的温和；并且总是深不见底，带着叫人讶异的温柔。”[215]

兰波的天真无邪和纯净中有一种铂金般的品质，任何堕落放纵都无法腐蚀他。“所有的恶都在他的生命中经过，”里维埃（rivière）说道，“但对他而言，这只是一种净化。”于他而言，纵欲是一种教条，是一项宗教般的目标，就像通往德行的路一样崎岖。我们难免会猜测他是否时有后悔，并怀念自己曾经那洁白无瑕的纯真，怀念当初在空旷的亚登省度过的无邪时光。那时他不知恶为何物；那时他总在高山和河流之间漫游；那时他还没有接受如此沉重的负担。我们能感觉到，他也渴望休息；在他强加于自身的殉道之路上，他的精神如此疲劳，他希望有人从他的唇边拿走那苦涩的酒杯。但只要他相信自己的理想，他狂热的信仰就不会允许自己变得脆弱。